《人生得遇蘇東坡》有聲書全集 P4 - 第3節 烏台詩案

三,屋臺失案,一場註定會發生的災難,究竟是什麼在決定我們的命運?是什麼正在決定我們的命運? 屋臺失案,蘇東坡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也是我們本章開頭說到的,讓他差點想要跳湖自盡,差點就扛不住的一場人生災難。 屋臺就是御史臺,之所以叫屋臺,是因爲御史臺中有百樹,常有一群一群的烏鴉齊居其上,我們想象一下它們烏泱泱飛起來的畫面,那感覺着實有點瘮人。 而之所以叫屋臺失案,就是因爲這件事是在御史臺上班的監察御史何正晨等人發起的彈劾。 他們說,蘇東坡在給皇帝的湖州卸尚表裏有不當的言語,好像在譏諷朝政,知其餘不事實,難以追培興進,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皇帝說,他們說,真的,而且你看,他寫的詩,這句這句,他寫給別人的信,這句這句,統統都是在諷刺皇上您啊。 皇帝說,那就押解回京來審問吧。 以前,我們大多會認爲屋臺失案是蘇東坡被小人陷害,是他因言獲罪,且是強扣在他身上莫須有的罪名。 但如果我們把他的人生拆開來更細緻地去看,就會發現,命運其實沒有偶然,我們走的每一步早就已經寫在了我們未曾覺察的潛意識裏。 而換一種角度來看屋臺失案,對我來說意義最大的地方在於,通過他人的經歷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蘇東坡的開局特別好,他先是以一篇《行賞忠厚之智論》的答卷,打動了當時禮部省市的主考官歐陽修,甚至讓他在給典簡試卷官梅瑤辰的信裏,說出讀試書不覺喊出快哉快哉,老夫當庇祿,放他出一頭地影這樣的話,並且認爲三十年後的文壇沒人會記得他。 但是大家都會記得蘇詩,經世紀立後,蘇東坡又在歐陽修的引薦下,結識了韓祺,傅闢這些他小時候只能在書裏看見的當朝大英雄,大聖賢,並且他們都以國式的禮接待他。 四年後的智科考試,他更是以北宋開國百年第一的成績名震京城,宋仁宗開心地對曹皇后說,朕今日爲子孫得兩載相宜。 我們設想一下,一個初出茅廬二十幾歲的青年,從眉山小城來到繁華的京城都還沒怎麼見過世面,就用自己的才華征服了當朝最高統治者,結識了朝廷最核心的機要大員,他們都欣賞他,看好他。 任何一個人在這樣一飛沖天的情況下,怎麼可能不內心驕傲,春風得意,自明不凡呢?但當他因父喪回鄉定憂三年,再回到京城後,世界不一樣了。 王安時變法已經開始付諸實踐,雖然蘇氏兄弟也主張改革,但他們並不同意變法中的一些激進措施。如果我們去看那個時候蘇東坡寫下的文章,再對比烏臺失案之後的黃州時期,乃至他重回京城之後所寫的文章,就會發現,真的很不一樣。 他在鳳翔刃上寫下兩千多字的《思治論》,開篇就是《方今天下何病哉》。現在天下出了大病了,並且痛斥當今的世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肯有所作爲,都因爲想要自保而不再去立大志,謀大事。 《方今天下何病哉》 那個時候的他是鋒芒畢露的,看不慣的事他就直接提出從不會言。他看不慣王安石變法,中興學校變科舉的做法,就寫了《一學校共舉狀》。 雖應經治法,臣以爲有餘。 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擇時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共舉乎。 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以其所安,雖報君不能廢,以其祭宴,雖聖人不能赴,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 自古堯舜以來,敬人何嘗不以言,示人何嘗不以恭呼,義者必欲以策論定閒魚,決能否,臣情有以致之。 他不認可宋神宗減價買燈的做法,就寫下了《賤買這燈狀》。 然大孝在乎養智,百姓不可護小,皆爲陛下以耳目不及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字。 賣燈之名,利非豪禍,舉債出息數之彌年,宜時之計,望此尋日。 陛下爲民父母,惟可天價貴滿,豈可減價見酬? 此事至小,體則甚大。 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於此小民爭此豪穆,其以其無用而後廢矣。 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後廢,則如霧買。 當他發現神宗採納了自己的意見後,深受鼓舞,於是寫下了更爲直白,全面批評心法的七千五百多字長文《上神宗皇帝書》。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節人心,厚風俗,存濟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欲,人臣視陛下之命,故能一時小民,視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 至於人主所示者誰與? 書曰,與靈照明,領乎弱朽所之慾六馬。 但天下莫微於人主也,拒則爲君民。 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志富強,以召怨天下。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形而不見德,雖得天下玄主而失矣。 至於其身,亦足不免。 負罪初走,而諸侯不納,車獵已尋,而前人莫礙。 君臣之間,豈願如此? 宋商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 天長雖不易,得衆而強。 事與君子,謂論行事之是非,顯關衆心之相悖。 這還不夠,他繼而寫下再上皇帝書,言辭更加積極。 他說,陛下自去年以來推行的新政,都不是按照治世的方法去做的決策。 他說,帝王改過自新,難道就是這樣的嗎? 他說,今日之政,小用則小辦,大用則大辦,如果全力推行,那就離王國不遠了。 他甚至在最後,用未盡時期的奸臣假充專權來影射當朝,就差爆出王安石本人的身份證號了。 而且他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居然要挾皇帝說,現在天下的聰明人都在觀望陛下的態度,以此來決定自己的進退。 這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罷免王安石這個小人,那有很多能人可能就要離你而去了。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帝王改過,豈如是哉? 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釋之三祿。 臣以爲,此法闢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釋其未孝之邦。 三祿之名,豈非陛下赤子而可釋以毒藥乎? 今日之政,小用則小辦,大用則大辦,若力行而不已,則亂王隨之。 昔甲衝用士,天下憂恐,而愚蠢仁慨,祿力排之。 即衝出鎮秦梁,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忘違心之話。 而馮膽之徒,更相告語曰:「甲公遠放,吾等失勢矣。」 於是相遇謝謀,而衝赴劉,則近世之亂,成於此矣。 自古惟小人惟難去,何則去亦人,而其黨莫不破壞。 施以爲之計謀遊說者重矣,竟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 或再失望,則知己之事相率而適矣。 我們且不論蘇東坡的政見正確與否,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 倘若你是王安石,你正銳意改革,要做一件大事。 而在推進過程中,這個人總跟你公開唱反調,關鍵的是他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請問你是否會對他有所記得?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蘇東坡的外放就顯得很合常理了。 從1071年到1079年這八年多的時間裏,蘇東坡歷任杭州通判,蜜州之州,徐州之州,胡州之州,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的流轉爲官,就是無法重回朝堂。 北宋時期,官員外放通常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正常的職務調動,是爲了鍛鍊官員的行政能力,累積施政經驗,以獲得回朝後更大的升遷。 還有一種就是在政治鬥爭中,尤其是政見不合時的一種邊緣化處理方式。 蘇東坡顯然屬於後者,所以他不開心啊。 我好歹也曾自詡棟樑之才,想做出一番大事業。你不僅讓我離開中央,而且離開就離開吧,卻在離開之前給我羅織了一堆罪名,說我在扶富商返鄉途中販賣私鹽,做生意,還向地方借用兵卒。 雖然這些到最後都查無實證,但正應了現代非常流行的那句話,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 並且,在不同地方圍觀的這十幾年裏,他在一線看見了新法在施行過程中的利弊,對此就更有自己的看法了。 但是以他當時的官職,連京城都進不去,除了每到一個地方照例給皇帝的謝表,他幾乎沒有上呈天子的機會,而當時王安石霸相,宋神宗親自主抓變法,誰反對,誰自然就成了炮灰。 今天,我們大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因爲湖州謝尚表裏發的牢騷被抓,由此引發的烏臺施案,但事實上,這僅僅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在十幾年間的詩詞文章裏,那種不吐不快,但是又無法全然吐盡,只能明裏暗裏的諷刺,不爽,以及對自己的境遇表達不滿的文字,簡直給他的對手太多抓住把柄的機會了。 我們都知道,宋朝雕版印刷普及,民間出版開放,蘇東坡的《原風緒天蘇子瞻學士前唐集》這本新刊發行之後,更是給他的對手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收集他最正的材料源。 很讓人唏噓的是,他因爲印刷術的普及,詩作深入民間,成了一位百姓皆知的大名人,但也因此給自己帶來了災難。 蘇東坡的烏臺施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起以出版物爲罪證的著名文字案件。 這幫御史從蘇東坡的詩詞文章裏,發現了一百多首他們認爲存在政治問題的文字。 隨便拉出幾處,就足夠讓蘇東坡被關幾天小黑屋的。 今天,我們總覺得烏臺施案是蘇東坡生命裏很大的一個挫折。 但當我們回溯他的人生,尤其是他參加工作之後這十幾年的故事時,我們就會發現,他的個性已經決定了烏臺施案是一場必然的災難。 甚至我們把蘇東坡的生命劇本拉得更長一點,就會發現,他後期被貶值到惠州,單州,也不是平白無故的。 他有過一句很準確的自我評價,自孝平生爲口芒。 他知道自己攔不住嘴,而且就算一次次被貶值,生活給了他一次次的棒喝,他還是攔不住嘴。 說個題外話,當他從黃州的低谷走出來以後,曾經有一次經過四州,和太守交友,異姓傳妃的寫下一首行鄉子,與四守過南山,晚歸座。 行鄉子,與四守過南山,晚歸座。 北望平川,野水荒灣。 共尋春,飛步纏綿。 和風弄袖,香霧吟還。 正酒酣時,人語笑,白雲間。 飛鴻落罩,湘江歸去。 何人無事,雁坐空山。 望長橋上,燈火亂,始君還。 太守一看,趕緊跟蘇東坡說,法律規定,在四州夜經長橋者,徒刑二年。 你還敢寫成文字啊?趕緊收起來吧。 蘇東坡細細地說,我這一生,開口便是罪過,判起來何止兩年。 所以,我們改不掉的個性,其實已經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我想,烏臺詩案中,蘇東坡一定很後悔自己當初爲什麼要口無遮攔。 在一個接一個城市的外放和貶折中,他也一定很憋屈,自己這一腔才華與爆鍋熱情無人欣賞。 但走過之後再回望,也許沒有這些災難,也就不會有此後對待生命的釋然和風輕雲淡。 中國政治史上,想必不怎麼會留下蘇東坡的名字,但中國文化史上,蘇東坡絕對是一座高峯。 然而,我有一個問題,假如你是蘇東坡,你提前看過自己此生這跌宕的飽受挫磨的人生劇本, 也知道這一次災難也許會帶給你另一個重生的機會。 那麼,再選擇一次的話,你還會願意再經歷這一場災難嗎? 你會希望改變自己的人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