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漢書》傳·卷六十四
東漢班固 著
貨殖傳
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奴僕、守門人、打更人，他們的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以及死生的禮儀制度都有等級差別，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身份賤的不能逾越身份貴的。 這樣一來，上下秩序井然，百姓的心意就安定了。 於是分辨土地、川澤、丘陵、肥沃平原、低窪濕地的適宜用途，教導百姓種植樹木、飼養牲畜; 五穀、六畜以及魚鱉、鳥獸、蘆葦、木材、器械等物資，凡是用來養生送死的器具，沒有不加以培育的。 按照時節培育，使用時有所節制。 草木還沒落葉，斧斤不進入山林; 豺獺還沒舉行祭祀，漁網不布設在沼澤; 鷹隼還沒開始捕獵，弋箭不施放在道路。 既順應時節獲取物資，還規定不砍伐山上的幼樹，不捕撈沼澤中的幼獸，幼蟻、魚卵都有固定的禁令。 通過這些來順應時節、調和氣息，使萬物繁衍茂盛，儲備充足的物資，準備得如此完備。 然後士、農、工、商根據土地的適宜性，各自發揮智力體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產業，相互交換產品、互通有無，互利共贏、都能富足，不需要徵召聚集，遠近各地都能物資充足。 因此《易經》說「君主順應天地的適宜規律成就萬物，來輔助百姓」，「備齊物資、發揮效用，製造器物為天下謀利，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不能混雜居住。 士在閒暇時相互談論仁義，工匠在官府中相互商議技藝，商人在市井中相互談論財利，農民在田野中相互謀劃農耕，早晚從事本職，不會因見到其他事物而改變志向。 因此父兄的教導不用嚴厲就能成功，子弟的學習不用費力就能掌握，各自安於自己的居所、樂於自己的職業，滿足於自己的飲食、喜愛自己的服飾，即使見到奇麗繁華的事物，因不熟悉而不會動心，就像戎狄與於越，風俗不同互不相容。 因此慾望少而行事節儉，財物充足而沒有爭鬥。 於是在上位的人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儀規範百姓，百姓有廉恥之心且恭敬順從，重視道義而輕視財利。 這就是夏、商、週三代能行正直之道，不施嚴刑而天下大治的大致情況。
等到周王室衰落，禮法崩壞，諸侯的房屋雕刻房梁、彩繪立柱，大夫的房屋有山形鬥拱、彩繪短柱，在庭院中演奏八佾之舞，在廳堂中演唱《雍》詩撤祭。 這種風氣蔓延到士人和庶人，沒有人不背離制度、放棄本業，從事農耕的百姓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貨物有餘。
衰敗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徹底敗壞，上下相互冒犯，各國政令不同，各家習俗各異，慾望不受約束，僭越等級沒有極限。 於是商人販賣難得的貨物，工匠製作無用的器物，士人採取違背道義的行為，來迎合當時的喜好獲取財富。 虛偽的人背離實際追求名聲，奸邪之人違法求利，篡奪君位、竊取國家的人成為王公，掠奪他人財產成家的人成為豪強。 禮義不能約束君子，刑罰不能威懾小人。 富人的房屋牆壁裝飾著文錦，狗馬有吃不完的肉和糧食，而窮人連粗布短衣都不完整，只能吃豆子、喝清水。 他們同為編入戶籍的平民，卻因財力相互支配，即使成為奴僕，也沒有怨恨的神色。 因此那些掩飾欺詐、做奸邪之事的人，能在一世之間富足; 堅守道義、遵循事理的人，卻不免遭受饑寒。 這種教化從上層興起，是因為法度沒有限度。 因此列舉這些人的行事，來記載世間的變遷。
從前越王勾踐在會稽山被困，於是任用范蠡、計然。 計然說：「懂得爭鬥就要做好準備，知道時節的用途就能了解物資，掌握這兩點，各種貨物的情況就能看清了。 因此乾旱時儲備船隻，水澇時儲備車輛，這是事物的常理。 “勾踐按照這類道理治理國家，十年後國家富足，用豐厚的財物賞賜戰士，最終報復了強大的吳國，洗刷了會稽山被困的恥辱。 范蠡感歎說：“計然的計策，用了十分之五就如願以償。 既然能用於國家，我想用於家庭。 “於是乘坐小船，漂浮在江湖之上，改名換姓，到齊國稱鸱夷子皮，到陶邑稱朱公。 他認為陶邑是天下的中心，諸侯四面相通，是貨物交易的地方，於是治理產業、囤積貨物，追逐時節變化而不苛求他人。 因此善於治理產業的人，能選擇人才、把握時機。 十九年間三次積累千金財富，又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兄弟。 後來年老體衰，聽任子孫治理產業並使財富增值，最終財富達到萬萬。 因此談論富貴的人都稱譽陶朱公。
子貢跟隨孔子學習后，辭官在衛國任職，在曹國、魯國之間囤積貨物、販賣盈利。 孔子的七十位弟子中，子貢最為富有，而顏淵卻簃食瓢飲，住在簡陋的小巷中。 子貢乘坐四馬牽引的馬車，帶著束帛等禮物聘問諸侯，所到之處，國君沒有不分庭抗禮的。 然而孔子推崇顏淵而譏諷子貢，說：“顏回的學問差不多了，卻常常貧困。 端木賜不遵守天命，而去經商盈利，意念常常能猜中行情。 ”
白圭是周人。 魏文侯時期，李克致力於充分利用土地肥力發展農業，而白圭卻樂於觀察時節變化，因此別人放棄的他收購，別人收購的他出售。 他能輕視飲食，抑制嗜欲，節儉衣服，與辦事的奴僕同甘共苦，把握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食一樣迅速。 因此他說：「我治理產業就像伊尹、呂尚謀劃國事，孫武、吳起用兵，商鞅推行法令一樣。 因此智慧不足以應對權變，勇氣不足以決斷，仁愛不能決定取捨，剛強不能堅守基業，即使想要學習我的方法，我終究不會教他。 天下談論治理產業的人都以白圭為祖。
猗頓依靠經營池鹽興起，邯鄲的郭縱通過冶鍊鐵器成就家業，財富與王侯相當。
烏氏蠃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增多，就賣掉它們，購買奇異的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 戎王用十倍的財物償還，賜予他牲畜，牲畜多到用山谷來計量牛馬的數量。 秦始皇下令讓烏氏蠃享受與封君同等的待遇，按時與列臣一起朝見。
巴郡的寡婦清，她的祖先得到朱砂礦，獨佔其利幾代人，家產多得無法計算。 寡婦清能夠守住家業，用財富自衛，沒有人敢侵犯。 秦始皇認為她是貞婦並以賓客之禮相待，為她修建了女懷清台。
秦漢時期的制度，列侯、封君享受租稅，每年每戶繳納二百錢。 享有千戶封地的封君每年可得二十萬錢，朝覲、聘享等費用都從其中支出。 平民中的農民、工匠、商人，大致每年每萬錢資產可得利息二千錢，百萬資產的人家每年可得二十萬錢，更賦、徭役、租稅都從其中支出，衣食都能美好富足。 因此說：陸地上放牧五十匹馬（二百蹄），一百六十七頭牛（千蹄角），二百五十隻羊（千足羊），沼澤中二百五十頭豬（千足彘），水中養殖千石魚，山中擁有千棵楸樹; 安邑有千棵棗樹; 燕、秦有千棵栗樹; 蜀、漢、江陵有千棵橘樹;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有千棵楸樹; 陳、夏有千畝漆樹; 齊、魯有千畝桑麻; 渭川有千畝竹子; 以及有萬戶人家的名城，城外有千畝畝產一鐘的田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這些人的財富都與千戶侯相當。
諺語說：“以貧求富，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文采不如倚門賣貨。 “這說的是工商業是貧窮的人的致富途徑。 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一年釀酒千甕，醋醬千缸，漿水千壇，屠宰牛羊豬千頭，囤積糧食千鐘，柴草千車，船隻總長度千丈，木材千棵，竹竿萬根，輕便馬車百輛，牛車千輛; 漆器千件，銅器千鈞，素木鐵器、梔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馬蹄噭千），牛二百五十頭（牛千足），羊豬兩千隻（羊彘千雙），奴婢百人（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帛絮、細布千鈞，有花紋的絲織品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大鬥，酒曲、鹽豉千合，魸魚、鮆魚千斤，鹹魚千鈞，棗栗三千石，狐貂裘千件，羔羊裘千石，氈席千具，其他果類千種，放貸金錢千貫。 仲介經紀人，貪婪的商人獲利三倍，廉潔的商人獲利五倍，財富也與千乘之家相當，這是大致的標準。
蜀郡卓氏的祖先本是趙國人，依靠冶鍊鐵器致富。 秦國攻破趙國后，將卓氏遷徙到蜀郡，夫妻二人推著車子前行。 其他遷徙的俘虜稍有剩餘財物，就急忙賄賂官吏，請求住在近處，定居在葭萌。 只有卓氏說：「這個地方狹小貧瘠。 我聽說崏山腳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鸱（芋類），百姓至死不會挨餓。 當地百姓善於織布，容易交易。 “於是請求遠遷。 到達臨卭後，非常高興，就在鐵山開礦煉鐵、鑄造器具，謀劃計算，與滇、蜀的百姓交易，財富多到擁有八百名奴婢，田池射獵的樂趣堪比君主。
程鄭是山東的遷徙俘虜，也從事冶鍊鑄造，與梳著椎髻的少數民族交易，財富與卓氏相當。
程氏、卓氏衰落之後，到漢成帝、漢哀帝年間，成都的羅裒財富達到萬萬。 起初，羅裒在京師經商，隨身帶有數十萬錢財，為平陵的石氏掌管錢財。 他為人強悍有力。 石氏的財富僅次於如氏、蘋氏，信任並厚待他，派遣他往來於巴蜀之間，幾年間就積累了上千萬財富。 羅裒拿出一半錢財賄賂曲陽侯、定陵侯，依靠他們的權力，在郡國放高利貸，沒有人敢拖欠。 他獨佔鹽井的利益，一年之內獲利翻倍，於是財富不斷積累。
宛縣孔氏的祖先本是魏國人，以冶鍊鐵器為業。 秦國滅亡魏國後，將孔氏遷徙到南陽，大規模冶鍊鑄造，規劃陂田，乘坐馬車遊覽諸侯，藉此經營商業獲利，有遊閒公子的名聲。 然而他的盈利超過成本，比吝嗇的人更富有，家產達到數千萬，因此南陽經商的人都效仿孔氏的從容大方。
魯國人習俗節儉吝嗇，而丙氏尤為突出，依靠冶鍊鐵器興起，財富達到萬萬。 但家中從父兄到子弟都有約定，低頭能撿到的就拾取，抬頭能獲取的就獲取，放貸經商遍及郡國。 鄒、魯地區因此有很多人放棄文學而追逐財利。
齊國人輕視奴僕，而刀間卻偏偏喜愛並看重他們。 兇悍狡猾的奴僕，是人所厭惡的，只有刀間收留他們，讓他們追逐魚鹽商業的利益，有的奴僕甚至乘坐馬車結交郡守、國相，刀間卻更加信任他們，最終依靠他們的力量，積累了數千萬財富。 因此有諺語說「寧願放棄爵位也不願離開刀間」，說的是刀間能讓豪強奴僕自身富足，從而為他盡心盡力。 刀間衰落之後，到漢成帝、漢哀帝年間，臨淄的姓偉財富達到五千萬。
周國人本來就吝嗇，而師史尤為嚴重，擁有上百輛運輸貨物的車輛，經商遍及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地處齊、秦、楚、趙的中心，富家相互誇耀經商時間長久，經過家鄉卻不進門。 師史利用這種經營方式，財富達到十萬萬。
師史衰落之後，到漢成帝、漢哀帝、王莽時期，洛陽的張長叔、薛子促財富也達到十萬萬。 王莽都任命他們為納言士，想要效仿漢武帝的做法，卻不能獲得同樣的利益。
宣曲的任氏，祖先擔任督道倉吏。 秦朝滅亡時，豪強都爭相奪取金玉，只有任氏獨自儲存倉庫中的糧食。 楚漢在滎陽相持，百姓不能耕種，米價漲到一石萬錢，豪強的金玉都歸了任氏，任氏因此興起致富。 富人奢侈浪費，而任氏降低身份致力於農耕畜牧。 別人爭相購買低價貨物，任氏獨自購買優質貨物，財富傳承了幾代。 任公家中有約定，不是田產畜牧所產的不衣食，公事沒有完成就不能飲酒吃肉。 他以此為鄉里的表率，因此富有而受到君主的器重。
邊疆開拓之後，只有橋桃養殖了上千匹馬，兩千頭牛，一萬隻羊，糧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起兵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隨軍出征，向放貸之家借錢，放貸之家認為關東戰事勝負未決，不肯借貸。 只有毋鹽氏拿出千金放貸，利息為十倍。 三個月後，吳、楚叛亂平定。 一年之內，毋鹽氏獲得十倍利息，因此成為關中的富豪。
關中的富商大賈，大多是田氏家族，如田牆、田蘭。 韋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也都是萬萬富豪。 之前的富豪衰落之後，從漢元帝、漢成帝到王莽時期，京師的富豪有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摯網，平陵的如氏、蘋氏，長安賣丹的王君房，賣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財富最多的人。 樊嘉財富五千萬，其餘的都達到萬萬。 王孫卿用財富供養士人，與豪強結交，王莽任命他為京司市師，相當於漢朝的東市令。
這些都是聲名顯赫、尤為突出的富豪。 其餘郡國的富民兼營產業、獨佔利益，用財物賄賂行事，在鄉里獲得權勢的，數不勝數。 因此秦楊憑藉農耕成為一州的首富，翁伯憑藉販賣油脂傾盡縣邑財富，張氏憑藉賣醬過上奢侈生活，質氏憑藉磨刀製作刀具過上鼎食之家的生活，濁氏憑藉製作肉干擁有車馬成行，張里憑藉獸醫的職業能擊鍾而食，這些都超越了法度。 但他們通常堅守自己的事業，積累盈利，逐漸興起。 至於蜀郡的卓氏、宛縣的孔氏、齊國的刀間，獨佔山川、銅鐵、魚鹽、市井的收益，運用謀略，上爭王侯的利益，下壟斷平民的產業，都陷入了違法奢侈僭越的惡行。 更何況盜墓、搶劫、做奸邪之事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仍然列名於世，敗壞教化風俗，是導致天下大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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