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一下 袁哲生與他的寂寞,渴望消失的台灣內向世代——影視颶風剪輯課實戰
202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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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概述
AI 生成這段影片深入探討了臺灣作家袁哲生的文學世界及其悲劇人生。袁哲生以冷靜節制的風格著稱,被譽為臺灣「60一代」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卻在39歲時選擇自殺。其作品核心圍繞著「缺席」、「消失」與「疏離」,將個體內心的虛無與主體性的不穩定轉化為深刻的文學隱喻。
1966年,袁哲生出生於臺灣高雄縣崗山鎮,一個在地圖上並不起眼的南方小鎮。
沒有人能料到,這個在鄉間長大的孩子,日後會成爲張大春口中稱其21世紀小說江山的兩位作家之一。
畢業於文化大學英文系,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之後,
袁哲生先後擔任自由時報副刊編輯,男人幫雜誌副總編輯,
以冷靜節制的短片小說風格,和駱以軍並列爲臺灣60一代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
然而2004年4月6日,這位年僅39歲的作家在臺北恣意身亡,
以最決絕的方式爲自己的人生畫了句號,
他短暫的一生留下十部作品,如同一隻靜止在樹上的羊,
從此懸執在華語文學的枝頭,成爲一個永遠的白色問號。
袁哲生在《送行》裏懷念黃國俊的文字,彷彿也遺失了自己。
國俊,自你走後,我才真的相信朋友是不可以亂交的。
我覺得很彷徨,甚至不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什麼樣的時間比較適合想起你。
但是,我的生活中充滿了這樣的時刻。
在某一天下午雷雨過後,五花十色張開碰撞的雨傘遮蔽下的人群中,
在某一個晚起的假日早晨,騎着摩托車去住家附近自助餐館的炎熱柏油路上,
來不及防備的我,就想起了一些不甘沉澱的往事。
我該如何同時記起你認真生活的勇氣,又忘掉你匆匆結束生命的決定。
我要如何提醒自己,人生在世追求的是愛,同時又不會偷偷地想起或許恨的力量更大。
理解原則生其人其文,有一個無法繞過的入口——父親。
在原則生的小說中,父親的形象幾乎永遠是缺席的、模糊的,或者以失敗者的面目出現。
寂寞的遊戲開篇便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父親的故事。
父親講述自己小學時高燒昏迷,醒來時竟置身於荒郊野外,
撕下滿目蕭蕭的墳堆和雜草,赤腳走在黃土路上,
燒熱的劇痛令他像一隻瘋狂的跳掃似的在黃土路上蹦來蹦去,
這是一個典型的原則生式的敘事。
父親不是保護者,而是迷失者。
父親在場的本身就是一種恍惚的,近乎幻覺的存在。
父親的輪廓更是直接將父親的缺席主題化。
小說中,父親察覺到我有自殺的念頭,於是每晚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桌邊,
試圖以沉默的陪伴來挽留兒子。
然而這個父親最終也遺棄了家庭,他遭遇車禍身亡,
親戚們傳說他千金散盡之後,淪落到貧病交迫,衆叛親離的境地。
父親的離去非但沒有切斷他與兒子的情感連接,
反而使這種連接在缺席中變得更加沉重,
兒子反覆前往事故現場,彷彿要在父親消失的地方來找到某種證明。
父親在小說中的缺席,母親是惡人,
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家庭病理學問題,
在原則生的筆下,父親的缺席指向一個更爲普遍的存在命題,
主體性的不穩與不可靠。
正如黃錦樹所指出的,原則生筆下的捉迷藏成了存在的隱喻,
其核心邏輯在此則不在筆,
一個存在者不能同時顯現於兩個疏異的空間,
父親的不在場恰恰是主體始終在別處的具象化表現,
缺失的體驗,無論是父親的缺席,情感的斷裂,
還是人際關係的疏離,緊密相連。
我以寫作來模糊語言,像一個兒童,
在大雨時躲進房間裏,以一種不被名喚的竊喜之情。
寫作對他而言,本身就是一種不在場的在場,
一種以我的消失來換取我的重現。
我想,人天生就喜歡躲藏,渴望消失,
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事,何況,
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我們不就躲得好好的,
好到連我們自己都不想起來曾經藏身何處。
這是原則深廣爲人知的一段話,
幾乎可以視作其全部寫作的基調,
寂寞的遊戲中,那個改寫司馬光的故事,
司馬光舉起石頭砸開水缸,
順着水流衝出來的不是別人,
這個故事後來被電影《陽光普照》
正爲核心的橋段,
原則生版本中,水缸裏始終藏着另一個自己,
被壓抑的,被忽視的,渴望被發現的自己,
砸缸不是拯救,而是自我發現。
捉迷藏,在原則生的世界裏,
不僅是童年的遊戲,更是一個預言。
蜜蜂罐子是這一主題最殘酷的呈現,
一對看似相近如冰的深山夫妻玩了一個遊戲,
各自寫下最想對對方說的話,
放入蜜蜂罐子裏,
二十年之後再揭曉,
丈夫隨意捲了一張白紙進去,
妻子去世之後,
丈夫提前打開了罐子,
卻發現裏面只有他那張空白的紙,
妻子早在五年前就已經知道了罐子裏的真相,
遊戲結束了,
或者說,纔剛剛開始就結束了。
躲藏不是某個人的主動行爲,
而是親密關係的內在,
兩顆心看似貼得很近,
實則隔着一段無法跨越的距離,
妻子早已離去,
不是在肉體意義上的,
而是在存在意義上的。
張小紅在討論原哲生時,
曾指出其文本具有一種獨特的缺席現象學,
不是去描寫存在的充盈與飽滿,
而是讓不在場本身成爲一種更沉重的,
更具壓迫感的在場。
原哲生的敘述者,
永遠在缺席者的陰影下存在,
正如宋行中那個少年的暮光,
穿越父親、哥哥、陌生女人的身影,
最終看見的只是所有人的關係,
歸根結底只是路人,
這種缺席感的瀰漫。
黃解書命名《內向時代》,
他們的寫作只能是一支引流,
但這支引流又將貫穿各個時代,
始終在主流敘事的邊緣低語。
原哲生1994年,
以短篇小說宋行獲得第17屆時報文學短篇小說首獎,
一舉登上臺灣文壇,
講述的是一個父親,
爲因逃避兵役而被捕的兒子宋行的故事,
但敘事沿着一個少年的暮光展開,
在火車車廂這個封閉的空間中,
將憲兵、逃兵、父親弟弟、老婆婆、
婦人和小女兒等各色人物的軌跡編織成一幅疏離的圖景。
小說以冷峻的近乎冷酷的筆調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擦肩而過,
通篇幾乎沒有任何心理描寫或情感渲染,
所有人物的關係都在行爲層面展開,
又在行爲層面消極。
這正是袁哲生所推崇的冰山理論世界,
他常常自稱與海明威風格相近,
作家想說的只能以文字顯露出明白清楚的十分之一,
其他十分之九要沉在小說的危言大義裏,
讀者能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更重大、更具殺傷力的內容,
卻始終抓不住它們的全部形狀。
如果說《宋行》代表了袁哲生早期小說的極簡主義傾向,
那麼《秀才》的手錶則展現了他在鄉土敘事方面的才華。
這部1999年爲袁哲生贏得第22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的作品,
由三篇各自獨立又彼此關聯的小說組成,
場景設定在燒水溝這個舊時代鄉村聚落,
故事圍繞着秀才武雄、火炎仔、空帽秧仔、武西郎等鄉土人物展開,
一心堅持將信件投遞到遠方的秀才,
以其不合時宜的執拗成爲袁哲生筆下又一個與世界錯位的典型人物。
《秀才》的手錶的語言風格,與袁哲生此前冷俊潔致的寫法迥然不同。
在這部作品中,他大量地運用了臺語方言和鄉村俚語,
敘事語調也變得更加溫暖幽默,甚至帶着幾分戲謔。
袁哲生曾以時機鬼這樣的意象命名自己對時間的獨特感受,
每個人肩上都有一個看不見的時機鬼,
它掌管着你的時間,決定你何時到來,何時離開。
在靜止在樹上的羊中,他寫道,我不知道這個記憶是否真實,
隨着回想距離的拉長,記憶中的景物不是漸漸變淡,而是慢慢靜止不再移動,
直到景物中的我也變成了一個標本。
在臺灣文壇,袁哲生有一個廣爲人知的稱號,冷麪笑匠,
他怕冷場,愛開玩笑,有着典型的水平做性格,
他的尼亞達系列是讓大人小孩都捧腹大笑的童書,
字裏行間滿是天真爛漫的幽默感。
去袁哲生的朋友說,他生活中風趣幽默,
尼亞達系列也總是透過文字提醒讀者世上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
然而正是這種笑匠的身份,讓他的自殺更加錯愕,令人不解。
他的婚姻財務工作狀況良好,親朋面前他是公認的開朗樂觀性格,
卻選擇用最決絕的方式離開。
在中國傳統戲曲中,冷麪意味着表演者在逗笑觀衆時自己不動聲色。
袁哲生的幽默也是如此,他可以寫出讓讀者哈哈大笑的文字,
但那個躲在文字背後的書寫者或許自始至終都是冷麪的。
他的幽默不是發自生命本能的歡愉,而更像是一種精心構築的防禦,
用笑來擋住追問,用熱鬧來掩飾那個不願被看見渴望消失的自己。
洛以軍在悼念文章中將邱妙金、黃國俊與袁哲生的相繼自殺形容爲一隻只同伴的白鳥的殞滅,
他們以自殺裹挾而去的巨大冰冷和空無之感。
在事件剛發生時,如此貼近那一輩剛要跨過三十歲的寫作者們,
這些內向時代的作家們,寫的都是密室裏的自我,
邱妙金暴露的脆弱,黃國俊的留白,袁哲生的渴望消失,
他們對死亡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迷戀,
這種迷戀不是病態的自我毀滅的衝動,而是一種根本性的存在,
在虛無主義的暗夜中,死亡成了唯一的確定。
2004年4月5日,袁哲生失蹤,次日警方接到了一名自稱是他同事的男子的報案,
發現他的車子停在公司辦公樓後方,車門未鎖,鑰匙留在車上,
車上發現了遺書,提到他要到附近的山區上吊自殺,
下午三時,陪同搜尋的袁哲生的妻子發現了吊在一棵樹上的他,已經氣絕身亡,
遺書中他提到自己有精神疾病,自殺是自己的選擇,他深愛家人和妻子,
此前不久他也向母親表示過自己壓力很大,有輕生的念頭,
袁哲生爲什麼選擇死亡,這是一個註定沒有答案的問題,
張大春在袁哲生一作《大陸版》的序言中寫道,
我可以先公佈結局,即使盡我餘生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重讀他所有的作品,
仍然不可能找到他放棄活着的原因。
袁哲生去世後的十餘年間,他的名字在臺灣文學界始終是一個沉默而沉重的存在,
直到2017年,他的代表作《寂寞的遊戲》與秀才的手錶首次引進大陸,
這個被玄之的名字纔開始被更廣泛的讀者正中示起。
2019年電影《陽光普照》將袁哲生改寫的司馬光雜綱的故事作爲隱喻搬上熒幕,
2020年陸續推出袁哲生作品集,引發了大陸讀者對他作品重新的發現和持續的討論。
王德威曾評價袁哲生的首部小說集《靜止在樹上的羊》,
多數的作品都會描寫生命中微不足道的寂靜,敘述力求平淡無奇,
但就像那隻靜止在樹上的羊一樣,看來安顯卻隱隱有些不對。
筆調雖淡,總令人心生怯怯之感,
它讓我想到五四傳統中的葉紹軍、費鳴、沈從文等的路數,
臺大中文系教授梅嘉玲評論《寂寞的遊戲》,
儘管作者苦心故意,憑倚書寫召喚同道,探索生命的可能出口,但勢不我予。
袁哲生屬於黃國俊命名的那項時代作家群體,
這一代寫作者崛起於臺灣解研之後,
在政治意識形態推潮的語境中將筆觸轉向個體的內心世界,
他們淡化宏大敘事,試圖在語言的內面完成對世界的重新命名。
袁哲生是這一代記譜戲中代表人物,
與黃國俊、駱以軍、邱妙金、賴湘穎等人
共同構成了臺灣文學在世紀末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他們的寫作只能是引流,
但這個引流貫穿各個時代,如同地下的水脈在看不見的深處滋養着文學。
如今距離袁哲生離世已經過去了二十餘年,
他留下的十部作品如同那個不曾被打開的密封罐子,
安靜地躺在時間的深處,
每個打開它書的讀者都像是在進行一場註定沒有結局的捉迷藏遊戲。
他藏好了嗎?我們找到了嗎?也許答案並不重要。
當我們一次次地翻開那些冷冽的文字,
我們便一次次地聽到那個渴望消失卻又不曾真正消失的聲音,
在臺北某個山坡的樹影之間,
在燒水溝黃昏光線之中,
在一個孩子捉迷藏時屏住呼吸的寂靜裏,
那隻羊仍靜止在樹上,像一個白色的問號,
而問題本身已是全部的回答。
正如袁哲生用文字構築他的敘事迷宮,
每一位創作者也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
無論是文字還是影像,從日常記錄到完整敘事,
中間隔着的往往不是昂貴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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