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滅幾億人的“自我”？深度解析劉賓雁名作《我們心上的毛澤東》從道德征服到精神廢墟：剖析歷史狂熱背後，人性如何一步步走向非人化 #毛泽东 #毛澤東

大家好,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是中國著名記者、作家劉彬彥的文章《我們心上的毛澤東》。 劉彬彥,1925年至2005年,在1957年至1987年多次以言獲罪,揭露性報告文學深具影響力。 1988年赴美講學,劉美,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代週刊》選為亞洲英雄。 聽說毛澤東紀念堂裡那具屍體已開始腐爛了,是哪一個呢?真的還是假的? 當年出於備戰的需要,製作了一具一模一樣的假屍,平時展出的很可能就是它。 既然人工或天然的材料可以渾然一體,就很難說屬於哪一個毛澤東了。 這一點,多少帶一點嘲諷意味,因為毛澤東一生最善於玩弄的便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一套,直至把中國人都弄得神魂顛倒。 全國在忍饑挨餓、精神在壓抑的禁錮中萎縮,卻自以為在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以道德感動源掩蓋一系列罪行與醜聞。 二十餘年前在廣西吃人的那些人,在克服人性造成的心理障礙時,除了對於吃人肝可壯肝、吃人心可長心智這一類實力的追求以外,相信這是一種革命行動從而產生的那種雄赳氣昂昂的豪情壯志,必定也起了作用。 在毛澤東的許多豐功偉績中,重要的一項就是他成功地實現了對於中國人的精神奴役,把中國人向非人化的方面推進了一大步。 我曾用三個詞來概括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實體,而非指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或其行為方式的道德特徵——殘酷、虛偽、卑鄙,這幾點也都為毛澤東的性格所具有。 毛澤東成功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了中國共產黨,又按照這個黨的模式去塑造中國人的靈魂。 而這一切又是打著道德的旗號去進行的。 為什麼中國人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直至四千餘萬人死於毛澤東製造的空前大饑荒,仍未見造反? 僅僅用暴力、欺騙來解釋,未免過於簡單。 人民解放軍開進北京,頭一件事就是取締所有的妓院。 這一手就從中國人的道德感上完成了一次征服。 軍隊紀律嚴明,幹部不依素食,甚至不發薪資,乃至平抑物價,消滅盜匪,打擊惡霸。 人人有飯吃,又特別滿足了中國人道德感中對於平等的要求。 這就不僅僅正確,而且偉大了。 毛澤東從五零年代初期樹立起來的道德化身的形象,一直維持到七零年代初林彪的失敗,和文革本身以及由於文革初期提供的機會暴露出來的黨的種種醜聞。 然而毛澤東本人的道德象徵地位卻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人民公社化的破壞導致大饑荒。 毛澤東又是用動員中國人道德感的方式不僅恢復了他的權威,還使幾億人對於他的迷信達到登峯造極的高度。 關於雷鋒以及一系列解放軍英雄人物的宣傳和全國範圍的學習運動,關於對幹部焦裕祿的宣傳,都成功地使人們的眼光轉向自身內心淨化而放棄對於中國社會對於毛澤東罪過的觀察和思考。 焦裕祿的報導最明顯,蘭考縣的極端貧困,原因有二。 自然條件的惡劣和幹部,群眾缺乏艱苦奮鬥的精神。 像焦裕祿那樣一個人,是不可能不對塗改以後毛澤東的種種錯誤及其惡果有所反思的,但那篇感人不深的報導卻完全迴避了這個方面。 同雷鋒相比照,人人都會覺得自己道德上有罪,必須狠下功夫去修身去自我完善,再看看焦裕祿,更覺自殘行賄必須改造自己。 兩種典型,又都告人必須緊緊跟隨毛澤東,不得有半點動搖,成功地消滅了幾億人的自我。 無論蘇聯或東歐,都未見中國這樣頻繁的政治運動,年年有之,甚至同時有幾個運動在進行,就算是從塗改開始吧。 毛澤東反對和平塗改,反對N次思想,非要農民自決,主動不可,這就費勁得很了。 工作隊必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一家一戶逐人去發動,沒有苦也得挖出苦來,沒有仇恨也得去培養。 對地主、富農的相當普遍的肉體折磨,掃地出門及至人身消滅,多是工作隊至戰的結果。 毛澤東是一個不學成才的心理學家,不論你是否出於自願,縱使你上臺控訴地主的壓迫是半心半意的,動手打人是虛情假意的,只要你有了這一番實踐,縱使環鄉團未必報復到你身上,你也會身不由己地站到另一邊去了。 明明是黨的領導唆使或迫使你參與的事,反復為之,你會在不知不覺中變為主體,那運動似乎就真的成了群眾的自發運動,弄假成真,在城市裡有更好的土壤。 地下黨組織或大軍進城後,吸引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大都是真誠獻身革命的人,新區需要大批幹部取代國民黨,於是獻身革命和當官做老爺的機會便同時出現,無論是為得到更好的為人民獻身的機會或完全相反的為達到。 升官晉爵的目的都需要同樣表現,聽黨的話,積極地投入各種運動,爭取早日入黨,正派的,有頭腦的,一旦發現自己對某事心懷異議,甚至僅僅是略有猶豫,也會責怪自己個人主義思想作祟,感忙自省,不然也會受到非議批判。 毛澤東並不提倡閉門思過,思想改造從來是多數人逼迫少數人就範的過程,而這種改造別人也自我改造的過程,雖是一切經過黨安排,卻給人以我是自覺自願的感覺,因而自認為原體。 但對於每次運動都必定打錯很多人,必定有或多或少違心的事要做,違心的話要說,甚至偵查,告密,做偽政之類不道德或非法的事也常難免,但這時又會覺得這是黨的要求,革命的需要,或保護自己的人之常情,並且大家無不如此,也便不必有良心的苛責了。 每次運動中,倒黴的始終是一小撮,右派打了一百多萬人,但在全國人口或本單位人數中也還是一小撮,這是一種安慰。 即使打錯了也不頻繁,然而一小撮卻有大用處,毛澤東比斯大林聰明,何必殺掉那麼多呢?他需要的不是怕被殺掉的恐懼,而是怕犯錯誤,身敗名裂,全家老少跟著倒黴的恐懼。 一百多萬右派大部分不抓,極少被殺,讓他們活著,一天到晚在人們面前晃來晃去,令人不斷警惕自己,又為自己的僥倖自衛,這該有多好?帽子也是毛澤東的創造,無論右派壞分子或歷史反革命,有哪個不想早日摘掉帽子呢? 右派還細心地分為六類,對極右剝奪一切只留小命一條,第六類卻只受政治剝奪,工資不減一分,這樣黨就省心了,他們自己會互相監督,相互批判,爭先恐後向黨效忠,爭取早摘帽子。 而妙還妙在這些人未必清楚地意識到這種自我改造有什麼虛假或不義的成分,常常是出於一片真誠為革命,是非混淆,真假混淆,且持之以恆,數十年如一日,人的良知、正義感和個人尊嚴便被侵蝕殆盡了。 毛澤東成功地消滅了幾億人的自我,自然會甚至有利於全民族發展的個人慾望、利益、興趣,一概受到打擊或抑制。 個人對於社會的關心、思索和參與改造社會的要求,不是被領袖或黨所包辦,就是被視為危險、敵對而扼殺。 沒有一個執政黨或政治領袖敢於公然要求人民做錨或社會的工具,並且是馴服的工具。毛澤東和中共卻做到了,個人無條件地被否定,成為意識形態、制度、政策的根本原則並成為廣泛的實踐。 然而個人又無權退出社會成為消極的一員,他必須按照黨的意志不斷地投入,這纔是真正的馴服。令人動物化的貧窮也是一把刀,人窮志短,求生的慾望壓倒一切,並可以使人滿足於不死,那是一種悠久的絕望,誰也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勤勞和上進心有什麼用處?當你年年必須向黨支書乞討救濟糧或返銷糧,甚至必須獻上自己的妻女時,個人還有什麼尊嚴可言?而這當然正是人最易接受暴政統治的時候。 毛澤東於1956年急匆匆地推進農業集體化,怕的就是農民一旦富起來,就不聽指揮了。1950年代末期以後,中國的長期貧困狀態是毛澤東個人野心和他的反人道主義思想對中國人殘酷壓迫與意識的結果。 而貧困,政治剝奪與精神奴役,又是中國人作為人的精神,道德素質遭到空前破壞的三個主要原因。毛澤東讚賞一窮二白,是因為一片空白的中國,纔有供他隨心所欲地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他認為,貧窮可以使人心更純潔,實則它首先使人更近於動物,卻比生來就是動物要痛苦得多。儘管勞苦終年而難得一寶,甚至還負債累累的生活,年復一年的重復,已使人的正常感覺有所麻木,乃至自暴自棄,但人畢竟是人。 而社會不公和壓迫欺凌又總是和貧困並存。在毛澤東死去的1976年,中國人的無產、無權、無力改變困境以及對前途的無望和對世界以及中國本身四十年的真實狀況的無知狀態,在人的精神中的反應,絕不是一片空白,更不是可愛的純淨。 從1958年開始的全國農民的消極代工已持續近二十年,同時開始的群眾性盜竊工產現象是農民對於剝奪與壓迫的另一種報復形式。國營企業中工人的代工與私拿公物也很普遍。 在這些活動的反復實踐中,人對於政權的怨恨和對於社會的疏離便愈演愈烈。七十年代初期鐵路,公路沿線農民的哄搶國家物資現象已經開始,不久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上海鬧市區萬民圍觀流氓輪姦女青年而無人過問的事件。 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文革破壞造成的第二次經濟危機和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終於使毛澤東的權威和他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坍塌下來,中國陷入巨大的幻滅,時鐘開始逆轉了。 中國社會思潮的鐘擺開始從毛澤東當年倡導中國人熱烈追隨的那個極端向相反的極端擺動了,政治時鐘逆轉人依然走向非人,那是一次無聲的爆炸造成的靜悄悄的坍塌。 人們自發地,不謀而合地拋棄了對於毛澤東的迷信,向相反的方面轉移,毛澤東認定是正確的,變成錯誤的了,毛澤東教導說是壞的,現在是好的了,在一定意義上,這無疑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人們開始從自己修築的牢籠中和自己曾製造的枷鎖中解脫出來了。 然而這一種解放,又是悲劇性的,就它的倫理上的後果而言,則是毀滅性的。 有一個勢力,或許比較極端,卻未始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當年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投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上山下鄉的一些知識青年,在度過一段革命高於一切的禁慾主義生涯之後,這時忽然萬念俱灰,陷入極度頹唐,在某些村莊,男女青年索性住到一起群交,縱情作樂起來。 當年毛澤東營造那座革命大廈時,在以虛幻的目標和道德主義把人們凝聚起來的過程中瓦解個體消滅自由,實行肉體與精神的奴役,從而把中國人推向非人化。 現在,毛澤東革命大廈的坍塌則是以相反的方式,覺醒的個體從整體分解開來是以背棄毛澤東主義虛假的一面革命,道德和屈從毛澤東主義真實的一面殘酷、虛偽、卑鄙的方式進行的,也是使人走向非人化。 文革過程中出於鬥爭需要而初次暴露出來的黨的黑暗與歷史真情,毛澤東把他五十年代以來的謬說推向頂峯,上億人被打擊,使人們逐漸清醒過來。 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終於有了幾千年來空前的覺醒,這種覺醒和解放自然而然地選擇了背棄毛澤東主義冠冕堂皇的目標,而毛澤東主義的相反的一面,作為人們在痛苦中身隱的那些本能的代言人,就順理成章地填充了人們內心的空白,人開始回歸自己了。 這時你會發現,毛澤東幾十年如一日對於人性的踐踏,為人性中邪惡的一面耕耘出一片多麼肥沃的土壤,遺留精神廢墟令邪惡縱情舞蹈,對於將近三十年的剝奪和壓迫的報復,使人人覺得自己有權向社會索取一切。 長期色縮在無限渺小中的自我,忽然發現自己能天馬行空般地自行其事,然而在鄧小平時代得到的自由卻不是去用來創造和發洩,不是參與社會改造進程,那條路荊棘叢生,險象四伏,而追求私慾的道路卻暢通無阻。 毛澤東以社會主義名義取消了中國傳統社會,黨和政權直接面對每一個中國人,其觸角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毛孔,個人的基保榮辱與臣服又全要仰賴黨從偉大領袖到村支書的意志。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出現的任何好事都要歸功於黨的領導,這只能引出一個結果,中國人對於國家社會甚至一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既然一切成就歸於黨,那麼任何弊端也自然歸罪於黨。 久而久之,一種奇特的意識或潛意識便形成了,去他媽的,這個國家是屬於共產黨的,與我無關,舊道德泯滅殆盡,新道德成為嘲弄對象,教育成為社會的欺負,法律的效能微乎其微,宗教若不自願變成黨的工具便只能居於非法或半合法地位。 這樣,內在地和外在地對人起制約作用的力量便幾近消失了,從人為的階級鬥爭消滅了善的概念,為革命而作惡卻受到推崇開始。 既知,鄧小平時代黨的腐敗又帶動著全社會的腐爛,毛澤東造成的精神廢墟成了邪惡縱情舞蹈的理想場地,本文不擬對當前中國現實做全面評析,經濟改革釋放出的中國人的強大能量造成的經濟增長以及中國人畢竟享有了更多的自由,是不可否認的現實。 但我們是不是在付出太大的代價?順民並非一定要轉化為刁民和暴民,中國不一定必須重演歐洲資本主義初期的一切黑暗與罪惡,人民身上蘇醒過來的創造力量不一定必須轉化為破壞性力量,問題僅在於鄧小平集團是否願意把中國的非毛澤東化進行到底。 獲悉魏京生出獄那天,我想過一件事,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是會面對魏京生捫心自問,當他苦苦度過那十四年鐵窗歲月時,我為中國人做了什麼?我相信會有這樣的人,但可能又不會很多。 毛澤東賜予很多人以良心的安寧,而這無疑是有益於長壽的。 1925年出生吉林長春,1944年加入中共,1957年被毛欽點化為右派,下放勞改,1979年平反,任人民日報記者,1987年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2005年癌症逝世,2010年骨灰遷移北京。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