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造反的方式傚忠：上海文革風暴真相，誰是幕後的真正導縯？｜李遜《革命造反年代》深度解讀；還原被臉譜化的四人幫與造反派：從“革命名分”的權力誘惑到寫作組文人文醜，警惕歷史重縯的警鍾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繼續與大家分享 餘傑的文章 以造反的方式效忠 李迅《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在文革發生50週年之後 文革只有發生之日 而無結束之期 說文革結束40週年 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 文革研究在中國仍是一個禁區 關於文革的許多檔案材料仍未解密 學者對文革的研究舉步維艱 研究計劃得不到大學和智庫的支持和立項 研究成果無法在學術刊物和大眾媒體上發表 更不可能面對學生講授這一題目 然而 仍然有一小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學者 一頭扎進文革研究領域 從事這一投入與產出根本不成正比的事業 上海學者李迅就是其中之一，他放棄了 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毅然返回中國，以十年時間撰寫完成上下兩大卷 長達一千六百頁的《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 當然，這部鉅著最終只能在香港出版 文革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宋永毅高度評價說 這本著作代表了文革研究 從概括性的全國史向細節性的地方史的發展 另一方面，它又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出發 對整個宏觀的文革做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論思考 上海這個近代以來中國最西化的城市 資本主義的先鋒和冒險家的樂園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卻成爲極左意識形態的發源地 直到今天，資本主義捲土重來的上海，市民可以紙醉金迷 夜夜笙歌，官方和民間在意識形態上卻仍然以左爲榮 上海少有堅韌的異議人士和人權活動者 體制內傾向民主自由價值的學者也大都謹言慎行 這種弔詭的錯位，值得探究其緣由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上海成爲文革的發動機 理解上海文革，乃是理解全國文革的前提 1965年作爲文革導火線的姚文元 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在上海祕密完成的 毛澤東親自策劃了這場上海對北京的北伐 而1976年當北京發生政變，四人幫被抓之後 各地立即順服新中央 唯有上海的文革派領導人 企圖利用民兵武裝反抗 是故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堪稱一把打開文革這個幽深隧道之門的鑰匙 毛澤東始終是文革大戲的幕後導演 1949年之後 毛澤東長期居住在北京的中南海 那是明清兩朝皇帝的私家花園 這個選擇顯示毛雖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 但毛並不喜歡風沙撲面暮氣沉沉的北京 更何況劉少奇彭真控制的北京被其形容爲水潑不進 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 在中國的城市當中毛最喜歡的是上海 上海擁有人數最多的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符合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 亦能填補毛澤東這個利用農民革命奪權的土包子的自卑心理 而且上海的領導人從柯慶施到張春橋王洪文 大都是對毛忠心耿耿且善於察言觀色的自己人 毛澤東選擇上海作爲發動文革的基地 每逢文革遇到阻礙或挑戰時 他首先想到在上海打開突破口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革命運動史稿的第一主人公 不是在上海的驚濤駭浪中四處出擊的張春橋 王洪文和姚文元而是毛澤東本人 若非毛的權力支持張春橋好幾次差點被炮打得粉身碎骨 爲了保住張春橋毛澤東甚至不惜與副統帥林彪翻臉 引發其晚年最大的一場政治危機若非毛的提拔 王洪文至多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裏面的頭頭之一 不可能一躍成爲中共中央副主席若非毛的青睞 姚文元不過是上海宣傳系統中一名中層幹部 哪有機會成爲權傾一時 一篇文字可活人，一顆死人的政治局常委 在本書的每一個章節 在每一次不同派系的對決中 都隱隱約約可看到毛澤東躲藏在幕後的影子 有時毛甚至直接跳上前臺發號施令 瞬間改變上海乃至全國政治的混沌膠着狀態 毛牢牢地控制着上海文革和全國文革的節奏 毛只在乎自己的權力不受挑戰 而全然不顧他的異想天開給民衆帶來的深重災難 毛最惡劣的質量之一 是對人的生命缺乏珍惜和敬畏 比如本書中提到一個小小的細節 毛談到武鬥時 對各地報上去的死亡人數不以爲然 各地報上武鬥情況 死傷多少講的都很嚴重 武鬥有，但查下來都沒有那樣嚴重 好像過去虛報災情，好多領糧食一樣，好得到支持 這一點跟斯大林如出一轍 斯大林在批示貝利亞呈送的處決反對派的當時 人的生命早已化約爲幾個僵冷的數字 上海和全國的造反派，並非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派 他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卻不敢造毛澤東的反 所有的造反派都是以造反的方式向毛表示效忠 毛讓他們反對誰，他們便反對誰 即便後來遭到毛的無情拋棄，也只是自憐自艾罷了 除了極少數民間異端思想者，如林昭 顧準、楊錫光、王申有、陳原等人之外 文革期間並沒有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反毛的思潮和運動 那麼，造反派紅衛兵和大部分民眾 為何如癡如狂地捲入文革呢？ 之前的研究中有過受矇蔽說、領袖崇拜說和人性險惡說等 本書則提出一種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誘惑之說 作者指出，共產黨執政後消滅了以財富為基準的不平等 但又建立了另兩個不平等的等級身份體系 以戶口編制和工作單位所有制為歸屬的等級身份及體制身份 以階級鬥爭理論劃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 政治表現為標準的等級身份及政治身份 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資源，所有的資源都被壟斷 要享有這些資源，必須表現出對共產黨的高度忠誠 在古代中國，讀書人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改變身份和地位 在毛的中國，民眾只能通過參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獲得難得的轉換等級身份的機會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以革命的名義改變自己的人生 是文革能夠發動起來如此眾多民眾的重要原因 造反口號之下，是與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這個最 俯首帖耳的卑微行為，卻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現 這是文革的底色，更是文革的真諦 從臉譜化中還原的四人幫和造反派 我是1973年生人，在我四五歲剛剛記事的時候 幼兒園老師給我們看的是官方媒體上華主席粉碎四人 幫的漫畫，華主席自然是那個“毛主席說你辦事， 我放心”的人，而四人幫的名字卻不太好記 粉碎更是一個孩子難以理解的動詞 是將他們放進菜場上那個製作肉餡的絞肉機中，絞成肉醬嗎？ 漫畫上的四人幫，個個是青面獠牙牛頭馬面的妖孽 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凡是垮臺的官員，都會成爲漫畫家肆意醜化的犧牲品 文革初期，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擊潰的官僚們 紛紛進入那幅有名的百醜圖 如今，四人幫則體驗到命運輪迴千夫所指的殘酷 然後，我識字之後，又讀到無數批判四人幫的文字 彷彿這四個人一生下來，就是十惡不赦的壞東西 但我偏偏想問一個不該問的問題：既然他們那麼壞 爲什麼英明偉大的毛主席要重用他們呢？ 瞠目結舌的小學老師，惱羞成怒地打斷我的發問 放學後還向我爸爸告狀 在本書中，作者在梳理上海文革的脈絡時 也爲讀者呈現出非臉譜化的四人幫的形象 作者並不否認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下屬們的歷史罪責 更不是要爲四人幫和造反派翻案 而是力圖挖掘更迫近歷史真相的事實與材料 一味將四人幫及上海造反派頭子們貶低爲不學無術 陰險惡毒的一類，並不能消除文革再度重演的危險 作者訪談了若干上海文革時代紅極一時的人物 他們與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有較多近身接觸 他們回憶和講述的張、姚、王等人 跟官方在法庭上的判詞截然不同 雖然這些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溢美 但並非全然捏造 比如 他們都談到 張春橋生活簡樸 總穿着一條藏青色舊呢褲 屁股上打着兩塊補丁也不以爲意 文革前過春節 徐景賢幾次和上海一些黨員老作家一起 到幾位市委書記家拜年 別的書記家多少有些擺設，有的牆上還掛着字畫之類 招待客人時總有些拿得出手的食品 唯獨張春橋家陳設簡單，且只有兩盤花生招待客人 就簡樸生活這一點而言，今天中共的高級幹部 哪一個能比得上張春橋呢？ 即便是善於表演的薄熙來也自嘆不如，姚文元也是如此 據張、姚的重要文膽朱永嘉等人回憶 姚文元寫文章一出手便可傷人 但現實生活中卻平易近人 寫作組的年輕人可以隨意跟他開玩笑 姚生活隨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鋥亮仍不換洗 書包裏吃剩的油條大餅可以放到發出異味 被人掏出方纔發覺他理財馬虎 辦公室抽屜裏稿費和稿紙混在一起 幸虧同事發現幫他清理出來 他會鄭重其事請人吃飯 但請吃的卻只是碗陽春麪 這段出自當事人的描述，栩栩如生，繪聲繪色 姚雖然是毛的金箍棒，但還保有幾分書生氣 而王洪文之所以在一群工人造反派領袖中 脫穎而出，受毛的器重，受下屬的愛戴 也一定有其過人之處 比如，一次在機關事務管理局所屬飯店吃飯 工作人員在一旁站着，王洪文要大家都坐下 工作人員說不行，這是規矩，王洪文說 大家都是父母生的，不要有那麼多規矩 好幾位王當年的下屬都說，王洪文關心人，也善於用人 知道誰適合做什麼工作，所以大家願意跟着他 但是，王被提拔到中央工作之後 根本不知道上層宮廷鬥爭步步驚心的險惡 當時，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 有時半夜三更也會打電話將王洪文叫去 王洪文大概認爲，中央高幹都是這樣 吃吃喝喝是一種幹部待遇 殊不知，葉劍英藉此營造出王洪文貪圖享樂的名聲， 讓毛很快對其失去信心，面對身經百戰， 精通厚黑學的葉劍英，初出茅廬的王洪文哪是其對手？ 其他那些上海文革要角，如徐景賢、 馬天水、王學珍、潘國平、朱永嘉等人， 在書中都以相當的篇幅加以立體的呈現，或是本人的陳述， 或是旁人的觀察，或是作者的思考與評論。 這一點，正符合中國史學中知人論事的傳統， 寫作組及餘秋雨在上海文革中的分量， 上海的文革力量大致分爲兩大勢力。 以王洪文爲核心的是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 以張春橋爲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 關於造反派，過去學者有過很多研究， 如徐有餘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等， 但對於寫作組，則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盲點和弱項， 2000年前後，當我發覺當時在文化界紅得發紫的餘秋雨， 曾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要角的歷史， 並質問說：餘秋雨，你爲什麼不懺悔？的時候， 一般民衆相當震驚， 由於大部分人對寫作組在文革中的分量和地位一無所知， 使得爲餘秋雨辯護的聲音甚囂塵上， 人們說，那時候餘秋雨年少無知， 寫幾篇大批判文章算不得什麼， 寫作組成員只是在書齋中舞文弄墨， 畢竟不是在街頭打人殺人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我當時所能考察到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歷史數據有限 對於種種爲寫作組和餘秋雨開脫的說法，只能有限度的回應 而李迅在《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中 用十多個章節書寫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來龍去脈 以及寫作組在上海文革乃至全國文革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這是我所看到的對寫作組最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首先，本書指出，寫作組這個非正式機構 起着已經停擺的市委辦公廳和宣傳部的部分作用 他們不受原有的官僚體系的控制，成爲一個新的權力中心 其次，上海市委寫作組不但是張春橋的祕書班子 也應該是毛澤東的文人班子 跟其他省市的寫作組不同 上海市委寫作組具有通天的本領 以各種調查資料彙編 爲毛澤東尋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他們所寫的文字，有些經過毛的修改 成爲全國性的政策和政令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 在知識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圍中 他們卻能爲毛服務 並去管理其他知識分子 剿滅異己，統治思想界 總而言之，寫作組炮製的大量文章 都是借古諷今，影射筆賦 歷史成爲打擊對手的政治武器 史學成爲黨派的宣傳工具 這是毛澤東五十年代提倡的古爲今用的延伸 許多文章寫的霸氣，強詞奪理 是體現寫作組文化霸權主義的最典型標本 餘秋雨在寫作組中的地位 絕不是他輕描淡寫的陳述的那樣 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緣人物 本書指出 餘秋雨是文藝組的五名核心成員之一 在《學習與批判》 《朝霞》等寫作組的重要刊物上 發表了若干重頭文章 比如《學習與批判》 雜誌從1973年9月到1976年9月 一共出刊38期 最高發行量高達96萬份 雜誌的重要文章 基本都是朱永嘉出原則和題目 可以說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窗口 或者說是寫作組的同仁刊物 其中絕多大多數文章都以筆名發表 用真名的有餘秋雨等少數幾人 一方面因爲朱永嘉很賞識餘秋雨的文采 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的文章都是自己完成 不用別人參與修改 顯然，餘秋雨在寫作組中並非懵懵懂懂的無知少年 他是張春橋的文膽，朱永嘉的文膽 若非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抓 若再有十年時間 餘秋雨未必不會成爲張春橋或姚文元的接班人 當習近平企圖在中國上演新式文革之際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一書無疑是鏡鑑和警鐘 唯有這樣的著作，在中國可以公開出版和傳播 成爲中國當代史課程的必讀書目，才能根絕文革重演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