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文革「第一筆桿子」從權力巔峰到18年大牢的懺悔；余傑深度解讀《徐景賢最後回憶》：透視「拿筆奴才」的造神狂熱、權力絞殺與被掩蓋的黨史內幕

朋友們，大家好，今天繼續與大家分享 餘傑的文章，《你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 徐景賢，徐景賢最後回憶 在若干文革名人的回憶錄中， 徐景賢的《最後回憶》是價值最高的一本 全書資料詳盡，反思深刻，文頌斐然 顯示作者不愧爲當年張春橋 姚文元上吊中央之後， 上海文革派的第一筆桿子 徐景賢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 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他從小擁有良好的教育環境 就讀於奉行精英式教育的上海南洋模範小學和中學 即便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 那些上海最陰腐的日子裏， 他也有機會在學校圖書館讀到 《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 以及《萬象》和《文藝春秋》等雜誌 在濃郁的文藝氛圍中成長， 使得徐景賢從小酷愛寫作， 有着紮實的語言表達能力 中共建政之後， 徐景賢響應官方的號召， 放棄報考上海交通大學的機會， 不滿18歲即進入市委機關工作 因爲文字功底好 進了宣傳部門 步入仕途，徐景賢心中就有遠大志向 二十歲當幹事，三十歲當科長，四十歲當處長， 五十歲當部長，六十歲當市委書記 但他很快發現，共產黨機關論資排輩和等級思想非常嚴重 像他這種資歷淺家庭出身並非根正苗紅的年輕人， 在常軌之內不可能實現設定的人生目標 當文革的暴風驟雨席捲而來之際， 徐景賢突然發現 黨內選拔人才的條條框框 一夜之間被打破， 文革爲他這樣的小人物 提供了一條 超趕位高權重之人的快車道 於是， 徐景賢以造反書生的身份 積極投身其中， 在不到40歲的年紀 便升任上海市委書記 十年文革，他在上海灘叱吒風雲，卻又如南柯一夢， 夢醒之後，換來十八年牢獄之災 學者丁學良評論說在自封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政治傳統裏 只有倒黴下臺的領導人才會真誠反思 ，並出版接近事實的回憶錄 徐景賢就是其中的一個沒有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徐景賢回首昔日的人生道路，特別是當年寫的不計其數的職務文章 痛感那些文字不僅虛耗個人才華，而且禍害普羅大衆 也承認長期以來在從事寫作的過程中 我深受黨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與薰陶，在意識深處 時時處處事事要做黨的馴服工具 要讓自己的筆桿子聽從黨的指揮 要爲輿論一律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美其名曰遵命文學，實際上完全是以貫徹領導意圖 揣摩領導思想，緊跟領導精神作爲我們寫作的基本信條 當每一個黨員都成爲馴服工具 黨也就淪爲瘋狂碾壓和凌辱個體的怪獸 揣摩上意的寫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並非徐景賢一人獨有 自共產黨政權建立以來，帝制時代並未達成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權力體系終於實現 無人能逃離帶天下的天羅地網 無人能效仿古代的隱逸人士，也無人能做到沉默是金 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度 若要從事文字工作 必須老老實實的聽黨的話 這種思想文化的影響所及 不但深入寫作者的靈魂 而且滲透到幾乎每一個報社 雜誌社 出版社 廣播電臺 電視臺 電影廠 劇團 學校 和各個社會科學 文化藝術單位 沒有獨立的新聞出版機構 焉能有獨立思考 自由寫作的作家 像沈從文這類屬於舊社會的作家 趕緊宣佈封筆 自我放逐到故宮博物院 去充當解說員 和研究古代服飾 這才爭取到一點苟活的空間 文革中仍然不免被發配 去打掃廁所 進入50年代 全國上下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聲音 也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意志 文革的發生絕非偶然，正如徐景賢所論，到了 文革前夕由於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次次階級鬥爭，由於一個 又一個的大批判運動造成的後果是，完全聽命於某一個人或某 一級黨組織的指示和號令，誰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這種思想 文化影響深遠，我認為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的思想基礎 在被當作四人幫在上海的重要黨羽 被判處18年重刑之後 徐景賢在監獄中獨立思考和痛苦反省 他意識到，毛的文化專制主義是文革底色 他本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在毛澤東的統帥下 姚文元成了全國的輿論總管 我則成了上海的新聞總管 我所信奉過的一言堂 我所向往過鼓吹過的姚文元道路 實際上是一條文化專制主義一統天下的道路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管轄和控制下 人們往往以言獲罪，以文治罪 在社會上只能輿論一律，只能聽從最高指示 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 不允許有自由思想 不允許在媒體上存在不同的聲音 更不允許批評領導人 由於知識結構所限，徐景賢找尋的否定文革的思想資源 仍從馬克思主義而來。當時許多自稱爲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卻容不得言論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 而馬克思卻一針見血地指出過，沒有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這段沉痛至極的反思 即便放在今天中國的輿論環境中，也屬於大逆不道之論 若是被自稱我也姓姓毛的習近平看到 必定勃然大怒，下令封殺 徐景賢這個文革受捧者不希望文革重演 習近平這個文革受害者卻正在嘗試發動另一場小規模的文革 徐景賢在本書中對比自己與堂弟徐景熙 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兩度轉換的命運 文革初期，34歲的徐景熙在武漢一所學校任教 不贊同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 天真的投書光明日報，與之商榷 結果成爲自投羅網的吳晗餘黨 成爲重點批鬥的對象 長期的非人折磨，讓他精神幾近崩潰 直到林彪事件之後 才輾轉在南通一家農場找到容身之地 與之相反，徐景賢在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立了 功，追隨張春橋 姚文元奪取上海黨政大權，當上了 市委書記中央委員，呼風喚雨，紅得發紫 兩相對照，同一家庭的成員在同一篇文章上 竟然引發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和前途 真是讓人觸目驚心，文革結束，兩人命運再度逆轉 徐景熙獲得平反，憑藉個人的學術能力 成爲南通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退休後擁有幸福的晚年 徐景賢則於十八年，連兩個女兒也受父親牽連 雖貌美如花，卻無人敢娶，延至九零年代才成家 多年後，徐景賢和徐景熙會面，不勝唏噓，得出共識 中國的學術和藝術要獲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 一定要避免把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錯誤做法 從此徐景賢不再做夢，希望中國啟動腳踏實地的政治改革 他掏心掏肺地總結文革的教訓說 社會的發展一定要讓人的才智和 創造性得到最充分的自由的發展 而不能加以壓制和扼殺 更不能實行思想專制和文化專制 這是世世代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標 有志者將為此做出鍥而不捨的努力 然而習近平推行的媒體姓黨運動 使得徐景賢和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標 成了海市蜃樓 奴才可惡，拿筆的奴才更可惡 50年代徐景賢以小公務員的身份，業餘舞文弄墨 發表過一批小有影響力的小說戲劇和文藝評論文章 他的崛起之地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即便後來成為上海 灘炙手可熱的紅人，他也沒有離開寫作組這個陣地 許多重大場合他親自操刀反覆修改 然後呈送給張春橋、姚文元乃至毛澤東 他深知如同將軍不能離開槍，秀才也不能離開筆 魯迅對奴才和奴隸做過明確區分 奴隸是身不由己失去自由的人 奴才是甘心為奴且幫助主人管理壓迫其他奴隸的人 心知肚明的奴才遠比麻木不仁的奴隸更可惡 進而言之，拿筆的奴才，用筆殺人且不見血的奴才更可惡 徐景賢就是拿筆的奴才中的佼佼者 他在回憶錄中所描繪的 多半是拿筆的奴才圈子裏的刀光劍影 文革史學者李迅在《革命造反的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中指出 寫作組成員的寫作完全是出於黨的需要 是政治宣傳，而不是學術研究 更準確地說 他們不能算作知識分子 只能算是黨的祕書 這是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 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徵 他們關閉自己的直覺，聽任政治催眠 在四人幫中，徐景賢與姚文元最爲親近 他筆下的姚文元也最爲生動 毛澤東很喜歡命令下屬閱讀某部古書 以此隱晦地傳達其政治意圖 比如毛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 警告剛到中央工作的王洪文 不要像被扶上皇位的放牛娃劉盆子那樣 很快被別人趕下臺 這個細節後來人人皆知 因爲王洪文確實成了劉盆子第二 而徐景賢在書中披露的 毛讓姚文元讀《李希集傳》的細節 則鮮爲人知 李希集是唐末士大夫 在唐末大亂中投靠後唐君主李克用 擔任李克用的祕書 有一次他替李克用修書給老對頭後梁君主朱溫 朱溫讀了來信，知道是李希集所寫，大加讚賞 認爲李克用得到李希集簡直是如虎添翼 恨不得將李希集網羅過來爲己所用 顯然毛澤東希望姚文元成爲他的李希集 如筆實指，彈無虛發，姚文元確實是毛澤東的李希集 早年姚文元常常跟徐景賢一起步行上下班 午餐吃機關食堂的普通飯菜 不抽菸也不喝酒 唯一的嗜好是吃糖 他們最初都很敬佩主管文宣工作的周揚 但當毛決定批判周揚時 兩人寫文章批判周揚毫不留情 這是黨性高於人性 姚文元上調北京 發現政治鬥爭環境紛繁複雜 唯一自保的手段就是步步緊跟毛主席 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給毛澤東寫請示報告 得到毛的批准後纔去實行 文革結束後姚文元被送上法庭審判 當局想把姚文元所做的事情跟毛分開 卻無法分開 因爲姚文元幾乎每件事都留有書面文件 都向毛澤東做過請示 都有毛澤東的親筆批示 這兩個人如何能夠分開 姚文元是毛澤東的李希吉 徐景賢何嘗不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李希吉 在徐景賢之下 朱永嘉餘秋雨等寫作組成員 又是徐景賢的李希吉 這就是中共文宣系統的金字塔體系 直到今天，習近平仍然如此安置其大小吹鼓手 獨裁者永遠離不開戈培爾式的吹鼓手 而榮華富貴也在誘惑着無數的文人學者鯉魚跳龍門 全黨上下都在掩蓋毛澤東的罪行，以徐景賢的層級 不可能像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那樣時時受到毛的接見 但據他的觀察，毛無疑是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總導演 當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同與保守派組織聯思發生大規模武鬥時 徐景賢命令攝影師到現場拍攝 並立即將片子沖洗、剪輯出來 在這部長達50分鐘的紀錄片中 有彈弓射擊、剷車撞牆、竹屋爭奪、噴射硫酸 失火救火、雲梯進攻、牛空開戰、毆打俘虜等場景 徐景賢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看得魂飛魄散 張春橋命令他趕緊安排在電視臺播放 讓剛到上海巡視的毛澤東觀看 張春橋告訴徐景賢 毛在其行宮中看得津津有味 他人的鮮血和傷痛引不起毛的同情心 毛的政治野心建立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基礎之上 張春橋向毛諮詢 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回答 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張問：「可不可以發槍？」毛說：「每人先發一根棍子。」 此後，毛同意給上海文工五位隊伍發槍 全國性武鬥造成的慘烈傷亡，毛的罪責不可開脫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不一樣的毛澤東 徐景賢的晚年，走出了對毛的偶像崇拜 很多文革派重要人物，至死都不放棄對毛的忠心和信仰 如張春橋、戚本禹等人 1976年9月21日，徐景賢在北京最後一次見到張春橋 張大概對前景已有不祥預感，對徐說 我一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部《毛澤東傳》 徐憶之將張的這句話放在心上 張晚年出獄之後活了七年多 不知他的《毛澤東傳》動筆了沒有 假如有他寫出來的《毛澤東傳》 又將是一本怎樣的著作呢 以張春橋死不悔改的個性 即便寫出《毛澤東傳》 張版的《毛澤東傳》 只可能是一本為毛文過是非之書 徐景賢在書中提及，1973年年末， 毛澤東發起批判周恩來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記錄後來被離奇銷毀。 徐本人僅僅是中央委員，無緣出席會議，但張春橋、 姚文元都向他透露了充滿火藥味的會議詳情。 毛在批示中將周恩來與身敗名裂的林彪並列， 江青將這次批周稱之為路線鬥爭。 四人幫批周不足為怪 鄧小平在會議上的表現讓人跌破眼鏡 剛剛被毛解放出來的鄧 本來只能列席會議 卻在發言中捧毛批周 措辭凌厲地指出 你現在的地位是人之下，萬人之上 距離毛主席是一步之遙 只有你有資格可望而可及 取毛主席而代之 西部望你警惕 不知周聽到鄧這一番話，心中是什麼滋味？ 毛在得知鄧的發言之後滿心喜悅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 不用交代也會發言的。」並動了與鄧徹夜長談的念頭。 可以說在批判周恩來的會議上 鄧正是通過了毛的考試 毛才下決心重用鄧 十多天後任命鄧擔任黨政軍要職 執掌黨政軍民學 東西南北中之大權 權力比患病的周恩來還大 這次會議的記錄被銷毀 既是保全鄧的面子 更是掩飾毛的罪惡 若只看中共官媒報道和官方文獻就會傻乎乎地認為 毛澤東和周恩來，周恩來和鄧小平 是何等親密無間的革命戰友 只有知道種種幕後祕聞才會發現 金光大道背後原是一灘爛泥 中共銷毀了會議記錄但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徐景賢以及一生研究周恩來的黨史學者高文謙 都披露了那次會議的部分事情 徐景賢的自我反省並不徹底 對於成千上萬在上海文革中被凌虐而死的作家學者 黑五類和普通人 他並沒有做出誠摯的道歉和懺悔 但是在晚年作為社會邊緣人的生活處境中 他總算痛定思痛 在《十年一夢》和《最後回憶》兩本書中大聲呼籲 中國應當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徐景賢的兩本回憶錄都不能在中國國內問世只能在香港出版 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不是因為作者的身份過於敏感而是因為作者的反思超越了 共產黨所能忍受的限度 今天的中國仍未走出文革和黨文化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