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近現代文學:千年變局與啟蒙救亡

文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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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文學
千年變局與啓蒙舊亡
從詩經的田野到《紅樓夢》的撫願
我們走過了近三千年的古典文學長廊
古典的時代結束了
但文學的生命從未止息
這是閱讀文藝《中國文學史》系列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我們即將踏入的是一個風雲激盪
新舊斷裂又急速重組的時代
中國近現代文學
這不是一個風格統一的時期
而是一場持續的文學革命
其核心命題是完成文學的現代化轉型
一
亡國滅種的危機與啓蒙舊亡的雙重奏時代
近現代文學的一切特質都源於深重的民族危機
變局下的精神震盪
使得舉國上下失去文化自信
從《詩儀長記》到《唯心變法》
再到《共和革命》
每一次舊亡圖存的失敗
都深化了對傳統文化制度的批判
文學要站在最前面
肩負起思想啓蒙與社會改造的重任
五四新文化運動
高舉民主與科學
旨在塑造新的個人與國民
而隨着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舊亡的主題緊迫地壓倒啓蒙
文學與政治革命緊密結合
被要求更直接地服務於民族解放鬥爭
這段時期
現代印刷術、報刊、新式學堂的普及
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文學傳播空間和讀者群體
爲白話門運動和職業作家的出現
提供了物質基礎
二
作家的身份、角色和自我認知發生了根本性裂變
最後的士大夫又是賢屈
晚清的龔四真、梁啓超等人
身上仍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
但已開始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
試圖救平莊新九
繼而現代知識分子誕生
五四一代如魯迅
徹底告別科舉仕途
成爲獨立的以批判和啓蒙爲天職的現代知識分子
他們通過寫作、教書、辦刊來影響社會
文學是他們的匕首與頭槍
文學家與革命家身份融合
上世紀三十年代後
許多作家自覺地將文學創作視爲革命事業的一部分
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標誌着作家有組織地成爲革命隊伍中的文化軍隊
到延安時期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明確提出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
作家主體進一步要求思想改造
向革命文藝工作者轉變
三、白話文革新與文體大解放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完成語言革命
這是現代文學最根本的標誌
1917年
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廚藝》
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
正式舉起白話文運動大旗
經過與學衡派、甲營派等守舊文人的論戰
白話文迅速成爲創作、教育
與公共領域的主流語言
真正實現了言文一致
新詩艱難誕生
打破一切格律束縛的自由體新詩
如《胡適嘗試集》是開路先鋒
隨後
文一多、徐志摩等提出新格律式主張
如三美理論
而代望書、李經發則引入象徵主義
拓寬了新詩的表現手法
現代小說迎來成熟與高峯期
短篇小說在魯迅手中率先成熟
《吶喊》、《彭黃》
奠定了現代小說的現實主義基石
與深沉的批判精神
長篇小說在毛頓、老舍、巴金、沈從文手中
達到藝術高峯
風格多元、主題深刻
引進話劇、開創雜文
話劇作爲全新文體被引入
曹渝的《雷雨》、《日出》
標誌着中國話劇藝術的成熟
而雜文在魯迅筆下發展成爲融思想
戰鬥性與藝術性於一體的犀利文體
是這一時期獨特的文學風景
四、啓蒙的《吶喊》
人生的探索與革命的號角
魯迅及其作品無疑是現代文學的開山與標杆
《狂人日記》
1918年發表於《新青年》
這是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
它借《狂人》之眼
看穿了李教吃人的本質
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
魯迅的作品如《阿Q正傳》
始終貫穿着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
與利人的啓蒙思想
其深度與高度至今難以超越
長篇小說獲得多元成就
《矛盾子夜》
試圖用小說全景式地剖析
1930年代中國的社會性質
是社會剖析小說的典範
《老舍駱駝祥子》
通過一個底層人力車伕的悲劇
寫出了城市平民在舊社會被吞噬的命運
深附人情味
《巴金家》
以激流般的熱情
控訴封建家族制度對青年的摧殘
成爲幾代青年反抗封建
追求光明的精神火炬
詩同樣獲得一次善變
徐志摩《再別康橋》
代表了新樂派對新詩格律
與音樂美的追求
輕盈柔美
而愛卿的詩如
《大雁河》
《我的保姆》
《我愛着土地》
則將個人的痛苦
與民族的苦難深度融合
詩句樸素
深沉而有力
標誌着新詩與土地、人民的緊密結合
五
這個時期的文學是批判、吶喊、追尋大衆化的
回顧着百餘年的文學歷程
其精神主線清晰可辨
首要是徹底的批判與反思精神
這是對三千年古典傳統的決裂式審視
從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
到巴金對家族制度的控訴
文學不再歌頌、維護
而是以鋒利的理性之光
照亮一切落後、愚昧與不公
其次是人的發現與個性解放
五四文學最大的功績是發現了個人
裕達夫式的感傷自白
丁玲對女性命運的關注
都體現了對個體生命價值、情感與尊嚴的肯定
儘管後來被舊王的迫切主題部分壓抑
但這一內核已不可逆地植入現代文學基因
既而是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與民族關懷
文學從未像這個時代一樣
與民族國家的命運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爲人生、爲革命、爲抗戰、爲工農兵
文學的功能又被不斷賦予新的沉重的社會政治內涵
最後是走向大衆的堅定方向
從白話文運動到左翼文藝的大衆化討論
再到延安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一條清晰的線索是
文學必須走出象牙塔
被最廣大的人民群衆所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