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了此⾝——羅隆基素描 第二集(2/5) 原著:章詒和 有聲書 #紀實文學 #有聲書 #大陸下架 #反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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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觀看·2024年6月6日
第二集,季曾昭倫發言的是蒙元趙文斌,他頗得羅隆基的信任,被羅隆基從上海調至北京,安插在僧公部。
反右開始的時候,趙文斌對羅隆基是有幾分同情的,曾勸他主動交代。
當他聽了羅隆基傷感地說,十年親密朋友蒲熙修當面絕交,八年祕書邵雲慈寫檢舉信,還有孫平毅祕書在明蒙整風會上聲色俱厲駁斥他的時候,趙文斌也是悲哀難厭,不覺淚下。
而此刻面對這樣一個批判會,他也不得不加入檢舉者的行列了。因為,唯有實實在在的檢舉揭發,纔有可能是自己逃離惡浪狂濤,不致滅頂。
趙文斌的檢舉揭發的內容分七大類,共52條。一類是羅隆基的近期反動言論。比如他說,胡風問題搞錯了,得罪了三百萬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
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
另一類是羅隆基在僧公不幹的反黨行為。比如當部長上班第一天便講,在行政單位是以政為首的,不是以黨為中心的,黨必須服從政。
再一類是關於無形組織繼續往來的記錄,均有文字為品。
另外還有一類是有關羅隆基的品質問題。說羅隆基是無錢不享,在昆明解放前做藥生意,託梅伊琪夫人由重慶帶藥等等。
羅隆基對趙文弼的發言可謂印象深刻,因為在幾年後,他對父親談起反右批判會的情形,總說,
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啊。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
這其中所指記性好的人,便有羅列52條罪狀的趙文弼。羅隆基與民盟主席張瀾的關係一向不錯。
現在一些報刊發表羅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2日兩人在上海的合影。
他倆身著長衫,面帶微笑,悠然的神態與融洽的關係,在洋樓與松柏的映襯下,是那樣的生動。
羅隆基非常珍視和喜歡這張照片,因為他記載著1947年冬,民盟被蔣介石宣佈非法後,
羅隆基同張瀾共患難的歲月滄桑。
1948年的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請張瀾和羅隆基同赴解放區的。張瀾患有口吃症,所以對外工作,如接見新聞記者和外國記者,都十分倚重羅隆基。
瞭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讓張瀾的祕書呂光光出場,則顯得很有必要。
而呂光光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脅、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
控訴之前,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
他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祕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他的事實,揭發出來。
胡錫修是與羅隆基同居十載的女友。
她是拿著《羅隆基是隻披著羊皮的狼》為題目的發言稿,最後一個登臺的。
她的揭發,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
胡錫修說:「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豐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
早在1929到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也被鬥。
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
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於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胡錫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證明羅隆基的這種仇恨。
那是在解放前,羅隆基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
他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探視,羅隆基突然勃然大怒。
胡錫修一時障礙何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怒從何起。
批判會上,胡錫修找到了怒從何起的由來。
他說:「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胡錫修又講了個蔣介石觀看話劇,看到一個紅肚兜急大發脾氣的故事。
他把兩者並列在一起,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
這正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為什麼說羅隆基是隻披著羊皮的狼?
胡錫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護士王愛蘭的例子做實證。
虐待的起因是羅隆基丟了二百元錢,懷疑是王愛蘭所為。
王愛蘭不承認,便大發脾氣。
後來,羅隆基又藉故說王愛蘭偷看參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脅。
事後查清,偷錢者為秦務員。
王愛蘭要求羅隆基寫上個人行為清白的證明信,以便另謀生路。
羅卻置之不理。
王愛蘭是個勞動者,羅隆基對勞動人民像狼一樣兇狠。
跟著,胡錫修又敘述了另一件事情。
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停刊的時候,羅隆基在療養院揮汗如雨整三日,
幫助報業女老闆鄧濟興向國民黨寫萬言哀訴書。
1949年6月,羅隆基剛到北京不久,又幫助鄧濟興寫向人民悔罪的檢討書,
以求過關繼續辦報當老闆。
老闆鄧濟興是個遊蟬者,羅隆基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對勞動人民像狼一樣兇狠。
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羅隆基不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又能是什麼呢?
胡錫修大聲質問坐在臺下的羅隆基。
羅隆基把頭扭到了一邊,眼睛盯著窗外。
羅隆基的傲慢點燃了胡錫修心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
他繼續揭發,說羅隆基解放後對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
在家中曾說張東森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而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聽到這樣的揭發內容,羅隆基全身冰涼,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張紙或一片葉,
被暴風雨隨意吹打。
發言至末尾,胡錫修也已完全進入了情感狀態。
他說,周恩來在人大政治報告中說,
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
我不幸墮落為右派分子羅隆基的俘虜。
感謝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清醒了我的頭腦,我願意痛改前非,照著周總理的話去做。
但周總理談話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
當我一步步地重新認識了羅隆基的醜惡面目,揭露了羅隆基的罪惡行為的時候,我的精神就覺得輕鬆而愉快些。
由於羅隆基曾說自己和蒲熙修是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所以蒲熙修在此必須用事實對親密朋友關係做出一個否定。
他聲淚俱下說,像狼一樣的羅隆基,毫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心。
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後,想急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
解放後,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
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是我屈服而後已。
莫了,他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係丟進茅坑去吧。
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
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沫渣子,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父親獨霸這篇發言,對母親說,無論是出於解脫自己,還是真的以為弩生反動,胡錫修是下決心要和老羅分手了。
僅隔一日,8月15日,民盟中央繼續召開羅隆基的批鬥會,被稱之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座談會。
會議仍由胡尉之主持,首發陣容是暴病而來的馬旭倫。老頭可憐,只講了五分鐘,說了句,羅隆基一貫堅持中間路線,所以反黨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細胞的,便被人攙扶著離開了會場。
實際上,上面也不需要馬旭倫多說,表個態就行了。相繼發言的人有高天、馮素陶、徐廣平等人。大軸仍由胡錫修擔綱。
8月19日,民盟中央舉行第八次整風座談會。這次批鬥羅隆基的會議,由史良主持。也許是因為民盟左派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也許由於史羅之間曾有過的感情瓜葛。
這一天,羅隆基的表現尤為惡劣,不僅對別人的揭發蓋不認帳,而且把上次說過的話又全部賴掉。站在臺上的史良氣得痛斥他是一個以狡猾無賴著稱的傢伙,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磨馬立兵整十日。這期間,於28日下午3點,在沈君如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第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森的關係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森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
第二,本週內決定連續兩次批判羅隆基。第三,雖然大家要揭發徹底,但一定要責令羅隆基自己老實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辦法,在統戰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鑒了速封運動的手段,收繳到羅隆基從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並製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準備停當,於8月30日和31日,連續舉行第九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批鬥羅隆基。會是以他的交代做開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適,同張東森等人的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無形組織的問題。
儘管他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以胡適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認為,羅隆基仍舊是避重就輕,避盡就遠,只承認了一些雞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實,只承認自己思想落後,特別是對於他的反共集團在1952年以後的陰謀,矢口否認。
為什麼統戰部和民盟左派會認為羅隆基的態度惡劣?除了批判會上的態度惡劣,他私底下的表現也惡劣。會上,羅隆基祕書邵雲慈揭發,他在家裡不老實寫交代問題,居然給劉少奇委員長寫信,說,人大江西小組和民盟中央只許交代,不容解釋。
解釋則說成是狡辯,就是法庭被告亦應有解釋權利。又說,上邊對我們是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大冤獄的事自古皆有,嶽飛不是屈死的嗎?
這樣的話,令領導反右的人和擁護反右的民盟左派無比憤怒。有著中共黨員身份的李文毅和薩空了,亮出了羅隆基寫給趙文斌、潘大奎、範普齋等人的密信,邊宣讀邊分析邊批判,有力地證明羅隆基反共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
可以說,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羅隆基心窩的利劍。
繼而,蒲熙修、趙文斌、葉篤貽、曾昭倫,在一條又一條的補充揭發中,反戈一擊,爭取立功贖罪。
全國政協國際問題組副組長吳茂孫,全國政協副祕書長徐伯熙,黃延培之子黃大能,張瀾之子張喬強,還從各自的角度,相繼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言行。
與民盟批鬥會相穿插的,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全國政協組織的、三公佈組織的、新聞界組織的、外交界組織的批判會。
羅隆基在哪裡兼職,哪裡就有批鬥。兼職越多,批鬥也越多。
於是羅隆基活像一個趕場的名角,趕了一場又一場,回到家中,已是疲憊不堪。
每次批鬥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歸納,形成新華社通稿,於第二天載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中央報刊。
民盟更是及時地把這些材料歸納整理,打印出來,並裝訂成冊,發送到每個中央委員手裡。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鬥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喫大虧的另一個原因。
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
他思維敏捷,縱橫百合,可性格外露,喜怒於行。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常聞善辯,也度量狹窄,資諸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
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長期期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祕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
研究五七反右運動史的人,都在尋找毛澤東於十五天的時間長度裡,決定由整風轉為反右的具體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
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羅隆基講的那句,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的話,傳到了他的耳朵裡,傷了臉面,刺痛了心。
當然了,老人家勢必要記恨,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女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
有一次,還舉了個得罪鄧出名的例子,我問,是不是羅伯伯做了對不起鄧出名的事啊?
父親答,他沒有做虧心事,只是因為一句話。
那是在1956年,為了商量《文匯報》復刊的事,羅隆基在家裡,請了陳淑通、鄭振鐸、葉聖陶、張乃器、徐築成等人,做個復刊籌劃。
鄧出名、陳紹仙也趕來,這兩個人一到,羅隆基的心裡,就不大高興,可作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裡,敷衍敷衍,也就算了。
羅隆基偏不,把臉一拉說,現在有兩個教條主義者在座,我不好談話。
話一出口,把個鄧出名氣得要死,父親說,女生這樣做,自以為佔強,其實喫虧的多是自己。
我主張中庸,明蒙中央開工作會議,我請地方同志喫便飯,在飯桌上,我半開玩笑地講,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間相處的社會關係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義。
這話讓人家批判,我是搞兩面派,政客作風。
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我認為必須這樣處事。
女生的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她,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她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纔有她的活動天地呀。
果然,在眾多的批鬥會上,羅隆基愛發脾氣,喜好女人和斤斤計較的性格缺陷,成為一個政治攻擊點,一個搞臭他的道德缺口。
明蒙領導反右運動的人,當然也鼓勵大家從這個地方入手。
他們找來一些人,專門揭發這方面的事,蒐集整理羅隆基反動罪行材料,也不忘將這方面的事納入其中。
在羅隆基家當護士的王愛蘭,是被請到明蒙中央批判會的人,她的發言集中於生活瑣事,很有吸引力。
她說,我在她家三年零六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叉子,要是楊威來喫飯,我就更倒黴,責怪我把菜弄少了。
而蒲熙修來時,又說我菜弄多了,只要楊威一來,任何人都不見。
蒲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威在,他總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威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隆基愛擺弄一個小巧的收音機,一天,大概是她的情緒不錯,邊擺弄邊對王愛蘭說,這個收音機是進口的,你知道是誰送的嗎?
王愛蘭自然想知道,羅隆基告訴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
王愛蘭記住了這個周佛海的小老婆,揭發出來,使會議主席胡語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關係。
這個護士還揭發了羅隆基賣藥的事實,說,她曾叫我清點連梅素還剩多少,並說這些藥都是朋友送我的,留著不要用,要藥就到北京醫院去拿。
1953年秋,她問我藥過期了沒有,我檢查一下說快過期了,她說給我賣掉,我問拿到哪裡去賣啊?
她很不耐煩地說拿到王府錦藥房去賣,還不知道嗎?
我費了很多力才賣掉40瓶,這些連梅素是美國特務司徒雷登送給她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給她的中藥,她也叫我去賣,
結果沒有賣掉,從這裡可以看出羅隆基是如此唯利是圖。
王愛蘭的發言時間不短,但她仍說,今天因為時間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傾訴出來,總之一年365天,一天一小罵,三天一大罵,從來沒有見過她一次好臉。
但是她對楊威卻是低聲和氣,滿臉笑容,她對張東孫也格外親密。
羅隆基的警衛員張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請來的第二個做重點發言的人,一上臺,她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說,
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她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她的布。
她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她規定暖氣只燒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
有時燒得高一點,她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
有時燒低了一些,她又罵道,我是病人,你們要凍死我嗎?
羅隆基還常罵警衛,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護我的,還是監視我的?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揭發羅隆基在國外斤斤計較生活享受的事情,
說他每到一個地方,總同別人比住的房間比汽車,甚至連抽中華牌香煙也要比,看誰抽桶子煙,誰抽紙包的。
1955年,到赫爾辛基開和平大會,代表團第一天的深夜抵達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勞。
而住在六層的羅隆基,忽然打電話給住在一層的工作人員問,你們怎麼分配房間的?為什麼我的房間裡的浴池沒有水啊?
等翻譯找到旅館的服務員一同爬到六樓,他又說,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
這些工作人員還說,他每次出國對開會沒有興趣,最感興趣的是看美國電影和雜誌,六大街,辦貨。
他借公家許多外匯買衣料、藥品和香煙,不僅自己買,還給蒲熙修和乾女兒買。
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廳的人揭發羅隆基每逢體育館有精彩的球賽,總來要票,一不如意就大發脾氣。
他曾直接打電話質問,為什麼黨員部長可以做主席臺,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啊?主席臺的請柬都發到哪裡去了?
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說,羅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視察,大擺老爺架子,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不與他人共乘。
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像一齣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
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像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鬥爭。
古人講,你一毫錯於人,若踏之於世潮,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
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製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
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判賣,也最為驚心動魄,七鬥八鬥,從盛夏鬥到寒冬。
特別是12月21日,22日,23日,連續三天在豐盛衚衕中職俱樂部進行的戰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12月26日這一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
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搞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
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張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
這個檢查,由於符合毛澤東定下的結論而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統戰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以及胡遇之本人都大鬆一口氣。
因為,經統戰部覈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個月反右派鬥爭計劃要典禮,必須按時全部拿下中央一級的右派。
羅隆基是最後一個被拿下的,而這一刻,距離規定的期限僅有四日。
在拿下他的當晚,工作步驟已經落後於其他黨派的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立即遵照統戰部要求,著手討論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於建國後在知識分子羣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覆覆、鋪天蓋地、無休無止地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殘,產生恐怖心理。
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覆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所謂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
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闢,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符書又略有不同。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張乃希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
這個運動怎麼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的成員,又該怎麼弄啊?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儘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後,且遲疑再三。七月上旬,他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祕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孫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羅隆基對自己的結局還沒有做充分的估計。
八月,在人大會議期間,羅隆基雖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對祕書說:「人大頂多撤銷我的部長職務,不會取消我的代表資格。」
幾天後,在會議閉幕前夕,他決定寫一份初步交代。忽然聽到父親和張乃器要在大會上做檢討的消息,他急了,催祕書儘量快抄自己的交代稿件,並說:「哎呀,我不去交代,要喫虧啊。」
在對他的批鬥達到圍剿程度的時候,羅隆基不僅感到了被逼得可怕和心碎氣絕的哀痛,而且開始把交代認罪與事情的後果直接聯繫起來考慮。於是,他一再對祕書講:「這事將來怎麼收場呢?總不會送我們去勞改吧?」
所以,他是在不斷地打探摸底,權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盡後,慢慢倒下的。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原因,使他認了輸,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羅隆基節節敗退的過程,當然也得益於羅隆基的性格。身邊的祕書分明是個告密者,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
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