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君⼦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交往之疊影 第三集（3/5） 原著：章詒和 有聲書 #紀實文學 #有聲書 #大陸下架

第三集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似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青子。 席間,張伯駒只是喫,既不品評菜窯的雨裂,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 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 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誇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後,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 爸爸叫洪祕書通知司機將老別客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聽後忙說:「哎呀,不用叫車,地安門離時差還很近呢。」 而此刻,張伯駒什麼客氣話也不說,背著雙手走出大客廳, 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亮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喫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 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失了。 父親若是心夠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 他們不談政治,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鑑定水平如何啊?」 張伯駒搖著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後,認為爸的收藏除了儘量蒐集晚期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確目的之外, 其餘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後以明清家品為主。 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 如今,有了什麼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閨、馬遠,能弄到一兩幅十韜八大,就很滿足了。」 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 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幹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裡,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的低。 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芒,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花的錢,卻要比我少。 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個中共首長之後,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裡,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 奶契算是有錢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後,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 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啊?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碎問張伯知,你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基貧富帖是用四萬大洋,從蒲星奢的手裡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 因為蒲星奢,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前的尤春圖,是我把宮學衚衕的一所宅院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便買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尉遲山秀老闆那裡弄來的。 那老闆,張口所要的是黃金八百兩,三夕唐帖,李白字上陽臺帖,唐寅的蜀觀寄圖。 當時老袁的庶務長郭世武,願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搞不到這麼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萬大洋的定金,忍痛把三夕唐帖退給郭家。 范仲淹首書《道福讚》,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講到這裡,張伯駒未談到,不知情者,為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獲利過人。 其實啊,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寒乾的《趙業白圖》,就是復興社在一九三六年賣給了外國人。 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啊。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三十歲到六十歲,一直收藏字畫銘記,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裡,寫下的一句話:「你所收藏,不必忠於身。 唯與有,但是永存無土,事傳有序。」潘肅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後,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寫往西安,一路的擔驚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 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的小心,整日的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動靜,氣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 我知道,朱自清,文醫多,是極有氣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麼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氣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麼像《明格》裡和共產黨動過刀槍的人物,在五七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明蒙》裡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裡治病救人的大夫。 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兒,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 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客人走後,我對父親說,聽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裡很不是滋味。 把你化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呢?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於私人的。在中國的文化裡,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覆詩。 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做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營業起風,也能引出詩性。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銀簾填詞,比我星算一加二加三等於幾還快。 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和格律,又竊題,真叫絕了。這是什麼?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與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語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 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裡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的面容,所顯示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 其實,素不相識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會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與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 他經常親自出面,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但是書法研究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 張伯駒這樣做,無非是希望喜好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範的好詩,但願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黨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裡,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幾十種。反右以後,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周幾句絕句、律詩什麼的,就舉著塗改的一塌糊塗的詩作,從書房裡狂奔出來,大呼小叫的,讓我和母親都來聽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麼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辭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辭手啊?你是一張老臉的父親,對我說的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麼能和張伯駒比呀?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 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後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父親寫的詩,僅用於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 他有一首題為《車探》的五言絕句:「軸與輪相扶,方可成器宇。二者去其一,行履徒乎苦。」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先我,原無我。有我,還無我。我既非常我,今我,時非我。」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一段哲學短語。 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一九五七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啊?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麼,非要學到精通不可。 儘管詩詞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很多,但其要字,只有兩條。一是安署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 接著,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於詩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後。但自幼,記憶力就好,昭誦悉讀,過目不忘。有一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能背誦出主人藏書裡的詩句,而那個主人啊,什麼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 因為我的記性差得驚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詩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三十四件。 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後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澤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三人同時治對,我委屈萬分,誠懇辯解,絕非添油加醋,實實的是記性不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性之所至,是習慣使人。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操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藍封面,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馬放在客廳巖壁而立的竹製書架上。 我有時會覺得,他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歷,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那老竹竿發出的吱吱聲,彷彿在提醒人們,這裡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哪一本給你的父親。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飛頁上提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證之類的話。以後,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 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面幾頁,然後述之高格。不是不愛看,而是由於用點太多,我讀不太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後感想。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過就是涼與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裡,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雀,夏日的蟬、蠅,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復地吟唱細緻的描摹。 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文物啊,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我問父親:「看明爵演戲就夠了,幹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臺呢?」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文人的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系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常常是無需我請教,他就開講。話頭99.9%是落在餘淑妍的身上。 他告訴我,自己與餘淑妍的來往,絕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與戲子,或是名票與名鈴的關係。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緒相投的知己。餘淑妍的戲,她是必看的,看後,備好車,等於卸妝,收拾停擋,同去喫宵夜。 飯後或送餘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裡的事。她向餘淑妍學戲,都在半夜。在餘吸足了大煙之後,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餘淑妍幹嘛非得抽鴉片呢?那是她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異,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喫這個東西。也許,我的喫驚被張伯駒感覺到了。」 歲幼補充道:「餘淑妍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的。她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與她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韻》。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冥靈幫她唱戲的事了。 諸如梅蘭芳是楚標,她是黃天霸的幾臘妙。餘淑妍是王平,楊小樓是馬素。王鳳卿是趙雲,許濟先是馬代。陳湘雲是司馬懿,錢寶森是張和。她是諸葛亮的空城記。」 這齣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餘淑妍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一頁。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的《回營打圍》,成濟先的《臨江會》,魏連芳的《女企界》,王鳳卿的《餘長劍》,楊小樓、錢寶森的《英雄會》,小翠花、王福山的《醜戎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臺演戲,一定很轟動吧?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亦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嬌剛剛上市的《十星小菜》一樣,鮮美無比。 演出後,張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牌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 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他自己,一作詩為記:「雨扇輪襟拭臥龍,帳前四將正威風。 驚人一曲空城祭,直到高天齒舞風。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 演出後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著,虞書嚴病重,楊小樓病逝,城祭仙王鳳清也撒手人寰。 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 我問:「死了幾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張伯駒點頭,口氣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絕兒。」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臺上和文章裡宣佈,中國戲曲絕兒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性藝術。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確無比。 但五十年的戲劇現象,似乎又在為張伯駒的見解,做著反覆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面作用,使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這個愛好的負面作用,使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後,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並指,即傳統系、新編歷史系、現代系三者並重。 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部門貫徹三並指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易則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主張一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粵劇做底本,調動自己與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掛帥。 我喜歡聽舊戲,單是一齣玉唐春,梅派的,成派的,或是張鈞秋唱的,或是趙嫣霞唱的,都好。這麼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兒,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與舞臺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覆屈的青樓女子。 他正如張伯駒所言,這些角兒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虞書嚴高祖李紹春的新戲,如《野豬林》。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 其實,我所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怎麼個演法?這時他的性質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緻入微地講。一句唱詞,老譚當初是怎麼唱的,虞書嚴是怎麼處理的,他為什麼這樣處理? 我在驚嘆他的熱情與技藝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保守派裡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確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頑固,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藝術的。 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薰染和高度的鑒賞水準。要知道,中國戲曲是以遠離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種表現性質,註定他將形式美、高級的美,置放於藝術的核心。他的魅力,也全在於此。而魅力產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 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而,他的頑固與保守,完全是出於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癡迷。也正是這種維護的態度和癡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根鬥。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竟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巨幕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睿和劉知民,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做了報告。 他們都強調,在巨幕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聽了非常振奮。 錢俊睿指出,現在仍有很多幹部怕放。他認為,怕壞戲多起來,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 這四怕是多餘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壞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並展開討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羣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 他還強調,戲曲幹部應當刻苦鑽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知民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範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做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並且做了尖銳的批評。 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羣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面,周揚歸納了16個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結合演出、重點加工。 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羣眾,堅決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臺面貌已經改觀。 除了一部分遺產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聽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裡,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 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卻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彥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我父親以及羅龍基、張雲川等民主人士為贊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 現在終於從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那裡,聽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欣喜若狂。 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範,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擔。 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劃每週演出一次。 為了研究老戲,他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戲曲講座,舉行議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於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於技術、技法和技巧。 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只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臺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種成分,並獨立出來。 張伯駒眼瞅著一些包藏著高超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後,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討喜,而憂心如焚。 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憤不平。 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機。 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寧武關·祥梅寺》。 他的選擇戲的標準,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的。 張伯駒曾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只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鑒賞評判標準,只能是藝術性。 思想被包裹於深處,是分離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齣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 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記憶,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張伯駒的話,沒說錯。 寧武關裏,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唸作打的妥貼鋪排。 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寧武關的。 而《降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醜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實在漂亮。 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 這兩齣戲裡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黃朝,是何等之人? 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麼,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 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 即使現實已被塗得一派光亮的銅石,還存在著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裡,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源》的演出。 這齣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二十六個劇目當中的一個。 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奄奄地講話傳出以後, 擅演此戲的小翠花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劃下,決定重新扮演馬思源。 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朱方亦少,逢春猶勝,不逢春。 張伯駒和一羣只知唱戲,也只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 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小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攏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練熟悉臺詞。 很快,一切準備妥當。 五月八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小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布了擬於十二日上演馬思源的消息。 五月十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源的消息,並說報社馬上接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於想看這齣多年未演的老戲。 有的讀者為了看這齣戲,延遲離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了北京市文化局的電話,說這齣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 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暫時還不準公開演出。 一塵一浮會有時,氣我幡然如脫縷。 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生一死戲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種一番一副戲如掌的做派。 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幹的,一個單位幹的,還是一個黨派幹的,一個政府幹的,他氣急,也怒急。 氣急怒急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源,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 他讓京劇名醜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找配角蘇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願,請文化部部長沈雁斌寫信,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後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著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 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援。 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 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現了民放與法令的矛盾,是民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民放? 後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駒仍執意不肯。 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 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於沒開,馬思遠靜靜掩掩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 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張伯駒,張伯駒化為右派分子,馬思遠的事件是重要的罪證。 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斯也為倖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齣戲嗎? 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有什麼大不了的? 為啥張伯駒肯把價值廉成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幾個演員一齣戲跟官方叫板又叫勁呢? 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 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有感痛情。 張伯駒從細學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並隨著細改深入,進步加劇和普遍。 他認為,這世和在戰亂中眼瞅著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沒啥區別,無不屬於文化的流失。 張伯駒痛心於這種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和無形的文化精神的墜落。 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迴文物,和今天不過厲害的要求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慮與追星的痛苦。 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優勢,儘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復原來的文化品質和文化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