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晉書》卷二十·志第十
唐朝 房玄齡等 著
禮中
五禮中的第二種是兇禮。從天子到平民百姓，身體髮膚都受之於父母，這個道理是相同的，情感也是一樣的，活著就奉養，去世了就哀悼，所以說三年之喪是天下通行的禮制。漢代的禮制規定，天子駕崩，從生病到去世及安葬，喪禮的製度與夏商週三代有所不同。魏晉以來，大致上與漢代相同。但自從漢文帝改革喪禮制度後，後代都遵循它，不再實行三年之喪的禮儀。到了魏武帝臨終時，遺令說：「天下尚未安定，不能遵循古禮。百官應當前來哭靈的，只需哭十五聲，安葬完畢就脫去喪服。那些帶兵駐紮防守的，不得離開駐地。」魏武在正月庚子日去世，辛醜日就被埋葬在月
到了宣帝、景帝去世時，都遵從權宜之製。文帝去世時，國內服喪三天。武帝也遵循漢魏的典制，安葬後就脫去喪服，但仍穿著深衣戴素冠，撤去坐席和膳食。太宰司馬孚、太傅鄭衝、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兼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等上奏說：「我們聽說禮典法度，增減隨時代而定，虞夏商周都不互相沿襲，是有原因的。樣做，曾參、閔子驃在平民中這樣做，也不足以超過。 ，內省更換座位，太官恢復膳食，所有施行的事情，都按舊制辦理。制已久，怎麼忍心一旦就在上天面前改變這種情感！聖思之所以不能自已，非常深刻篤厚。苦。以來就是通行的禮制，確實是聖人依據情理制定中正之禮，明白寬恕而實行的。 神靈日益遠去，無處訴告，即使薄於情義，吃美味穿美服，也是不堪忍受的。 不宜再反复，加重其傷心，就此斷絕，無可奈何！後來居太后之喪也像這樣。
泰始二年八月，下詔說：「這月上旬，是先帝棄世的日子，已經週年了。我孤苦伶仃，什麼時候才能表達一下人子的情意呢！思念煩悶，想要到陵前瞻仰侍奉，以盡哀痛悲憤之情。主管者準備好出行用主管具。到驚懼，認為應當降低抑制聖情，以安慰萬國。 ，不能照你們所奏的那樣。聽說上古喪期沒有定數，後世才有了年月的漸進。以表達哀思，如果加上喪服，進退都不合適。孚等又上奏說：「我們聽說聖人製作禮制，必定順應時宜。所以五帝音樂不同，三王禮儀有別，這是古今所以不同，質樸與文飾所以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順應時宜，已經降心克己，屈從權制，既已脫去喪服，而實行心喪之禮，如今又製作喪服，義無所依。
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相關部門上奏：「前代舊例，倚廬中設置白縑帳、草蓆、素床，用布巾包裹土塊和草，軒轅、版輿、細犢車都設置縣裡。」詔書不聽，只令用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車而已，不改變禮文。相關部門又上奏：「大行皇太后應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舊例，虞祭穿喪服，虞祭後脫去。內外官僚都到早晚哭臨的位置，禦除喪服完畢，各回住處脫去喪服。」詔書說：「三年之喪，喪服完畢，各回住處脫去喪服。」詔書說：「三年之喪，喪服完畢，各回住處脫去喪服。」詔書說：「三年之喪，是天下通行的禮制。視禮制。 如今戰事未息，王事十分繁忙，更需要聽訟斷案，以成就各種政務。宗之製，遵從當時的適宜做法。詔書說：「不能篤行孝道，不要以毀傷身體為憂。確實知道衣服是小事，然而如今思念居於草土，大概應當用吉物來奪情，這正是加重傷害至心，不是我所顧念的。每代的禮典質樸文飾都不同，為什麼要限制於近臣制，使通淚達淚的禮節。文明皇后去世和武元楊後去世時，天下將吏發哀三天就停止。
穆帝去世，哀帝即位。哀帝對於穆帝是堂兄弟，穆帝的舅舅褚歆上表，中書回答表章說朝廷沒有這種禮儀，下詔交給群臣商議。尚書僕射江虨等四人都說，閔公與僖公是兄弟，而成為父子關係，那麼哀帝應該做穆帝的後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說：「成帝不偏愛私親，超越授予天倫之序，康帝受命於顯宗。社稷之重，已經轉移所授，繼承的次序，應繼承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說：「繼體的正統，應當根據血緣關係，顯宗的人情，應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去世兩週年的閏月。博士謝攸、孔粲議論：「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實際是閏月而說十二月，是因為附屬於前月。喪事應求遠的日期，則應用博士吳商的話，以閏月舉行祥祭。殷康說：「過了七月而沒到八月，怎麼能說是逾期。如果一定不能解決，就應當從重。」袁宏說：「假如碰到閏十二月而不取用，這是因為年歲未終，本來就不能取用。閏月的後一個月，如今閏月附在七月，取用它有什麼可疑，也符合遠日申情的說法。侍中王混、中丞諦王司馬恬、右丞戴謐等意見不同，王彪之說：「吳商是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當時所效法的人。而且取用閏月沒有證據，只是援引遠日的意義，超越祥祭忌日，在限外取用，不合卜遠的道理。限取閏月，成為二十六個月呢？當以七月除服。 我們與中軍將軍桓衝參詳，一代大禮，應當以經典為準。例，閏月在年內，就略去不計。徐廣議論說：「凡是辨別義理，沒有顯據明文可以折中改變，那就不是疑義又是什麼。禮制有疑義應從重，喪事易簡寧可哀戚，順情通物，本來就有成說。王彪之不能徵引正義，有以折服對方，只是以名壓製人，因此能行過錯人之心，因此沒有人行過。
魏武帝在正月逝世，魏文帝在同年七月設置妓樂百戲，這說明魏國不因喪事廢棄音樂。武帝以來，國家有大喪，就廢棄音樂整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期未除，到元旦朝會也廢棄音樂。穆帝永和年間，因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連年元旦朝會廢棄音樂。這時太后臨朝，太后父親褚裒去世，元旦朝會又廢棄音樂。孝武帝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喪事，也廢棄音樂。孝武帝去世，太傅錄尚書會稽王司馬道子建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年為限。”
漢代儀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由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主持喪事，三公奉行製度，其他都按禮制。魏晉也同天子的儀製。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去世，等到要遷到峻陽陵時，按照舊制，下葬之後，皇帝和群臣除去喪服恢復正常生活。在此之前，尚書祠部上奏採納博士張靖的意見，皇太子也依照製度一起脫去喪服。博士陳逵議論認為：「現在的製度所依據的，是漢朝皇帝的臨時措施，因為有事而興起，並非禮制的正道。皇太子沒有國家大事，自然應該服滿喪期。」皇帝下詔進一步詳細討論。尚書杜預認為：「古代天子諸侯的三年之喪，開始時與齊衰、斬衰相同，下葬後就脫去喪服，在諒闇中居住，內心服喪到滿期，不與士人百姓的禮節相同。漢朝繼承秦朝，讓天子服喪天子服後三年。漢文帝看到下面的人不能長久。執行，卻不了解古代製度，另用自己的想法制定了祥禫之禮，脫去喪服就恢復正常。王的三年之喪，應當穿著喪服度過二十五個月。制度。杜預說："《左傳》說三年之喪從天子開始，這是說天子斷絕旁系親屬的喪服，只有三年之喪。不是說居喪穿喪服三年，與士人百姓相同。所以皇后、太子的喪事，叔向說'有兩次三年之服的文字。物，《左傳》說'弔唁生者沒有趕上哀痛之時'。年的；往下推及將來，恐怕百代君主道理是一樣的。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樑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鑑、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叩頭進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人議論，認為"漢文帝臨時制度三十六天的喪服，以一天代替一月，世道有盛有衰，禮制不能完備，皇太子也應割捨感情除去喪服"。博士陳逵等人議論，認為"三年之喪，是人子用來盡心的，所以聖人制定禮制，從上到下都通行。因此現在的製度，將帥官吏遇到父母喪事，都準假二十五個月。推崇孝道，是用來教化天下的。
臣盧欽、臣魏舒、臣杜預謹慎審察張靖、陳逵等人的議論，各自只看到所學的一個方面，不了解帝王居喪從古到今的通禮。從上到下，尊卑貴賤，事物各有其適宜。所以禮有以多為貴的，有以少為貴的，有以高為貴的，有以低為貴的，只求合適。不然的話，就本末不協調，實行起來不能長久。天子與群臣，雖然哀樂之情相同，但所處的適宜實際上不同，所以禮制不能相同。 《週易》說"上古時代喪期沒有固定天數"，《虞書》說"三年之內四海之人停止音樂"，之後沒有文字記載。到了周公旦，才說"殷朝高宗諒闇三年不說話"。它的傳文說"諒，是誠信；闇，是沉默"。向下過了五百多年，子張對此有疑問，用來問孔子。孔子回答說："何必一定是高宗，古人都是這樣，國君去世，百官總領自己的職事聽命於塚宰三年。"周景王有王后、太子的喪事，下葬後除去喪服而奏樂。晉國的叔向批評他說：『三年之喪，即使尊貴也要服滿，這是禮制。君王雖然沒有服滿，但宴樂太早，也是不合禮制的。"這些都是天子喪事在古文中的記載。說高宗不記載服喪三年，而記載諒闇三年，這是脫去喪服後內心服喪的文字。批評景王不批評他除去喪服，而批評他宴樂太早，說明下葬後應當除服，而違背了諒闇的禮節。堯去世，舜諒闇三年，所以稱"遏密八音"。由此說來，天子居喪，齊衰、斬衰的製度，草鞋、喪杖、喪帶，應當服滿這些喪服。下葬後就除去，以諒闇來度過整個喪期，三年內不改變父親之道，所以百官總領職事聽命於塚宰。喪服已經除去，所以稱讚不說話的美德，說明不再睡草墊枕土塊，以致荒廢大政。 《禮記》說："三年之喪，從天子開始實行。"又說："父母的喪事，沒有貴賤之分是一樣的。"又說："喪服和喪車沒有等級差別。"這些是通論天子居喪，衣服的禮節與常人相同，內心服喪的禮制持續三年，也沒有服喪的文字。然而繼承的國君，仍然多有荒廢安逸的。自從廢除了諒闇的製度，到現在高宗獨享美名於前代，子張在當時產生疑問，這是賢聖所批評的，不是批評天子不服滿喪服。
秦朝焚燒書籍，任意行事，抬高上面壓制下面。漢高祖初建，沿襲而不改革。乃至讓天下人都服重喪，早晚哀悼，經歷寒暑，禁止嫁娶飲酒吃肉，制度不合情理。所以漢文帝遺詔，入殮完畢就下葬，下葬完畢就舉行紅禫之禮除服。雖然不合高宗諒闇的意義，但接近古代禮節，所以傳給後代。當時預先興建陵廟，所以入殮下葬能在十二天之內完成，因而成為固定制度。到了近期的魏明帝，生前沒有修建陵寢，五十天才下葬，哪裡在三十六天內？這是當時經學粗疏，不效法前代聖人的弊病。魏朝改革，以葬畢為界限，合乎古代禮節，但不專心於諒闇，被前代同樣批評。自從泰始初年，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追遠，居喪篤厚，確實符合古制，超越殷朝高宗，天下歌頌恩德，確實不是張靖等人所能推究根源的。
天子諸侯的禮節，應當完備了。諸侯厭惡這些禮儀對自己不利而刪削了典籍，現在保存的只有《士喪》一篇，戴聖的記載混雜在其中，也難以用來取正。天子的地位最尊貴，萬機之政最重大，群眾最廣泛，不同於凡人。所以大行皇帝下葬之後，祔祭於祖廟，就因疏遠而除去喪服。自己不除服，群臣就不敢除服，所以委屈自己來除服。而用諒闇來服完喪期，天下的人都說我王仁義。委屈自己來順從適宜，都說我王孝順。除去喪服而內心服喪，我王還如此篤厚。凡是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勵來崇尚禮制。這是聖明製度移風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能達到太平盛世，難道僅僅是喪服而已嗎？
如果像責難的人那樣，以臨時制度自居，懷疑於委屈伸張、降等壓抑，想以職事為裁斷，那麼父親在世為母親服一年，父親去世服三年，這是因至親屈從於至尊的原則。被休棄的母親的喪事，以至親為歸屬，但長子不能有服制，是因為體尊的原則，升降都隨從，不敢獨自決定。 《週禮》說：諸子的職責，掌管國子的副職。國家有事就率領國子交給太子，聽憑使用。 《左傳》說："國君出行則留守，有留守則隨從，隨從叫撫軍，留守叫監國"，不是沒有事。 《喪服》中母親為長子，妻子為丈夫，妾為主人，都是服三年。內宮的主人，可以說是無事嗎？依照漢朝制度，漢文帝的喪事，紅禫之禮完畢之後，漢景帝就在未央宮恢復正常，薄後、竇後一定不能在別宮服齊衰、斬衰，這是可以知道的。何況皇太子配副至尊，與國家一體，本來應當遠遵古禮，近合當代製度，委屈自己除服來寬待下面，協和一代的成規。
君子對於禮，有直接實行的，有曲折削減的；有經製而平等的，有順從從而去除的，只是保存在內心罷了。禮難道是說玉帛嗎？喪難道只是說喪服嗎？這既是臣等所說的經制大義，而且就實際情況來說，也有不安之處。現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自天然，哭泣思慕，匍匐在殯宮，大行皇帝祭奠之後，一去不返，必然想像平日的景象，徘徊在寢殿。如果不變更來行諒闇，那麼東宮的臣僕，按道理就不能脫去喪服。這樣永福宮的官屬，應當獨自穿著喪服辦事，出入殿省，也難以持續。現在將帥官吏雖然蒙受二十五個月的假期，至於大臣，也奪去他們的喪制。從前翟方進自認為自己身為漢朝丞相，居喪三十六天，不敢逾越國典，何況皇太子呢？臣等認為皇太子應當像前面所奏，除去喪服，行諒闇直到喪期結束。
於是太子就採用了壓降的建議，服從國家製度脫去喪服，行諒闇直到喪期結束。
當時朝廷內外突然聽到杜預的不同意見，很多人感到奇怪。有人甚至說他違反禮制來迎合時俗。當時杜預自己也不作辯解，退朝後讓博士段暢廣泛採集典籍，為此找出證據，讓大義彰明，足以流傳後世。段暢秉承杜預的意旨，就撰集書傳舊文，逐條列出實事成說，作為確定的證據，來弘揚主旨。那些傳記中有與現在議論相同的，也全部列出，廣泛舉例，闡明其歸趨，來證明這件事。文字太多不記載。
武帝楊悼皇后既已作為母親撫養懷帝，皇后遇難時，懷帝還年幼，等到即位，宮中詔令敘述皇后的恩愛。等到皇后將要出殯時，群官議論皇帝應該為她追服喪服，有人認為廬母慈愛自己，依禮制服小功五個月，有人認為慈母服如同母親服齊衰，眾人議論不同。閩丘衝議論說：「楊皇后以母親身份撫養聖上，大概是出於特殊情分。現在用恩禮追崇，不配享世祖廟。君王沒有為慈母養母服喪的製度，我認為在出殯之日，可以三天穿素服致哀罷了。」於是聽從了他。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日，成恭杜皇后週年忌日，有關部門上奏，皇帝滿一年應改換服色。詔書說：『君親，是名教的重大之事，臨時制度出於近代罷了。"於是仍然穿素服，這本來不是漢魏的典制。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去世，皇帝想服重喪。江虨上奏：「先王制定禮制，應當服緲麻。」皇帝下詔想降為期服，江虨又上奏：」壓抑委屈私情，是為了上尊祖考。」於是製定服緲麻三個月。
孝武帝寧康年間，崇德太后螢氏去世。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疑惑服制。博士徐藻議論，認為："事奉父親和事奉君主，恭敬相同。又，禮制規定，丈夫屬於父親一輩的，他的妻子都屬於母親一輩。那麼丈夫屬於君主一輩，妻子也屬於皇后一輩了。服皇后的喪應按照事奉母親的原則。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去世，疑惑服制。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論：太皇太后的名位正當，體同皇極，理製備盡，情禮更加申明。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然稱為夫人，禮服從正。所以成風顯揚了夫人的名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兒子對於父親所生的母親，體尊義重。而且禮制規定，祖父不壓制孫子，本來應當服喪無屈，而依據情理制定制度。如果擔心明文不存，那麼有疑問就從重，應當認為與為祖母后服齊衰一年相同。永安皇后沒有服制，只舉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一年。 "下詔同意。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去世，是皇太子的生母。有關部門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設家令主持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論："《喪服傳》說與尊者為一體，就不服自己的私親。又，君父所不服的，兒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子為生母服練冠麻衣，下葬後就除去，不是五服之常，就叫做無服。"聽從了他。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去世，孝武太后服三年之喪。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司馬尚去世。有關部門上奏，皇帝應服齊衰期年。惠帝下詔令廣泛討論。散騎常侍謝衡認為：「諸侯的太子，經過誓封和未經誓封，尊卑體例不同。《喪服》說為嫡子服長殤，是指未經誓封和未經誓封，尊卑體例不同。《喪服》說為嫡子服長殤，是指未經誓封的情況，已經誓封就不算殤了。」中書令卞粹說：「太子剛出生，就已經受人不尊重，等待就已經受人尊重。果按謝衡所說，已誓封就不算殤，那麼無服之子應當服斬衰三年；未誓封而殤，即使十九歲也只服大功九個月。 。嗣，尊敬他如同父親，尚且沒有增加而只服殤服，何況以天子的尊貴，而為無服之殤實行成人的製度！ 凡是那些應該加重服制的殤，士大夫都不加服，而讓至尊獨自承擔重服，這是前所未聞的。秘書監摯虞說：「太子剛出生，就以成人之禮對待他，那麼殤的道理就排除了。太孫也是繼承君位、傳承重器，由地位成就而服喪，完全不是依據年齡。天子沒有為氌服喪的道理，因為斷絕了年之神的喪緣關係。
魏氏舊例，國家有大喪，群臣穿喪服，用帛做瑤囊，用布做劍衣。新禮認為，根據《左傳》所說“除去喪服後無所不佩”，表明在喪期則沒有佩飾，重新規定服齊衰斬衰之喪時不佩劍和瑤帶。摯虞認為：「《週禮》中的武賁氏，是士大夫的職責，都手持兵器守衛王宮，國家有喪事，就穿喪服、持戈盾守門，下葬時則跟隨靈車哭泣。另外，周成王駕崩，太保命令大夫們用幹戈內外警戒設定。
漢魏舊例，將要下葬時，設置吉凶儀仗隊，都配備鼓吹樂。新禮認為禮經沒有吉駕車駕導從的記載，臣子不應該脫去喪服而穿黑色黃色的衣服，所以廢除吉駕車駕儀仗。另外，兇事沒有音樂，停止一切樂聲，廢除喪服中的鼓吹樂。摯虞認為：「葬禮中有祥車空著左邊位置，就是現在的容車。下葬後，中午返回舉行虞祭，迎神而回。《春秋傳》記載，鄭國大夫公孫蠆去世，天子追賜大路車，讓他使用。《士喪禮》記載，葬禮有搭載吉世，天子追賜大路車，讓他使用。《士喪禮》記載，葬禮有搭載吉車和汽車的衣服。駕的明文規定。
漢魏舊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綏的人唱輓歌。新禮認為輓歌源自於漢武帝役夫的勞歌，聲音哀切，於是作為送終之禮。雖然音曲淒愴，但不是經典所規定的，違背了設銜枚的涵義。正在號哭追慕之時，不宜以歌為名。廢除，不唱輓歌。摯虞認為：「輓歌因一唱一和而發出淒愴之聲，銜枚是為了保全哀傷，這也是用來感動眾人。雖然不是經典所記載，但是歷代舊例。《詩經》說'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也沒有什麼惠士。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沒有繼承人，讓同母弟司馬敦上繼獻王之後，移送太常詢問應服什麼喪服。博士張靖回答，應該以魯僖公為魯閔公服喪三年的例子。尚書發文書詔問張靖：「穆王不以司馬敦為臣，司馬敦不繼承穆王，與魯閔公、魯僖公的情況不同。」孫毓、宋昌議論，認為穆王沒有前往封國，司馬敦沒有在諸侯國任職，不應服諸侯國。按情理處理，司馬敦應服本服，服期一年而除服，主持穆王的喪祭三年完畢後，再舉行吉祭祭祀獻王。孫氍說：「《禮》，國君的子孫所以要臣服各位兄長，是因為君臨國家的緣故。《禮》又規定與諸侯為兄弟而服斬衰的，是說鄰國的臣子對於鄰國的國君，有如同國君的道義。現在穆王既然沒有前往封國，不以兄弟為臣，司馬敦沒有在諸侯國任職，沒有鄰國臣子的道義，與魯閔公、魯僖公的情況不同，正如尚書的旨意。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人，司馬敦應為他們主持大小兩祥的祭祀。 而且哀樂不能混雜，吉兇不能相干。
鹹寧四年，陳留國上奏，燕公是陳留王的本生父，陳留王出繼奉祀明帝，現在對於陳留王是堂叔父，有關部門上奏應服期年，不因親疏尊卑而降等。晉武帝下詔說：「陳留王奉祀魏氏，所承繼的很重要，不得為自己的私人親屬服喪。」穆帝時，東海國上言，哀王去世超過一年，嗣王才來繼承，不再追服，群臣都已返回吉服，國妃也應當同樣除服。晉穆帝下詔說：「朝廷所以採用權宜之製，是因為王事所奪，並不是改變禮制。婦人傳承重器，意義重大，如果依從權宜之製，道義將寄託在哪裡！」於是國妃服完了三年之喪。孫盛認為：「廢除三年的禮制，開啟了偷情薄義的源頭，是漢魏時期大的過失。現在如果因為大夫應被王事所奪，婦人可以服完本服，這是吉兇的禮儀混雜陳設在宮寢，彩色和素色的製度內外乖異，豈不是情慾都違背，哀樂嗎！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奏：「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為庶母服縹麻三月。《傳》說：'為什麼服縹麻？因為與尊者為一體，不敢為自己的私人親屬服喪。'這是經傳的明文，聖賢者格言。服喪，等同於嫡母。 ，未下葬時，可以越過喪事去祭祀天地社稷。抑貶斥。 即使內心不同意，但行事不敢不同。
太元十八年，車胤又上奏：「去年上奏，說近來開國公侯，至於卿士，庶子作為後嗣的，為廬母服喪，等同於嫡母，違背禮制，應該加以裁抑。事情上奏已經一年，沒有被告知回复，不知道朝廷議論以什麼為疑。果認為所陳述的有錯謬，那麼經書有明文；如果認為古今不同，那麼晉朝有現成的典制。故梁王司馬逢的生母去世，也請求服三年。互相模仿沿襲，逐漸成為風俗。的祭祀，壓低庶子的服制，是用來經緯人文，教化天下。 委屈家務服從王道，壓抑私恩尊重祖宗，難道不是上行下效，父親施行於兒子嗎！君臣的禮制就虧損了。照奏辭，就下達主管者詳細尋究。頹壞的風俗，應該予以革正。
《禮》規定，天子為三公六卿服錫衰，為大夫士服疑衰，頭戴弁綹。天子諸侯都為貴臣貴妾服喪三個月。漢朝為大臣服喪的規制沒有聽聞。漢明帝時，東海恭王過世，明帝出行到達津門亭舉行哀悼。
到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下詔說：“諸王公大臣去世，應該舉行三朝哀悼的，過一個月不奏樂；舉行一朝哀悼的，三天不奏樂。”
晉元帝的姨母廣昌鄉君去世，尚未下葬，中丞熊遠上表說：「按《禮》'國君對於卿大夫，到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樂'，這是惻隱之心不忍心行吉裊君。從四到聖宥，冬至兩天後哀悼聖女。大夫去世，廢除一個季度的祭祀。的，三天不奏樂'，這是舊事的明文。時晉國大夫智悼子尚未下葬，晉平公奏樂，被屠蒯譏諷。博士胡訥議論說：「國君對於卿大夫，到卒哭前不奏樂。公主有骨肉之親，應該停止奏樂。」太常王彪之說：「按武帝詔書，三朝舉哀，三十天后才奏樂；一朝舉樂。十年春，長樂長公主去世，太康七年秋，扶風王司馬駿去世，武帝都只舉哀三天而已。
《喪服記》說，諸侯為寄寓的居所服齊衰三個月。新禮認為現在沒有這種事，刪除這一章。摯虞認為：「《週禮》作於刑法擱置不用的時候，而記載了荒政十二條。禮完備地制定制度以對待事物，不因為時世衰微而廢除盛大的典禮，也不因為時世興盛而缺失衰亡的教義。以前王司徒會失去職守，自稱是上帝所聽。
漢魏舊例沒有五等諸侯的製度，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按自己的親屬關係。新禮規定王公五等諸侯建立國家設置卿的，以及朝廷公孤的爵位，都斷絕旁系親屬的期年之服，而旁系親屬為他們服斬衰，卿校職位相當於大夫的都斷絕繕麻之服。摯虞認為：「古時候諸侯君臨其國，以諸父兄為臣，現在的諸侯與古代不同。與古代不同，那麼他們的尊貴就不完全，不宜便實行斷絕期服的製度，而讓旁系親屬服斬衰的重服。諸侯們這樣，那麼公孤的既然這樣，那麼公孤的既然爵位也應該如舊。
《喪服》中沒有弟子為老師服喪的規定，新禮規定弟子為老師服齊衰三個月。摯虞認為："自古以來就沒有為老師服喪的規定，所以孔子去世時，門人對於該穿什麼喪服感到疑惑。子貢說：'從前夫子在顏回去世時，像喪子一樣但不穿喪服，請讓我們像喪父一樣為夫子服喪但不穿喪服。'是內心守喪。三年。承，不認為這是缺失。 況且尋訪老師的人以師道越高越有收穫，所以屢次更換老師而不覺得不妥；修習學業的人以每天創新為益處，所以捨棄舊業而不懷疑。於學問淺薄的老師、臨時學習的老師，不能都為他們服喪。 情義有輕有重，喪服有廢有興，那麼好壞由此產生，是非因此爭論，愛惡相互攻擊，悔恨就會發生。
古代天子和諸侯的葬禮大體具備，漢代又多有變革，魏晉以下各代都有改變，大體與漢代製度相同。而魏武帝認為送終的禮制、襲斂的數目繁瑣無益，世俗又超過禮制，於是預先製作了送終的衣服四箱，在上面標明春夏秋冬，一旦去世，隨時入殮。金珥珠玉銅鐵等物品一律不得隨葬。文帝遵奉此制，沒有增加任何東西。到受禪時，刻了金璽，追加尊號，不敢打開墓道，於是建造石室，將金璽藏在墓道入口處，以顯示陵墓中沒有金銀等物品。漢禮中明器很多，從此都省去了。魏文帝黃初三年，親自製定終制說："禮制規定，國君即位後就要製作棺槨，這是生存不忘死亡。壽陵利用山勢作為形體，不堆土封樹，不建寢殿，不造園邑，不修神道。所謂葬就是隱藏，想讓人人看不見。明帝也遵奉此制。明帝雖然崇尚奢侈，但並未立即營建陵墓制度。
宣帝預先在首陽山為自己建造土葬墓穴，不填土也不種樹，作了《顧命終制》，入殮時穿平時衣服，不設明器。景帝、文帝都謹慎遵奉遺命，沒有增加任何東西。景帝去世時，喪事制度又依照宣帝舊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將要合葬，打開崇陽陵，派太尉司馬望奉祭，將皇帝密璽帶放入便房神座。魏氏的金璽，這又算節儉了。江東初年，元帝、明帝崇尚節儉，而且各項制度草創，山陵喪葬奉送，簡約完備。成帝鹹康七年，皇后杜氏去世。下詔說外官每五天進宮一次哭臨，內官每天早晨一次就行，過了葬期虞祭禮畢就停止。有司上奏，大行皇后的陵墓要建造兇門柏歷門，稱為顯陽端門。下詔說："門按所處位置建造。兇門柏歷，過於煩費，停止。"按蔡謨的說法，用兩個瓦器裝上死者初死時的祭品，繫在木頭上，用葦席包裹，放在庭院中靠近南邊的地方，稱為重，現在的兇門就是它的象徵。禮制規定，虞祭之後才製作神主，現在還未下葬，沒有神主，所以用重來代替。禮制稱為主道，就是這個意思。範堅又說：『兇門不合禮制，禮制有懸重，形狀像兇門。後人將它放在門外以表示喪事，習俗於是沿襲下來。薄帳，就是古代的吊幕之類。"這時，又下詔說：「厚土之下，豈宜崇尚裝飾無用的東西，陵墓中只需清潔打掃即可。」有司又上奏，依照舊例選拔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作為挽郎，下詔又停止了。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去世。下詔說："喪事只求節儉迅速。"又下詔："遠近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司上奏選拔挽郎二十四人，下詔停止。
古代沒有墓祭的禮儀。漢代繼承秦制，都有園寢。正月上丁日，南郊祭祀結束後，依序祭祀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稱為五供。
魏武帝葬於高陵，有司依漢制在陵上建造祭殿。到文帝黃初三年，於是下詔說："先帝親身履行節儉，遺詔要求簡約。兒子以遵循父志為孝，臣子以繼承國事為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都在廟中設祭。高陵陵上的祭殿都拆毀，車馬歸還馬厩，衣服收藏於府庫，以遵從先帝節儉之德。 "文帝親自製定終制，又說"壽陵不建寢殿，不造園邑"，從此園邑寢殿就斷絕了。齊王在位九年，才去拜謁了一次高平陵，之後曹爽被殺，此後就廢止了，直至魏朝結束。
到宣帝時，遺詔說"子弟和群臣都不得拜諫陵墓"。於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時，還曾兩次拜諳崇陽陵，一次拜諫峻平陵，但終究不敢拜謁高原陵，到惠帝時又停止了。
到了江東，元帝過世後，諸公才開始有拜諫陵墓辭別告祭的事。大概是由於眷戀如同朋友，隨情而行，並非洛陽舊制。成帝時，中宮也年年拜陵，議論者認為不合禮制，於是停止，成為永久制度。到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這是因為皇帝年幼的緣故。到孝武帝去世，驃騎將軍司馬道子說：「如今雖然暫時制度釋服，但到了朔望各節，自然應當到陵墓表達情意，以一周為限。」於是到陵墓，改穿單衣，煩亂褻瀆沒有準則，不合禮意。到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上奏："百官拜陵，起於中興時期，不是晉朝舊典，積習成常，於是成為近法。查考武皇帝詔書，竟然不讓君主諸王拜陵，何況諸王！認為應當施遵行。」於是施遵行。」於是施遵行。到義熙初年，又恢復了江東舊制。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的母親去世，安葬後，應當依照舊例代理職務，他堅決陳述不出任，於是開始製定大臣得以服滿三年喪期的製度。但元康年間，陳準、傅威等人，還是因權宜奪情，不能服滿喪禮，從此以後，成為慣例。
太康元年，東平王司馬楙上奏，相王昌的父親王毖，原本居住在長沙，有妻子兒女，漢末出使到中原，正值吳國叛亂，在魏國任職為黃門郎，與前妻兒女生死隔絕，又娶了王昌的母親。如今江南統一，王昌聽說前母早已過世，上奏稱病請求評議這件事。
守博士謝衡議論說：「即使有兩個妻子，大概是有緣故才這樣的，並不損害道義，議論認為應該互相服喪。」守博士許猛認為「地域隔絕，又沒有前母的製度，正是因為前妻如果沒有去世就是斷絕關係的緣故。前母散騎常侍劉智安議論：“禮是為尋常事情制定的，不是為特殊變故設立的。父母死亡而不知他們生死的情況，禮中沒有記載。平生不相見，除去加重的喪服，以一年為限。”都令史虞溥議論說：「臣認為禮不立兩個嫡妻，是為了尊重正統，並非像前面議論者所說只是為了防止妒忌而已。所以說'一旦與她成為夫妻，終身不改'，沒有遭遇變故就變成兩個嫡妻的道理。 ，兩個婦人共同主持祭祀，同樣作為正妻。妻依照這個禮呢！許另娶，丈夫在世而妻子能夠改嫁，這不是斷絕關係又是什麼。載，不區分嫡妻和陪嫁。論讚許他。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認為：「虞溥駁斥'一旦與她成為夫妻'的說法，不是大夫的禮制，禮沒有兩個嫡妻，不可以並列。如果王昌的父親和兩位母親現在都還活著，那麼前母不被廢棄，明確存在的證據。昌的父親沒有拋棄前妻的命令，王昌的兄長有服喪母親的道理，那麼王昌無疑不應該不服喪。 ，沒有並立嫡妻的事實。 ，嫡妻不能有兩個，前妻應該斷絕。有差別，應該一切如同前母，不再追服。何至於王道通達之後，反而應當驅逐他的現任妻子，廢黜他的嫡子！必定推讓叔隗；原同雖然受寵，必定以宣孟為嫡。 如果違背禮法而苟且謙讓，那麼《春秋》又怎麼會稱讚呢！能往來。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諸位儒者都認為父親因為其他緣故兒子生在異域，來不及在這位親人活著時回去相見，父親雖然追服，兒子不隨從追服，不責求來不及在這位親人活著時回去相見，父親雖然追服，兒子不隨從追服，不責難時宜的恩情。斷絕、隔絕殊遠，卻讓他追服，恐怕不是稱合情意、設立禮文的本意。叛亂。虞溥又駁斥卞粹說：「喪事以哀戚為重，是說喪事崇尚哀痛而已，不是讓人服喪於不是自己親人的人。死者是終結，終結之事已經完畢所以沒有斷絕的道理。分居兩地都活著，那麼離婚和不死配偶，另一方是為了合意，現在若絕一方為真。於死去的妻子呢！王昌的兩位母親雖然地域隔絕，但根據同時並存的事實，怎麼能說是前母後母呢！於死去的妻子，讓後妻處於正位而有人被廢黜，對於兩個兒子的心，難道不慚愧嗎！ 而說誣蔑父親、拋棄母親，恐怕這是文辭強加的說法，難以用來判定是非。有惡疾，是慈夫所憐憫的，卻列在七出之條，確實是因為在人情道理上應該斷絕的緣故。 現在夫婦分隔異地，與沒有妻子相同，比起惡疾，道理上沒有區別。任職於洛陽，如果父親娶妻，不只是不見，甚至可以不知道，等到她死亡，不得不服喪。的女兒死了，為什麼在孔氏之廟哭！ '子思害怕，改到別的房間哭。權宜變通，所以前史詳細記載，不譏刺這件事。
皇帝下制說：「凡事有非常情況，應當依據舊典，為之立斷。現在議論此事，稱引趙姬、叔隗大致是對的。然而後來狄人與晉國和好，所以姬氏得以迎接叔隗而居於下位。吳寇阻隔，王毖與前妻，始終永遠迎接叔頔而居於下位。隔絕。 如果義理上沒有兩個嫡妻，那麼趙衰可以專斷地處置叔隗。
太興初年，著作郎幹寶議論說：「禮有常規有變通有權宜，王毖的事，是有所為而為之的。不能以始終之義來要求，不能用尋常禮文來尋求，為什麼群臣的議論如此紛亂錯雜！ 同母所生沒有嫡庶之別，而先生者為兄；諸侯同爵位沒有等級之差，而先受封者為長。活著同室而居的少，死後同廟祭祀的多，到了他們的神位，本來就有上下之分。度，是用來敘述情意而從事的。 ，得到了先後的禮節，齊王、衛恆，通曉了服喪與斷絕的製度，可以決斷了。讓之道，家中之人明白長幼之序，百姓看到變禮之中的中正。讓先妻以一體對待後妻，而後妻不敢對抗，到了他們的子孫互相為服，是禮中好的做法。以左右位置，兄弟肅敬和諧，交相酬酢進獻，上以寬恕先父之志，中以尊崇二母之德，下以和協兄弟之好，使義風弘揚於王教，慈讓布施於急難，不也是得到禮的根本嗎！ ”
當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毌丘氏，生下兒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反叛失敗，仲武休棄了他的妻子，娶王氏，生下陶，仲武為毌丘氏另設住所而不宣告斷絕。等到毌丘氏去世，正舒請求合葬，而陶不允許。舒不脫去喪服，向上向下訴訟，泣血露骨，喪服綴絡，幾十年不能如願，直到死亡。
當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下兒子東伯。進入晉朝，晉朝賜給妻子某氏，生下兒子綏伯。太康年間，朱某已過世，綏伯帶著母親回歸邦族，兄弟互相有愛敬之道，兩位母親篤行先後之序，和睦融洽無人離間。等到她們過世，兩個兒子互相為服喪，君子認為他們賢能。
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來又娶，於是並立兩個嫡妻。前妻過世，後妻的兒子程勳懷疑所應服的喪服。中書令張華製作甲乙之問說：「甲娶乙為妻，後來又娶丙，隱瞞不說有乙，居家如同兩個嫡妻，沒有貴賤之別。乙去世，丙的兒子應當服什麼喪？原本實為並列，嫡庶沒有分別，雖然兩個嫡妻不正、不死人呢。太尉荀顗議論說：「《春秋》說併後匹嫡，是古代明確的典則。現在不可以違犯禮法並立兩個妻子，不分別尊卑而延續他的過失。所以應當以禮來決斷，先到的為嫡妻，後到的為庶妻。後貴賤順敘之義。並存。
建武元年，任命溫嶠為散騎侍郎，溫嶠因為母親去世時正值戰亂，未能親自料理殯葬，想要重新改葬，堅決推辭不接受任命。元帝下詔說：「溫嶠不接受任命，是因為未能重新選擇墓地安葬送終，朝廷的議論又頗有不同意見。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天下有阻隔不通之處，行禮制、辦事務的人應當讓道理能夠通達。古人制定的三年之述，並非情緒所能盡心盡責地生者罷了。 繫著喪服而從事兵役的人，難道是謀求官職嗎？ 不過是隨著王事的緩急而定。外群臣，詳細共同議定像溫嶠這樣的事例，我將親自裁決。中紀瞻，尚書週顗，散騎常侍荀邃等人議論，認為「從前伍員帶著弓箭離開楚國，擔任吳國的行人員以謀劃對付楚國，確實志在報仇，並非苟且求死。書所說。無處尋找，尋求之理斷絕，本來應當三年後脫喪服，不能故意遵從未安葬的條例。那麼人們將有無盡的喪期，這不是有禮而無時不得的含義。能改卜墓地奔赴，多次設置疾病推辭。
這時中原喪亂，家庭離散，朝廷議論父母陷沒於賊寇之難，是否應當服喪。太常賀循說：「父母生離，吉兇未分，服喪則兇事無依據，從吉則懷疑於不存在，心中憂慮居喪樸素，實在合乎人情。」元帝令認為賀循的意見正確。太興二年，司徒荀組說：「父母陷沒於賊寇之難，萬分之一希望都沒有的，應讓他們依照王法，按常規行喪禮。」庾蔚之說：「父母被戎狄所攻破，存亡未可知的，應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斷絕絕。 ，三年之外，就可以結婚做官，因為後代不可斷絕，王政不可廢棄。 仍應以哀傷樸素自居，不參與吉慶之事，等到中壽之年再服喪。
鹹康二年，零陵李繁的姊姊原先嫁給南平陳詢為妻，生下四個孩子後遭遇賊寇。姊姊投身於賊寇，請求保全婆婆性命，賊寇將她掠走。陳詜又娶嚴氏，生下三個孩子。李繁後來得到姊姊的消息，去迎接她回到陳詢那裡，陳詢的戶籍上註明領有兩個妻子。等到李氏過世，陳詜懷疑服喪問題，將此事報告徵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當時議論也常有不同意見。司馬王愆期議論說：「依禮制沒有兩個正妻，所以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去世，繼室以聲子。諸侯尚且如此，何況平民呢！《士喪禮》說，繼母本是繼室，所以稱為繼母，事奉她如同正妻，所以說如同母親。籍，那麼她就是陳詬的妻子。後子不及前母，所以沒有服喪的條文。的。因為不是她的罪過。全苦節，寧死不二，這是期望凡人都成為宋伯姬。兩個庭堂呢！ 如果能使她居於下位，則是趙姬之義。 如果說不能，官府應當有規定。
《五經通義》認為有德就諫善，無德就諫惡，所以即使君臣也可以相同。魏朝初年諫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上表說不應與二祖相同，於是改諫為宣文、忠武。到文王接受晉王的稱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諫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關部門上奏說：「晉朝承受天命以來，祖宗號諫為穆。」王濟、羊璞等人都說：「無窮的國祚，名諦不一，若都互相避諱，於制度難以周全。 、劉訥都認為：「同諡並非嫌忌。號諦，是國家的大典，用以激勵時人、施行教化，是經天緯地的深遠旨意。固然即使君父，義理也有不隆盛之處，至於臣子，有的因行為顯揚。武帝下詔說：「不是說君臣不可同，正因為郭奕諫景不相當罷了，應諫為珍。」到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上表說君臣同諫有嫌忌，尚書上奏認為王欣之的話正確。詔書同意。
驃騎將軍溫巚的前妻李氏，在溫巚微賤時就過世了。又娶王氏、何氏，都在溫嶠之前去世。到溫嶠去世，朝廷以此詢問陳舒：「三人是否都得為夫人？」陳舒說：「《禮記》說'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禮，則死後不應貶低。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請求諡號。博士曹耽誤：「夫妻行為不必相同，不得以丈夫的諫號諤妻子。《春秋》婦人有諫號很多，經文沒有諢刺之文，可知禮制允許有諫號。」胡訥說：「禮制，婦人活著以丈夫為名，死後丈夫以頭為名。妃、瑯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都沒有諫號，如今應遵循舊典。服虔等儒者認為不對。
太尉荀顗上諢法說：“如果賜諢而道路遙遠來不及下葬的，都封策交下屬，派所承長吏奉策到墓前祭賜諡號。”
太元十三年，徵召孔安國為侍中。孔安國上表認為黃門郎王愉的名字觸犯自己的家諱，不能聯名簽署，請求解職。相關部門議論說：「名字最終要避諱，這是人心所同，聽到名字心中驚懼，也明確見於前代詰命。而《禮》又說'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又說'詩書不諱，臨文禮不諱'。諱，請求解職，明詔發出，允許換曹，這是恩典出於製度之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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