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魏書》卷九十·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北齊 魏收 著
眭誇 馮亮 李謐 鄭修
既能兼濟天下，又能獨善其身，顯出與隱晦的不同，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了。從前伯夷、叔齊在周武王時得到保全，華士、矞和在姜太公時不被容納，為什麼呢？探究他們內心的人，讚許他們可以激勵貪婪；考察他們行為的人，認為他們代表了約束教化的風氣。而隱居不返的人，歷代都有。他們看淡得失，忘懷世俗的牽累。比起那些弘揚道德、匡正風俗、庇護百姓的人，或許可以認為他們渺小，但也不能忽視他們。自從世道衰敗、風氣浮薄，淳樸之風幾乎喪盡，人們爭逐微末之利，成群結隊，而能心志超脫於物外，耿介獨立於世俗，追慕古人獨自適意，尋求千年知己，這也算是奇異之人了。何必要駕雲乘霞追逐日月，窮盡天地，才算超然高遠。現在記錄眭誇等人為《逸士傳》。
眭誇，又稱眭昶，是趙郡高邑人。祖父眭邁，是晉朝東海王司馬越的軍謀掾，後來沒入石勒軍中，擔任徐州刺史。父親眭邃，字懷道，是慕容寶的中書令。眭誇年少時就有大度，不拘小節，專心於書傳，不曾把世俗事務放在心上。喜歡飲酒，氣度超然物外。二十歲時父親過世，導致鬢發變白，每次悲傷痛哭，聽到的人都為之流淚。他志節高尚，不肯當官，寄情於山林丘壑。同郡的李順想要和他結交，眭誇拒絕不允許。地方上無論老少沒有不敬畏他的。
眭誇年少時與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擔任司徒，上奏徵召他擔任中郎，他推詞有病不去赴任。州郡逼迫他上路，不得已，他來到京城。與崔浩相見，崔浩挽留他住了幾天，只喝酒談論生平，不涉及世間名利。崔浩常常想談論使他屈服，最終沒能開口。他被敬畏到這種程度。崔浩後來把詔書投到眭誇懷中，也沒有說話。眭誇說：「桃簡，你已經當了司徒，何必用這些事來勞煩國士呢。我就在這裡與你告別了。」桃簡，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擔心眭誇就要回去。當時眭誇只騎了一頭騾子，沒有其他坐騎，崔浩就把眭誇的騾子關進馬厩中，希望藉此挽留他。眭誇於是託付同鄉交租的人，假裝替他趕車，才得以出關。崔浩知道後嘆息說：「眭誇是獨行其是的士人，本不該用小官職來羞辱他。又使他拄著杖重新上路，我該用什麼話來道歉呢？」當時朝廷法令很嚴厲，眭誇既然私自回去，將會有私自返鄉的罪責。崔浩於是從中相助，他才得以免罪。過了一年，崔浩送還眭誇原來的騾子，又贈送自己所騎的馬，並寫信道歉。眭誇不接受他的騾和馬，也不回信。等到崔浩被殺，眭誇為他穿上喪服，接受鄉人的弔唁，經過一段時間才停止。他嘆息說：「崔公已經死了，誰還能容得下眭誇！」於是寫了《朋友篇》，文辭義理為當時人所稱道。
他的岳父是鉅鹿人魏攀，是當時有名望通達的人。眭誇從未行過女婿的禮節，情誼如同朋友。有人對眭誇說：「我聽說有大才能的人一定居於高官顯位，為什麼你獨獨居於鄉野呢？」於是他寫了《知命論》來解釋。七十五歲時去世。下葬那天，來參加的人如同市集一樣多。他沒有兒子。
馮亮，字靈通，是南陽人，蕭衍的平北將軍蔡道恭的外甥。年少時博覽群書，又非常喜好佛理。他跟隨蔡道恭到義陽，適逢中山王元英平定義陽時被俘獲。元英一向聽到他的名聲，以禮相待。馮亮生性清淨，到了洛陽，隱居在嵩山，感激元英的恩德，時常前往表達敬意。等到元英過世，馮亮前去奔喪，極盡哀痛。
世宗曾徵召他擔任羽林監，兼中書舍人，準備讓他侍講《十地》等經書，他推辭不接受。又想讓他穿戴官帽官服入朝覲見，馮亮苦苦請求只戴幅巾上朝，於是朝廷沒有強行逼迫。他回到山中數年，以與僧徒禮佛誦經為業，吃素食喝清水，有終老山中的志向。適逢反賊王敞的事敗露，牽連到山中的僧人，馮亮被逮捕押送到尚書省，十幾天后，皇帝下詔特別赦免了他。馮亮不敢回山，於是寄居在景明寺。皇帝下令供給衣食以及隨從數人。後來他思念舊居，又回到山中的房。馮亮既非常喜愛山水，又心思巧妙，在山岩樹林間搭建房屋，很得棲息遊覽的舒適，因此頗為知名。世宗撥給他工匠勞力，讓他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人，環視嵩山形勝之處，於是建造了閒居佛寺。林木泉水既奇特，營造規制又優美，曲盡山居的妙處。馮亮時常出山到京城。延昌二年冬天，因重病，世宗下令用馬拉的車送他回山，住在嵩高道場寺。幾天後去世。皇帝下詔贈給帛二百匹，以供喪事之用。他留下遺言告誡哥哥的兒子馮綜，用衣帽收殮，左手持手板，右手拿《孝經》一卷，把屍體放在盤石上，離人幾里路遠。過了十幾天，才在山中火化。在灰燼處，建造佛塔和經藏。
當初，馮亮在隆冬時節去世，當時連日大雪，深山荒涼濕潤，鳥獸飢餓困迫，屍體暴露在山野，沒有什麼防護。當時壽春道人惠需，每天早晨去看他的屍體，拂去灰塵和雪粒。禽獸蟲類的足跡，交錯在屍體左右，但始終沒有侵害毀壞，衣服如同原來一樣，只有風吹動了頭巾。又因為馮亮認識從前南方的某位法師，法師送給他大栗子十枚，說是期望他將來得到十地果報，法師掰開馮亮的手把栗子放在手中。過了一夜，栗子被蟲鳥偷吃，皮殼留在地上，但也沒有傷害肌肉體。火化那天，有白色的霧氣濃鬱繚繞，環繞在火化處周圍，從地面一直連接到天空，整個早晨都不散。山中僧俗前來幫助料理喪事的一百多人，沒有不感到驚異的。
李謐，字永和，是趙郡澗人，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兒子。年少時好學，博通各種經書，遍覽諸子百家。起初師從小學博士孔璠。幾年後，孔璠反過來向李諦請教。同門的學生為此編話說：「青出於藍，藍謝於青，老師哪有什麼固定，在於誰精通經書。」李謐因為是公卿之子被徵拜為著作佐郎，他推辭並且把官職讓給弟弟李鬱，皇帝下詔同意了。州裡兩度舉薦他為秀才，公府兩度徵闢他，他都沒有就任。只以彈琴讀書為業，有絕意於世的心思。閱讀《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因為明堂的形制不同，於是寫了《明堂制度論》說：
我認為論說事物辨別物理，應當取正於經典的原文；援引證據確定疑難，必須有驗於周公孔子的遺訓。然後才可以稱得上標準。如今禮文殘缺不全，聖人的言論不復存在，明堂的形制，由誰來使它正確。因此後人紛爭，競相興起不同的論說，五室九室的說法，各自相信自己所學的。是非沒有標準，得失各佔一半。所以歷代紛紜，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當標準。竟使得裴頠說：「如今群儒紛爭，互相攻擊詆毀，即使可以畫出它的圖象，那它所用居處的禮制卻不能通曉，只是設置虛器罷了，何況漢朝所作的，四隅之屋，又不能使它們各自處在適當的時辰。我認為尊崇祖先配享上天，那禮儀是明確顯著的；廟宇的形制，道理根據卻不分明。只恨典章文字殘缺失滅，尋求起來沒有依據罷了。於是又乾脆去除了室、窗等種種制度。把這些施行於教化，不知道它能興盛政事什麼；從情理上探求，不能明白它為什麼一定需要。可惜這些話啊！仲尼有話說：「賜呀，你愛那羊，我愛那禮。」我認為興盛政事必須要有那禮，難道只是一隻羊嗎！由此推論，那麼聖人對禮，是殷勤重視的，裴頠對禮，卻是任意而忽略的。這樣就是裴頠比仲尼賢明了。由此看來，裴氏之子因為不通達而失去了禮的意旨。我不自量力，頗有鄙陋之見，根據道理尋求義理，以求得到它的真諦，貴在符合平正允當，不隨便偏信。於是藉助於《禮傳》，考證於訓詂註釋，廣泛採集先賢的言論，大肆搜尋通儒的學說，衡量它們的是否得當，參看它們的異同，捨棄它們的短處，收取它們的長處，推究義理察看圖象，來折中它們使之平正，豈敢說一定是姑志留了。
凡是討論明堂形制的人雖然很多，然而比較它們的大致，不過兩種途徑罷了。主張五室的，就依據《週禮考工》的記載作為根本，這是鄭康成一流所堅持的；主張九室的，就依據《大戴盛德》的篇章作為源頭，這是蔡伯喈的論說所持守的。這兩部書，雖然不是聖人的言論，但卻是先賢之中見識廣博通達的。只是各自記述他們所聽聞的，未能完全正確，可以說是已經盡美了，卻未盡善。而先儒不能考察它們是否得當，便各自肯定自己所學的，最終互相非議詆毀，難道是通達之士的確論嗎？小戴氏所傳授的《禮》事四十九篇，稱為《禮記》，雖然未能完全得當，但大多得到其中正平允，比之前賢，也是無愧的。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些明堂的義理，所以我採集兩家之說，參酌《月令》，認為明堂五室，是古今的通用法則。那處於中央的室叫做太廟，太廟的東室叫做青陽，對著太室西南的叫做明堂，對著太室西北的叫做總章，對著太室北面的叫做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叫做左右個，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和個的形狀，如今的殿前建築，就是它們的遺留形象。個，就是寢的房。只是明堂與寢的施用既然不同，所以房、個的名稱也隨著事物而變遷罷了。現在粗略畫出它的形象，以表達我的鄙視之意，按照圖象考察義理，大致可以驗證了。所以用五室來檢驗，那麼義理在《考工記》中是明白的；以戶牖來校核，那麼數目與《盛德》篇相符；以施用考察，那麼事實在《月令》中是顯著的；以閏月來探求，則與《週禮》和《玉藻》相合。既與夏殷之製相同，又與週秦之製相符，雖然與眾儒相違背，或許就在這裡了。
《考工記》說：「週人的明堂，用九尺長的筵來度量，東西寬九筵，南北深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內用幾來度量，堂上用筵來度量。」我認為《記》在五室方面是正確的，而在堂上是寬度的深度。為什麼呢？應當用道理來推究它，使之合乎古今的情理。那明堂，是用來告朔、頒布時令、宗祀文王、祭祀五帝的。那麼營造的規範，自然應依實際情況創造。所以五室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義理。而且四時的祭祀，都依據它們方向的端正。又聽朔頒布時令，都得它們月份的辰次。可以說施行政令和記載，二者都允當，從古義來探求，私下認為是很妥當的。
鄭康成是漢末的通儒，為後學所尊崇校正，他解釋五室的位置，認為土室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隅。然而四隅之室既乖離了它們的正當方位，頒布時令聽朔各自失去了它們的平正。左右個，拋棄而不顧，反而用華美的說法來修飾，用巧妙的言辭來粉飾，說水木用事相交於東北，木火用事相交於東南，火土用事相交於西南，金水用事相交於西北。既然依據五行，應當遵從五行次序，那用事相交的說法，出自什麼經典？可以說是攻在異端，言論謬誤卻淵博，疑誤後學，不是對先儒所期望的！ 《禮記玉藻》說，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說：「天子的廟和路寢，都像明堂的形制。明堂在國都的南郊，每月就到那個月所對應的堂去聽朔。事情完畢，回到路寢也是如此。閏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在明堂門下聽朔，回到路寢門終月。那麼明堂與路寢就不能不同了。而《尚書顧命篇》說：「迎子鑷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這裡的翼室，就是路寢。它下面說“大貝賁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東房”，這就是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的記載。 《禮記》《喪大記》說，“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說：“這大約是諸侯的禮制，帶麻於房中，則在西南。”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註釋的。論路寢則表示它有左右房，說明堂則缺少它的左右個，同製的說法又自相矛盾，通儒的註釋，怎麼竟會這樣呢？使得主張九室的人奮筆而爭鋒，難道不是由於室的位置不恰當嗎？
《禮記》記載：東西寬九筵，南北深七筵，五房每間寬二筵。在這種殿堂上安置五間房，即使讓公輸班、倕來構思，王爾來設計，也無法讓三間房不佔據南北方向的位置。這樣一來，三間房之間就佔了六筵的面積，而房牆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的殿堂空間。難道天子發布政令的地方、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之堂、周公背靠屏風朝見諸侯之處，房門之外僅剩四尺寬嗎？就算要節儉，這也過於簡陋了。論其殿堂格局則偏斜不合禮制，從道理上也不近人情，這是第一個不合理之處。
我擔心研究鄭玄學說的人，為了強行取勝，競相製造異端說法來互相詆毀。他們聲稱「二筵」指的是房間的東西寬度，南北則狹窄。所以我詳細論述道：「如果東西寬二筵，那麼房門之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了。南北外也是如此，那麼三間房南北就各僅一丈二尺了。《禮記》說：'四房兩夾窗。'如果做三尺寬的門、二尺的窗，門窗之間寬一尺。用繩子剛好一尺。用繩子剛好一尺拴門軸、用破甕做窗戶的房子，柴門和圭形小門的殿堂，尚且不會如此。筵，只是一丈八尺地，那麼門窗之間不超過二尺。在的屏風。 '把八尺寬的屏風放在二尺之間，這行不通，不用等聰明人也能明顯看出來。
又用時代來檢驗，虞夏崇尚簡樸，殷周逐漸文飾，製造工藝的差別，每次增加裝飾。而夏代的世室，堂進深二丈八尺，週人的製度反而更狹窄，這難道是夏禹卑宮室的本意、周代禮儀繁盛之美嗎？用這來考察，這是第三個不合理之處。又說“堂高一筵”，那麼台基高九尺，而牆壁門外只有四尺五寸，與營建之法不相稱。這是第四個不合理之處。又說“室內用幾來度量，堂上用筵來度量”，卻又說“每間房二筵”，而不用幾。自相矛盾，這是第五個不合理之處。用這些來驗證，《禮記》作者的謬誤，大概可以看到了。
《盛德篇》說：「明堂共有九間房，三十六扇門，七十二個窗，上面圓形下面方形，東西寬九仞，南北深七筵，堂高三尺。」我認為《盛德篇》對門窗之說可取，但對九間房之說則錯了。為什麼呢？五間房的製度，旁邊有夾室，每面有門，每門有兩個窗。這是根據實際情況確立的規則，並非拘泥於奇異方法，門窗的數量本來就是自然的。至於九間房的說法，用五帝來論，既不合事理；用於時令，又錯亂了。左右兩側的“個”，重複設置在一角，兩個辰次同處一處，參差出入，這是沒有依據的，不值得稱道。況且堂的長寬才六十三尺。假如以四尺五寸作為外圍，中間五十四尺就是五間房的面積。計算每間房只有一丈，放置門窗的話，哪裡能容得下呢？如果一定要做小來湊數，那麼就讓帝王側身進入，這太奇怪了。這不僅不合典制，而且十分可笑。我認為九間房的說法，確實有原因。但我私下認為戴氏聽說了三十六扇門、七十二個窗，沒看到具體制度，不知道如何安置，就認為一間房有四個門窗，計算門窗數量，便以為是九間房。或許是沒有深思。蔡伯喈是漢末的學者，受當時人看重，他認出了長寬尺寸不當，卻一定沒想到九間房是錯的，反而修改擴大，假藉其法像。可以說是依據錯誤而修飾言辭，順從錯誤而加以潤色，實在可嘆。
我現在檢視各家說法，虛心從善，希望能探究其中真意，不刻意標新立異。但是古非今，是世俗常情；愛遠惡近，是世間常態。而在千禧年之後，獨自議論古制，驚世駭俗的言論，本來就會招致很多訥諷。如果有深有見識的君子，閱讀並揣摩，或許能贊同吧。
李謐不喝酒，喜好音律，熱愛山水，高貴的情操，隨著年齡增長更加堅定，一旦遇到賞心之處，便悠然忘返。於是作《神士賦》，歌中唱道：「周公孔子重視儒教，莊週老聃崇尚無為。兩條道路雖然不同，其實都是求名之人。活著時心意不暢快，死後名聲有什麼用。隨心所欲。
同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說：「我們私下看到已故處士趙郡人李謐：十歲喪父，哀哭之聲使鄰居停止勞作；幼年侍奉兄長李瑒，恭敬順從盡兄弟之誠。十三歲通曉《孝經》《神明》《詩》對數論》尤其數。 ，鄉裡有神童之稱。難之處沒有無法解決的，細微之處必舉；通暢之處不固守，有錯誤就糾正。書籍，親手刪改整理。卿劉芳詢問音義，談到中代興廢的原因，劉芳感嘆說：'您如果遇到高祖，侍中、太常就不是我的了。 ，我常想舉薦他，只是沒有機會。謐又依山建屋，靠崖鑿室，正要教導學子，宣揚典籍，希望西河之教重新興起、北海之風不墜。 然而上天保佑善人只是空聞，他突然患病去世。呢！玄晏先生，諫號為貞靜處士，並表彰其門閏，以旌揚高節。
鄭修，北海人。年輕時隱居在岐山南面幾谷中，依山崖建屋，獨處淡然，屏絕人事，不與世俗交往，耕地為食，飲水為飲，戴皮冠穿草服，愛好經史，專心玄學。前後州將，每次徵召都不去。岐州刺史魏蘭根多次派人傳達旨意，鄭修不得已，短暫出來見蘭根，不久返回山中居所。蘭根上表舉薦鄭修，肅宗下詔交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調查核實報告。恰逢寶夤謀反，事情未能實行。
史臣說：古代所謂隱逸之人，並非隱藏自身而不出現，並非閉口不言，並非隱藏智慧而不發揮。而是以恬淡為心，不皎潔也不昏暗，安於時運順應自然，與物無私的人。眭誇等人忘懷官職，全心投入田園。有的隱居而不疏遠親人，貞潔而不隔絕世俗；有的不教而使人向善，空手而來滿載而歸。如果不是有自然純德，誰能達到這種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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