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隋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四
唐朝 魏徵 著
牛弘
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郡鵯縣人，原本姓裛氏。祖父牛熾，曾任郡中正。父親牛允，是北魏的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被賜姓為牛氏。牛弘還在襁褓中時，有個相面的人見到他，對他父親說：「這個孩子將來會顯貴，要好好撫養他。」長大後，牛弘須貌很偉岸，性情寬厚，好學博聞。在北週時，他從家中被徵召，擔任中外府記室、內史士。不久轉任納言上士，專門掌管文書，很有美名。加授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負責編修起居注。後來承襲了臨涇公的爵位。宣政元年，轉任內史下大夫，升為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年，升任散騎常侍、秘書監。牛弘因為典籍多有散失，上表請求開通獻書的途徑，表文說：
經籍的興起，由來已久。卦象開始於伏羲，文字產生於倉頡。聖人用來弘揚宣揚、教導百姓，博通古今，在朝廷上宣揚，在時下傳播。所以堯被稱為至聖，仍考察古道而行事；舜是大智，還觀察古人的法像。 《周官》記載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書籍，以及四方的志書。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說：「在《丹書》中。」由此可知，握有符命、統治天下，擁有國家的人，何嘗不以《詩》《書》為教，憑藉禮樂而成功呢？從前周德衰微後，舊經被棄置。孔子以大聖之才，開創素王的事業，效法先王，祖述前聖，制定《禮》，刊定《詩》，端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闡述《十翼》而弘揚《易》道。治理國家、立身處世，都作為典範和法則。等到秦始皇統治天下，吞滅諸侯，任用威力，做事不效法古人，開始下達焚書的命令，實行偶語（談說《詩》《書》）的刑罰。先王典籍，被掃蕩殆盡。本源既然已經滅亡，國家也隨之顛覆。臣根據圖謔來說，經典的盛衰，確實有徵驗和定數。這是書籍的第一次災難。漢朝興起，改變秦朝的弊端，崇尚儒術，建立藏書之策，設置校書之官，牆壁山岩中，往往間或發現典籍。外朝有太常、太史的藏書，內廷有延閣、秘書的府庫。等到孝成帝時，散失的還很多，派諡者陳農到天下搜求遺書，詔令劉向父子校訂篇籍。漢代的典籍文章，在此時最為興盛。到王莽末年，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全都化為灰燼。這是書籍的第二次災難。光武帝繼位復興，尤其重視經籍，沒等下車，就先尋求文雅之士。於是鴻生巨儒，相繼聚集，懷藏經書、背著書帙，不遠千里而來。肅宗親自到講習場所，和帝多次駕臨書林，那些蘭台、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堆積，比以前更多。到孝獻帝遷都，吏民擾亂，圖書縣帛，都被取來做帷帳和行囊。所收集向西運去的，只有七十多車。當時西京大亂，一下子全都焚燒蕩盡了。這是書籍的第三次災難。魏文帝取代漢朝，重新收集經典，都藏在秘書、內外三閣，派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當時議論的人，讚美他能夠辨別類別。晉朝承繼，文籍更廣泛。晉秘書監荀勖審定魏《內經》，又著《新簿》。雖然古文舊簡，仍有缺失，但新章後錄，已經收集了很多，足以弘揚正道，訓範當世。到劉淵、石勒侵陵，京城覆滅，朝廷的典章制度，從此失去。這是書籍的第四次災難。永嘉之後，反賊（五胡）競相興起。他們佔據黃河、洛陽，跨越秦、趙等地。論他們建國立家，雖然傳有名號，但典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定姚秦，收集其圖書，五經子史，才四千卷，都是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沒有超過二秦的，以此而論，就明白了。所以知道衣冠禮法、圖畫記注，在播遷之餘，都歸於江左。晉、宋之際，學藝很多，齊、梁之間，經史更加興盛。宋秘書丞王儉，依照劉氏《七略》，撰成《七志》。梁人阮孝緒，也撰《七錄》。總計其書籍數量，三萬多冊。到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秘書省的經籍，雖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內的書史，依然存在。蕭繹佔據江陵，派將攻破平滅侯景，收集文德殿的書，以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多卷，全都送到荊州。所以江表的圖書，從此都匯集到蕭繹那裡。到週師進入郢城，蕭繹把它們全部焚燒在外城，所收的只有十分之一二。這是書籍的第五次災難。後魏從幽方起家，遷都到伊、洛，每天忙碌，經籍闕如。北週在關右創業，戰車不息。保定初年，書籍只有八千，後來加以收集，才滿萬卷。高氏佔據山東，最初也採訪徵集，檢驗其本目，殘缺仍多。等到東夏剛平定，獲得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多卷。所增加的舊書，不過五千捲而已。現在皇上（指隋文帝）的御書單本，合計一萬五千多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起梁朝原來的目錄，只有一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更加稀少。臣以為經書從孔子之後，直到當今，年歲超過千年，多次遭受五厄，興集之期，正逢聖世。臣伏惟陛下受上天明命，君臨天下，功績無人能比，德行超越往古。自從華夏分裂，倫常敗壞，其間雖然霸王更迭興起，但世難未平，想要崇尚儒業，時機還未成熟。如今疆域超過三王，民眾繁盛超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正應大力弘揚文教，使民俗昇平，而天下圖書，仍有散失，這不能仰合聖意，垂訓無窮。臣掌管史籍，日夜心懷憂懼。從前陸賈向漢高祖上奏說“天下不可在馬上治理”，所以知道治國安邦，在於典籍。為國的根本，沒有比這更緊要的。現在秘藏所見之書，也足夠閱覽，但一時的載籍，必須使之完備。不能王府所無，而私家卻有。然而士民繁雜，求訪難以知曉，即使有知道的，大多吝惜，必須靠天威來勒令，用微利來引導。如果廣泛發布明詔，同時開啟購賞，那麼奇異典冊必定到來，觀閣積累，重道之風，超越前世，不也很好嗎！伏願天鑑，稍加垂察。
皇上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賞給磧一匹。一、二年之間，篇籍逐漸完備。牛弘進爵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開皇三年，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編成一百卷，在當時流行。牛弘請求依古制修建明堂，上奏議論說：
臣私下認為明堂，是用來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的場所。 《孝經》說：「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祭義》說：「在明堂祭祀，是教導諸侯行孝。」黃帝時叫合宮，堯時叫五府，舜時叫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已久。 《周官·考工記》說：“夏后氏世室，堂南北長度是十四步，東西寬度增加四分之一。”鄭玄註說：“南北長度十四步，其寬度增加四分之一，則堂寬十七步半。”“殷人重屋，堂南北長度七尋，四阿重屋。”鄭說：“其南北長度七尋，東西寬度九尋。漢司徒馬宮議論說：「夏後氏世室，室比堂顯赫，所以命名為室。殷人重屋，屋比堂顯赫，所以命名為屋。週人明堂，堂比夏室大，所以命名為堂。夏後氏增加其堂的寬度為一百四十四尺，週人明堂，認為兩序之間比夏後氏大七十二尺。後世君王轉為文飾，週堂大是對的。但馬宮所說，未詳其義。這都是離聖人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各家不同。鄭玄注《玉藻》也說：「宗廟路寢，與明堂同製。」《王制》說：「寢不逾廟。」說明大小相同。現在依鄭玄注，每室及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有四尺有餘。如果以宗廟而論，祫享時，週人旅酬六屍，加上後稷為七屍，先公昭穆二屍，先王昭穆二屍，共十一屍，三十六主，以及君主面北在二丈之堂上行事，我想這辦不到。若以正寢而論，例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飲，賓和卿大夫脫鞋升坐。」由此知道天子宴飲，則三公九卿都須升堂。 《燕義》又說：「席，小卿次於上卿。」說的是都侍席。只限於二筵之間，怎能行禮？若以明堂而論，總享時，五帝各在其室。設青帝之位，須在木室之內，稍北面向西。太昊配享，坐在其西，靠近南北面。祖宗配享的，又在青帝之南，稍退向西。一丈八尺的室，神位有三個，再加上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的美物都陳設，還須在席上登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也已狹窄了。根據這些來說，近於不對。
查考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人的見解，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經傳明》等，都論說古代傳明堂之事。這些書都已亡失，無法訂正。現在《明堂月令》，鄭玄說：「是呂不韋所著，《春秋十二紀》的首章，禮家抄合為記。」蔡鄔、王肅說：「是周公所作《週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就是此篇。」各有證明，文字多不載錄。束皙認為是夏時之書。劉說：「呂不韋聚集儒者，搜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下來。呂不韋怎能獨自作此記？」現在查考不能完全稱為《週書》，也不可就是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週之法，都是聖王仁之政。蔡邕詳細作了章句，又議論說：「明堂，是用來宗祀其祖以配享上帝的。夏後氏叫世室，殷人叫重屋，週人叫明堂。東叫青陽，南叫明堂，西叫總章，北叫玄堂，內叫太室。東叫青陽，南叫明堂，西叫總章，北叫玄堂，內叫太室。之位沒有不正的。圓蓋方覆，是九六之道。八柱分佈四方，象徵四方二十八宿。現在如果只取《考工》，不參用《月令》，青陽總章的稱號就不能用，九月享帝的禮儀就不能用。漢代二京所建造的，與此說完全相同。
建安以後，天下大亂，京城被焚燒，典章制度毀滅殆盡。曹魏時期三方尚未平定，沒有聽說興建禮制。晉代侍中裴頠建議說：『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這個意義很明確，但宗廟的製度，理論依據尚未分明。最好直接建造一座大殿，用來尊崇嚴父的祭祀，其他繁瑣雜事，全部廢除。"宋、齊以來，都遵循這種禮制。這些都是當世的通達儒者，當時沒有更好的思慮，前代帝王興盛的事業，因此未能實行。後魏在代都建造的廟宇，出自李沖之手，三三相重，合為九室。屋簷不覆蓋台基，房間之間通道相連，穿鑿之處很多，最終毫無可取之處。等到遷都洛陽，重新營建，五室九室爭論不休，最後沒有建成，宗廟配享之事，因此沒有著落。
如今皇上的謀略遠播，教化覆蓋四海，正準備建立大禮，流傳萬代。牛弘等人不因自己平庸淺陋，錯誤地承擔了議定禮制的職責。現在考察明堂必須設五室的原因是什麼？ 《尚書帝命驗》說：『帝王承天命設立五府，赤色叫文祖，黃色叫神鬥，白色叫顯紀，黑色叫玄矩，青色叫靈府。"鄭玄註解說："五府與周代的明堂相同。"況且三代沿襲，多有增減，至於五府，確實不變。室是用來祭天的，天實際上有五帝，如果設立九室，四室就沒有用處。頒布政令、觀測朔日，自然依照各自的時辰。鄭司農說：「十二月分別位於青陽等左右之位。」沒有說居於室內。鄭玄也說："每月在當季的堂上聽政。"《禮圖》畫出的"個"，都在堂的偏側，因此必須設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的原因是什麼？ 《孝經援神契》說：「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通，是頒布政令的宮室。」《禮記·盛德篇》說："明堂四門八窗，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於登也說："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於登也說："玄上圓下方。"玄同意這種說法。因此必須建成圓方形狀。明堂必須蓋重屋的原因是什麼？根據《考工記》，夏代說"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分之二，室三分之一。"殷、週沒有說，說明與夏制相同。殷代說"四阿重屋"，周代繼承其後沒有說屋，制度也完全相同可知。在《殷人重屋》之下，原本沒有五室的文字，鄭玄注說："五室，也是根據夏代知道的。"說明周代沒有說重屋，因為殷代有，顯然可見。 《禮記·明堂位》說："太廟天子的明堂。"說魯國因為周公的緣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禮樂，魯國的太廟與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說：「復廟重簷，刮楹達向，是天子廟宇的裝飾。」鄭玄注：」復廟，就是重屋。」根據廟宇既然有重屋，明堂也無疑了。 《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說："前堂叫太廟，中央叫太室，屋是它上面的重屋。"服虔也說："太室，是太廟太室上面的屋。"《週書·作洛篇》說："於是建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註說："重亢是重疊的棟梁，重廊是重疊的房屋。"根據《黃圖》所記載，漢代的宗廟都是重屋。這距離古代還近，遺留的法則還在，因此必須蓋重屋。明堂必須建闢雍的原因是什麼？ 《禮記·盛德篇》說："明堂，是表明諸侯尊卑的。外面環繞的水叫闢雍。"《明堂陰陽錄》說："明堂的製度，周圍環形流水，向左旋轉來象徵天，內有太室來象徵紫宮。"這是明堂有水的明確文字。然而馬宮、王肅認為明堂、辟雍、太學在同一處，蔡邕、盧植也認為明堂、靈台、辟雍、太學是同一實體不同名稱。蔡邕說：「明堂，取它宗廟祭祀的清靜形貌，就叫清廟；取它的正室，就叫太室；取它的堂，就叫明堂；取它四門之學，就叫太學；取它周圍水圓如璧，就叫璧雍。袁準、鄭玄也認為不同。歷代所疑惑的，怎能輕易確定？現在根據《郊祀志》說：『想要建造明堂，不明白它的製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的《明堂圖》，一座殿沒有牆壁，用茅草覆蓋，水環繞宮殿，天子依從了它。」由此來說，它的由來已久。漢中元二年，在洛陽建造明堂、闢雍、靈台，都在不同地方。然而明堂也有璧水，李尤《明堂銘》說"流水洋洋"就是說明。因此必須有闢雍。
帝王做事，必須效法古代，如今建造明堂，必須依據《禮經》為根本。形狀制度依照周代法則，尺寸取法《月令》，遺漏欠缺之處，參考其他書籍，希望能詳細了解沿革的道理。它的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據《考工記》、《孝經》的說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直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直徑九丈，八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五色，依據《週書·月令》的論述。殿垣方形在內，水環繞在外，水內直徑三百步，依據《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都有法則象徵，足以用來盡誠心祭祀上帝，恭敬配享祖宗，弘揚教化，為後世作典範。牛弘等人學問不精通古代，只是陳述自己的見解，是否可行，恭敬地聽候裁斷。
皇上因為時事草創，沒有空閒製作，最後擱置沒有實行。
六年，授任太常卿。九年，下詔改定雅樂，又製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並討論樂事。牛弘上奏提議說：
謹按《禮》，五聲、六律、十二管輪流相生為宮。 《週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都是輪流生為宮的意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說：「孟春月以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螢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其他月份依此類推。」所以先王製作律呂，是用來辨別天地四方陰陽的聲音。揚子雲說："聲音生於律，律生於辰。"所以律呂配合五行，通於八風，經歷十二辰，運行十二月，循環運轉，沒有停止。例如立春木旺火相，立夏火旺土相，季夏餘分，土旺金相，立秋金旺水相，立冬水旺木相。輪流相生為宮，是說在它當旺的月份，稱為宮。如今如果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就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豈不是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嗎？劉歆《鍾律書》說：「春宮秋律，百航空必然凋零；秋宮春律，萬物必然繁榮；夏宮冬律，雨冰雹必然下降；冬宮夏律，雷聲必然發出。」以此而論，確實不能改變。況且律有十二，如今只作黃鐘一均，只用七律，其餘五律，究竟有什麼用處？恐怕失去了聖人製作的本意。所以必須依照《禮》作輪流相生為宮的方法。
皇上說：「不必作輪流相生為宮，暫且作黃鐘一均。」牛弘又論述六十律不可行：
謹按《續漢書·律歷志》，漢元帝派遣韋玄成到樂府詢問京房，京房回答："我受學於已故的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就完備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螢賓為變徵。律度調音，所以製作準來確定音數。京房說受法於焦延壽，不知道焦延壽所繼承的。到和帝元和年間，待詔候鍾律殷肜上奏說："官府中沒有懂得六十律用準調音的人。所以待詔嚴崇把準法全部教給他的兒子嚴宣，希望召嚴宣補任學官，主管調音器。"大史丞弘測試嚴密從此律家沒有人能為準施弦。靈帝熹平年間，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詢問準的意旨。張光等人不懂，回去查閱舊藏，才得到那件樂器，形制如京房所書，仍然不能確定弦的鬆緊，所以史官能辨別清濁的人於是斷絕。能相傳的，只有大榷常數和候氣罷了。據此而論，京房的方法，漢代已經不能實行。沈約《宋志》說："詳細考察古書和當今音家，六十律對樂沒有用處。"《禮》說"十二管輪流相生為宮"，不說六十。 《封禪書》說：「天帝讓素女彈奏五十弦瑟而悲傷，破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作樂，即使能成也不採用。這是取"大樂必定平易，大禮必定簡約"的意思。
又提議說：
按《周官》說："大司樂掌管成均的法則。"鄭眾註解說："均，就是調。樂師主管調音。"《三禮義宗》說："《周官》奏黃鐘，是用黃鐘為調，歌大呂，是用大聖所為調。說明六律六呂輪流為宮，各自為調。如今現行的音樂，用黃鐘為宮，卻以林鐘為調，與古典相違背。晉內書監荀勖依典籍記載，用五聲十二律輪流相生為宮的方法，製作十二笛。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其他各均，都是如此。然而現在所用的林鐘，是荀勖的下徵之調。不取正調，先取其下，在道理上說不通，所以必須改。
皇上非常贊同他的義理，下詔命牛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校正審定新樂，此事記載在《音律志》。此後討論設立明堂，下詔命牛弘分條陳述舊例，議論其得失，此事記載在《禮志》。皇上非常敬重他。
當時楊素仗恃才能、矜持尊貴，輕慢侮辱朝廷大臣，只有見到牛弘未曾不改變儀容、自我肅敬。楊素將要攻打突厥，到太常寺與牛弘告別。牛弘送楊素到中門就停下，楊素對牛弘說："大將出征，所以來敘別，為什麼送得這麼近呢？"牛弘於是拱手而退。楊素笑著說：「奇章公可以說是他的智慧可以趕上，他的愚鈍卻趕不上了。」也不放在心上。
不久授任大將軍，拜為吏部尚書。當時高祖又命牛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人一起召集各位儒生，討論新禮的降殺輕重。牛弘所提出的議案，眾人都推重佩服。仁壽二年，獻皇后去世，三公以下不能確定禮儀細節。楊素對牛弘說："您是舊學，為時賢所景仰，今天的事，決定在您。"牛弘毫不推辭，公頃之間，禮儀細則全部完備，都有典故依據。楊素感嘆說：「衣冠禮樂，都在這裡了，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牛弘因為三年之喪，祥祭、禫祭都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祭，沒有取法的依據，將此事報告高祖，高祖採納了。下詔廢除期服練祭之禮，從牛弘開始。牛弘在吏部，選拔人才先看重德行而後看文才，務求審慎。雖然導致延遲緩慢，但所有進用的人，大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鑑賞識人機敏明悟，清廉謹慎無與倫比，但爽朗俊逸有餘，行跡看似輕薄，當時的宰輔大多因此懷疑他。只有牛弘深知他的本質，推心置腹委以重任。隋代的選舉，此時為最好。當時的輿論更佩服牛弘見識度量之深遠。
煬帝在東宮做太子的時候，多次寫詩寫信送給牛弘，牛弘也有回信。等到煬帝繼承皇位之後，曾經賜詩給牛弘說：「晉朝的山吏部，魏世的盧尚書，不要說前代的賢哲不同，奇才都來輔佐我。學問品行敦厚於時俗，道義素樸而衝虛，在雲閣上納言，禮儀在皇運初興時制定。大業二年，牛弘晉升為上大將軍。大業三年，改為右光祿大夫。跟隨煬帝祭祀恆岳，壇場、珪幣、墠畤、牲牢，都是牛弘所訂定的。回來時經過太行山，煬帝曾帶他進入內帳，對著皇后賜給他同席飲食。他受到的禮遇親近、尊重到了這種程度。牛弘對他的幾個兒子說：「我受到非同尋常的待遇，承受的恩德深重。你們這些子孫，應當以誠敬自立，來報答如此隆重的恩遇。」大業六年，跟隨煬帝巡遊江都。那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享年六十六歲。煬帝悲傷惋惜，賞賜很豐厚。歸葬安定，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號為憲。
牛弘當世很受榮寵，但車馬衣服卻卑下儉樸，事奉君主盡到禮節，對待下屬用仁愛，言語遲鈍而行動敏捷。皇上曾讓他宣布敕令，牛弘走到階下，說不出話來，退回來拜謝，說：「全都忘了。」皇上說：「傳話是小辯才，本來就不是宰相大臣的職責。」更稱讚他質樸正直。大業年間，委任待遇更加隆重。他性情寬厚，專心致力於學問，雖然職務繁雜，書不離手。隋朝舊臣中，始終被信任，沒有遇上過失和災難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他有個弟弟叫牛弼，喜歡喝酒而且酗酒，曾經因醉，射死了牛弘駕車的牛。當牛弘回家來時，他的妻子迎上去對他說：「叔叔射死了牛。」牛弘聽了，沒有什麼責怪質問，直接回答說：「做成肉乾。」坐定之後，他妻子又說：「叔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牛弘說：「已經知道了。」臉色自如，讀書不停。他是如此寬厚平和。有文集十三卷流傳於世。
長子牛方大，也有學業，官做到內史舍人。次子牛方裕，性情兇險沒有人性，跟隨煬帝巡遊江都，與裴虔通等人共同謀劃弒君叛逆，事蹟見於《司馬德勘傳》。
史臣說：牛弘酷愛古代典籍，學業優秀而後入仕，有淡泊高雅的風範，懷有曠達遼遠的器度，採納歷代帝王的興革，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漢代的叔孫通，也不能超過他。在朝廷中樞任職，三十多年，平安和險難時都不改變，始終沒有過失。雖然開創萬物、成就事業，不是他的長處，但澄清他也不清澈，攪渾他也不混濁，可以說是大雅的君子了。他的兒子實在沒有才能，高大的基業不能構建，觸犯綱紀、違逆道義，以至於敗壞了家風，可惜啊！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