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宋書》卷十一·志第一
南朝梁 沈約 著
志序 律曆上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事就是《春秋》，記言就是《尚書》。至於楚國的《書》、鄭國的《志》、晉國的《乘》、楚國的《杌》這些篇章，都是用來昭示記述前代歷史，使它們在後世不湮沒。司馬遷創立一家之言，開始區分不同的名義。至於禮儀、刑罰、政事，有所不全面；於是在紀傳之外，創立了八書。片段的文字、個別的事件，大小都收錄。班固沿襲這種做法，沒有違背前代體例，網羅一代史事，條目和流派就更加廣泛了。 《律歷》《禮樂》名稱不變，把《天官》改為《天文》，把《封禪》改為《郊祀》，更換了《貨殖》《平準》的名稱，改動了《河渠》《溝洫》的名稱；綴輯荀卿的文辭來記述《刑法》；劉向的《鴻溝》從《春秋》開始；劉歆的《七略》把儒、墨分別部類，朱贛廣博採集風謠，尤其詳備周密。班固都沿襲沿用，以此作為三志。但《禮樂》疏略簡省，遺漏很多，典章制度、事件數目，百中不記一。 《天文》雖然全面，卻不談天的形狀，致使三天之說紛亂無法辨別。因此蔡邕在朔方上書，說應記載敘述這些內容。
漢朝興起，承接秦朝坑儒之後，典籍殘缺，年老博學的學者常憂慮遺失。劉歆的《七略》、班固的《藝文志》，大概就是為此。黃河從龍門向東流，橫貫中國，每次衝決氾濫所波及的地方，災禍深重，堤防修築的工程，勞役天下百姓。而且關中、洛陽地勢高燥，土地上缺少河流水源，所以鎬、酆、潦、潏這些水流都進入禮儀典籍。漳水、滏水、鄭國渠、白渠的富饒，溝渠灌溉的便利，都是百姓生命所依賴，國家視為命脈，《溝渠》立志，也是合適的。時代不同事情改變，到現在可以簡略。我認為班固的《律歷志》前事已詳盡，自從楊偉改創《景初曆》，而《魏書》缺少志。到元嘉年間重新製作新曆法，大明年間廣泛討論修改。從魏到宋，應該收入現在的書。
班固的《禮樂志》《郊祀志》、司馬彪的《祭祀志》《禮儀志》、蔡邕的《朝會志》、董巴的《輿服》，都各自立志。禮所包含的，其用途不只一種，郊祭、朝颯，並不是不同的事情，旗幟、章服、器物，不是禮又是什麼？現在總合起來裁斷，一起稱為《禮志》。 《刑法志》《食貨志》，前人的說法已經完備，隨其流派分支，附在紀傳中。 《樂經》殘缺，由來已遠。班固所記述的，只是抄錄《樂記》；司馬彪的《後書》，又不完備地續補。至於八音各種樂器，都不見於書中，雖然大略見於《世本》，但所缺還很多。至於《雅》《鄭》以及歌唱謠曲的節拍，全都刪棄，竟沒有概略可見。郊廟樂章，常隨時代改變，雅聲舊典，都有遺留的文字。又考察現在的鼓吹鐃歌，雖有章節曲調，樂人傳習，口耳相承，所注重的是聲音，不先用意義訓釋。現在的樂府鐃歌，與漢、魏舊曲比較，曲名有時相同，文字卻永遠不同，尋文求義，沒有一個能理解。不知道現在的鐃歌曲調，是什麼時代的曲子。現在《志》從郊廟以下，凡是各種樂章，不是淫邪之聲的，都詳細記載。
《天文志》《五行志》，從司馬彪以後，不再有紀錄。何承天的志從黃初年開始，徐志起始於義熙元年。現在用魏接續漢，遵循何氏體例。那麼從漢高帝五年的初冬，到宋順帝昇明二年的孟夏，日月星辰、六種災異，甲子紀日沒有差錯。聖帝哲王，都有祥瑞符命的記載。大概用來神化寶位，暗中輔助禎祥符瑞，想要使逐鹿的圖謀停止，窺伺篡位的不發生，握河括地、綠文赤字等書，說得詳細了。等到道德達到天而甘露降下，德行貫通地而醴泉湧出，金芝、黑黍的祥瑞，朱草、白烏的吉兆，這些固然不可否認。如果是衰世道德缺失，而嘉瑞不停息，這固然是天道的渺茫，難以用數字推究。也如同明主在上，而日月蝕的災害不能消除；百神都順，而天象的應驗唯獨違背。現在設立《符瑞志》，來補充前史的缺失。
地理參差，事情難以完備辨別，魏晉以來，遷徙數以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有的昨天屬荊州、豫州，今天隸司州、兗州，早晨是零陵、桂陽的百姓，晚上成了廬江、九江的人民。去來紛亂，沒有暫時停息，戶籍因此混亂，職方官不能記載。自從戎狄內侵，晉室東遷，中原遺民，流散到江南，幽、並、冀、雍、兗、豫、青、徐等地，淪陷於寇賊。從扶莫而來，裹足捧首，在荊、越之地免身的人，百郡千城，流寓者比鄰而居。百姓期盼像鴻雁之歌，士人懷抱故土之念，無不各自建立邦邑，想恢復舊井。後來由於民少戶稀，無法單獨建立，所以魏國有韓邑，齊縣有趙民。而且省置交錯，逐日逐月遷徙，寄寓遷流，最後沒有定止，邦名邑號，難以詳細記載。大宋受命，重新開啟邊挑釁，淮北五州，被割為敵境，其中逃亡遷徙的人，重新設立郡縣，這是元嘉、泰始年間，同名異實的情況。現在依據班固、司馬彪二志，晉、宋《起居注》等，所有記述，都加以推究探討，隨條辨析，使之全都詳盡。
官署設置，前人有詳細說法，尋源討流，對於事情容易。元嘉年間，東海何承天受詔編纂《宋書》，其中志十五篇，以續司馬彪《漢志》，其引證廣博的部分，就因襲採用，也如同班固、司馬遷共為一家。其中有遺漏缺失，以及何承天以後的事情，都加以搜求採集，隨時補充綴合。源流浩渺漫遠，不是一人之學能窮盡；足跛路遠，豈是短策能駕馭。雖然斟酌前史，全看到其好壞，但愛憎之情不同，取捨之意有異，每次提筆握簡，構思忘餐，終究也不足以與班固、左丘明並駕，董狐、南史齊驅。只希望後來的君子，刪改其稿而已。
黃帝讓伶倫從大夏的西邊，阮隃的北面，取竹於嶰谷中所生，其孔竅厚薄均勻的，截斷兩節之間而吹奏，作為黃鐘的宮音。製作十二管，用來聽鳳凰鳴叫，以定十二律。聲音有清有濁，所以用宮商來協調；形體有長有短，所以用丈尺來檢驗；器物有大小，所以用斛鬥來確定；質地有輕重，所以用鈞石來平衡。所以《虞書》說：「於是統一律、度、量、衡。」那麼律呂、宮商由此產生。音樂有樂器有文采，有感情有官能。鐘鼓乾戚，是樂器；屈伸舒緩疾速，是樂文；「論倫無患，是樂情；欣喜歡愛，是樂官。」「所以君子返回本性以調和心志，推廣音樂以完成教化，所以能情感深厚而文采鮮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於內心，而英華發於外表。又說：「以圜鐘為宮，黃鐘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在地上圜丘演奏。如果樂六變，則天神都會降臨，可以行禮了。」地祇、人鬼，禮儀也是如此。其能感動萬物、興起教化，如此之深。
「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所以黃鐘之數為六，分為雌雄十二鐘。鐘以三生成，所以設'一'而第三倍它，總積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的實數。所以黃鐘位在子，主管之六分林三千百四十七，為二十一萬林。 ，主管正月，向下生南呂。 ，主管二月，向下生無射。生蕤賓，螢賓不與正音相比，所以稱為繆。漸高揚，以十二月律對應二十四時。
「古人制定度量輕重，都生於天道。黃鐘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成，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所以布幅寬二尺七寸，是古制。音以八相生，所以人長八尺，尋是自身的一倍，所以八尺為一尋。有形體就有聲音，音之數為五，用五乘八乘。 ，五八四十尺為一匹。一丈。鈞。
揚子雲說：「聲生於天幹，（指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律生於地支，（指子為黃鐘，醜為大呂之類。）聲以情質，（質，正。聲，（應當用律管鐘均，調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調，而八音產生。
陰陽和合則日影至，律氣相應則灰散。所以天子常在冬至、夏至到前殿，會合八能之士，陳列八音，聽樂均，測日影，候鍾律，稱土炭，效驗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日影最長，黃鐘通，土炭輕而衡桿上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日影最短，蕤賓通，土炭重而衡桿下垂。在前後五天的範圍內，八能之士各自把觀測情況上報。太史令密封上奏。相應則和諧，不相應則占卜。候氣的方法：建造三重房子，門戶關閉，塗封嚴密，鋪設橘紅色帷幔。屋中用木製案幾，每律各一，內低外高，按其方位，將律管放在上面。用葭莩灰散佈在律管內端，依曆法觀測。氣至則灰動，若氣動則灰散開，若是人或風吹動的，則灰聚攏。殿中候氣，用玉律十二支。只在冬至、夏至於靈台候氣，用竹律六十支。取弘農郡宜陽縣金門山的竹子做律管，河內郡的葭莩做灰。
三代衰落以後，音律失去了標準。漢朝興起，北平侯張蒼開始擬定律歷。漢武帝時代設定了協律的官職。元帝時，郎中京房通曉五音六十律的數目，曾向小黃令焦延壽學習。他推算下生、上生，直到中呂，十二律就齊全了。從中呂上生得到執始，執始下生得到去滅，直到南事，六十律就完備了。十二律變化到六十律，就像八卦變化到六十四卦一樣。伏羲創作《周易》，記錄陽氣初生，以此作為律法的基礎。確定冬至日的聲音，以黃鐘為宮，太薔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螢賓為變徵。這是聲氣的根本，五音的正調。所以各律統管一日。其餘各律依序運行，當值的各律各自作為宮音，而商、角、徵、羽按類別跟隨。 《禮運篇》說：「五聲、六律、十二管輪流當宮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用六十律來分配一年的天數，黃鐘從冬至開始，到冬至又回到原點，陰陽冷暖風雨的占卜由此產生。京房又說：「竹管的聲音不能用尺度來調校，所以製作了準來確定度數。準的形狀像瑟，長一丈而有十三根弦，隱間九尺，用以對應黃鍾律九寸；中央一根弦，下面畫有分寸，作為六十律清濁的節度。」施房論律詳細，他的方法論在史官中施行。 《續漢志》詳細記載了他的律準度數。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肜上書說：「官中沒有通曉六十律並用準來調音的人，所以待詔嚴嵩把準法全部教給了他的兒子嚴宣，希望徵召嚴宣補充學官，主管調校樂器。親的學問，把聾子當作聰明人。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集主管律法的太子舍人張光等人詢問準的意思，張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閱舊藏，才得到了那個器物，形狀制度如同京房書上所說，但還是不能確定弦的鬆緊。聲音無法用書寫來讓人明白，懂得的人想教卻沒有途徑，心中有體會的人親身理解卻沒有老師，所以史官中能辨別清濁的人就斷絕了。能夠相傳的，只有候氣的方法而已。
（表格省略）
論說：律呂相互生成，都是三分而損益。先儒推算十二律，由子到亥，每次乘以三，總共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再用三約分，這就是上生。所以《漢志》說：三分減少一分，下生林鐘，三分增加一分，上生太蔟。無射既然上生中呂，那麼中呂又應當上生黃鐘，這樣之後五聲、六律、十二管才能輪流作為宮音。現在上生達不到黃鐘的實際數二千三百八十四，用九約分實際數一千九百六十八作為一分，這樣就不足九分寸的律一分有餘，怎麼能再回到宮音呢？凡是三分增加一分是上生，三分減少一分是下生，這是大概情況，如同周天鬥分四分之一罷了。京房不考慮這個道理，比照十二律略微有所增加，才引申開來，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直到南事，成為六十律，最終又不相合，更加顯得疏漏。班固所記述的，未能通曉律呂的本源，只是把角解釋為觸，徵解釋為女，陽氣在黃鐘中施放種子，像這類說法，白白地增加文字，成為廢話。又推演九六，想要符合劉歆的三統之數，假託不相關的事物，來修飾他的學說，都是班固的荒謬。
蔡邕從朔方上書，說《前漢志》只記載了十律，沒有涉及六十律。六律的尺寸相生，司馬彪都已經記載了。漢末，雅樂散失。黃初年間，鑄工柴玉有巧思，在器物造型方面，多有製作。協律都尉杜夔讓柴玉鑄鐘，鐘聲的清濁，多不符合法度。多次毀掉重做，柴玉很厭煩，說杜夔對清濁隨意要求。兩人互相到魏王那裡告狀。魏王取來柴玉所鑄的鐘，錯雜著反覆試驗，然後才知道杜夔是精確的，於是處罰柴玉和他的幾個兒子，都讓他們做養馬官。
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拿出禦府的銅竹律二十五具，部署太樂郎劉秀等人校試，其中三具與杜夔和左延年的律法相同，其餘二十二具，看它們的銘題尺寸，是笛律。問協律中郎將列和，他回答說：「從前魏明帝時，命令我接受笛聲，來製作這些律，想讓學者另外住在一個房間，歌唱講習，依照這些律來調音。至於合奏音樂時，只要知道尺寸的名稱，那麼絲竹歌詠，都能協調一致。
荀勖等人上奏說：「從前先王製作音樂，用來振奮風俗，祭祀神祇、輔助賢能，一定要符合律呂的和諧，來調節八音的中和。所以祭祀朝宴，使用有製度，歌唱演奏分別敘述，清濁、各有適宜的二聲十二律，輪流作為傳音。答，笛子的長短，沒有法則，隨意製作，不依照曲度。這不是考察古代先哲，垂範後世的辦法。還是應當效法古昔，來求得適中，符合經典禮制，在製度上才算詳盡。
荀勖又問列和：「製作笛子是否可以依照十二律製作十二支笛，讓每一個孔對應一律，這樣之後才用來作樂？」列和回答說：「太樂東廂的長笛正聲已經長四尺二寸，現在應當再取它的下徵之聲；按規則，聲音低的笛子應當長笛，計算它的下徵之聲；的尺寸，要五尺有餘，我過去製作過，不能吹奏。大呂笛子長二尺六寸有餘，不能長五尺多。讓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人依律製作大呂笛給列和看。又吹奏七律，一孔一校，聲音都相應。然後讓郝生風箏，宋同吹笛，演奏《雜引》、《相和》等曲。列和於是說：「自從我父親祖父漢朝以來，笛家相傳，不知道這個方法，現在讓音調與律相應，確實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郝生、魯基、種整、硃夏，都同意列和的說法。
又問列和：「笛子有六個孔，加上笛身中間的空一共是七個孔。你能全部說出它們對應的宮商角徵嗎？孔調與不調，用什麼來檢驗知道？」列和回答說：「先師相傳，吹笛只是根據作曲時互相告知，說某曲應當抬起某個手指，起初不知道七個孔都對應什麼音。作樂的時候，各種聲音都接受鐘磬的音準，就都符合律了。至於在殿堂上宴享，沒有廂懸鐘磬，因為笛子有固定的調，所以各種弦歌都以笛子為準。這樣笛子就如同鐘磬，一定符合律呂。像列和所回答的，只是憑空製作，大概短一寸，七孔的音調，不知道它們都對應什麼律？調與不調，無法檢驗校正。只是選取竹子中能吹響的，沒有法度。於是讓部郎劉秀、鄧昊、魏邵等人與笛工一起製作笛子。工匠製作外形，律家確定聲音，這樣之後器物有標準，音調和諧。
又問列和：「如果不知道律呂的意義，作樂時音調高低清濁的調名，應當用什麼來命名？」列和回答說：「每次合樂時，隨著歌手聲音的清濁，使用的笛子有長短。假如聲音低的用三尺二寸的笛子，因此命名為三號尺二調。而列和所說的用二尺三尺來命名，雖然漢、魏使用，但俗氣而不合典制。部郎劉秀、鄧昊等人按照律製作笛子，三尺二寸的，對應無射律，如果宜用長笛，執樂的人說：「請奏無射。」《週語》說：「無射是用來宣布哲人的美德，向民眾展示軌儀。」二尺八寸四寸。分四厘對應黃鐘律，如果宜用短笛，執樂的人說：「請奏黃鐘。」《週語》說：「黃鐘是用來宣養六氣九德的。」這樣歌唱演奏的意義，應當符合經典禮制，考察古典，在製度上才算雅正。
《尚書》說：「我想聽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理政事的開始。」《週禮》記載六律六同。 《禮記》又說：「五聲十二律，輪流當宮音。」劉歆、班固編纂《律歷》，也記載了十二律。只有京房開始創立六十律，到章帝時，他的方法已經失傳；蔡邕雖然追考古法，但他也說：「現在沒有人能做到。」根據古典和現在音樂家所用的六十律，對音樂沒有用處。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輪流作為宮音的方法，製作十二笛像，在圖上記錄註明，另附。看圖表，不如看笛子清楚，所以再次製作蕤賓伏孔笛。它的製作方法如下：
黃鐘笛，正聲對應黃鐘，下徵對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餘。 （《週語》說：「黃鐘是用來宣揚養育六氣九德的。」主聲調法，以黃鐘為宮，那麼姑洗為角。翕笛的聲音對應姑洗，所以用四角的長度作為黃鐘笛的長度。它的宮聲純正而不加倍，所以叫正聲。 （笛子後部出孔。商聲比角聲低沉，本應在角聲之下，但角聲位於笛子中部，所以把商孔上移，讓它位於宮孔之上，比宮聲清越。這樣宮聲和商聲都是純正的，其餘各聲都是加倍的。所以從宮聲以下，音孔越往下越低沉。這一章說明笛孔上下次序的名稱。 （用林鐘律從宮孔向下量，量完律長後開孔，就能得到徵聲。）徵生商，即林鐘生太蔟。 （用太蔟律從徵孔向上量，量完律長後開孔，就能得到商聲。）商生羽，即太蔟生南呂。 （用南呂律從角孔向下量，量完律長後開孔，就能得到羽聲。）羽生角，即南呂生姑洗。 （用姑洗律從羽孔向上量，量完律長後開孔，就能得到角聲。然而這個孔位於商孔之上，吹笛的人左手夠不到。如果從羽孔向下量，量完律長後開孔，也能得到角聲，但位於附商孔之下，吹笛的人右手夠不到，所以角孔。音程，因此角聲位於笛子中部，這是古制。 （上句所說的應為角孔而位於商孔下方的位置，用墨點標記，以對應律呂。從此點向下量，開孔就能得到變宮聲。）變宮生變徵，即應鍾生螢賓。 （用螢賓律從變宮孔向下量，量完律長後開孔，就能得到變徵聲。十二笛的製作，各以自身宮聲為主。相生的方法，有的加倍有的減半，其便於使用，規律都是一樣的。）下徵調法，林鐘為宮，（第四孔。本來是正聲黃鐘的徵聲。徵聲清越本應在宮聲之上，但為了笛子使用方便，加倍讓它低沉，所以叫下徵。下徵再作為宮聲，就是記載中所說的「五聲十二律互相為宮」。既然這樣，正聲調清越，下徵調低沉。鐘為變徵，（下徵調中，林鐘為宮，大呂應是變徵。但黃鐘笛本來沒有大呂之聲，所以藉用黃鐘作為變徵。借用方法是：當需要變徵之聲時，同時吹奏黃鐘、太蔟、應鐘三個音孔。黃鐘應低沉而太蔟清越，大呂律在這兩律之間，同時吹奏三孔並微微調整，就能得到大呂變徵之聲。 各笛下徵調求變徵的方法都如此。徵的徵聲。越往下越低沉；下徵調中，音孔越往上越清越。 ）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就是笛子中部的翕聲，在正聲中為角，在下徵中為羽。清角之調，以它作為宮聲，並且吹讓它清越，所以哨叫越清中為羽。角。 （不純正。清角之調，只有宮聲、商聲和徵聲與律呂相應，其餘四聲不純正的都低沉，一律哨吹讓它清越，借用過來使用，其規律是一樣的。）
凡是笛子體用角律，長的用八倍，（螢賓、林鐘。）短的用四倍，（其餘十笛，都用四角。）中空實容，長的用十六倍，（短笛竹宜受八律的黍。如果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不齊等。 （宮有七聲，交錯使用，所以有二十一變。各笛規律都一樣。）伏孔有四個，是為了方便使用。 （一叫正角，位於商孔之上。二叫倍角，靠近笛子下部。三叫變宮，靠近宮孔，加倍讓它低沉。四叫變徵，遠離徵孔，加倍讓它高亢，有的加倍有的減半，有的四分之一，取法於琴上的徵位。這四個人做其音孔而取其長度，以適應進給下規律的規律，所以
大呂笛：正聲對應大呂，下徵對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餘。 （《週語》說：「元間大呂，輔助宣揚事物。」）
太蔟笛：正聲對應太蔟，下徵對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餘。 （《週語》說：「太蔟用於金奏，讚頌陽氣出滯。」）
夾鐘笛：正聲對應夾鐘，下徵對應無射，長二尺四寸。 （《週語》說：「二間夾鐘，出自四隙之微。」）
姑洗笛：正聲對應姑洗，下徵對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餘。 （《週語》說：「三間中呂，宣導中氣。」）
蕤賓笛：正聲對應螢賓，下徵對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餘。 （《週語》說：「螢賓用於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靠近孔位，所以加倍或減半讓它低沉，便於使用。林鐘也如此。）
林鐘笛：正聲對應林鐘，下徵對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餘。 （《週語》說：「四間林鐘，調和展佈百事，使人無不勝任肅敬純恪。」）
夷則笛：正聲對應夷則，下徵對應夾鐘，長三尺六寸。 （《週語》說：「夷則用於詠歌九州，安定平民無二心。」變宮的方法，也如蕤賓，體用四角，所以四分之一增益。）
南呂笛：正聲對應南呂，下徵對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 （《週語》說：「五間南呂，讚頌陽氣秀發。」）
無射笛：正聲對應無射，下徵對應中呂，長三尺二寸。 （《週語》說：「無射用於宣告哲人的美德，給民眾展示軌儀。」）
應鐘笛：正聲對應應鐘，下徵對應蕤賓，長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餘。 （《週語》說：「六間應鐘，均平便利器用，使其應和恢復。」）
荀勖又用魏國杜夔所製的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等八音，發現與律呂乖錯。才知道後漢至魏，尺度漸漸比古制長了四分有餘。杜夔依據它製作律呂，所以導致失韻。於是部署佐著作郎劉恭依照《週禮》重新積黍起度，來鑄造新律。完成後，募集尋求古器，得到周代的玉律，比較起來不差毫釐。又有漢代的舊鐘，用律呂來命名，不敲擊而自然相應。起初，荀勖在路上，遇到趙郡商人在牛上懸掛銥鈴，聲音很和諧。至此搜得此鐸，用來調校律呂。
晉武帝因為荀勖的律呂與週、漢器物相合，於是施行使用。散騎侍郎阮鹹袥諷其聲高，不是興國之音。阮鹹死後，挖地得到古銅尺，果然比荀勖的尺長四分，當時人都佩服其精妙。元康年間，裴頠認為醫方是民眾性命之所急，而稱兩不與古制相同，為害特別嚴重，應該藉此改革治理權衡。但未被採納。
黃鐘箱笛，晉代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鐘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五分。 （列和說：「東箱長笛四尺二寸。」）太蔟箱笛，晉代時三尺七寸，鐘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奚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代時三尺五寸，鐘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奚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晉代時二尺九寸，鐘宗之減為二尺六寸，奚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