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漢書》傳·卷二十六
東漢 班固 著
董仲舒傳
董仲舒是廣川人。 年輕時研究《春秋》，漢景帝時期擔任博士。 他放下帷幕講授經書，弟子們按照入學時間的先後依次傳授學業，有的弟子甚至從未見過他的面。 他大概三年沒有窺看過家園，治學的專注程度達到了這樣的地步。 他的言行舉止，不符合禮儀的就不做，學者們都把他當作老師來敬重。
漢武帝即位后，先後徵召了上百位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也以賢良的身份參加對策。
漢武帝的制書說：「我繼承了至高無上的美德，要將它傳承無窮，施予萬世，責任重大而使命艱巨，因此日夜不敢安寧，始終思考萬事的綱紀，仍擔心有疏漏之處。 所以廣泛招納天下的豪傑俊才，讓郡國諸侯公開選拔賢良、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的人，想要聆聽治國大道的要旨和最精闢的論述。 現在你在舉薦者中脫穎而出，我非常讚賞你。 你要精心思考，我將認真傾聽你的回答。
聽說五帝三王的治國之道，在於改革制度、創作禮樂，從而使天下和睦融洽，歷代帝王都遵循這一原則。 虞舜時期的音樂，沒有比《韶》樂更盛大的; 周朝的音樂，沒有比《勺》樂更盛大的。 聖明的帝王去世后，鐘鼓管弦的聲音並未衰敗，但治國的大道卻逐漸缺失，衰敗到桀、紂那樣的行為，王道徹底敗壞。 在這五百年之間，堅守文德的君主、當權的士人，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度來輔佐當世的人有很多，然而卻不能扭轉衰敗的趨勢，國家日益衰亡，直到後來的帝王興起才停止，難道是他們所持的治國之道有謬誤而失去了綱紀嗎？ 還是上天降下的天命不可挽回，一定要等到衰敗到極點才會停止呢？ 唉！ 所有這些日夜操勞、早起晚睡，一心效法上古的努力，難道都沒有補益嗎？ 三代接受天命，它們的祥瑞徵兆在哪裡？ 災異的變化，是由什麼原因引起的？ 人的性命稟性，有的夭折有的長壽，有的仁愛有的鄙陋，我時常聽到這些名稱，卻沒有明曉其中的道理。 我希望能使教化風行而政令暢通，刑罰輕緩而奸邪改正，百姓和睦快樂，政事清明昭著，要修養什麼、整頓什麼才能使甘露降下、百穀豐收，德行滋潤四海，恩澤遍及草木，日月星辰運行正常，寒暑變化平穩，承受上天的福佑，享受鬼神的庇佑，德澤洋溢，施及四方蠻夷，延及萬物生靈？
你通曉先聖的功業，熟悉習俗教化的變遷、事物終始的順序，講授聽聞高尚道義的時間已經很久了，要用你的明曉來開導我。 請分條陳述，不要繁雜混亂，不要相互混雜，觀點要源於經術，謹慎選擇表述的內容。 如果有不公正、不正直、不忠不盡責，以及在執行公務中有所偏私的情況，儘管記錄下來不必洩露，責任在我自身，不必擔心後續的禍患。 你要盡心竭力，不要有所隱瞞，我將親自閱覽你的對策。
董仲舒回答說：陛下發出仁德的聲音，下達明確的詔令，探求天命與人性的道理，這些都不是愚笨的我所能企及的。 我謹慎地考察《春秋》中的記載，觀察前代已經發生的事情，來探究天與人相互感應的關係，發現其中的道理非常令人敬畏。 國家將要出現違背道義的衰敗，上天就會先降下災害來譴責告誡君主; 如果君主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會降下怪異的現象來警示恐嚇; 如果仍然不知道改變，那麼國家的衰敗滅亡就會到來。 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對君主的仁愛，想要制止天下的禍亂。 如果不是極度違背道義的時代，上天都會盡力扶持、保全君主，關鍵在於君主是否努力罷了。 努力學習，見聞就會廣博，智慧就會更加明達; 努力踐行治國之道，德行就會日益提升，從而建立大功：這些都是能夠很快見到成效的。 《詩經》說「日夜不懈怠」，《尚書》說「努力啊努力！ “，說的都是努力的道理。
道，是通往治理的路徑，仁義禮樂都是實現道的工具。 所以聖明的帝王去世后，他們的子孫仍然能長久安寧數百歲，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 帝王在沒有創作新樂的時候，就沿用先王流傳下來的、適合當世的音樂，深入地教化百姓。 如果教化的心意不能傳達，雅頌之類的正樂就不能形成，所以帝王功成名就後才創作音樂，用音樂來頌揚自己的德行。 音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教化民俗的; 它改變民眾的習性容易，教化民眾的效果顯著。 所以音樂的聲音源於和諧，根本在於情感，能觸動肌膚，深入骨髓。 因此，即使王道逐漸缺失，管弦的聲音卻並未衰敗。 虞舜的政令已經廢棄很久了，但他的樂頌遺風仍然有留存，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 君主沒有不想國家安寧存續而厭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情況卻很多，這是因為所任用的人不稱職，所遵循的道路不正確，因此國家日益衰亡。 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周幽王、周厲王時期衰敗，並非道本身消亡了，而是幽王、厲王不遵循道。 到了周宣王時期，他思念從前先王的德行，振興廢弛的政令、彌補弊端，彰顯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朝的治國之道重新興盛起來，詩人讚美他並創作詩歌，上天保佑他，為他降下賢能的輔佐之臣，後世對他的稱頌至今沒有斷絕。 這都是日夜不懈踐行善道所取得的成效。 孔子說“人能弘揚道，不是道能弘揚人”，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於君主自身，並非上天降下的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君主所持的治國之道有謬誤、失去了綱紀。
我聽說上天之所以大力扶持並讓某人流傳王位，必定有非人力所能招致而自然到來的祥瑞，這就是接受天命的徵兆。 天下的人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上天的祥瑞就會真誠地降臨。 《尚書》說“白魚跳入王舟，有火光覆蓋王屋，化為烏鴉”，這大概就是接受天命的徵兆。 周公說「回復啊回復」，孔子說“有德行的人不會孤單，一定會有同道之人”，這些都是積累善行、德行深厚的成效。 到了後世，君主放縱享樂、道德衰敗，不能治理百姓，諸侯背叛，殘害良民來爭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而任用刑罰。 刑罰施用不當，就會產生邪氣; 邪氣在民間積聚，怨恨在君主心中滋生。 上下不和，就會導致陰陽錯亂而災異產生。 這就是災異發生的原因。
我聽說，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來的本質，情是人的慾望。 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長壽，有的人仁愛有的人鄙陋，這是後天陶冶教化形成的，不能做到純粹完美，因為所處的國家有治亂之分，所以人性也就參差不齊。 孔子說：「君子的德行如同風，小人的德行如同草，草遇上風就會倒伏。 “所以堯舜施行仁德，百姓就仁愛長壽; 桀紂施行暴虐，百姓就鄙陋夭折。 君主教化百姓，百姓服從君主，就像泥土在制陶的轉輪上，全憑制陶工的塑造; 又像金屬在熔爐中，全憑冶鍊工的鑄造。 “安撫他們就會歸順，打動他們就會和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我謹慎地考察《春秋》的文辭，探求王道的開端，發現其關鍵在於“正”。 “正”緊隨“王”之後，“王”緊隨“春”之後。 “春”是上天的作為; “正”是君主的作為。 其含義是，君主上承上天的作為，下以“正”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就是王道的開端。 既然如此，帝王想要有所作為，就應當向上天探求開端。 天道的核心在於陰陽。 陽代表德行，陰代表刑罰; 刑罰主管殺戮，德行主管生育。 因此，陽常常處於盛夏，以生育滋養萬物為職責; 陰常常處於嚴冬，積聚在空虛無用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上天重視德行而不重視刑罰。 上天讓陽出現，在世間布施恩德並主導一年的收成，讓陰隱藏在地下，適時出來輔助陽; 陽沒有陰的輔助，也不能獨自完成一年的收成。 最終以陽來成就一年的收成之名，這就是上天的心意。 帝王秉承上天的心意治理國家，所以重視道德教化而不重視刑罰。 刑罰不能用來治理天下，就像陰不能用來成就一年的收成一樣。 治理國家卻任用刑罰，不符合上天的心意，所以先王沒有誰願意這樣做。 現在廢棄先王負責道德教化的官員，只任用執法的官吏治理百姓，這難道不是重視刑罰的意思嗎！ 孔子說：「不進行教化就誅殺，叫做暴虐。 “對百姓施行暴虐的政令，卻想要道德教化遍及四海，所以很難成功。
我謹慎地考察《春秋》中“一元”的含義，“一”是萬物的開端，“元”是言辭中表示重大的意思。 把“一”稱為“元”，是看重開端而想要端正根本。 《春秋》深入探求事物的根本，從尊貴的人開始糾正。 所以作為君主，要先端正自己的內心來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來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來端正萬民，端正萬民來端正四方。 四方端正了，遠近沒有誰敢不歸於正道，就不會有邪氣在其中作亂。 因此陰陽調和而風雨適時，萬物和諧而百姓繁衍，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間都受到潤澤而豐饒美好，四海之內聽聞君主的盛德都前來臣服，各種吉祥的事物、可致的祥瑞，沒有不全部到來的，這樣王道就最終實現了。
孔子說：「鳳鳥不來，黃河不出河圖，我這一生大概要完了！ “他悲傷自己本可以招致這些祥瑞，卻因身份卑賤而不能實現。 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處能夠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著能夠招致祥瑞的權勢，又有能夠招致祥瑞的資質，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智慧明達而心意美好，愛護百姓而喜好賢才，可以說是有道義的君主了。 然而天地沒有回應，美好吉祥的事物沒有到來，為什麼呢？ 大概是因為教化沒有確立，萬民沒有走上正道。 萬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作為堤防，就不能阻止。 因此，教化確立而奸邪都停止，是因為堤防完備; 教化廢棄而姦邪一併出現，刑罰不能制止，是因為堤防毀壞。 古代的帝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首要任務的。 建立太學在國都教化百姓，設置庠序在鄉邑感化百姓，用仁愛逐漸薰陶百姓，用道義砥礪百姓，用禮儀規範百姓，所以他們的刑罰很輕卻能禁止奸邪，這是因為教化推行而習俗美好。
聖明的帝王繼承亂世之後，會掃除亂世的痕跡，將其全部去除，重新修整教化並推崇興起它。 教化明確、習俗形成后，子孫遵循它，推行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 到了周朝末年，君主極度違背道義，從而失去天下。 秦朝繼承周朝之後，不但不能改變亂世的弊端，反而更加嚴重，嚴厲禁止文學，不許百姓藏書，拋棄禮義而厭惡聽聞禮義，一心想要徹底消滅先王之道，專門施行放縱簡慢的治理，所以在位十四年就國家滅亡了。 自古以來，從未有過像秦朝這樣以亂治亂，給天下百姓帶來巨大災難的朝代。 它遺留的毒害和惡劣影響，至今沒有消除，導致習俗淺薄惡劣，百姓兇狠頑劣，抵觸冒犯、抗拒法令，敗壞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 孔子說：「腐朽的木頭不能雕刻，糞土一樣的牆壁不能粉刷。 “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就像腐朽的木頭和糞土牆壁一樣，即使想要好好治理，也無可奈何。 法令出臺而奸邪產生，政令下達而欺詐興起，就像用開水制止沸騰、抱著柴薪撲滅火災一樣，只會更加嚴重，沒有任何益處。 我私下把這比作琴瑟音調不和諧，嚴重的必須解開琴弦重新調整，才能彈奏; 治理國家而政令不行，嚴重的必須變革更新，才能治理好。 應當重新調整而不調整，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調好琴瑟; 應當變革更新而不變革，即使有大賢之人也不能治理好國家。 所以漢朝取得天下以來，常常想要好好治理卻至今不能實現，問題就在於應當變革更新而沒有變革更新。 古人有句話說：「站在河邊羡慕魚，不如回去編織漁網。 “現在漢朝執政想要治理好天下已經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去進行變革更新; 變革更新就能好好治理，好好治理就能使災害日益減少，福祿日益到來。 《詩經》說：“適合百姓，適合眾人，才能從上天獲得福祿。 “治理國家而適合百姓，本來就應當從上天獲得福祿。 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道，是帝王應當修養整頓的; 這五常得到修養整頓，就能承受上天的福佑，享受鬼神的庇佑，德澤施及四方蠻夷，延及萬物生靈。
漢武帝閱覽了董仲舒的對策後感到驚異，於是再次下制書詢問：制書說：聽說虞舜時期，君主在廊下悠閒漫步，垂衣拱手、無所作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忙到太陽偏西還沒有時間吃飯，天下也得到了治理。 帝王的治國之道，難道不是殊途同歸嗎？ 為什麼安逸與辛勞會如此不同呢？
節儉的君主不製作玄黃五彩的旌旗裝飾。 到了周朝，設置兩觀，乘坐大路之車，使用朱紅色的盾牌和玉飾的斧鉞，八佾之舞在宮廷中排列，讚頌的歌聲興起。 帝王的治國之道難道宗旨不同嗎？ 有人說「優良的玉石不需要雕琢」，又有人說「沒有文采就無法輔助德行」，這兩種說法截然不同。
殷朝施行五刑來督察奸邪，傷害肌膚來懲罰惡行。 周成王、周康王時期不使用刑罰，四十多年天下沒有犯法的人，監獄空虛。 秦朝使用刑罰，處死的人非常多，受刑的人隨處可見，多麼悲哀啊！
唉！ 我早起晚睡，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始終想著如何供奉至尊、彰顯巨集大的功業，關鍵都在於重視農業、任用賢才。 現在我親自耕種藉田作為務農的表率，鼓勵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尊崇有德行的人，使者往來不絕，慰問勤勞的百姓，撫恤孤獨無依的人，盡心盡力、費盡心思，但功業和美德仍然沒有獲得。 現在陰陽錯亂，邪氣瀰漫，萬物難以順遂生長，百姓沒有得到救濟，廉恥觀念混亂，賢能與不肖之人混雜，不能分辨真偽，所以廣泛招納特別傑出的士人，希望能有所説明！ 現在你等待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談論當世事務卻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有的考察上古的制度卻難以在當今推行，難道是被經文的文辭所束縛而不能自由發揮嗎？ 還是所遵循的學說不同、所聽聞的道理各異呢？ 你們各自詳細回答，寫在篇章中，不要迴避有關官員。 闡明你們的主旨和方略，相互切磋探究，來滿足我的心意。
董仲舒回答說：我聽說堯接受天命后，以天下為憂，而不把帝位當作快樂，所以誅殺驅逐亂臣，竭力尋求賢聖之人，因此得到了舜、禹、稷、卨、咎繇等賢才。 眾多聖明之人輔助德行，賢能之人輔佐政務，教化廣泛推行，天下和睦融洽，萬民都安於仁愛、樂於道義，各自得到適宜的位置，言行符合禮儀，舉止遵循中庸之道。 所以孔子說：「如果有帝王興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推行」，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堯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禪讓給虞舜。 堯去世后，天下人不歸順堯的兒子丹朱而歸順舜。 舜知道無法推辭，於是登上天子之位，任命禹為丞相，憑藉堯的輔佐大臣，繼承堯的綱紀功業，因此垂衣拱手、無所作為而天下得到治理。 孔子說“《韶》樂非常美好，又非常完善”，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到了殷紂時期，違背天意、殘害萬物，殺戮賢能智慧之人，殘害百姓。 伯夷、太公都是當時的賢才，卻隱居不擔任官職。 堅守職責的人都奔走逃亡，逃到黃河和大海邊。 天下衰敗混亂，萬民不得安寧，所以天下人拋棄殷朝而歸順周朝。 周文王順應天理、治理萬物，以賢聖為師、任用賢能，因此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中。 他愛護施恩於萬民，天下人都歸順他，所以太公從海濱前來，被任命為三公。 當時，殷紂還在帝位上，尊卑秩序混亂，百姓離散逃亡，所以周文王悲痛不已，想要安撫百姓，因此忙到太陽偏西還沒有時間吃飯。 孔子創作《春秋》，先端正帝王的名分，再關聯萬事，彰顯了素王的文治之道。 由此可見，帝王的治國綱紀是相同的，但安逸與辛勞不同，是因為所處的時代不同。 孔子說“《武》樂非常美好，但不夠完善”，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我聽說制度文采、玄黃裝飾，是用來明確尊卑、區分貴賤，從而鼓勵有德行的人。 所以《春秋》記載，帝王接受天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變正朔、更換服色，以此順應天意。 那麼宮殿、官服、旌旗的制度，都是有法度依據的。 所以孔子說：「奢侈就會不謙遜，節儉就會顯得簡陋。 “節儉並不是聖人的適中制度。 我聽說優良的玉石不需要雕琢，其資質溫潤美好，不需要雕刻修飾，這與達巷黨人不用學習就有智慧沒有區別。 然而普通的玉石不經過雕琢，就不能形成精美的花紋; 君子不學習，就不能成就美好的品德。
我聽說聖明的帝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時就讓他們學習，長大后根據才能安排職位，用爵祿來培養他們的德行，用刑罰來威懾他們的惡行，所以百姓明白禮義而以冒犯君主為恥。 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殘賊之人，周公創作禮樂來文飾教化，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時期的鼎盛階段，監獄空虛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逐漸薰陶、仁義逐漸傳播的成效，不僅僅是傷害肌膚的刑罰所能達到的。 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了。 秦朝以申不害、商鞅的法令為師，推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帝王之道，以貪婪兇狠為習俗，沒有用文德來教化百姓。 只看重名聲而不考察實際，行善的人不一定能免於刑罰，作惡的人不一定會受到懲處。 因此百官都修飾虛假的言辭而不顧實際，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內心卻有背叛君主的想法; 弄虛作假、掩飾欺詐，追逐利益而毫無廉恥; 又喜好任用殘酷的官吏，賦稅徵收沒有限度，耗盡百姓的財力，百姓離散逃亡，不能從事耕種紡織的產業，盜賊紛紛興起。 因此受刑的人非常多，死者隨處可見，但奸邪仍然沒有停止，這是習俗教化導致的結果。 所以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罰來約束百姓，百姓只會逃避刑罰而沒有廉恥之心”，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現在陛下擁有天下，海內沒有不順從的，廣泛閱覽、全面傾聽，用盡群臣的智慧，吸納天下的美德，至高的德行顯而易見，施及四方蠻夷。 夜郎、康居等遠方國家，相隔萬里，也仰慕德行、歸順道義，這是太平盛世的徵兆。 然而功業沒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君主的心意還沒有完全投入。 曾子說：「尊崇所聽聞的道理，就能變得高明; 踐行所知曉的學問，就能變得光大。 高明光大，不在於其他，而在於用心罷了。 “希望陛下憑借所聽聞的道理，在內心確立誠意並切實推行，那麼與三王又有什麼不同呢！
陛下親自耕種藉田作為務農的表率，早起晚睡，為萬民操勞，思考古代的治國之道，致力於尋求賢才，這也是堯舜的用心，但仍然沒有獲得成效，是因為士人平素沒有得到培養。 不平素培養士人而想要尋求賢才，就像不雕琢玉石而想要得到精美的花紋一樣。 所以培養士人的重要途徑，沒有比太學更重要的了; 太學是賢士產生的關鍵，是教化的根本。 現在一個郡、一個封國的眾多人口中，沒有回應舉薦詔令的人，這說明王道的傳承常常中斷。 我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設置賢明的老師，來培養天下的士人，多次考察詢問來發掘他們的才能，那麼傑出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 現在的郡守、縣令，是百姓的表率，負責傳承君主的教化並向百姓宣揚。 所以如果表率不賢能，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宣揚，恩澤就不能傳播。 現在官吏既沒有在下面教化百姓，有的還不執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與勾結謀取私利，貧窮孤弱的人蒙受冤屈、失去生計，非常不符合陛下的心意。 因此陰陽錯亂，邪氣瀰漫，萬物難以順遂生長，百姓沒有得到救濟，都是因為地方長官不賢明，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地方長官大多出身於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吏的子弟被選拔為郎官，又有憑藉財富資產擔任官職的，這些人不一定賢能。 況且古代所說的功勞，是根據擔任官職是否稱職來區分的，不是指任職時間的長短。 所以才能低下的人即使任職時間很長，也仍然只能擔任小官; 賢能的人即使任職時間不長，也不妨礙擔任輔佐大臣。 因此官吏們都竭盡全力、用盡智慧，專心治理自己的事務來追求功績。 現在卻不是這樣。 憑藉任職時間的長短來獲取尊貴的地位，積累年資來得到官職，因此廉恥觀念混亂，賢能與不肖之人混雜，不能分辨真偽。 我認為可以讓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吏各自選拔所屬官吏和百姓中的賢能之人，每年舉薦兩人來擔任宮廷的宿衛，並且藉此觀察大臣的才能; 所舉薦的賢能之人有賞賜，所舉薦的不肖之人有懲罰。 如果這樣，諸侯、二千石官吏都會盡心尋求賢才，天下的士人都可以被選拔任用。 廣泛得到天下的賢才，那麼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實現，堯舜的名聲也可以企及。 不要以任職時間的長短作為功勞，要以實際考察賢能為首要標準，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依據德行確定職位，那麼廉恥之路就會不同，賢能與不肖之人就會區分開來。 陛下施加恩惠，寬恕我的罪過，讓我不必被經文的文辭所束縛，能夠相互切磋探究，我怎敢不盡心盡力！
於是漢武帝再次下制書詢問。
制書說：聽說「善於談論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驗證; 善於談論古代的人，一定能在當今得到檢驗” 所以我詢問天人感應的道理，上讚賞唐虞，下哀悼桀紂，探究興衰存亡的規律，虛心想要改正過失。 現在你通曉陰陽造化的道理，熟悉先聖的功業，但言辭文采還沒有達到極致，難道是被當世的事務所迷惑嗎？ 條理沒有貫通，綱紀沒有完備，是我不夠英明嗎？ 還是我的聽聞有所迷惑呢？ 三王的教化所遵循的本源不同，而且都有缺失，有人說長久不變的是道，難道道的宗旨有所不同嗎？ 現在你已經闡述了治國大道的極致，陳述了治亂的關鍵，希望你能詳細探究、反覆推敲。 《詩經》不是說嗎，“唉呀君子，不要常常安息，神靈會傾聽你的言行，賜予你大大的福運。 “我將親自閱覽你的回答，你要充分闡明你的觀點。
董仲舒再次回答說：
我聽說《論語》中說：“有始有終的人，大概只有聖人吧！ “現在陛下施加恩惠，願意傾聽我這樣傳承學問的臣子的見解，又下達明確的制書，來懇切表達你的心意，探究聖德的極致，這不是愚笨的我所能完全闡述的。 之前呈上的回答，條理沒有貫通，綱紀沒有完備，言辭沒有區分明白，主旨沒有明確，這是我淺陋的罪過。
制書說：「善於談論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驗證; 善於談論古代的人，一定能在當今得到檢驗。 “我聽說天是萬物的本源。 所以天廣泛覆蓋、包容萬物而沒有差別，設置日月風雨來調和萬物，經歷陰陽寒暑來成就萬物。 因此聖人效法上天確立治國之道，也廣泛仁愛而沒有私心，佈施德行、施加仁愛來厚待百姓，設立道義、建立禮儀來引導百姓。 春天是上天用來生育萬物的，仁愛是君主用來愛護百姓的; 夏天是上天用來生長萬物的，德行是君主用來養育百姓的; 霜雪是上天用來誅殺萬物的，刑罰是君主用來懲罰惡行的。 由此說來，天人之間的感應，是古今相通的道理。 孔子創作《春秋》，向上依據天道，向下驗證人情，參考古代，考察當今。 所以《春秋》所譏諷的，就是災害所施加的; 《春秋》所憎惡的，就是怪異所降臨的。 記載國家的過失，同時記錄災異的變化; 由此可以看出人的所作所為，其善惡的極致，會與天地相互貫通而彼此感應，這也是談論天道的一個方面。 古代設立負責教化的官員，致力於用道德善行教化百姓，百姓被徹底教化之後，天下常常沒有一個囚犯。 現在廢棄了教化而不推行，沒有用來教化百姓的手段，百姓因此拋棄禮義而為財利喪命，所以犯法獲罪的人很多，一年的案件數以萬計。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教化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對改變古代教化的行為加以譏諷。 上天的指令叫做命，命沒有聖人不能推行; 質樸的本性叫做性，性沒有教化不能成就; 人的慾望叫做情，情沒有制度不能節制。 因此帝王對上謹慎地承接天意，來順應天命; 對下致力於明確教化、感化百姓，來成就本性; 端正法度的適宜性，區分上下的秩序，來防止慾望; 修養這三個方面，治國的根本就確立了。 人受命於天，本來就超然不同於萬物，在家有父子兄弟的親情，在外有君臣上下的道義，相聚相遇時，就有敬老愛幼的禮儀，鮮明地用禮儀相互交往，愉快地用恩德相互關愛，這是人之所以尊貴的原因。 上天生長五穀來供人食用，生長桑麻來供人穿衣，養育六畜來供人役使，讓人駕牛乘馬，圈養豹虎，這是因為人得到上天的靈性，比萬物尊貴。 所以孔子說：「天地的本性，人最為尊貴。 “明白人的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尊貴; 知道自己比萬物尊貴，然後才會懂得仁義; 懂得仁義，然後才會重視禮節; 重視禮節，然後才會安於善道; 安於善道，然後才會樂於遵循道理; 樂於遵循道理，然後才能稱為君子。 所以孔子說“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為君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制書說：「上讚賞唐虞，下哀悼桀紂，探究興衰存亡的規律，虛心想要改正過失。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聖人沒有不是從昏暗逐漸走向光明，從細微逐漸走向顯著的。 因此堯從諸侯中興起，舜從深山中崛起，不是一天就能顯達的，而是逐漸積累達到的。 言語從自己口中說出，就不能堵塞; 行為從自己身上表現出來，就不能掩蓋。 言行是治國的大事，是君子用來感動天地的。 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謹慎對待細微之處的人才能彰顯德行。 《詩經》說：“這位周文王，做事小心翼翼。 “堯兢兢業業地每日踐行治國之道，舜勤勤懇懇地每日盡孝，善行積累而名聲顯揚，德行彰顯而地位尊貴，這就是逐漸走向光明昌盛的道理。 善行積累在自身，就像太陽每天升高，而人們卻沒有察覺; 惡行積累在自身，就像火燃燒油脂，而人們卻沒有看見。 不是明曉人性、洞察世俗的人，誰能知道呢？ 這就是唐虞之所以能獲得美名，而桀紂之所以令人哀悼恐懼的原因。 善惡的相互追隨，就像影子跟隨形體、回聲回應聲音一樣。 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谗佞奸賊之人一同進用，賢能智慧之人隱藏潛伏，惡行日益顯著，國家日益混亂，卻安然自得地認為自己像太陽在天上一樣穩固，最終衰敗到徹底敗壞。 那些暴虐不仁的人，不是一天就滅亡的，也是逐漸發展導致的，所以桀、紂雖然違背道義，但仍然在位十多年，這就是逐漸走向衰敗滅亡的道理。
制書說：「三王的教化所遵循的本源不同，而且都有缺失，有人說長久不變的是道，難道道的宗旨有所不同嗎？ “我聽說快樂而不混亂、反復踐行而不厭惡的叫做道; 道是萬世都不會衰敗的，衰敗是道的缺失。 先王的道一定有偏失而不能推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有不明而不能施行的，補救其偏失來彌補其弊端罷了。 三王的道所遵循的本源不同，並不是相互相反，而是為了挽救過度、扶持衰敗，是由所遭遇的時代變化導致的。 所以孔子說：「能夠無所作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是舜吧！ “改變正朔，更換服色，只是為了順應天命而已; 其餘的都完全遵循堯的道，又有什麼必要更改呢！ 所以帝王有改革制度的名聲，卻沒有改變道的實質。 然而夏朝崇尚忠誠，殷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文采，這是因為所繼承的時代不同，需要用這些來補救弊端。 孔子說：「殷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其所增減的可以知曉; 周朝沿襲殷朝的禮儀，其所增減的可以知曉; 將來繼承周朝的，即使經過百世也可以知曉。 “這是說歷代帝王的治國之道，都離不開這三種崇尚。 夏朝沿襲虞朝的道，卻唯獨不說其所增減的，是因為它們的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也是相同的。 道的根本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因此禹繼承舜，舜繼承堯，三位聖人相互傳承而堅守同一條道，沒有補救弊端的政令，所以不說其所增減的。 由此可見，繼承治世的帝王，其道相同; 繼承亂世的帝王，其道要有所變革。 現在漢朝繼承大亂之後，似乎應該稍微減少周朝的文采，採用夏朝的忠誠。
陛下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好的治國之道，憐悯世俗的淺薄，哀悼王道的不明，所以舉薦賢良方正之士，讓他們議論考問，想要興起仁義的美德，明確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 我愚笨不肖，只是陳述所聽聞的、背誦所學習的，轉述老師的言論，勉強能夠不失誤罷了。 至於議論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盛衰，這是大臣輔佐的職責，三公九卿的任務，不是我董仲舒所能企及的。 然而我私下有疑惑。 古代的天下就是現在的天下，現在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同樣是這個天下，古代能實現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好昌盛，不須命令就能推行，不須禁止就能停止，官吏沒有奸邪，百姓沒有盜賊，監獄空虛，德行潤澤草木，恩澤遍及四海，鳳凰聚集，麒麟遨遊。 用古代來衡量現在，為什麼相差如此遙遠呢！ 哪裡出現了錯亂而衰敗到這樣的地步？ 難道是在古代的治國之道上有缺失嗎？ 還是違背了上天的道理呢？ 試著考察古代的蹤跡，回歸上天的規律，大概可以找到答案吧？
上天對萬物也有分別賜予，賜予牙齒的就去掉角，賜予翅膀的就只給兩隻腳，這是得到大的利益就不能再獲取小的利益。 古代得到俸祿的人，不依靠體力勞動謀生，不從事工商末業，這也是得到大的利益就不能再獲取小的利益，與上天的心意是一致的。 已經得到大的利益，又要獲取小的利益，上天都不能滿足，更何況是人呢！ 這就是百姓之所以紛紛愁苦、感到不足的原因。 自身受寵而身居高位，家境富裕而享有厚祿，卻憑藉富貴的資財，在下面與百姓爭奪利益，百姓怎麼能比得上呢！ 因此，他們增多奴婢，擴大牛羊的數量，擴充田宅，拓展產業，積聚物資，無休止地追求這些，來逼迫百姓，百姓日益貧困，逐漸陷入極度的窮困。 富人奢侈浪費、財物盈餘，窮人窮困急迫、愁苦不堪; 窮人窮困愁苦而君主不加以救助，百姓就不會樂於生存; 百姓不樂於生存，尚且不畏懼死亡，又怎麼會畏懼犯罪呢！ 這就是刑罰之所以繁多而姦邪仍然不能制止的原因。 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只享受俸祿就罷了，不要與百姓爭奪產業，這樣利益才能均勻分佈，百姓才能家家富足。 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太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當效法並制定制度，大夫應當遵循並付諸行動。 所以公儀子擔任魯國的丞相，回到家中看到妻子織布，憤怒地休棄了妻子; 在住處吃飯時吃到葵菜，生氣地拔掉了園中的葵菜，說：“我已經享受俸祿，又要搶奪農夫和織女的利益嗎！ “古代在位的賢能君子都是這樣，所以下面的人敬重他們的品行並聽從他們的教化，百姓被他們的廉潔所感化而不貪婪鄙陋。 到了周朝衰敗的時候，卿大夫輕視道義而急於求利，沒有謙讓的風氣而有爭奪田地的訴訟。 所以詩人痛恨這種現象並加以諷刺，說：“那高大的南山，山石高聳，顯赫的師尹，百姓都在注視著你。 “你喜好道義，百姓就會嚮往仁愛而習俗美好; 你喜好利益，百姓就會崇尚奸邪而習俗敗壞。 由此可見，天子和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物件，是遠方之人四面仰望的榜樣。 近處的人看到後加以效仿，遠處的人望見後加以效法，怎麼能身居賢人的位置卻做出平民的行為呢！ 急切地追求財利、常常擔心匱乏的，是平民的想法; 急切地追求仁義、常常擔心不能教化百姓的，是大夫的想法。 《易經》說：“背著東西乘車，會招致盜賊。 “乘車是君子的位置，背負東西是平民的事情，這是說身居君子的位置卻做出平民的行為，禍患一定會到來。 如果身居君子的位置，踐行君子的行為，那麼除了像公儀休擔任魯國丞相那樣做，沒有別的選擇了。
《春秋》所宣導的大一統，是天地永恆不變的法則，是古今相通的道義。 現在不同的學派遵循不同的道理，人們的議論各不相同，諸子百家的學說各異，宗旨意圖不一樣，因此君主沒有辦法保持大一統; 法令制度多次變更，百姓不知道該遵守什麼。 我認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科目和孔子學說的，都要斷絕它們的傳播道路，不要讓它們同時發展。 邪惡偏頗的學說消滅停止后，綱紀才能統一，法度才能明確，百姓才能知道該遵循什麼。
對策結束后，漢武帝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侍奉易王。 易王是漢武帝的哥哥，一向驕橫，喜好勇武。 董仲舒用禮義匡正他的行為，易王非常敬重他。 過了很久，易王問董仲舒說：「越王勾踐與大夫洩庸、文種、范蠡謀劃討伐吳國，最終消滅了吳國。 孔子稱讚殷朝有三位仁人，我也認為越國有三位仁人。 齊桓公向管仲諮詢疑難，我向你諮詢疑難。 “董仲舒回答說：”我愚笨不足以回答這樣重大的問題。 聽說從前魯君問柳下惠：『我想要討伐齊國，怎麼樣？ '柳下惠說：'不可以。 '回到家中後面帶憂色，說：'我聽說討伐他國不要詢問仁人，這句話為什麼會問到我呢！ '只是被詢問就感到羞恥，更何況是設下欺詐之計來討伐吳國呢？ 由此說來，越國本來就沒有一位仁人。 仁人端正自己的道義而不謀求私利，闡明自己的道理而不計較功勞。 因此在孔子的門下，五尺高的孩童都羞於談論五霸，因為五霸先依靠欺詐武力而後講求仁義。 如果只是施行欺詐而已，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門下稱道。 五霸與其他諸侯相比算是賢能的，但與三王相比，就像粗陋的武夫與精美的美玉一樣。 易王說：“說得好。 ”
董仲舒治理江都國時，根據《春秋》中災異的變化推究陰陽錯亂的原因，所以求雨時，關閉各種屬於陽的事物，放縱各種屬於陰的事物; 止雨時則相反; 這種方法在江都國推行，沒有不達到預期效果的。 後來他被廢黜為中大夫。 在此之前，遼東的高廟、長陵的高園殿發生火災，董仲舒在家中推究其中的含義，草稿還沒有上奏，主父偃前來拜訪董仲舒，私下看到了草稿，嫉妒他，偷取草稿上奏給漢武帝。 漢武帝召集儒生們閱覽，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這是他老師的文章，認為非常愚蠢。 於是漢武帝把董仲舒交給官吏審理，判處死刑，後來下詔赦免了他，董仲舒從此不敢再談論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潔正直。 當時漢朝正在向外徵伐四方蠻夷，公孫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公孫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權，官至公卿。 董仲舒認為公孫弘善於阿諛奉承，公孫弘因此嫉妒他。 膠西王也是漢武帝的哥哥，尤其放縱任性，多次傷害二千石級別的官吏。 公孫弘於是對漢武帝說：“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擔任膠西王的丞相。 “膠西王聽說董仲舒是大儒，對他很好。 董仲舒擔心時間久了會獲罪，稱病辭官。 他總共擔任過兩個諸侯國的丞相，都是侍奉驕橫的諸侯王，他端正自身來為下屬表率，多次上疏勸諫，在封國內頒布教化政令，所到之處都治理得很好。 等到離職回家后，始終不過問家產事務，專心於治學著書。
董仲舒在家居住時，朝廷如果有重大的議論，漢武帝就會派使者和廷尉張湯到他家中詢問，他的回答都符合明確的法度。 自從漢武帝即位之初，魏其侯、武安侯擔任丞相而推崇儒學。 等到董仲舒對策，推崇闡明孔子的學說，貶抑排斥諸子百家。 設立學校官員，州郡舉薦茂材孝廉，都是從董仲舒開始發起的。 他年老后，在家中壽終正寢，家人遷徙到茂陵，他的兒子和孫子都因為治學而擔任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闡明瞭經術的要旨，以及上疏的條令教誡，總共一百二十三篇。 而解說《春秋》得失的文章，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類，又有幾十篇，十幾萬字，都流傳於後世。 選取其中切合當世、可施行於朝廷的內容記載在本篇中。
讚曰：劉向稱讚：「董仲舒有輔佐帝王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呂尚也不能超過他，管仲、晏嬰這類人，只是霸主的輔佐，大概比不上他。 “到了劉向的兒子劉歆則認為：”伊尹、呂尚是聖人的輔佐，帝王沒有他們就不能興起。 所以顏淵去世后，孔子說'唉！ 上天要斷絕我啊。 '只有顏淵才能擔當這樣的評價，從宰我、子貢、子游、子夏都不能相比。 董仲舒遭遇漢朝在秦朝毀滅學術之後，《六經》散亂殘缺，他放下帷幕發憤治學，潛心鑽研大業，讓後世的學者有了統一的遵循，成為儒生們的首領。 然而考察他的師友淵源和薰陶影響，還比不上子游、子夏，卻說管仲、晏嬰比不上他，伊尹、呂尚也不能超過他，這就過分了。 “到了劉向的曾孫劉龔，是一位論述切實的君子，認為劉歆的話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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