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藍
禮儀的存在都是因為人类存在的空間太狹小,互相之間不免要有磕磕碰碰,為了別把事情鬧大,我們在言行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和彈性包裝。如果像魯賓遜一樣自己生活在一個孤島上,自己是不需要禮儀了。
中國常將自己稱為「禮儀之邦」,国民以「彬彬有禮」而著稱於世,強調我們是一個溫良恭儉讓和忠孝勤恭廉的民族。2000年前的儒家經典《禮記》、《儀禮》、《周禮》(三禮)就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禮儀規範,定義了族權、政權、君權、夫權、神權等一系列秩序,上至朝廷,下至庶民,對祭祀、婚喪、射駕、穿戴、朝覲、娛樂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詳盡的規定。人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都必須按照《禮》的範式來進行。不管你內心如何翻江倒海,其表面永遠要從容不迫:挪動棋子之前你要先說:『鄙王先走一子』,對手要說:『鄙王也走一子』,當急不可待要吃人家卒子之前還也得說:『鄙王的士欲吃尊王的卒,然後走進鄙王卑賤的象位』。禮儀不光規定了社會活動的先後次序,同時也控制了生活節奏的快慢。
禮儀的尊卑概念,就像現在交通規則里的路權一樣,把社會活動的優先順序,什麼時候誰該先走誰該後走,規定得一清二楚。人們遵守這種秩序,一定是相信這種社會地位現狀是服從了某種天意,因此這種秩序也是理所當然。秩序規定必須和貫徹天意的信念相配套,否則順從、忍讓、處下的那一方肯定不會那麼心甘情願。禮儀維護了天定的尊卑等級關係,每個人的禮儀都是整體社會秩序藍圖裡的一部分,這種暨定的尊卑貴賤、親疏長幼等級觀念在東方文化裡一直流傳到現在。儒教禮儀遇上了西方的文藝復興,強調人性的復甦,自我意識的解放,那麼肯定會遭受損失,因為這種秩序是和特定的人權共識聯繫在一起的。
這套禮儀是一切社會成員間理性溝通的原則,雖然完善細緻,但是貫徹執行得周不周全並不和人們內心的實際善惡度成正比。由於過於龐雜,禮儀甚至還經常阻礙人們用自由、平等而自然的方式對他人表達“友善”的情感。 有鑒於此,為了強調內心的修養,儒教又為禮儀的形式注入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道德內涵。 有了對外在交往行為和內在心態行為兩面活動的約定,這套禮儀規範無疑是人類史上最完善的。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儒學標準里的無比高尚的“仁義之士”在老子看來仍然算不上一個有德之人。 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一個「有德之士」呢?
通讀《道德經》,好像老子壓根兒也沒明確定義出來什麼是“德”、什麼是“道”,反倒是一開篇就來了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告訴你:“我沒辦法告訴你‘道'是個什麼東西”,不免讓人有些失望。 其實也不必,老子不習慣於武斷的下定義。 當老子想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大多用「反襯」法來描述:如果沒有這個東西,世界將會怎樣?

老子只負責描述空白處的形狀
對於什麼是德,老子說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就是說真正的大德之士只知道依道而行,不會歷數德行都有哪些表現,所以一言一行都是德在其身上的體現,因此自然也就沒有辦法談論什麼是德。 當你能談論出道德的時候,肯定是在從「有限樣本」的角度觀察道德的表像,就好比在猜想:如果神佛和上帝作這件事應該怎麼作呢? 那你就不可能抓住道德的本質,因此你註定就是一個下德之士。
雖然老子沒有告訴我們德和道是什麼,但是告訴了我們沒有德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他是這麼說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大道通行時,人們感覺不到德是什麼東西。 社會無道的時候,“德”就開始現身。 接下來,當社會開始崇尚「仁義禮智信」這些德的具像形式時,說明“德”又已經真正開始從人們的內心裡消亡了。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這就好比胡溫時代提出八榮八恥,就說明當時的社會早已經沒有完整的榮恥觀體系了,所以才不得不重新從這些最小兒科的八件榮恥開始作起,然而實際上榮恥何止八條八百條所能概全? 同樣,當儒教開始把德總結為“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勇孝悌連”的時候,就說明他們已經開始用有限的“德行”去概括無限“德性”了。
老子並不認為禮制是一種人類文明的高級形式,反倒指出大興禮教的社會就是一個已經開始缺德的社會。 他認為人在社會裡本來是不需要禮儀的,和諧社會應當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也就是說人們的生活裏少有利益交集,沒有交集哪來的衝突? 沒有衝突,何禮儀約束之求? 對於有能力自省的人,禮儀是一種恥辱。 如果說一個社會到了需要禮儀互相約束的時候,就說明這個社會已經亂得夠可以了。在老子看來,儒家禮教裡面是沒有“德”的含量的。 儘管精雕細刻已經到了極致,相對於道家的德,儒家的禮只是社會秩序的低級形式。 因此他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禮儀的駕臨恰恰是動亂的開始! 如此聽來,“仁義之士”和“大德之士”還真是相差甚遠啊。看到老子的這個論斷真有些如雷貫耳般的震撼!
難怪孔子對老子敬佩有加:「鳥,吾知其能飛; 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矢曾。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 可以想像,孔子對老子的觀點也是相當認可的。
回過頭來,我們就可以多少看出些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含義:你無法解釋“道”都包含了哪些內容,因為“道”在現世的投影無所不在,不可窮舉。當你想從正面定義“道”,那麼你一定是有所遺漏的,因此你定義出來的肯定就不是道,也就是“非常道”。 但是“道可道”,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明確的感受到道的存在,因為道一消失,我們周圍的世界馬上就變成完全另外的一個樣子。
當社會退化到“失義而後禮”的時候,完備的禮儀規範體系出現了。 民眾的行為約束從依靠「心法」的個體自我監督模式轉變為依靠互相監督的外在社會模式。 禮儀所起的作用與當代的法律相當了,只不過是一種軟法律。 這種軟法律的載體核心是家庭,所以,家族裡長輩的絕對權威是很有必要的。 因為家長的絕對權威,長官的家長化,晚輩和下屬往往被當作可以隨意處置的私有財產,也致使國民的獨立思想空間受到嚴重阻礙,從而抑制了個體思想在中國的誕生。活到老學到老,強調“學”,成了自古以來的民族慣性。
隨著社會的演進,當倫理發生了進一步退化和混亂,人們就不得不用剛性法律體系取代禮儀所代表的柔性法律體系。按照這個邏輯看,禮儀不是什麼好東西,法制社會是一種更低級的東西,法律越完善社會意識形式就越低級。
由於人天生的慾望本性,人們要不斷擴展和佔有,互相之間不可能不出現利益交集。 人類本事越來越大,知識越來越來越多,享用物資越來越豐富,“道”與“德”卻漸行漸遠,這就是老子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大道煙滅,德行疏離,周禮也沒有全民貫徹的基礎了,不管怎麼說,社會總要繼續,人們總得繼續互相交往吧?於是西方的表面禮節習俗和法律思想逐漸在現代社會佔據了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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