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書】《國富論》[英]亞當·斯密譯胡長明 P21 - 21-第五卷,第三章
2 次觀看·2026年10月4日
AI 生成·可能包含錯誤
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視頻詳細介紹了亞當·斯密及其鉅著《國富論》的歷史地位,回顧了斯密的生平經歷,並分析了從重商主義到重農學派,最終演進至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脈絡,闡明了《國富論》如何回應時代需求並奠定西方經濟學基礎。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一部劃時代的據注。
在亞當斯密之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由來已久,其中不乏偉人和名著,但從未獲得如此評價。
這是因爲,國富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分水嶺,是一部系統地闡述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的著作。
而且,它一發表,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將創立者的桂冠奉送給亞當斯密,而將以前的經濟學家統統視爲前驅者。
西方經濟學各派至今仍公認斯密是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
就在國富論出版《問世》的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西方學者將這兩部據注合稱爲產業自由宣言書。
從國富論《問世》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它統治西方經濟學達一百五十年之久。
即使在凱恩斯革命之後,國富論所闡明的經濟理論仍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它與凱恩斯創建的宏觀經濟學成爲統治西方經濟思想的兩大理論體系,至今還深刻地影響着西方社會,正如《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其評價的那樣。
經過兩百年以後,亞當斯密仍然是經濟思想史中一個高聳入雲的人物。
國富論成爲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十大名著之一,被列爲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必讀之書。
亞當斯密生平及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學
1723年6月5日
亞當斯密誕生於英國蘇格蘭東岸的奎克卡迪,這是位於愛丁堡附近只有1500人的小鎮。
斯密的父親曾做過蘇格蘭軍事法庭的書記和奎克卡迪海關的審計員,不過他在斯密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1737年,14歲的斯密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
1740年,進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深造,但當時牛津大學並不比格拉斯哥大學優秀。
亞當斯密甚至對學院的教育非常失望,抱怨牛津大學很大部分知名教授很多年都不上課。
他在牛津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大量閱讀許多格拉斯哥大學缺乏的書籍,從而大大拓寬了自己的視野。
1748年,亞當斯密應邀去愛丁堡做演講。
在這次演講中,他將自己掌握的修辭學和純文學等一系列體系的知識展示給聽衆。
演講大獲成功,斯密也因此名聲大振。
他的這次成功爲後來成爲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鋪平了道路。
1751年,亞當斯密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執教邏輯學和道德學。
在這期間,他的教學內容主要涉及四個領域,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學和經史之學。
當時的經史之學就是後來的經濟學。
這段教授生涯爲亞當斯密著書歷說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基礎。
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論》,此後還進行過六次修訂再版。
這使他成爲學術界德高望重的精神導師。
1764年,巴克盧公爵聘請斯密擔任其私人教師,並隨同他赴法遊歷生活。
在此期間,斯密結識了法國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弗爾泰、重能學派的創立者弗朗索瓦·奎奈和杜爾格。
1766年11月,他返回英國,爲創作《國富論》開始了六年足不出戶的研究工作。
1773年,《國富論》初步完成。
出於嚴謹的知學態度,斯密又花了三年時間修訂。
最終,這部耗費他九年時間的鉅著於1776年3月9日出版。
此書一面世就引起了經濟學界的極大關注。
其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英國之內,歐洲和美洲大陸都爲之瘋狂。
此後,《國富論》又於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不斷再版。
1778年,亞當·斯密被任命爲海關專員。
此時的亞當·斯密已經功成名就,而且生活十分憂鬱。
他成爲貴族女性追求的偶像,但卻終身未娶。
斯密晚年定居愛丁堡,雖然還擔任着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一職,但也只是偶爾去格拉斯哥。
他將主要精力放在學術活動以及《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修訂工作上。
斯密一生買首書齋,住宿甚豐,但問世的卻不多。
因爲他在臨終前寫下遺囑,固執地要朋友將他已經完成的手稿統統燒掉。
其中還包括《國富論》寫作時期的部分手稿。
1790年7月17日,亞當·斯密與世長辭,享年67歲。
《國富論》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爲它凝聚着亞當·斯密畢生的勞動,還因爲它的出現適應了時代的需求。
《國富論》誕生於西方新興資產階級已經完成前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的積累,並開始向現代資本主義轉變的關鍵時期。
由於商業資本急劇向產業資本過渡,工廠手工業急劇向機器大工業轉化,出現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現象。
回答這一系列難題,引導新興階級完成資本主義革命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歷史任務,這一歷史重任便落到斯密的肩上。
歐洲各國素有商業貿易的傳統,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商業主要是從兩個方向上發展起來的。
一是一族部落間的交換,二是領主貿易的建立,後來商業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職業。
由於受到航海技術的嚴重製約,商人只能用吹脹了的山羊皮囊來橫渡江河,航運純粹侷限於沿海貿易,貿易額遠不能同陸路相比。
直到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在中國的指南針、航海羅盤和阿拉伯的里程記沙漏、測量深度的火球以及遠洋航海技術的相繼傳入,並廣泛應用於地中海與波羅的海諸國之後,歐洲的航海技術才獲得劃時代的突破。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歐洲進入長達百餘年的商業世紀,英國爲西歐之首,迅速從原料出口發展到原料加工出口、貨幣輸出和轉口貿易。
海外貿易給西方諸國帶來了滾滾財富,貿易的發展造成了追求黃金的狂熱,導致了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和對殖民地的掠奪,出現了專門從事這類貿易的壟斷公司。
重商主義的經濟學說就是這種經濟實踐的理論反應,其本質就是國家控制對外經濟,以增加本國金銀貨幣量的國家干預主義。
各國君主授予大商人種種壟斷特權,實行一整套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來控制本國的對外經濟活動。
重商主義認爲,國內貿易不會增加整個國家的財富,除了開採金礦,只有對外貿易纔是國家財富真正的源泉。
對外貿易的原則應當是少買多賣,利潤只是由流通過程中的賤買貴賣產生,主張提高物價,反對高利貸。
國家應當積極干預經濟生活,發展對外貿易。
因此,重商主義是一種徹底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只不過國家的干預和控制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和國際金融領域。
晚期重商主義強調進出口的差額,允許經營出口以發展殖民地轉運貿易,重視扶植工廠手工業以擴大出口,主張降低本國物價以同外國競爭,還允許借貸。
英國是執行重商主義的典型國家,它甚至對匯兌、熟練手工業者的流出等活動都實行嚴格的國家管制。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重商主義的弊端日益顯著。
從17世紀末到整個18世紀,英國對外貿易的各個壟斷公司逐漸失去了其壟斷特權。
18世紀初,英國工商業開始從買包商制度過渡到工廠手工業的生產組織形式。
18世紀下半期,機器的發明和使用引發了英國紡織業的產業革命。
英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的工廠生產。
伴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漸形成。
工資由政府和資本家單方面決定,變成由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討價還價來決定。
國家和地方管理機構對生產和僱傭條件的許多法規逐漸失效,最後被取消。
人們對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提出了擁有充分自由競爭的要求。
先是重農學派反對重商主義。
重農學派是18世紀下半葉法國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創立的學派。
其創始人和領袖是路易十五的公平御醫弗朗斯瓦·奎奈和曾擔任過法國財政大臣的杜爾格。
重農學派主張重農主義,其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統治。
重農主義認爲,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都存在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它是由上帝制定的秩序。
人類社會現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規章等都是人爲秩序,它必須與自然秩序協調一致,否則社會就會產生種種弊病。
他們的任務就是闡明這個合乎理性的秩序,使人爲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而實現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是自由放任,實現經濟自由。
重農主義,否認過多的金銀貨幣對異國有好處。
他們認爲,如果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長期出鈔,並從國外長期吸入金銀,這並非好事,因爲該國流通的貨幣量會逐漸增多,該國的土地和勞動成本便會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將被削弱,最終必然使該國的對外貿易變爲逆差。
這一理論動搖了重商主義的根基。
重農主義還猛烈批判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主張經濟自由。
到18世紀下半葉,這股批判力量發展成爲徹底否定重商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
重農學派的歷史功績是以純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流通爲中心,系統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的內在聯繫。
儘管有失準確和全面,但這是第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系統理解。
他們認爲,工業只是加工農業生產的原料,只是改變物質財富的形式,商業也只是進行流通,它們都不能增加物質財富的數量,因而都屬於不生產的一類。
一國真正的財富是產品扣除生產耗費後的餘額,即純產品。
它只能來源於物質生產部門,只有農業才能使物質財富的數量增加,才能生產出這種純產品。
在這個基本思想的基礎上,奎奈提出了著名的經濟表,以數字例證的形式說明了當時法國的社會總產品的在生產、流通和分配。
經濟表將社會劃分爲三個階級。
生產階級,指從事農業生產純產品的階級,包括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
土地所有者階級,指以地租形式佔有純產品的階級,包括地主及其僕役、君主、官吏和教會等。
不生產階級,指不生產純產品的階級,包括從事工商業的資本家和工人。
經濟表以假設的數字論述了各階級之間全年進行的買賣和流轉活動,闡明商品流通是由各階級之間分別進行的哪些買賣構成。
這些買賣又是怎樣將整個社會的各種產品分配給消費者和使用者,最後使貨幣流回到它的流通中的起點,從而滿足社會在生產重新開始的一切條件。
使整個經濟又可以以同樣的規模重新開始一輪新的再生產。
重農學派對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分析,爲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和當代的投入產出分析提供了借鑑。
就連亞當·斯密的再生產理論也沒有逾越這個界限。
但是,重農學派僅僅把農業看作是生產的,理由是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
這就勢至偏頗,他們據此主張實行單一的土地稅,由土地所有者階級負擔全部租稅,並且自由出口糧食的政策根本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
可見,重農主義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是乏力的。
而且,發展到這個新階段的資本主義,僅僅批判重農主義思想也是遠遠不夠的。
產業革命呼喚着新經濟學派的誕生。
這個新學派要從經濟哲學、市場機制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國家的職能理論等根基層面入手,徹底反對封建殘餘,徹底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和政策。
爲新興資產階級未來掌握政權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建立一個全新的系統的理論體系。
這一歷史重任就落到了亞當·斯密的肩上。
這個新的經濟學派就是他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
當然,如此重負非亞當·斯密一人所能承受。
此時,爲資產階級革命做準備的其他領域已有豐碩成果,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產生巨人的時代。
17世紀初,英國思想家培根爲實驗科學打下了哲學基礎,指明瞭從經驗現象出發的科學研究道路。
17世紀中期,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和洛克則把個人主義變爲研究社會的基礎。
他們強調私利是個人行爲的動力,並在個人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提出了契約論的國家觀。
經18世紀法國的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和盧梭進一步發展,契約論成爲近代西方國家學說的基礎。
這些成果,尤其是個人主義哲學和經驗主義哲學,爲古典經濟學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給斯密的成功創造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