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課文】張中行《葉聖陶先生二三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人之師表,躬行君子

路過人間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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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先生於1988年2月16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身影也把他送走了,心裏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
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
相識之後,交往見多,感到過去的印象實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利德。
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聖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葉聖陶先生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
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恭行君子,則無為之有德。」一處是:「學而不厭,惠人不倦,何有與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知嚮往之,而力有未能的。
可是葉聖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恭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惠人不倦,所以卻是人之師表。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動。
前些年,一次聽呂書香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裡去,借葉先生符案紙筆改什麼,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
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後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
我同葉聖陶先生文末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論課本的文字開始。其實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普通話。
他對普通話生疏,於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論。我出於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只提一些傷灼性的意見。
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於語言,有什麼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
我尊主,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並且說:「您看怎麼樣好就怎麼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做主的是我,不是他。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
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人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時,客人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臺階,送到大門外。
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他晚年的時候已經不能起牀,記得有兩次,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時,他還舉手打拱,不斷地說謝謝。
還記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裡人說,他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
我要了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地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
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麼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聖濤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聖濤先生為人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面,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纔算極了格。
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於以簡明儒化為家文的主張,就必覆之以笑。
而葉先生則主張,寫完文章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
葉勝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做都是自己的寫畫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緻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勝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畫之內的一項要求,這裡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勝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
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
關於繁簡,關於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勝陶先生只說字。
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絕不該繁。
可是現實呢,常常是因簡而偏偏要繁,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名自然。
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顯得既累贅又彆扭。
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名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
變得不止累贅,而且微禮,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脫塔無禮為簡潔合理。
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呼葉勝陶先生感慨細枝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裡,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並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勝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
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一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貼,絕不放鬆。
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事的做和作業的做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於是出現這一處是教作,那一處是教作的現象。
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力不統一的問題。葉勝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要求全社出版物統一。
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意用做事的做,充當意用作業的做,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舊慣。決定之後,葉勝陶先生監督執行,於是,作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勝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畫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勝陶先生的寫畫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