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課】【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全172講）下 P26 - 125-第19講 朱元璋與明初政治（四）-480P 清晰-AVC

大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當時規定了說,大告每家都得有一本,如果你沒有,比方你犯了罪,犯了罪以後能去抓你,家裏說有這大告,好,宣判之前我先定了,給你減刑一等,當然這個不是說那種惡性犯罪,一般的犯罪,比方你家裏有大告,上來先減一等再說,再處理,如果你家裏沒有大告,上來先加一等,再處理,如果你家裏沒有大告,上來先減一等,再處理,如果你家裏沒有大告,上來先加一等,再處理,如果你家裏沒有大告,上來先減一等,再處理,如果你家裏沒有大告,上來先減一等,再處理, 就說先別把判決門刑先定了,就是n加1,上來先加上幾個1再說,到時候判決門刑好,給你加一等定罪,有的話就是n減1,所以我想當時無論如何你得備一套這個書,因爲這事誰也不敢說不出犯刑,萬一碰到點什麼,你看一有這書的話,馬上會減一等,起碼能夠輕一點點,所以這個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到後來這大告已經不用了,因爲到了明朝,明太祖死了以後,大告這個書,因爲它比較極端,所以大家也不用了, 最可笑的是,好多人家裏還有大告,而且地方官府判案子也經常說,你有大告,我先給你減一等吧,到後來都不查了,就當你有大告,我先減一等再說,然後法律裏面都寫了這樣的條文,說準大告例什麼減等,到清朝入關以後,清朝修大清律,大清律的人也不願動腦子,照抄大明律,全部抄過去,抄過去以後又寫上有大告減一等,清朝的人後來皇帝一看都急了, 辦事太不認真了,什麼大告,我們早就沒有這個書了,上哪找大告去,說現在怎麼還有這個書減一等,所以後來他們的條文取消,反正清成明治,有的地方是很可笑的。 那麼這個大告還有一個現象,他要整頓社會,他要發動群衆,他想利用群衆的力量來整頓社會,他覺得他自己的力量不夠,他又不太相信官僚機構,朱文章對官僚機構的確比較嚴肅,可能有他早年經歷的那種因素,他覺得這個官沒有好人,他有這種想法,說這個東西我還得發動群衆。 所以他想建設理想社會,他的那種目標他覺得得靠群衆來完成,所以他大告裏面有好幾條,有一條說,你們民間那些什麼年高有德之人,你們應該是隔一段就要到京師來向我彙報工作,說你們那到底誰好誰壞,有什麼人危害社會,什麼貪污腐敗,你就告訴我,就是要求大家來解體揭發吧,這是一個。 還有更厲害的是說,甚至於你不要解體揭發,你要覺得那個地方衙門裏面,特別是那些吏員,不是官,是吏,地方衙門的吏,那些辦事的公務員,如果他有問題,證據確鑿,你們老百姓可以直接把他扭送到中央來,直接抓他,直接把他拿下,就給老百姓這個權利,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我想是空前絕後的,沒有一個朝代是這樣做的。在元朝,這個吏大概是比較害人的,因爲在古代就是,到現在都是這樣,你去辦事,這些公務員不好對付,他和你那個信息不對稱,你知道吧? 他知道各種法律法規、解釋權怎麼着,所以你也只能由他擺佈。如果他是個好人,當然他會……好多人他就說,他會用這個權利不用,他會給你敲詐你、勒索你、孤立你怎麼着,而且弄得你還一點辦法都沒有,有苦說不出。像這樣的事情,自古以來都是有的,只有最後一段時候說了,你要覺得有這種情況,你直接把他扭送到中央來。 而且說了,誰敢攔擋,就把他全家誅誅。大概在當時這個命令頒佈以後,真出了好多懂事,地方的老百姓就把他們當地的那些公務員都給抓起來了。 這個東西是不好掌握分寸的,你覺得它是有問題還是怎麼着,你也可能會成爲一種地方的惡勢力打擊報復政治官員的一個工具,所以這很難處理。 你這樣搞的話,不一定就很好,所以後來搞搞也就不搞了,但是大詬裏面是有規定的。 那麼跟這個相連性的就是,整個大詬,包括朱文章在位的時候有很多措施,它有一個基本傾向,就是強化社會控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要更強,就是盡好把每個人都很具體地管起來,不要讓這社會上很亂,人竄來竄去,國家不知道在幹什麼,這樣不行。 國家一定要確保瞭解每一個老百姓,你在哪住,在哪工作,在幹什麼工作,最好能夠全部掌握,這樣國家的統治就放心了。 如果說以前的社會都是人流動的,互相亂竄,不知道去哪了,不知道幹什麼工作,或者他沒工作到處漂泊,這個他覺得很危險,所以他一開始就很早就頒佈了一套很嚴密的戶籍管理制度,戶口冊都做得很細,這個我們以後會講的。 他的戶籍冊叫黃冊,做得很細的,然後就要求有李甲這樣的一個管理單位系統進行基層統治,他提出一個口號叫做,李甲要明,胡金要進,各守本業,無許閒渡,就是說每個老百姓都得納入這個管理系統,一個蘿蔔一個坑,定點管理,戶口要查清楚,幹什麼的,反正不準引漏。 而且每個人都要各守本業,各守本業是什麼呢?就是勢農工商,你是讀書,你是務農,你是做工是經商,你得有個正當職業,他最痛恨的就是那種什麼人也不是的,就是那種混混,或者是那種無業遊民,到處漂泊的人,這個纔是不允許的,他認爲這樣的人是很不穩定的,將來是國家的隱患。 所以他在《大詬》裏面多次強調這一點,《大詬》裏面就說了,大詬發佈以後,你們地方的一些政府,地方的這種基層官員都要注意,看你那裏有沒有這種沒工作的人,有的話,現在一個月找到工作或者是展開工作,如果還在那混,就把他扭送到官府,如果官府覺得他不受理,就把他扭送到京師,就說不準沒工作,這個是很嚴格的。 這也是元朝的時候這樣的人很多。沒工作的人當然有各種原因,有的人是這樣的,就是說他是那種極其不務正業的人。不務正業的人會幹什麼呢?他會在衙門裏面混,替人跑腿、幫忙打探消息。衙門裏面大概會有一批這種沒工作的人,這批人好像就能打擊得特別厲害。 這批人在元朝的時候,他也說不定就受過這些人的害,說有一個在衙門裏面混的人,混了好多年,他的確也不想工作了,他在衙門裏面混,他就給人做中介什麼的,介紹一個關係什麼的,做人力資源的這種東西,過得還很好。 你現在讓他找工作,他不願意工作。這個人爲了不工作,甚至於他想了個招,就是說把指頭砍掉。因爲你無論是士農工商,你都得動手。我指頭沒了,我還怎麼工作呀?但是這個事情,朱文章就說,你跟我來這個,最後乾脆就把他判了死刑。這個人多虧,你先把自己的指頭砍了一會兒,又被判了死刑,這樣你就蹲在大盜裏面。他對於這種沒工作的打擊是很嚴厲的。 還有就是對於一些小事,他的那種管理很瑣碎,對於一些小事,對於一些在元朝大概習以爲常,大家不當回事的事,在他這兒都不能放過,都會特別上綱上線地加以從嚴要求。比方說這個也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一個事情,就是說那個地方進貢,進貢那些土特產品。大盜裏面有一條怎麼講這個,說首先是進貢的土特產品呢,寫得不準確,寫了錯別字或者寫錯了,這就很討厭。 這個先不說吧,就是說那個進貢的產品呢,有的東西呢,物有活者,則圖中載食之存僻盡,又以死亦活盡,以肥亦瘦,以微抵巨。就是說進貢的東西到最後不是這個東西了,壓抑的人或者給吃了,或者給抵換了,或者給怎麼着了,說有一個地方呢,進的馴魚於光祿寺做炸,這個馴魚是專門送到光祿寺呢,做乾魚的,做魚乾的,做魚乾的就是說反正現在不吃。 所以呢,進貢魚的人呢,將馴魚去手去尾,以微抵用,把頭和尾巴給吃了,把中間給抵到進貢上來了,那應該說這還是不錯的,起碼他把中間給留着,那個魚頭和魚尾又沒什麼肉,我覺得這種事肯定是在元朝就是特正常的事,但是周元璋就覺得他絕對不可容忍,又說有一個地方進貢叫做香鯉,大概是一種動物吧,稀有動物,一共有五個。 地方的管理的人先吃了一個,地方的公務員又吃了一個,還剩三個,又死掉一個。這種事大概就是說進貢,因爲進貢的東西就是個意思,這是個傳統的做法,皇帝是不是真吃也不一定,甚至皇帝不知道,所以地方大概不是那麼很認真地處理這個事情,一定是習以爲常的。 但是在他這兒,他就發現,還要這麼幹呢?而且他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嚴重,他認爲這就涉及到君臣之義的高度。然後說,盡之心安在,你對皇帝還有一點尊敬嗎?你還能叫臣民嗎?就是這樣的嚴厲的指責。 他會對一些小事,雖然說不怎麼對,但是也無傷大局或者大雅的那種,他就認爲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在紅武時期那個時代的人,壓力會比較大。 下面是特務政治文化專制,這個呢,就是他用特務,以朱元璋的性格就是這樣,他不用特務就奇怪了,他肯定會用特務,他的這個非常多疑的一個人,他特務是有幾個部分,一個是他最早設過一批官員叫簡教,就是專門替他刺探情報的,但是後來這些人刺探情報呢還不夠,又設了一個錦衣衛,錦衣衛呢,就是相當於那種祕密警察。 或者說他是一種特種部隊,他是部隊,因爲他叫衛嘛,衛所這裏面的衛。這個衛呢是皇帝的侍衛的一支部隊,但是呢就替皇帝做特務工作。那這個錦衣衛就很厲害,不光能偵察,還能現場抓人,還能拷打、審判,就是這樣的整個一個系統。 他呢,在制度上,據說明太祖朱元璋是不準宦官干政的,但實際上他也經常使用宦官,具體辦事,所以到後來的宦官和錦衣衛結合就更厲害了。 關於他的特務工作呢,有幾個例子,名詞裏面就有,說有一個叫宋連的,說有一次呢,宋連在家請客,就讓特務就去了,去了以後呢就想彙報,第二天就問他,說你這個昨天請的誰呀,吃什麼呀,宋連呢就非常……但是他也不知道有警察在說,我請的誰吃了什麼,說和特務說的是一分不差,說他還挺高興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有一個另一個大臣叫宋樂的,派一個人去給他畫畫,說有一個人就對他進行偷窺,然後把他的那個像畫下來,畫下來他危坐有怒色,跟他坐着生氣呢,第二天問他,昨天爲什麼生氣,把這個人嚇得夠嗆,你怎麼知道他生氣了,畫了兩張給他看,那時候沒有照片,有照片就很整順了,沒有照片,只能是現場畫畫,畫畫的會畫的人還不知道。 就是反正他特務是搞得挺厲害的。這套做法,後來明朝整個特務都比較活躍,有人寫過明代特務政治這樣的書,當然可能會有點誇張,但是的確明朝這個朝代這個問題比較大,因爲別的朝代不像他這樣,他這個搞的的確是特務活動比較厲害。 文化方面,就是文化專制,因爲是一個典型的對文化的思想,文化的控制,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編了一部《孟子節文》,因爲孟子這部書有一點那種比較帶有民主傾向的,就是他是民本思想,進而演化爲一些民主傾向或者反專制傾向的一些言論,那這次估計大家也就看着也就沒什麼了。 甚至孟子有些話說得比較激烈,但是後人也不會太當真,但是朱元璋一看這個受不了了,還有這麼說的,說對於君主的那種攻擊、抨擊,他覺得會引發讀者的那種反君主、反專制的一種思想和情緒,他覺得這個要不得,所以他就差一點把孟子從那個孔廟裏撤出來,但是後來這個阻力太大了。 孟子自打宋明理學、宋代理學、宋代以來就壓勝地位確定了,你想把孟子撤出來,這個動作太大,所以他後來沒做成,但是宣佈說這樣,孟子不撤可以,但是先把他那書給出個刪節本,把一些過分的話刪掉,這樣就編了一個《孟子節文》。 孟子節文是這樣,他當時下了很大功夫編,其實這個書今天來說都不好找了,這書我也沒看過,他到底刪了哪些內容呢?好在是有人還看過,有一位叫做榮兆祖的一位老學者,早年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孟子節文的研究,都說他找到孟子節文了,孟子節文大概現在的書不大好找,都屬於扇貝,他和孟子原文對過,他看他到底把哪些條給刪了, 他大概列出來這麼幾大類,可以看出來刪得挺細的,有一些是直接批評君主的那就不說了,有一些並沒有說君主,就對某些制度不滿,某些政策不滿,賦稅什麼搖椅,這個他也要刪,就等於是只要你能有一點點聯想到那種激發你對現實不滿的東西,那都不行,這個是比較苛刻的,但是他這個東西呢,以後的皇帝也沒像他這麼極端,所以以後的孟子節文這書就不用了。 還有呢,朱元璋是很重視教育的,很重視教育,大辦教育,重視文化,中央開設國子學,地方普遍設立地方的學校,招收大量的學生,但是呢,他對於他這個教育是一種專制教育,他對學生管得很嚴,他嚴禁學生鬧事,而且是防微杜漸,什麼叫防微杜漸呢?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他的國子監的監規,他就明確規定說這個國子監的學生不準說食堂的飯不好吃, 不準提前說飯太難吃了,我們不吃,爲什麼呀?因爲往往因爲這個飯不好吃,你一開始說飯不好吃,對食堂的意見,後來鬧着鬧着就變調了,就成了一個學生運動遊行去了,就可能去反政府什麼的全出來了,這真是這麼回事,朱元璋這個想法我自己親手體會,當年我在北大,我上某個學校的時候是有這種情況的,一開始是對着食堂的,後來就不是對着食堂了,食堂就是個導火線而已。 所以朱元璋那時候那就是根本不讓你有這導火線,上次說的就是不準去對廚房提意見,不準說不好吃,還說了說別人都說好吃,憑什麼說不好吃,你是君子還是小人,說你如果有這樣的話呢,對不起,你要提這種意見,馬上就把你踢壓帶鎖的,就給你關了禁閉,讓你吃點骨頭,食堂不好吃呢,這是一個小問題, 還有就是說,更厲害的是說,有人會貼大字報,這個就懲罰人了,不準貼大字報,有人貼過大字報,大字報在他那叫什麼,叫眉頭貼子,眉頭貼子就是說他不簽名啊,不署名啊,就啪就貼出一張東西來,相當於在網上發人匿名貼子,指名道姓,攻擊誰,批評誰,批評某項政策,這是嚴厲不準的,那時候也沒有網絡,只能是去獻貼,貼在牆上。 貼了以後呢,大概有人貼過,所以就被他給處死,被削首稅縱,把頭看下來掛在那個那個那個,呃,國子監前面,然後呢,他又有一個講話,說你們以後這幫學生,如果是不老老實實學習,違反校紀校規,只要你們領導揭發你,我就把你們全家都流放。 如果他還有人敢貼這種匿名的大字報,這個這個發表那個批評意見,如果誰鼓勵大家揭發,揭發了以後就是就就就就送上,呃,揭發的不前人的叫臨時,然後銷售失重,全家都抄家,流放到邊疆,是很嚴格的,就他這個這個就上的都是那種,嗯,就是比較嚴厲的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處罰,就是不准你有這種。 一點那種不穩定的因素出現,這是在中央地方上的設立了好多那個學校,呃,當時有一個叫做地方學校建立12條,又叫臥碑,臥碑就是那個橫着的臥倒的那個碑,就是呃,但大概在明朝的地方,每個學校都會有一塊石碑門口,這個石碑呢是橫着的,不是豎着的,橫在地上的,刻着那個朱文章親自定的這個這個教育法規。 就對學生的要求的的的幾條禁令,那這個就是有名一代都在通用的,呃,就看他他就看他的什麼要求,他是嚴禁這個學生呢干預政府,呃,就要求這些生員呀,說你們家呢,如果是有要打官司,要打官司就好,讓你們家親戚去打,你別去,你要去的話呢,反正就是你儘量的要不要去那個官府,呃,你一個是你不要,你要少去官府,你不要參政,同時呢,你還要在你們家參政,你不要參政,同時呢,你還要在你們家參政,同時呢,你還要在你們家參政,同時呢,你還要在你們家參政,同時呢,你還要在你們家參政, 你儘量的監督教育你的父母,別人都要父母監督教育孩子,他要對身份子監督教育他父母,說你們家那父母如果是腦子不大清楚,你得教育教育他,呃,父母閒着者少於吃着多,呃,如果那個要求,你得替政府承擔教育工作,然後呢,最後就說啊,如果呃,民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什麼現實的問題需要解決,有意見要提的,但是你這個就是這個生源學生不能提, 你可以讓別人提,官員可以提,在野的一般的士人可以提,有志壯士,質樸農夫都可以提,商人也可以提,但是唯聲援不許,只有你一個讀書的學生,你不能夠讀書,你們不準和政治發生關係 而這個呢,過去吳晗總結過,他爲什麼乾脆不讓學生提呢?他說,因爲他知道這種知識分子這種人能量比較大,他有點文化,他有一點組織能力,他能說回道,會煽動,就說你讓他去幹預政治參政啊,當然一開始沒事,他怕將來有一天收拾不住,他想的東西總是想得特遠,所以乾脆一開始我就不讓你去參政。 一般的人,你個別人,你沒有一個組織,沒有力量,沒有一種文化背景,這個的話呢,你提一件就提吧,反正我也可以,對我就聽,不對我不聽,還選擇我比較民主,但是對於這種學生不允許,因爲學生是這樣的,他一個有文化,一個有組織,學生鬧事,容易抱團啊這個,萬一一個人小頭鬧起來,說不定別人會跟着鬧,這樣的話會有麻煩。 他這方面都想得比較細,想得比較遠,要求也很嚴。當然這些措施是這樣,他有些措施呢,以後還能堅持,有些措施並不夠,以後的人沒有人像他這麼較真,或者是想那麼遠,覺得也就慢慢放鬆了,像他禁止學生干政這事,以後明朝就沒有做到,明朝後來的學生都挺厲害的。 把持官府,經常把官府搞得很受影響的地方行政工作,並沒有做到不去官府,不打官司。不但打官司,還要替別人打官司,出頭,名人叫屈這種事很多的,有些他以後是沒有能夠堅持的。 這是他當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