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史》（全138講）李維武（下） P31 - 131. 25.1 新文化運動中的哲學論爭1

同學們 那麼今天的話 我們開始講第五章 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哲學體系的建構 那麼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辛亥革命 那麼辛亥革命呢 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次 偉大的革命運動 那麼這次運動推翻了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華民國 但是並沒有完成戰勝封建主義的任務 所以正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以陳同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吳虞錢玄同等 為代表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 發動了新文化運動 1915年陳同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一年以後這個雜誌呢 更名為新青年 以後這個雜誌呢 就以新青年而名是 那麼新青年的這個創辦 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那麼這樣一個運動一直持續了十年之久 從1915年到1924年 那麼到了1925年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開始 新華運動也可以說由此而結束 那麼對於這樣的一場運動 人們始終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那麼特別到了今天 20和21世紀之交的時候 由於文化保守主義的再度興起 那麼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呢 持基本否定或者是根本否定的態度 以反傳統來開掛這樣一場運動 認為新文化運動 造成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 所以他們對於這場運動呢 持基本否定甚至是根本否定的態度 那麼這可以說這成為了 進入至中國思想世界的一股大的思潮 而我自己的看法 那是認為新文化運動 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更新 由於中國文化的古代傳統 具有強大的歷史惰性 因此只有經過像新文化運動這樣的 有力的批判和改造 才能使中國文化 它的古代傳統經過這樣的批判和改造 而轉化為現代傳統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傳統更新當中 毫無疑問有批判的一面 同時的話也有繼承的一面 只是批判的一面比之繼承的一面 可以說顯得更加強烈霸道 因此新文化運動 當然有對於舊傳統的批判 但是它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 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更新 那麼這樣的一種文化傳統的更新 在哲學的開展上面 它是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就形成了中國哲學現代傳統 也就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傳統 特別是新文化運動當中 所發生的幾次重大哲學認證 有力的推進了中國哲學 由近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 出現了由熊思力馮友蘭屆年所倡超的 幾個有代表性的 融匯中西古今哲學的本體內體系 可以說是集中了鮮明的 體現了現代形態中國哲學的形成 那麼關於我剛才所談到的 中國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的更新問題 那麼可以說這是一個 這幾年所提出的一個重大的問題 那麼近年來我有幾篇文章 對於這個問題做了專門的思考和論述 大家可以做參考 一篇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傳統 與二十一世紀中國哲學發展 在學術月刊2006年第三期 第二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國化與中國哲學的兩種傳統 在江漢論壇2008年的第十一期 還有第三篇是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傳統的結合點 在理論事業2008年的第十二期 那麼這些文章可以說是集中的 突出的而且是有代表性的 論述了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在下面我們就分四節來介紹 新文化運動中的哲學認證 和現代中國哲學體系的建構 第一節就看新文化運動中的哲學認證 第二節來介紹熊十力的行為室內 第三節介紹馮友蘭的心理學 第四節介紹金元林的道論 那麼熊十力馮友蘭金元林 這三位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專業哲學家 而他們所建構的這幾個本體的體系 可以說是集中代表了體現了中國哲學 那麼已經由近代形態而轉換為現代形態 所以我們做一個重點的介紹 下面我們就從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中的哲學認證開始講起 那麼新文化運動時期 可以說這是一個中國思想世紀 那麼北家爭鳴的時期 那麼有著不同的哲學思想 那麼他們既互相激盪又互相汲取 那麼在這個激盪和汲取之間 那是產生了諸多的分歧發生了諸多的認證 而這樣的分歧認證 主要是環繞三個層面的哲學問題來展開 第一個就是文化觀問題 而環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哲學認證 主要是東西文化問題認證 那麼第二個層面那是政治哲學問題 黃敖這樣的一個問題展開的哲學認證 首先是問題與主義認證 而最抽象的層面是本體論與認識論層面 黃敖這個層面所展開的哲學問題 主要表現為科學與玄學認證 所以這個新文化運動時期 它所發生的哲學上的分歧爭論 主要是環繞著三個層面的哲學問題來展開的 中間的是文化觀問題 最具體的是政治哲學問題 而最抽象的是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 那麼下面我們在這一節當中 那就分三部分來介紹新文化運動當中的 這三次重大哲學認證 首先看黃敖文化觀問題所展開的東西文化問題認證 其次看黃敖政治哲學問題所展開的問題與主義認證 最後看黃敖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所展開的科學與玄學認證 我們從東西文化問題論戰開始講起 那麼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那麼這樣一場論戰在新文化運動當中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麼新文化運動 不明失意 那是黃敖文化問題而發動而興起 之所以稱之為新文化運動 那首先是黃敖文化問題而發動而興起 那麼新文化運動當中 首先開展持續的時間又最長的哲學爭論 也就是黃敖文化問題所展開的這樣一場爭論 這就是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那麼這樣一場論戰 首先是由兩個雜誌他們的主編之間展開的 一方是新青年他的主編陳獨秀 而另一方是東方雜誌他的主編杜亞泉 杜亞泉有一個筆名叫倉儲 所以這場論戰首先是在這樣的兩個雜誌 兩個雜誌的主編展開的 那麼陳獨秀他就認為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 實際上中國文化是前近代文化 而西方文化是近代文化 所以實際上是前近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區別 那麼在發展程度上 那麼後者就高於前者 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由於是近代文化 當然高於作為前近代文化的中國文化 所以陳獨秀就是認同西方文化 特別是認同西方的科學民主的價值 把科學稱之為賽先生 把民主稱之為德先生 把科學和民主作為兩面旗子 那麼強調中國人必須認同科學認同民主 來對中國文化進行一種全面的否定和徹底的改造 那麼這一點陳獨秀講得很清楚 他說要擁護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反對恐教理髮癥結 舊能力舊政治 要擁護那賽先生 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 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 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所以陳獨秀那是認同西方文化 特別是西方文化的科學和民主 那麼杜亞泉的話呢觀點不同 那麼杜亞泉認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 其實並不是像陳先生所說的有一個層度高低之別 實際上他認為只有內容性質上是不同的 由於中國和西方國治的地理環境文化發展特點不同 所以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 形成了國治的不相同的內容性質 而這兩者之間他認為能夠形成一種性質 儘管彼此不同但是卻能夠又相互補充的關係 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說那就標誌著西方的科學萬能論的徹底過程 而現在就必須以東方的精神文明來拯救西方的已經破了產的無知文明 那麼杜亞泉呢他就說過一番這樣的話 他說蓋無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 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 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久軸已舊 西洋文明之弊即西洋文明之窮者 西洋文明杜亞泉認為那是濃鬱如酒 而吾國文明呢他說那是淡樸如水 西洋文明呢玉美如柔 吾國文明呢醜俐如羞 那麼中酒與柔之獨者 則當以水即疏了之矣 那西洋文明中了這個酒柔之獨 最後呢那是要靠我們中國文明 以他的這樣的一個淡樸的特點來去救濟他 所以這個陳獨秀和杜亞泉新青年和東方雜誌 這之間開始了這樣一場東西文化問題的爭論 那麼這場爭論的展開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之初 就形成了在東西文化問題上的 西化石潮派和東方文化派之間的對立 那麼西化石潮派有胡石獎 孟林羅嘉仁丁文江吳志輝等等這樣一些人 他們認同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的價值 主張走全盤西化的道路 認為這是改造中國死之走向世界的唯一的一條道路 那麼還有一派就是東方文化 那是以杜亞泉張世昭梁起超等人做代表 那麼他們一個共同的基本的觀點 就是認為西方文化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已經朦朧 而必須以東方的精神文明來拯救西方的物質文明 所以他們強調東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不可替代的價值 那麼這樣一派就成為當時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者 所以這場爭論就形成了這樣的兩派 那麼在這種爭論當中 當然產生了不少的 比如說當時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梁漱溟 那麼他就在這個講演的基礎之上 最後完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樣的一部著作 這是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之主 那也是當時東方文化派的代表性成果 所以與此之間是影響很大的 當時梁先生纔是二十多歲 那麼這一場爭論繼續下去 那麼在1917年國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和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之後 那麼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那麼就是一批先進的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那麼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創造者 他們開始接收宣傳馬克思主義 從而使得在這個東西文化問題上 原來的西化思潮內部開始出現了分化 分出了第三派 那麼這樣一派就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 那麼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進行了雙重的反省 指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所以這就使得東西文化問題黨這樣一場爭論 最後得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結果 那就是既超越中國傳統文化又超越西方近代文化 來倡導一種新的文化 而這個新文化的榜樣呢 那就是俄羅斯列寧領導下的蘇俄國 以他為榜 那麼正是這樣 於是新文化運動 那麼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發生之後 就有原來對於文化問題的探討 深入到對於政治問題的探討 而對於這樣一個政治問題的探討 最核心的、最關鍵的、最根本的 也就是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一個時代的大問題 那麼在這樣一個問題上 原來大家共同批判舊文化 共同擁護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內部 發生了崩壞 那麼出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他們國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形成了國之的政治哲學 從而開啟了影響至今的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 兩大思潮的複雜的聯繫 那麼這樣的一個思想上的分化 那麼首先是以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後的 問題與主義論戰為其標誌 那麼這樣一場論戰 它主要就是在兩位先生 這兩位先生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了 一位是胡適,一位是李大釗之間展開 那麼下面我們就來看問題與主義論戰 這是我們要講的新文化運動的 第二個層面問題上的一場大論戰 那麼和我們剛才介紹的東西文化問題論戰不同 問題與主義論戰持續的時間相當短暫 參與的人物也很少 最核心的人物一位是胡適,一位是李大釗 還有第三位就是南宮武先生 那麼主要發表的文章一共就是五篇 而最核心的文章胡適的一篇和李大釗的一篇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那麼胡適呢 在1919年7月20號這一天 在這一天主刊的每週評論 也就是第31號上面發表了他的一篇文章 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 這樣一個口號式的標題 那是響亮之至 那麼這篇文章一開篇 他就竭力主張不要去談什麼主義 而要把蒙光投向一系列的問題 比如說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 大總統的權限問題 賣淫問題 關賣國問題 還有解決安撫部問題 加入國際聯盟問題 女子解放問題 男子解放問題等等 這一系列的形形色色的具體的問題之上 那麼為什麼要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那麼胡適接著講了他的主意 他說之所以要少談一些主義 那麼首先就有三條理由 他說第一呢空談好聽的主義 是極容易的事 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那是極容易的事 然後還有第二呢 就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 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 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幫忙 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 當然會高談某某主義 好比醫生單記的許多湯頭歌曲 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 如何能有用呢 這是第二點 所以這個主義的話呢 那實際上都是空洞的無效 那麼還有第三 那他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 那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情 所以呢他認為為什麼要少談一些主義 首先就有這三點理由 那麼接下來胡適就專門批評了 社會主義過激主義 認為懷著各種不同主張和盟底的人物 都會利用這些主義來做自己的旗號 使人們不知這些旗號下的真實主張和盟底 容易上當受騙 所以他說 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和王岐堂的社會主義不同 王岐堂是當時民國初年的一位 曾經擔任過國務總理的這樣一個人物 民初的總理多如流氓 當一個總理並不是一個特別大的事情 但是他主張社會主義 卻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所以胡適來說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岐堂的社會主義 還有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 絕不是這個抽象名詞所能包含 那麼這樣一來 不是說你談你的社會主義 我談我的社會主義 王岐堂又談他的社會主義 同用一個名詞 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 也許隔開兩三萬年 然而你和我和王岐堂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 都可用這樣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 所以胡適除了少談一些主義的三點理由之外 然後集中火力對於社會主義 過激主義的這些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評 認為談這些主義的 那完全就是打著這種旗號來騙人 那麼最後胡適表達了 揭開了他的真正的用意 那麼也就是他反對馬克思主義 主張的用革命手段來對社會問題 做一種根本解決 所以他說主義的大危險 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 自以為行著包醫北病的根本解決 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 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 老實說吧 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 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 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性宣告 那麼在這裡 胡適是最後直接表達了 他的這樣的一種自由主義的 這種社會改良的要求 所以胡適對於這樣一個主義的批評 其實我們在今天看 也有其中也有火力的地方 因為既然是談主義 那麼有的時候 就可能出現和實際相脫離的問題 也會出現他所說的那樣一種空談的問題 但是胡適只看到了這個問題的一面 看到了談主義的可能會產生的負面的東西 而沒有看到談主義 還有他積極的方面 還有他火力的地方 而胡適的根本謀底 就是通過只講談主義的 可能會產生的負面的東西 不談談主義 可能會帶來的積極的後果 所以對於談主義進行了根本性的否定 而這樣一個否定毫無疑問 那是為他主張社會改良的自由主義進行辯護 所以胡適的這樣一套理論一出現 那就立即引起了李大釗的關注 李大釗就寫了一篇《再論問題與主義》 發表在1919年8月17日出刊的每週評論第35號上面 旗幟鮮明地對胡適的觀點進行了反駁 那麼在這個反駁當中 李大釗首先就認為對於問題的解決 那當然很重要 但是那離不開 那麼李大釗就做了進一步的說明 他說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 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 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 應該設法使它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應該是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 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 作為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 即是一種工具 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 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纔有解決的希望 所以他首先從一般意義上 認證了這樣一個主義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意義 那麼接下來李大釗就進一步對於問題的解決進行了分析 那麼李大釗認為對於問題的解決 有的時候固然可以用改良的辦法 也就是從職業上著手一點一滴地進行解決 但是有的時候那是不能用改良的辦法 不能從職業上著手進行一點一點地解決 而需要做一種根本解決 那麼李大釗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 他說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 一切機能都很敏活 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它的機會 馬上就可以用這個工具做起功能 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 一切機能都已閉止 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它做功的機會 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 才能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有解決了的希望 那麼李大釗進一步地就指出 比如說在沙皇統治下的魔鬼 那麼這就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 所以正是這樣列寧布爾什維克黨起來進行革命 進行一種根本解決 而今天的中國實際上也和當時的沙皇俄國一樣 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也只能用將一個革命的手段進行一種根本的解決 所以在李大釗看問題固然還需要研究 但是真正解決問題是離不開主義 特別是要根本解決社會問題 那就更加需要主義 特別是需要馬克思主義 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為根本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 又為根本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行動的啟示 所以在這篇文章當中李大釗是明確地聲明 特別地強調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 布爾什維主義 就是我們今天翻譯成布爾什維主義 也就是列寧主義 產生於1903年的列寧主義 他特別強調的 對於所謂俄國所出現的這樣的一個新變動 我們應該研究它介紹它 把它的實相招佈在人類社會 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 所以這個論戰之後 李大釗集中精力來寫一篇大文章 這就是我的馬克思主義 那麼這篇文章連續刊登在 星期年第六卷第五號和第六號上 在文章當中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 做了較系統的介紹 那麼這樣一篇文章的發表 標誌著李大釗成為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也同樣標誌著 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大思潮 在中國思想世界崛起 那麼這是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那麼這樣一場論戰 規模雖小時間雖短但是意義深遠 可以說一直影響到 今天中國的前途和它的命運 那麼還有第三次論戰 就是科學與玄學論戰 等於這次論戰 我們休息一會再來介紹 好休息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