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 【孔子】05中國歷史的暗線,5000年來我們糾結的只有這兩個東西【草說木言】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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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次觀看·2025年12月15日
爲了把歷史上零散分佈的事件和人物歷程
納入到統一的框架中
人們就創造了歷史分歧法
中國傳統的歷史分歧方法
是以王朝更迭爲主線的
到了近代
又引入了西方的時代分歧法
時代分歧法最早是來源於生物學領域
是一種以生存環境對生物行爲的影響爲主線
來研究生物演化的方法
後來這個方法就被引入了社會學領域
用來分析人類這個物種的發展規律
在生物學領域
時代分歧法關注的重點是
環境對生物群體造成的影響
比如光照、溫度、溼度、風向等等
這些非常細微的東西
這套理論認爲
就是這些細微的東西
最終決定了物種的演化方向
而在社會學領域
時代分歧法也是從細節層面出發
去觀察人類社會的變化
比如食物的種類
以及獲取食物的工具和方法
人與人的關係
群體與群體的關係等等
理論認爲
這些最基礎、最底層的變化
也在決定着人類歷史的走向
現在一提到歷史分歧法
很多人往往會想到五種社會形態學說
其實這個學說就是時代分歧法
在社會學領域的一種表現
自從以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爲代表的
時代分歧法進入中國之後
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或者目的
不同的學術流派之間
產生了無數的爭議
中國歷史分歧的時間點
中國是否存在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持續了多久等等等等
這些問題在學術界幾乎都無法達成共識
對於這些預設了太多立場的爭論
我們就不需要去參與了
值得我們關注的
不是那些眼花繚亂的名詞
不是什麼奴隸封建
專制民主公有私有
而應該是支撐這些名詞的邏輯體系
這些邏輯體系看待問題的角度
和理解問題的方式
纔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每一種學說的產生
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和最初的適用目的
這些背景和目的
到後來一定會發生變化
如果我們執着於這些詞彙本身
就很容易陷入邏輯困境
然後在矛盾的泥潭裏無法自拔
時代分歧法
在生物學上的切入點
是生物獲取能量的方式
相對應的時代分歧法
剖析歷史的切入點
就是勞動
以及和勞動相關的勞動工具
勞動形式和勞動關係
如果我們拋開那些名詞的困擾
單純從時代分歧法給出的切入點出發
來看一下從殷商開始
中國歷史在基礎層面所發生的變化
思維負擔反而可以減少一些
在殷商時代
人們養活自己的主要途徑是什麼呢
是農業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補詞裏
什麼壽年 求年
那都是佔補豐收的意思
在目前能解讀出的補詞裏
壽年出現了581次
求年出現了209次
而且補詞裏還經常能見到
商王去巡視農田的記錄
人活着那就需要吃飯
而飯是不會自己到碗裏來的
糧食生產的每一個環節
那麼殷商時期負責這些勞動的人又是誰呢
有人認爲
這些人的主體就是被剝奪了一切的奴隸
他們的證據就是考古發現的殉葬現象
另外一些人則認爲
這些人的主體還是自由民
他們的理由是
殷商時期並沒有像古希臘那樣
制定出成文的奴隸法典
以上面的這些發現爲基礎
殷商時期的歷史
就被有心人開發出了所謂的
有奴學派和無奴學派
而有一種現象的存在
則是這兩個學派都承認的
那就是無論勞動者的身份是什麼
無論他們是奴隸還是自由民
殷商時期的勞動形式都是以集體勞動爲主
河北邯鄲建溝遺址一次就發現了150把石鏟
而在殷墟僅僅是一個地窖裏
就出土了400多把使用過的石鐮
關於這一點
在甲骨文的補詞裏也有很多體現
不管勞動的主體是不是奴隸
殷商時期的農業生產
都應該是以大規模的集體勞動爲主
這是殷商時期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
殷商的歷史超過400年
無法精確統計更早期的情況
不過根據春秋時期的資料進行反推
那麼在殷商晚期
農業最高畝產也只有30公斤左右
而先秦時期要養活一個人
每個月就需要大約25公斤左右的口糧
殷商的農業又是一年一熟的
這就需要對更大規模的土地進行開墾纔行
因此集中人員進行勞動
是殷商時期生產能力低下的環境裏
唯一一個能快速積累剩餘產品的方法
而要想獲得更大的剩餘財富
就必須儘可能地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
減少勞動者的消耗
這種情況在周滅商之後發生了變化
周分封了很多諸侯去控制原來殷商的核心國土
這些諸侯在政治上的統治原則是什麼呢
這就是
其以商政
將以州索
在政治上借用商朝舊有的習慣
但是在土地上則要執行周的制度
那周的土地制度又是什麼呢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景田制
景田制就是把單位面積的土地
分割成公田和私田
私田用來維持勞動者的生存
公田用來收集勞動者創造的剩餘產品
我們現在對景田制的印象
最早是來自孟子的記載
同樣也有很多爭議
不過景田制的核心
不是那個把土地分成九塊的死板制度
而是分散勞動
景田制度就意味着
在88%的土地上
勞動的形式
從殷商時期的集體勞動
變成了小單位的分散勞動
家庭開始成爲一個最基礎的勞動單位
另外一點就是勞動工具的問題
按照《詩經》的記錄
到西周時期
勞動者所使用的工具
已經完全屬於自己
是勞動者的私人財產
而殷商時期
勞動工具則表現出公有或者國有的性質
景田制度的存在基礎是母產的增加
除了耕作技術的提高
和農作物種類的增加之外
母產增加最主要的原因
技術的進步意味着
單個勞動者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會增加
同樣的勞動時間和同樣的土地
能產生的收益也會增加
一年兩熟則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同時也提高了勞動者的有效勞動時間
以此爲基礎
把勞動者分散到更廣大的土地上
就成了比較划算的選擇
景田制度就是這麼產生的
景田制度
勞動者向國家貢獻的是勞動時間
勞動者在公田上把自己的時間貢獻給國家
這些勞動時間裏創造的產品就是國家的收入
而到了春秋時期
這樣的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國家開始取消公田
把土地都分給勞動者
讓勞動者直接向國家貢獻糧食
或者各種實際的產品
這就是壽田制度的起源
這種變化從本質上看
是人口和技術這兩個要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殷商的人口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
預估的數值是在300萬到800萬不等
而到秦始皇統一天下
中國的人口就超過了2000萬
事情最初的變化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
在人少地多的情況下
因爲土地嘛多的是
所以人就是最稀缺的資源
要想增加更多的物資產出
就必須投入更多的人進行勞動
這個時候如何控制人的自由
如何提高人的勞動時間和生產效率
就成了政治制度裏的核心問題
而隨着農業技術的進步
人口逐步增加
開墾出的土地面積和獲取的土地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人多了
土地也多了
管理和控制人的成本就會開始增加
並逐步發展到維持集中勞動的成本
超過了集中勞動所能獲取的收益
這個時候把人都束縛在一起
拼命提高人群的勞動時間
就成了不划算的事情
因此隨着社會生產能力的提高
新的勞動形式
就不再要求勞動者貢獻全部的勞動時間
而只要求勞動者在規定的範圍之內
提供一部分勞動時間
看上去好像是給了勞動者自由
其實是國家在削減管理成本
景田制度那就是這麼來的
而到了春秋中晚期
人口和耕地面積繼續增加
即使只佔有勞動者的一部分時間
管理成本仍然顯得太高了
時間是一種不可精確操控的東西
要控制勞動時間
就還是得在一定的程度上
把勞動者控制在一個固定的範圍之內
因此勞動形式就繼續發生變化
國家不再佔有勞動者的時間
而是選擇直接佔有勞動者生產的產品
在此之前
國家只是把土地的部分使用權交給了勞動者
而現在國家開始只保留理論上的所有權
而把使用權完全交給了勞動者
國家只要控制住徵收賦稅的環節
就能用間接的方式把勞動者固定在土地上
而對於生產的責任
就完全交給了勞動者自己
秦漢授田制度的本質就是
國家把土地強制分給勞動者
秦以前的變化技術進步起着主導作用
到秦朝爲止
主要的勞動形式被確定了下來
此後
人口的因素就開始左右社會的發展
從秦漢到隋唐
人口的數量起起伏伏
在五六千萬上下浮動
以宋代爲轉折點
人口的數量突破了一個億
然後這個增加的趨勢就一直持續到了明清
經過兩千年的發展
到清朝中期
耕地面積比漢代增加了300%
平均糧食畝產比漢代增加了139%
而人口卻增加了600%
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
各種人均指標都在下降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是人均糧食產量
在漢代
平均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2151斤糧食
而到了清代
就只能生產1260斤
下降了41.5%
也就是說
隨着人口的增加
在技術進步不大的情況下
一個勞動者在養活自己的同時
能創造出的剩餘價值越來越少
以上這些數字或許存在爭議
但是整體的趨勢大體就是如此
在隋唐之前
勞動效率還比較高
國家和地方勢力還在反覆爭奪
對人口的控制權
而到了宋代以後
土地就超過了人
成爲一種最稀缺的社會資源
政治制度也轉變成
以控制土地爲核心
不管是周秦漢唐
還是宋元明清
每一個王朝都想把統治的觸手
伸入到國家的方方面面
但是任何事情它都是有成本的
維持統治體系也是如此
隨着人均勞動生產率的降低
國家能從單個勞動者身上
獲取的剩餘財富自然也在減少
但是管理的成本
卻要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國家的統治網絡是由一個個節點
組成的
當任何一個節點的維持成本
超過了所能獲取的收益
這個節點就不可避免的要被放棄
除非這個節點非常的重要
比如國防
隨着統治成本的增加
和統治收益的減少
國家這張網就開始慢慢的
在虧本的地方進行收縮
國家的身影逐漸的從基礎生產環節
和最底層的社會管理工作中
慢慢退出
造成的結果就是
整個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
隨着人口的增加
在整體上呈現出一個下降的狀態
這個社會稀缺資源的轉變過程
也產生了一個副作用
這就是勞動者的人身自由
反而逐漸變得寬鬆
從秦漢到明清
奴婢制度的變化
就是這個過程的直觀反應
只有當人口和生產能力
同步增加的時候
人才能擺脫勞動工具的屬性
向更加自由的方向邁進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
所謂的勞動解放就是這個意思
而王朝的興衰
以及那些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
都是對上面這一系列變化的反應
孔子所處的時間段
剛好是一個勞動關係
從佔有部分時間
向佔有產品轉變的過程
有了以上的鋪墊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
二次封建的問題
封建這個詞
最早出現在左傳《西公二十四年》
最早是用來解釋
西周初年三間之亂平息之後
周公分封諸侯的原因
也就是說
所謂封邦建國
其實是春秋時期的人
對之前歷史的總結
五王滅殤之後
進行過一次大範圍的分封
主要的諸侯國
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
而周公在平息三間之亂以後
也進行了一次分封
用來重新控制殷商舊地
通常把周公的這次分封
叫做二次分封
不過我們所說的二次封建
和這個並不是一回事
本質上看
我們可以把分封的過程
理解爲從原有的母體
複製一整套管理體系
到新的地方去
這是在人口稀少
土地開發不足的情況下
控制新疆域最有效
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具體到每個諸侯國的內部
也面臨和周王朝同樣的問題
他們就照搬周王室的做法
在諸侯國的內部繼續進行分封
讓他們在封地上
重新複製出一個個微型的諸侯國
這就是禮記所說的
天子有田以儲其子孫
諸侯有國以儲其子孫
大夫有采以儲其子孫
這種諸侯國內部的分封
就叫二次封建
宗法制度下的分封
本來就是爲了控制更廣大的疆域
這個目的其實也算是達到了
但是問題也跟着產生了
比如魯國的三桓
魯國的第十五任國君是魯桓公
他有四個兒子
慶福、姬同、舒衙、紀友
魯桓公死後
姬同即位
成了魯莊公
其他三個兒子
就在魯莊公時期被封爲了卿
卿是諸侯國實際負責行政工作的人
國家會分給他們一些土地
也就是採議
慶福的採議是成
後來這一支發展成了孟孫氏
舒衙的採議是後
這一支發展成了舒孫氏
姬友的採議是弼
後來發展成了紀孫氏
這三家就被統稱爲三桓
最開始的時候
採議是和卿這個職位綁定的待遇
等於是入職的時候
國家給的飯卡
理論上說
國家是可以收回的
不過到了春秋時期
採議就變成了永久性的私人財產
就算國家剝奪了卿的職位
一般也很難再回收採議
到孔子的時代
三桓就已經完成了
對魯國軍事力量的瓜分
三桓首先是國家的卿大夫
然後纔是地方上的封建主
所以他們是在實際控制
魯國行政體系的情況下
完成了對國家的瓜分
而三桓勢力的巔峯
就是昭公25年的鬥雞之變
國軍被趕走
三桓直接走上政治前臺
開始設政
三桓問題的出現
不是因爲這三家人都非常的邪惡
實際上
他們能成爲一種分裂勢力
恰恰是國家制度的結果
在大多數情況下
卿大夫要待在國都裏
履行他們作爲卿的義務
所以他們的封地
就得交給他們的家臣去管理
而這些家臣
慢慢的就在實際上控制了封地
特別是封地的軍隊
久而久之
當卿大夫把國家變成自己私產的時候
家臣們也在把卿大夫的封地
變成自己的私產
然後就像卿大夫通過趕走國軍
來謀求獨立的地位一樣
家臣們也想通過廢除卿大夫的爵位
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這些家臣的代表性人物
就是紀孫氏的家臣
諸侯瓜分周王氏
卿大夫瓜分各個諸侯
家臣們就起來瓜分卿大夫
那是一點規矩也不講了
什麼體面也不要了
大家就在這樣一種泥潭裏扭打撕扯
這就是孔子所說的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大夫出
以至於發展到家臣控制國家政治的階段
當週王朝的封建瓦解之後
諸侯國內部的二次封建
也就這樣開始瓦解了
中國歷史中存在一個貫穿古今的命題
如何有效地控制廣大的國土
在春秋之前的時期
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是分封制度
這是一種從發達地區
向不發達地區
或者說從核心區
向邊緣區拓展統治疆域的方法
而當那些不發達地區
或者邊緣區
也發展成發達地區
或者獨立發展成一個小核心區的時候
這些從母體複製過來的V型國家
就必然要開始謀求獨立的政治地位
不管是諸侯的國
還是清大夫的彩議
他們都具備從軍事行政
到稅收民事的一整套完整的統治體系
一旦人口和勞動產品足夠的多
他們就有了脫離母體控制
獨立發展的可能性
因爲在政治角度來說
這些國和彩議從建立的第一天起
在制度設計上
就是在爲獨立發展做準備的
二次封建的發展
在不同國家造成了不同的後果
魯國因爲外部壓力比較大
所以一直呈現出分而不散的狀態
而晉國外部壓力比較小
所以內部的混戰更加激烈
更加長期化
到最後清大夫們乾脆分家單過
這就是三家分盡
爲什麼非要通過分封土地的方式
來控制國土呢?
就不能給他們發工資嗎?
爲什麼一定要給他們土地呢?
這主要是因爲
社會能生產的剩餘產品太少
諸侯國君或者清大夫
他們實際上在承擔一種
替上級管理國家的角色
而他們的報酬需要自己想辦法
從國家分給的土地上獲取
這個時候
管理者和勞動者以及土地
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緊密性首先是人身關係上的
即勞動者在人身上從屬於管理者
其次是地理上的
勞動者和管理者
他們都要被固定在一個不大的範圍之內
不僅勞動者要被限制在土地上
管理者也要和勞動者以及土地
捆綁在一起
由於人口密度
農業產量
土地開發情況
道路建設情況等等各方面的條件限制
在這個時期
統治中心能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
是非常有限的
遙遠地區的產出
要麼在當地被消耗掉
要麼因爲運輸問題
而無法被國家使用
人口
技術和耕地面積
在這三者都有長足進步的情況下
才能在養活勞動者的同時
實現剩餘產品的增加
國家纔有能力爲管理者直接提供報酬
而這三個要素
在春秋中晚期才漸漸具備
春秋中晚期
國家獲取勞動者剩餘產品的方式
已經從佔有勞動時間
變成了直接佔有勞動產品
因此
國家可以在壓縮管理成本的同時
直接獲得更多的剩餘產品
這就造成了兩種後果
一
國家能直接控制的勞動產品
隨着人口的增多而快速增加
二
國家放寬了對勞動者的人身控制
勞動者擁有了對土地的使用權
甚至買賣權
從前國家連勞動者的工具都要控制
現在
國家只需要控制住對稅收的徵繳就可以了
因此
國家就可以把土地和管理者隔離開
土地是勞動者的
他們負責生產
他們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
再由國家集中起來轉交給管理者
這樣
管理者勞動者以及土地之間的緊密聯繫
就被斬斷了
這兩個後果
爲戰國時代的國家統治形勢的變化
創造了條件
到戰國時期
國家逐步具備了直接控制國土的能力
分封制度
宗法體制
也就走到了盡頭
進入戰國時代之後
各國紛紛通過變法
對舊體制和舊體制下的利益群體進行清理
而這項工作做得最徹底的
就是原來相對最不發達
分封體制也最不完善的秦國
就當春秋末期的這場動盪
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發展的時候
孔子第一次走出了國門
來到了齊國
他在齊國又經歷了些什麼呢
我們下期再說
我是草木
咱們下期見
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