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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8 次觀看·2024年12月29日
為什麼在亂世中被忽視的儒家學說,能在後世大放異彩?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宋代的程朱理學又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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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世中出生的孔子,立志重建和諧的理想社會,永止刀割,提出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思想,並窮其一生復興古代聖賢之道。
然而,在春秋戰國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們追求猛要強兵,爭霸天下,孔子的主張顯得過於理想化,最終遭到冷遇。
他只能感嘆天命未降,欲欲而終,但儒學的命運並未止於此,反而在他身後發揚光大,成為歷代治國安邦的思想基石。
大家好,我是Sara,今天我們來探討,為什麼在亂世中被忽視的儒家學說,能在後世大放異彩,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宋代的成竹理學又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儒這一概念蘊含深厚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從文字上看,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它將如解作柔,以術士為其稱,表明儒家思想的柔性特質和其修身制式的功能。
漢書《易文志》中記載,儒家者流,待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民教化者也,猶聞於六經之中,留益於仁義之際。
這段文字強調儒家思想的淵源與社會職責,認為它起源於古代的司徒官職,以輔佐君主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注重教化百姓,協調陰陽,體現了儒學在政治與社會層面的重要性。
六經,集詩,書,禮,樂,藝,春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典籍,涵蓋文學,禮儀,歷史,哲學等各方面。而仁義則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仍是對人的愛和關懷,亦是合乎道德與正義的行為標準。
正如記載所言,猶聞於六經之中,留益於仁義之際,儒者探索經典的深意,並融會仁義與實踐,強調道德的實踐性。
中華文化之根源是道家,春秋戰國時期,除老子傳的大道外,諸子百家雖看似獨立,實際上多與道家思想有著密切關聯,或承傳,或分離,或盜取,或改造,或歪曲道家思想。儒家也不例外,但不同於其他的門派,儒家與道家實則一脈相承。
道家側重天道,強調道作為自然運行的根本法則,講究無為而治。而儒家則將道引入人間,主張天道與人道相通,通過正心誠意,修身起家,來體悟和實踐道。
例如,先秦儒家以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周道等為依據,通過歷史中聖人的事蹟來彰顯道,並將其具體化為倫理與禮樂制度。孔子整理了自堯舜以來的文明教化,編定春秋,以歷史技術體現道。
他說:「知我者,其為春秋乎?醉我者,其為春秋乎?」後世儒司馬遷也遵循此意,通過史技來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此,儒家的道本質上承襲了道家的精神,但更注重於人道,是從道家中分離出來的入世做人的部分。
春秋爭霸時期,法家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為他治國用的是霸道,被視為應對亂世的猛藥。法家從根本上是道用,並歪曲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他提出以人法來代替天道,並在世的作用下,使天下屈從於人法,從而達到控制天下的目的,實現他所謂的無為而治。
然而,法家的過度高壓治理,缺乏對道德與人心的關注,註定難以持久。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強盛,秦始皇為統一天下,也借用了法家的治國方法,並輔助以其他方式。
在大一統後,秦始皇曾詢問大臣們該推行哪種政體。博士淳于越主張恢復周朝的分封制,而丞相李斯主張郡縣制。這場辯論不僅是政體之爭,更可以視為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對決。淳于越的提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試圖通過復興周禮來維持社會秩序。
而李斯則以法家為核心立場,強調極權統治和制度化的法律手段。最終,李斯的郡縣制被採納,確立了中央極權的模式。然而,法家的治國方法更適合於應對動盪的時局,其過度依賴強權和高壓,缺乏對民心和道德的關注,註定難以實現長治久安。
西漢初期,黃老之學主導治國方略,強調清窈保富,修養生息。隨著國家逐漸恢復元氣,漢武帝希望加強中央極權和政治穩定,而單純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這一需求。
西元前136年,崇尚黃老學說的竇太后尚在世之時,漢武帝就從衛醫和禮增至博士,與文帝、景帝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博士合為五經博士,而五經都是儒家經典。
到西元前13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漢武帝特別重視儒學中的公陽春秋學,即以公陽傳解讀春秋的學問。公陽傳是由戰國時期齊國人公陽高所傳授,漢初以口述形式流傳,後成書,並受到漢景帝的重視。
公陽傳中的大一統思想和天人感應理論正好契合漢武帝的政治需求。漢武帝藉由推動五經博士與公陽春秋學,將儒學從單純的學術理論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
不過,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仍吸引百端之學,對其他學派採取了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他延攬各學派人才,並設立太學,培養儒學人才,為後世儒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之後,隨著時代變遷,儒學經歷了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到宋代之後,真正的儒學基本消失了,代之以成朱理學。成指北宋理學家成昊和成一兄弟,統稱二成,他們提出了理為宇宙本源。
朱指南宋理學家朱熹,他綜合了二成的學說,進一步系統化理學思想,提出性集理和格物致知等學說。他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合稱四書,並作四書集註,使其成為宋代教育與科舉的核心內容。
《孟子》的地位原本不高,因朱熹的推崇,它被捧為與孔子並列的亞盛。其實,《孟子》提出浩然之氣的概念,認為氣是人內在的精神力量,並將其視為實現人意的重要途徑,完全違背了孔子所倡導的,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人與天地之和諧的思想,將儒家思想從道的高度降到了氣的層次。
朱熹喜歡給儒家典籍做注,卻以己意篡改經典,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徹底改變了。
在他之前,儒家本無四書之說,只有經和論語。漢代以七經治國,但主要是孝經。唐代以十二經治國,但主要是論語。
而朱熹的四書中,除論語外,其他本質上都非如經。中庸傳統上認為由孔子之孫子思所撰寫,但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史學界存在一定爭議。
大學傳統上認為是由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根據禮記的記載,大學最初是其中的一篇文章,被朱熹獨立出來。
而孔子提出的中庸思想,強調的是天命與人性合一,自律與道德實踐。喜怒哀樂之謂發慰之中,終是一種內心平靜,不偏不倚的狀態。
中庸不僅僅是平常或普通的意思,而是一種關於修養與行為的理想狀態。中庸合在一起,表示要以天道為標準,以神的教化為標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顆平常心,不追逐名利浮華。
而朱熹編撰中庸章句,並在中庸章句序中否定佛家與道家老子的學說,試圖將儒學與這兩大思想流派徹底割裂開來。這種做法表面上看似捍衛儒家正統,實際上卻切斷了儒學與神性,與宇宙法則的聯繫。
成朱理學強調個人修養與倫理道德,其過度理性化和壓抑人性的傾向,受到明清時期王陽明新學的挑戰,他批評朱熹的格物太注重外在事物的研究,容易迷失本心。
據史料記載,朱熹在晚年時逐漸體會到修身修己纔是儒家學說的根本,認為自己本末倒置,因此產生悔意,但實在其悔已晚也,於憾恨中辭世。
今日的儒學早已不是孔子原本的思想,而是融合了宋明理學、新儒家思想、清代考據學及現代化詮釋的多元體系。
亞洲各國流行的大眾化儒學,停留在倫理道德層面,如孝順父母、和諧家庭、仁愛待人等基本價值觀,強調儒學中的實用價值,例如為人處世的智慧和修養等。
而中共政府則把儒學變成了政治儒學,作為其文化外交和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工具,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假孔子之名,實際上推廣中共版本的價值觀與政治理念,講述中共故事。
儘管歷經演變,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仍影響著華人的價值觀與行為,它的兼容性與實用性或許正是儒家思想歷經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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