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君⼦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交往之疊影 第五集（5/5） 原著：章詒和 有聲書 #紀實文學 #有聲書 #大陸下架

第五集,我是在關押中接到父王的電報,悲痛欲絕。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卻不能。 獄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親悉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有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眼前,看上一眼? 有誰敢對我那可憐的母親,說上幾句哪怕是應酬的話?我尋遍於上上下下,清清疏疏,遠遠近近地親朋好友,萬沒有想到,張伯駒是登門調位死者與生者的第一人。 如今,我一萬遍地問,張氏夫婦在我父親的全部社會關係中,究竟佔個什麼位置?張氏夫婦在我母親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著多少分量? 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喫喫飯,聊聊天而已。她怎麼能和父親的那些血脈相通的至親相比?她怎麼能與父親的那些共患難的戰友相比?她怎麼能同那些曾受父親提拔、關照與接濟的人相比? 人心彼一,世情亦乖。相親相關,相敬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雲飄散。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幹無隙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與同情。 母親又說,張伯駒夫婦在我家只待了幾十分鐘,恐怕還不及他倆走路的時間長。母親要沏茶,攀素不讓,說:「伯駒看到你,便放心了,我們坐坐就走,還要趕路。」 張伯駒對母親說:「對伯駒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雖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駒先生。他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自己本已不幸,卻為他人之不幸所痛,是個大丈夫。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 現在又聽說小於在四川被抓起來,心裡就更有說不出的沉重。早前呢,對身處困境的袁克定,憑著個人的能力,還能幫上忙。今天,看著李大姐的痛苦和艱辛,自己已是有心無力啊。 張先生,快莫說這些。伯君相識遍天下,事後的慰問者,你們夫婦是第一人了。此情此意,重過黃金。伯君地下有知,當感激涕零。話說到此,母親已是淚流滿面。母親問攀素:「這些年,張先生受到衝擊沒有啊?」 攀素說:「伯君因為兩首金鋁曲,和小於一樣,成了現行反革命,關了八個月,最後做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遣送舒蘭鄉下。人家農村不收啊,才又回到北京的。我們石察海的家,也不像個家了,抄家時紅衛兵造反派,街道居委會串通一氣。」 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進來住。四合院一旦成雜院,日子就難了。你家來什麼人,你說什麼話,家裡喫什麼東西,都有眼睛盯著。母親則叮囑攀素:「如有機會啊,就給伯君先生弄點好喫的吧,年歲大了,身體要好。」 告辭的時候,張伯居握住母親的手說:「李大姐,我們都得活下去。」備受感動的母親送他們夫婦一直送到見外大街,街燈一盞盞的亮了,他們的背影在漸層的木矮中遠去。 母親還告訴我,原來張伯居是從一張報紙上讀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一日,他和攀素急去東吉祥衚衕十號看母親。剛進衚衕口,便見十號的大門敞開著,有輛小轎車停放在那裡,不少人進進出出。攀素上前打聽,問張伯君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裡。 人家說已經搬家了。他們是給新首長來看房的,早就曉得這所宅院極好。 接著,張伯居就讓攀素四處打聽母親的薪資,可一點線索也沒有。後來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門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員老梵,託他去打聽。 老梵去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假託要和李建生核對張伯君生前所欠賬目,人家才把住址寫給了他。母親的敘述,令我心潮難平。 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和文革,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 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居自然屬於最難消化的一類人。 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悠遊態度、閒逸情調、仗義作風、散彈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消失。任各種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居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 張伯居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節,我對母親說,咱們去給張伯居、潘素夫婦拜年吧。母親同意了,我們還去有意商店買了上等的水果。 當我見到潘素的時候,他比我們還要高興,特意拿出當時還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侶,給我和母親各沖一大杯。沖好後,又往杯子裡放了滿滿三勺白糖,他讓我倆趁熱喝。 喝的時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著看著,眼圈就紅了,喃喃自語道,哎呀,小玉可憐哪,怎麼也沒想到在牢裡一待十年呢。 我問,張伯伯呢?在家嗎?潘素笑著說,他現在比我忙,他供職的中央文史館事情不多,可其他單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麼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崑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都來請他。 甚至連那些雜七雜八的事,也都來找他,今天呢,又不曉得讓什麼人給請走了。潘姨的口氣裡,不無抱怨,但也裹著一點小小的得意,我認識的國民黨太太和共產黨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最有資格為丈夫得意的。 只是這種得意,來得太晚了。潘素問我,是否還想繼續學畫,並說,在我走後,還有個唱京戲的,叫楊秋玲的女演員,跟她學了一陣子畫。我告訴她,自從四川調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演所,她的前身就是我當年就讀的中國戲曲研究院。 同時不是師長,便為學友。然而,我的遭遇與歸隊,未得他們多少的同情和歡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課題,或進入國家項目。領導給我的任務,不外乎做做記錄整理,拿著錄音機跟在別人屁股後頭。一個好心人偷偷對我說,令尊大人啊,還是頭號右派。 你雖說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說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實。講老實話,你能從四川調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夠喫驚的了。想到這裡,我自己的情緒也激動起來,竟大聲地說,潘姨,共產黨虧待了我張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 眼下人家如此輕見我,我就必須自強。所以,我顧不上跟您學話了,先得把業務抓起來。潘肅對母親說,小於被關了那麼多年,性情絲毫未改啊。坐了一個多小時,見張伯居仍未回來,我們母女便告辭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機關下班,食堂開飯的時候,我竟在單位的二門口,看見了張伯居。他已是籠中老太,非往昔風采,手持柺杖,緩緩而行,穿著寬大的絲棉衣褲,越發顯得單薄。 他老人家在這個時刻出現,我估計,肯定是院領導請包括他在內的院外學者參加什麼座談會。一個清水衙門,請一羣無官階的文人開會,當然只有輕談,談到肚子餓為止。此刻,我覺得自己當請他老人家喫頓飯。哪怕是去斜對面的小麵館,我倆各喫一碗晉陽刀削麵也好。 於是,我一邊向張伯居招手,一邊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沒有看見我,只顧使勁地杵著手杖,靜止奔向自己的目標,順著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個小夥子站立在大門口,扶著輛自行車。仔細辨認,我纔看出,那推車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孫孫。 小孫孫伸手接過張伯居的柺杖,一把將他扶上自行車的後架,叫他坐好,即撇腿登車,拖著自己的爺爺走了。我癡癡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領導乘坐的小轎車一輛輛從身邊掠過,不知為什麼,我心裡酸酸的。 在張伯居發揮愉悅的西洋情調裡,含著一點傷感,一縷悲涼。一年春節,我和母親去石察海給張伯居夫婦拜年。大家好高興,天上地下啥都聊,話題自然又談到了戲曲。我向張伯居談出了自己對繼承傳統振興戲曲的看法。 我說,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現在的理論界對傳統亦有了新的認識。傳統的價值恐怕不僅是針對藝術而言,它對於人有著絕對的意義。傳統究竟是導致社會進步還是退化?傳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現代化? 推陳出新李,推是指推開,推倒,還是也包含著推廣的意思?其中的陳,是否就是指傳統而言?這些問題,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傳統,而在沒有把人的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 張伯居對我的看法,反應冷淡。他只是嘆息,現在對中國文化上的老傳統,懂得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就拿戲曲來講,能在舞臺上掌握戲曲傳統的人就不多。今後的戲曲為何物,也只有後來人才曉得。 顯然,他對戲曲的發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測的悲觀。我向張伯居請教,今後搞戲曲研究,我該從哪方面入手?他的回答是,不知舊舞,則絕不能研新。你要從研究傳統入手,而且,越具體越好。 話說了一陣子,張伯居突然問我,我好幾次在你的那個單位開會,怎麼就看不到你呢?我說,張伯伯,我還沒有資格參加你所參加的那種學術會議。我心疼他,始終沒有勇氣提起二門口曾經見到的坐自行車後座歸家的情景。 我和母親品著香茶,彷彿歲月全融化在健淡的茶水裡。我甚至覺得,張伯居的經歷,就像中國純正的茶葉,不管怎樣的烘製和壓縮,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上識貨的好茶客,便會舒展自如,輕輕浮起,滲出舊日的湯色來。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肅突然打來電話說,張伯居,你昨天去世了。我和母親全嚇呆了,因為此前從未聽說他老人家患病升級的事,怎麼一下子就突然撒手歸去? 第二天清晨,母親帶著我趕到張宅,跨進已變為靈堂的客廳,失魂落魄、勞累縱橫的潘肅撲向我的母親,二人抱頭痛哭。母親問,"張先生,不是好好的嗎?怎麼回事啊?" 潘肅哭道,"伯居是好好的,只不過得了感冒,幾天不見好,我才把他送進醫院。他不願意去,是邊勸邊哄的。我原以為,我原以為送他進去,就能把病治好,哪曉得,我把他一送,就送進了鬼門關了。 說到這裡,潘肅不住地用拳頭捶打胸口,痛悔萬分。 張先生,"住的什麼醫院啊?"母親又問。潘肅說,"厚庫的北大醫院。伯居走進病房,見十八個病人住在一起,就鬧著要回家,而且這幾個病人的病情都比他嚴重。我好說歹說,才把他安頓下來,跟著我就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 或雙人病房。誰知醫院的人說,張伯居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後,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伯居的病情也不見好,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壞,鬧得也更厲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人家還是那麼講。 說我們伯居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伯居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潘肅又告訴我們,伯居死後,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說你們醫院知道張伯居是誰嗎?他是國寶啊。 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了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居。 擔任北京市衛生局顧問的母親感嘆道,醫院壓根兒就不該是這個樣子啊。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們的醫院就任部長、局長、紅卡、藍卡,不認得張先生的真正價值。 其實,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個民族對文化的認識尚未達到成熟的話,像張伯居這樣的文人,其社會地位就一定會排在要人、貴人、闊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後面,甚至在末尾。 張伯居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悼者無數,挽簾無數。我代表母親赴會,在人羣中被推來掃去,根本無法去貴賓室慰問攀索。 薩空了和千家駒看見了我,一把將我塞進了他們兩個當中,叫我別再亂跑,安心等候開會。在等候的時間裡,三人不禁對張伯居的逝世深感痛喜。 我心裡知道,薩遷二位在一九五七年是民盟反右的積極分子。薩空了說:「伯居先生,是我們民盟的驕傲。說句老實話,把我們現在的三個部長的作為加在一起,還抵不上張伯居一個人的貢獻。」 千家駒講:「這幾年,我參加的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詞上都無一例外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並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張伯居是一個。不久,潘肅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據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宋振廷的提名。」 六十年代初,張伯居在長春擔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也是他的安排。那時,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書記。這一點,恰恰應驗了父親生前說的一句話:「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裡面的勃勒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張伯居晚年患白內障,極少出門。閒坐無聊,便回憶起自七歲以來所觀之戲、所演之戲,以及局院藝文。於是,拉砸寫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補注,名為《紅書記夢詩注》。 張伯居還特意說明:「這本書,其內容不屬歷史,無關政治,只為自以譴實。」不想,書流入民間,即獲讚譽。一九七八年,《詩注》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八十年代初,吳祖光從香港將此書帶回。 他請我的同事轉呈給中國劇協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張庚看了,對我的同事說:「這是在用沒落的情緒去看戲。這樣的書,怎麼能出版呢?」 直到張伯居去世後的第四個年頭,《紅書記夢詩注》才由寶文堂書局出版。然而,也有讓我感到寬慰的事。一次,我參加一個戲曲學術會議,旁邊坐的是京劇名演員袁世海。我的學友低聲問我:「你認識袁老嗎?」 我搖搖頭,學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說:「我來介紹介紹吧。」當介紹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演所的研究員的時候,袁老不過點點頭,很有些冷淡。當介紹到我的父親叫張伯君的時候,袁世海的態度大變,變得熱情而恭敬。 他握著我的手說:「令尊大人,是我們非常敬仰敬佩的專家、學者。他對我們戲曲界的貢獻,是我們這些演員所不及的。」 頓時,我心裡明白了,袁世海是把張伯君當成了張伯駒。而這樣的錯認,是我後來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聽到許多令人感動的話。張伯駒去世後的第一個春節,母親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見到我們,特別高興,說清晨起來就聽見喜鵲叫了。 那時,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實,潘素指著兩件造型獨特、工藝複雜的硬木雕花古舊傢俱說,這是抄家退還的東西,算是落實政策了。不過呀,在退陪的時候,人家還問,你認領他們有什麼證據嗎?我也發火了,說請你去打聽打聽,除了張伯駒之外,誰家還有這樣的東西? 母親問潘素今後有什麼打算?她說,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這所宅院搞成伯駒的紀念館。母親非常支持她的想法,兩個老人越談越投機。我坐在一邊沉思,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張伯駒的這所私人宅院都應該開闢為紀念館。 但在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關方面是不會批准的。儘管公認張伯駒是愛國的,卻不會像某個受寵作家,其作品大部分已被歷史討喜,其故居卻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儘管張伯駒是中國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現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擺滿藏品。 有人說,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觀賞月色,古往今來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個單純愛好,它還是個一夜致富的行當。於是,張伯駒的價值便更多地體現在現寶上了。 我不這樣看。他的一生比捐獻的文物生動得多,他的為人更比國寶珍貴。我和他相處,感受到的是人的氣息和光澤,而這纔是永恆之物。 張伯駒,絕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評價的,僅僅是個把《貧富帖》、《遊春圖》捐了出去的有愛國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脫的他,在新社會是很有些孤獨和落伍的,而他的孤獨和落伍,要透過時間才能說明其含義。他在時代裡消磨,但卻由時間保存。 不像某些人,是在時代裡稱雄,卻被時間淹沒。張伯駒富貴一生,亦清貧一生。他正以這樣的特殊經歷,演示了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 潘素去世後,我便再沒有去過十岔海,更沒有勇氣去叩響後海南巖二十六號的小門。後來聽我的一個朋友說,北京東城燈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錯的文物小店,是張伯駒孫輩開的。 最近,聽我的一個同事說,北京西城黃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風味的餐館,裡面裝修得像書齋,擺設似徐文成的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介紹說,老闆是張伯駒的孫輩。 這兩條信息,我無法判斷真假,卻令我想起潘素對我說的私房話。我的孩子都很聰明,可惜沒能讀太多的書。女兒的情談得好,也沒能堅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長,纔可安身立命。無論世事怎麼變,心裡也是踏實的。 她的話,令我長久的記憶。我想,張伯駒夫婦把數億元的私人財富給了國家,卻把一個文人的清貧留給了後代。應該說,後輩們在精神上,繼承了張伯駒夫婦的遺產。他們不依附於權勢,憑一己之力去營造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