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君⼦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交往之疊影 第二集（2/5） 原著：章詒和 有聲書 #紀實文學 #有聲書 #大陸下架

第二集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於石剎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客小轎車,拖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惠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築。高高的灰牆,景所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面精緻壯觀的隱蔽, 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與宣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機告訴我們,呃,郭老搬到這裡來住了。這裡說的郭老,就是郭沫若,父親聽後默不作聲。 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劉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迎定橋便是後海,海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據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迎定關山。老別客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 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居,不設門房也就罷了,怎得連大門也不關呢?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矩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致的小洋房。 小院地勢挺高,坐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集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牆而立,東牆挖了個月亮門,門裡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並以石階將大門打開。 將閣樓與北面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裡有幾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緒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尼制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面孔白皙,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頁生出許多嫵媚,唯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張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無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而這恰與她的端立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她見廳內無人,急轉向西側的禮屋喊道:「伯駒啊,張部長來了。」 與正廳相連的西側禮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假襖,站在擴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後,眼睛半開半闔地打亮著鋪展於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漓,尚未完成的畫作。 聽見夫人的喊話,她不緊不慢地離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並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 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於籌作,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閒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四馬,極其正中,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作貴客、遠客或稀客。 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裡串門聊天的。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啊,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願收這個學生啊?」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而後一團和氣地說:「既是張部長的女公子願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願意教了。」潘素一句一個張部長,彷彿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清定天下第一右。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啊?」 沒等他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潘素:「小魚啊,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併攏,雙手垂直,像初次見面就有好感的潘素身居一宮。 雖問:「潘先生,我什麼時候到您這裡來學畫呢?」聽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麼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啊,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梅蓉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啊,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 他叫李靈秋,是扎夫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呢,在與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週來一次,時間定於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週一次,時間也定於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週日來學習,那麼就讓彈琴的孩子下週日來。」心願了卻,心情便放鬆了。 默地想起那些名貴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的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語體詩詞,還有日曆牌,就是沒有嘉獎令。 也許,他被置於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倍心血之物,彌足珍貴。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直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翹翹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 獎狀不勝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富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喫晚飯。從黃昏到深夜,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閒話。 我只記得,他家大客廳裡有似乎用金絲絨裝針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記。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做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後,我每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攀溯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閒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麼多報刊雜誌,似乎只定有一份北京日報。 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攀溯仔細看後,連呼:「誒,伯駒啊,你來看,這孩子,畫得滿可以的。」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我每畫完一張,攀溯看後,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攀溯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誇獎,也不批評,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 忍了好久,我終於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 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他當老師啊,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因應,或者告訴你,什麼樣的詩纔是好詩。 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他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的喊著潘怡,潘怡。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係跟著也就變了。 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怡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閒話,後來,除了說閒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怡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 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後,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閒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尤其喜歡談戲。孟曉東的名字,虞書嚴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裡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的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 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因為保學之事,怎麼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 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掛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識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 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出她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她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認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後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麼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 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 而所擔任的北京奇異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並無實惠。 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碎關係,並將家裡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需從家底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 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麼拉怎麼哄,也不起來。 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週日,我向潘素學習淺降,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打工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復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啊,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裡,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麼事啊,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喫飯去,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錶,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呢。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話劇,儘管嘴裡還在嘟囔。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幣歸來,可能家裡的菜還沒做得呢。 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代貿後,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喫飯,就是佐以餅乾或麵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 小芸,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麼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 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急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低安門南大街,又走過井山東街。張伯駒遠衝在前,向著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 天氣轉暖,太陽高雪,幸好我穿的不多。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蛾腳的汗珠對我說,哎呀,只要上街,你張伯駒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駒一個樣。有一年春節,前家逛廠店的舒四,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我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倆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隻呆頭鵝,四隻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 回到家裡,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後不再與他同行了。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 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啊,去歐美同學會。你張伯伯呀,喜歡喫西餐。從後海到南合巖,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幹嘛不坐車呢? 我心裡這麼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居的身後,走著,走著。阿彌陀佛,終於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士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 在吩咐幾句之後,涼菜、湯菜、熱菜、麵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這裡,也是父親常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喫點什麼,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居,沒有問我想喫什麼。在小心翼翼中,我喫完屬於自己的那份西餐,並恭敬地向他倆道謝。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居立即對我說,"小於,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後地向北走著。張伯居的鬢髮,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裡,我感到了累。小腿痠,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 看來,喜好與性質,對張伯居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鍊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唉,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喫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餚,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世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精細。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居,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 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長竈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一個週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居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假襖,一席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攀素的白膝交好,應稱的分外動人。 離喫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閑談,由於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在一番寒暄和閑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話,請他過目。張伯居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嗯,東西不錯。」 雖然屬於張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佈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居又轉身對我說:「小玉,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 他告訴張伯居:「哈,我主要是藏書,其次纔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呢,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出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現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 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種行為。西帝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君,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 就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書買畫,健身也很支持。是啊,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 啊,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居點點頭,父親凱然道:「唉,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 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居:「你覺得劉海素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志柳都不錯。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素和朱光前,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 可是解放後呢,因為政治歷史原因,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麼作畫作學問? 1956年冬天,我和彭真一到出國的時候,跟她談了談楊孝天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願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 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漫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 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後,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素和朱光前的處境。 有政治歷史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 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係到人的後半輩子,關係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的發展。 那後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啊,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纔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是反右。 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後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素、朱光前還要糟糕。 而後,他們的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 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學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魯生,再拉上李任潮,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 後來又與葉公綽、汪慎生、王雪濤、徐彥孫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就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 結果呢,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之外,其餘一概化為右派。 唉,葉公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 你和京劇團的葉勝蘭、葉勝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或者參加農工組織的民放座談會,也都化成了右派。 總之啊,這些事,使我的罪咎心情永難消卻。 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你捐獻了那麼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 張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 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麼,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化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 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 我是個散彈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 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龍基,還是北伐名將黃其翔,只要提及自己的話誘,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 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 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 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麼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 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龍基、黃其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爸翹起大拇指,讚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 父親問:「袁克定後來的情況怎麼樣?」 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他開始侃侃而談。 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自己也深受榮華富貴。 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愈下,手頭拮据。 那時他還想通過關係,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世在河南的家產。 老蔣沒答應,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 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齡勸克定把張德桓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 袁家的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贊同的慫恿的頗多。 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藉機能分得些條子罷了。 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 當時佔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爾,由於從前與老袁認識, 所以在網羅到吳佩孚、金雲鵬之後,還想籠絡袁世之後,尤其是長子克定。 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 克定曾幾次向我談到這件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才緣, 但也從此當了漢奸,德不嘗失,學技不幹,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裡,不無感慨地說, 人知梅蘭芳蓄虛明智,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氣節的。 可惜啊,知之者甚少,後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 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 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藝術, 我們家裡的詩詞書畫,閒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 後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裡。 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那他的生活由誰負擔呢?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啊,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 這還是張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的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譽,按月發下的生活費。 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 我既把他接到家裡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 張伯駒說話的口氣,平靜如水,清淡如雲。 可我扳起手指一算,原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 這樣一件天天費神花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麼,也得在人面前唸叨唸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