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老舍:文藝界盡責的小卒

文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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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四年臘月二十三,
公曆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
北京城西戶國寺附近的小羊圈衚衕裏,
一個男嬰在西樞的鞭炮聲中降聲。
第二天便是立春,
爲討個彩頭,
在皇城當護軍的父親舒永壽給兒子取名慶春。
然而,慶春並未迎來生活的春天。
他出生的舒家是滿族正紅旗的貧苦旗人,
父親每月三兩響銀便是全家六口的生計所繫。
更大的陰影在一年後籠罩下來。
一九零零年,
八國聯軍攻破北京,
父親舒永壽在守衛正陽門的巷站中身受重傷,
最後死在一家糧店裏。
母親的頂針從此再未離手,
他靠替人將洗縫補,
獨自拉扯着兒女。
童年的大雜院生活,
讓年幼的慶春過早的熟悉了車伕、
手藝人、小販這些掙扎在底層的面孔,
也竟然在曲藝、戲劇這些市井藝術的煙火其中。
家道與國運一同沉淪。
身爲沒落其人的後代,
這份世紀末的情緒或許比旁人更添一層哀傷。
九歲那年,
一位名叫劉壽綿的大善人資助他上了私塾,
這成了他命運的第一次轉折。
後來,
他考入一切費用全免的北京師範學校,
並於一九一八年以優異成績畢業,
成爲一所小學的校長。
新青年的浪潮正在席捲全國,
但年輕的校長自稱只是看見了五四運動,
而沒在這個運動裏面的旁觀者。
他按部就班地工作,
侍奉母親,
甚至一度接受了家裏安排的婚約。
但五四的風終究吹盡了他的人生。
他辭去了收入優厚的勸學員職務,
堅決退掉了包辦婚約,
彷彿要掙脫什麼。
一九二二年,
他接受洗禮,
成爲基督徒。
可以理解他在特定人際網絡中
爲自身的社會理想和道德熱情
找到的一個精神支點和實踐平臺。
他在教會活動中
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寫作。
一九二四年,
經教會推薦,
舒慶春遠渡重陽,
前往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
在倫敦的薄霧與寂寞裏,
爲了排遣鄉愁,
他提起筆,
開始寫着《玩慢》。
他把記憶裏北京教育界的怪現狀
寫成老張的哲學,
把學生公寓的衆生像寫成趙紫約,
嬉笑怒罵,
全用北京白話。
稿子寄回上海小說《月報》發表時,
他第一次數上筆名老舍,
從此響徹文壇。
倫敦不僅是創作的起點,
更是一所思想的課堂。
他如飢似渴的閱讀,
從狄更斯的市井關懷
到康拉德的敘事藝術,
尤其是《彈釘》的神曲,
讓他震撼於林德文學的偉麗。
西方經典爲他提供了一面鏡子,
讓他開始自覺地在比較中
審視自己的文化與國民。
在《二馬》中,
他讓老馬父子在倫敦開古玩店,
通過中英兩個家庭的可笑與誤解,
探究民族性的差異。
老舍從市井的寫家,
成長爲文化的審視者。
1930年,
老舍滿懷抱負回國,
先後任教於齊魯大學與山東大學。
然而,
國內的現實是混亂的軍閥,
割據與日益迫近的亡國危機。
滿心熱望撞上冰冷現實,
他陷入巨大的苦悶。
發表於1932年的《貓城記》,
便是一部充滿憤急與絕望的預言,
對國民性的批判尖銳到讓他備受爭議。
1936年,
職業寫家老舍開始創作《駱駝翔子》。
他不再滿足於講述一個車伕的悲慘故事,
他要由車伕的內心狀態,
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
翔子從鄉下闖入北平,
他高大勤懇,
夢想着擁有一輛自己的車。
他三次攢錢,
三次失去,
兵匪、偵探並痛,
社會的不公如鐵錘般砸下。
但老舍寫得更深,
每一次打擊都在翔子沉默寡言的外表下,
引發一場靈魂的急變,
堅持善良還是順從慾望。
最終,
那個體面的、要強的、夢想的翔子,
在城市染缸裏一寸寸沉淪爲自私的、
墮落的、個人主義的陌路鬼。
1937年,
七七事變爆發,
北平淪陷。
正在濟南任教的老舍在城池陷落前一日提起一隻皮箱,
告別妻兒,
隻身南下武漢。
國難當頭,
他不能再做生活的旁觀者。
1938年3月,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
這個匯聚了全國不同派別文藝家的組織,
需要一個沒有明顯政治傾向又能任勞任怨的人來主持日常事務。
衆望所歸,
老舍當選爲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
對內,
他調和各方矛盾,
維繫團結。
對外,
他代表文學與各界周旋。
經費匱乏,
他四處化緣,
敵機轟炸,
他帶領同仁疏散轉移。
他放下正在創作的小說,
興致勃勃地寫起大古詞、快板書、抗戰相聲,
因爲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是當下的第一要務。
朋友們發現,
那個幽默的寫家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勢無鉅細、鞠躬盡瘁的總管。
1949年,
面對友人的誠摯邀請,
正在美國講學並完成四世同堂的老舍,
毫不猶豫地啓程回國。
新生的國家需要他,
他也渴望爲新社會寫作,
他獲得了崇高的榮譽。
1951年,
因話劇《龍鬚鉤》對新時代的熱情毆歌,
他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
他擔任全國文聯和作協的領導職務,
積極投身各種社會活動。
1957年,
一部日後成爲中國話劇裏成碑的作品《茶館》誕生了。
沒有貫穿史中的激烈情節,
只有玉太茶館這個方寸天地裏
三教久留在三個時代——
清末、明初、抗戰勝利後的進進出出、
浮沉生死。
從龐太監的囂張到常四爺的悲鳴,
從王立發的苦心經營到墨譚國士的紙條,
越換越大。
一部茶館的變遷史,
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史。
幽默仍在,
悲鳴更深。
所有的批判與同情都化入那爐沸騰的噬聲裏。
1966年8月23日,
他與蕭軍、駱冰機等一批作家藝術家,
在國子監遭到紅衛兵的圍攻與毆打。
次日清晨,
他獨自離家。
在太平湖畔靜坐整整一天後,
投入了湖水。
他的墓碑上,
只刻着他自己選擇的一句話——
文藝界盡責的小卒,
睡在這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