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桓靈篇 【三國·桓靈篇】06梁冀之死(二) 梁太后之死與梁氏外戚的政治定位問題

上一期談到,在劍河元年,梁冀通過劉文謀反案以肉體消滅的方式清除了從漢充帝之死到漢桓帝即位過程中的反對者們,重新加強了梁氏外企集團的權威。 當然,加強權威的措施也不只是依賴對他人的肉體消滅,就在劉文謀反案前後,分別針對個人和機構的措施也在展開。 個人方面,在劍河元年,不僅梁冀的封邑提高到了一萬三千戶,同時他的弟弟和兒子也都被封為萬戶侯,就是他的妻子孫氏也被封為襄城君,正值黛玉和長公主齊平。 另外,每年孫氏個人還能從國家財政中獲得五千萬錢的合法收入。 機構方面,在梁冀已經以大將軍身份錄上書室的情況下,繼續擴充大將軍幕府的編制規模,使得大將軍下轄官吏的數量超過了三公,同時還增加了大將軍推薦人員就任官職的名額。 所謂增大將軍府,舉高帝帽彩,官署倍於三公,意圖把大將軍幕府塑造成國家實際上的權力中心,雖然之前掌握政權的外契集團也都有過加強自己權威的舉動,但是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程度上,梁冀都超越了他們。 這個時候,由於他的職務是大將軍,因此中央武裝就算是歸他管轄的,同時呢他又錄上書室,等於是從源頭攥住了國家行政系統,國家的決策機關和執行機關就都統一在了梁冀的大將軍幕府裡,這為梁氏家族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這些加強權威的措施一般被認為是梁冀個人野心的反應,是一種掌握最高權力之後的肆無忌憚。 我們認為,從大將軍幕府編制規模的變化來看,這些措施也並不只是個人政治野心驅使下的肆無忌憚。 從西漢開始,在國家選官制度中,兩千擔及以上級別的政府負責人就有推薦人員進入行政系統的權力。 到漢武帝時期,建立規範化、日常化的查舉制度之後,這種權力也同時變成了一種義務,所謂遂供各二人以己訴謂。 以年為週期,兩千擔及以上級別的必須向中央推薦兩個人,以作為預備官吏,然後中央再根據情況給他們分配行政職務。 不過,這只是從西漢開始查舉制度的一般概念,漢代選官制度的變化要比這個更複雜一些。 比如,在查舉制度中,除了最常見以至於被當作代表性科目的校聯之外,還有一個科目叫秀才或者說貌才。 在西漢時期,秀才是比校聯更高一些的科目,在實際運作中,他們一般由作為行政系統總負責人的丞相、管轄郎官系統的光璐勳和各州次使來負責推薦。 被推薦者往往已經具備了官吏身份並表現出了一定的能力,而且在實際運作中,推薦秀才的工作也不是每年都進行。 到了東漢,推薦貌才就有了更制度化的規定,從初期的情況看,大致是這樣的。 三公、光璐勳、監察御史、司禮校尉和各州次使,他們有權利或者說有責任向中央推薦貌才,規定推薦的名額是每年一個。 其中,對三公不做任務要求,其他職務則是每年都要推薦。 原則上可以直接給貌才分配官職,這一點和需要到郎官系統進行過渡的校聯有很大不同。 也就是說,被查舉為貌才,等於是直接就任行政職務。 這也是這個科目名額比較少的一個原因,即使是三公,名額也只有一個。 梁繼的大將軍職務,在政治地位方面實際上高於三公,他擁有的推薦貌才的名額至少不會低於三公。 而從建和元年開始,不僅大將軍幕府的編制規模超過了三公,就是梁繼本人推薦貌才的名額也比之前增加了。 三公的名額是一個,至於梁繼的名額增加了多少則不清楚。 以梁繼的權威和行事方式,有可能這個名額對他並沒有實際的限制作用。 既然如此,那麼專門給自己增加這個名額意義又在哪裡呢? 我們認為,增加查舉的名額和擴大大將軍幕府的編制規模一樣,都是因為大將軍幕府已經被塑造成了國家的權力中心, 而為了更好的維持運作就必須增加人員,至於增加查舉名額也就是必要的前提之一。 除了這種技術性的需求之外,增加名額應該也有以規則之內的手段加強和宮廷士大夫的聯繫, 這樣可以一方面防止外朝反對派再次出現,另一方面也能繼續擴大梁氏外企集團的覆蓋面, 把更多的人拉進來,成為協助梁氏家族進行統治的助力。 以上的這些措施加強並鞏固了以梁繼為首的梁氏外企集團的權威地位, 無論是東漢的外企政治還是梁氏家族本身,都被推上了一個鼎盛時期。 不過,家族固然鼎盛,但是政治局面卻沒有像之前外企掌權時期那樣維持一個較長的穩定階段。 恰恰相反,梁氏外企的執政基礎很快就遭遇了嚴重危機,這就是梁太后的死亡。 漢桓帝即位的第四年和平元年的正月初二,梁太后正式下詔,宣佈結束攝政狀態, 把政權交還給漢桓帝留治。到二月二十二,梁太后就死了。 下面咱們來看一下樑太后結束攝政的詔書裡都說了些什麼, 然後再來看看梁太后之死對梁氏外企集團的影響。 梁太后在詔書裡說,之前國家遭遇不幸,先帝很早就去世了,我肩負著延續劉氏法統的重大責任。 冊立皇帝是本著為子孫後代著想的目的,而且還一邊諮詢輔政大臣的意見,一邊聽取了上天和神明的指示。 現在政治上的法度已經建立,國家也安定統一,按理說在皇帝舉行加冠典禮之後,我就應該把政權還給他了。 但是地方上還有些盜賊問題沒有被完全解決,考慮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因此我暫時延緩了移交政權的計劃。 幸好由於大臣們積極努力的工作,這些問題都被解決了。 現在人民安定,農業豐收,全國都團結在了一起,所以我想啊,鑒於周公把政權還給周成王的事蹟,以及之前閻太后把政權還給漢順帝的情況, 現在我正式把一切權力都移交給皇帝,只要宮青大臣們都能齊心協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那就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我所盼望的就是你們能忠實的做到這些,那國家就可以太平了,你們也能成就一番功業。 這個詔書的前提是,在建和二年的正月十九,十七歲的漢桓帝就舉行過家冠禮,所謂家園服,代表他已經成年,具備了接管執政權力的資格。 對於家園服,我們猜想啊,可能還是和劉文謀反案有一定聯繫。 上一期已經解釋了劉文謀反案的情況,此處不再重複說明,這裡需要說的是,劉文謀反案的發生以及後續對清河王劉算、李固以及杜喬的處理,都發生在建和元年的下半年。 從後漢書桓帝記來看,可能就是發生在這一年的最後兩個月,而到了建和二年的正月,桓帝就家園服了。 或許就是在劉文謀反案之後,對桓帝的政治身份不得不進行某種加強,這也算是包括梁太后在內的梁氏外戚對劉文謀反案中自己處置方式的某種辯護。 梁太后的詔書似乎是想為桓帝家園服之後自己還繼續攝政的行為做一些解釋,但又不僅是如此。 詔書說,皇帝的策例都是經過府政大臣同意的,但是我們知道,無論是漢治帝還是漢桓帝,其即位過程都遭到了宮廷大臣的反對,兩個皇帝的策例實際上僅代表梁太后和梁氏外戚的意志。 詔書還說,梁太后很重視法統問題,但是我們同樣也知道,就漢桓帝來說,他的即位其實是違反一般宗法繼承原則的。 詔書的後半段提到,梁太后是遵循周公和漢順帝時期閻太后的慣例,所以把政權移交給桓帝,所謂圓覽父子明蔽之意,靜沐仙姑歸授之法。 但是實際上漢順帝是通過宦官的政變才得以即位的,並不存在閻太后向順帝移交政權的過程。 另外,當時全國的情況也並不像詔書所說的那樣,民和年人,普天率土,狹爾洽同,否則包括劉文謀反案在內的各種事件也不會接連出現。 因此,從以上暴露的問題來看,梁太后的詔書並不是對現實的反應,而是梁氏外戚政治意圖的再次聲明。 在梁太后就要把政權移交給漢桓帝的時刻,梁氏外戚對自己的權力以及權力的源頭必須再一次重申、再一次加強。 包括梁太后在內,梁氏外戚的權力都是以桓帝為中心的,梁太后只是攝政。 在法理上,她只是以母親的身份暫時替未成年的兒子管理家業,而梁氏家族也只是以舅舅和長輩的身份協助母親和兒子。 也就是說,權力的源頭還是在皇帝這裡,因此漢桓帝必須是一個合法的皇帝,他的合法性也必須得到上天神明和宮廷大臣的一致認可。 而全國的情況也必須能反映出他成為皇帝是得到上天認可的,因此全國的狀態也必須得表現出一種很積極的樣子,事實如何並不重要。 在梁太后的詔書裡重申這些,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政權移交之後,通過強化桓帝的合法性,再一次鞏固梁氏外戚的政治地位。 詔書最後說,希望宮廷大臣們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所謂群公傾視,前公耳畏。 這種表述可以看作是一種慣例,但是對梁氏外戚,尤其是對大將軍陸尚書氏的梁繼本人來說,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對他輔政權力的再一次確認。 那麼為什麼梁太后要結束攝政,移交政權呢? 從後漢書《皇后記》來看,這算是意外事件,並不在梁氏外戚集團的計劃內。 結束攝政的詔書發佈之後一個多月,梁太后就死了,應該是因為梁太后的身體出現了嚴重問題,纔不得不結束攝政移交政權,爭取在生命終結之前對家族和國家做一些善後安排。 但是無論梁太后如何安排,她死後,梁氏外戚集團都會遭遇一個很難克服的問題,這就是攝政基礎的動搖。 在漢代的認識中,所謂攝政就是攝行政當國的意思,攝原本的意思就是隱持,所以漢書才形容漢會帝時期,屢後是持天下。 攝政者是被國家制度明確賦予權力,能代行君主,操作政權的人,他是從上到下公認的臨時的國家君主。 攝政者本人的上面是沒有更高權威的,在攝政期間,攝政者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威,無論是在實質上還是形式上,他的工作都不需要向任何人做匯報。 從這個特點來說,雖然上代的伊尹和西漢的霍光,這兩個執政者常常被並列在一起,不過兩個人執政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即使實際的行政權力被霍光完全掌握,但是在法理上他依然需要對漢昭帝負責,漢昭帝纔是國家的最高權威,而霍光本人的所有工作只能被定性為輔政。 這一點在漢武帝的遺詔中以及霍光的執政過程中都有所體現。到了東漢,攝政者出現的頻率就超過了西漢。 作為東漢外戚政治以及攝政集團的開端,漢河帝時期的竇太后在攝政詔書裡說明瞭攝政的基本條件。 皇帝本人年紀小,身體和心理狀態都不允許他們進行政治工作,因此,皇太后以母親的身份暫時幫助皇帝履行君主的責任。 這是東漢外戚攝政集團的組建在法理上和倫理上的依據,同時這個基本條件也指明瞭外戚攝政集團的歸宿。 竇太后說自己是且左助聽政,這就意味著攝政只是一種政治上的臨時措施,攝政集團也只是在特殊時期出現的階段性現象。 當皇帝幼年窮窮在就的條件不復存在,攝政這個行為和攝政集團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倫理上都將失去存在的基礎。 無論左助聽政的人是誰,政權終究要回歸到合法的君主,而梁太后詔書的基本思想也就是這些邏輯的延伸,所謂父子明弼,先姑歸宿。 之前咱們已經談到過,東漢時期為了應對外戚掌權現象的不斷出現以及攝政行為的頻繁發生,國家制度甚至都開始出現相應的變化。 太后攝政外戚掌權被廣泛接受成了東漢政治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情,不過這個事情的另一面則是,社會上下更加認定了外戚集團攝政的臨時性。 在漢桓帝已經成年的情況下,梁太后死梁氏外戚集團實際上就已經失去了攝政集團的屬性,梁氏家族並沒有爭取繼續攝政而是接受了這個現實。 之所以如此,可能有這麼兩個原因,一是對漢順帝時期閻太后和閻氏外戚的歷史教訓有些警惕,二是梁冀的妹妹在梁太后死前就已經成了桓帝的皇后,外戚家族的政治地位依然可以延續。 不過雖然政治地位依然延續,但是桓帝和梁冀對於梁氏家族之後的政治作用卻產生了分歧。 自己已經成年,梁太后也死了,那麼漢桓帝就已經是個完全的皇帝了,他不能不從一個新的角度去考慮梁氏家族和自己的關係,以及梁氏家族對自己的政治意義,而梁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梁太后死,梁氏家族失去了攝政權力,在雙方回歸到皇帝與外戚的通常關係之後,如何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如何操作與皇帝之間的關係,就是需要慎重對待的事情。 而桓帝和梁冀,他們兩個人可以借鑒的最近最貼切的歷史經驗,就是漢順帝與大將軍梁商的互動。 之前已經談到過,漢順帝通過宦官的政變上臺之後,在國家最高權力階層中維持了宦官、外朝公卿師大夫和梁氏外戚三者均衡的狀態,其中宦官和順帝的關係最緊密,公卿師大夫和順帝的關係最疏遠,梁氏外戚則介於兩者之間,在政治上擔負著一種兼顧上下、協調內外的工作。 在順帝執政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輔助作用,所謂經師奚然,稱為梁輔,帝委重言。 梁商是大將軍,他的女兒是漢順帝的皇后,梁冀也是大將軍,他的妹妹也是漢桓帝的皇后。 這種結構上的相似性再加上已有的歷史經驗,似乎應該引導桓帝和梁冀走向和順帝梁商一樣的合作狀態。 但是桓帝與梁冀的關係和順帝與梁商的關係有很大不同。 在之前,梁商以及梁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是在漢順帝的扶持下才得以復興的,梁商的女兒成為皇后也是順帝選擇的結果。 而漢桓帝與梁冀的關係則剛好相反,桓帝能即位恰恰是梁冀選擇的結果。 也是因為梁氏家族的運作,簡單來說就是在順帝和梁商之間強勢的是順帝,在桓帝和梁冀之間強勢的是梁冀。 這種差異的一個結果就是,桓帝和梁冀在梁氏家族該起到什麼樣的政治作用這樣一個核心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由於本身所處的弱勢地位,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漢桓帝選擇主動把手伸向梁冀。 在梁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元嘉元年,漢桓帝進一步增加梁冀的封邑,讓規格達到了東漢開國功臣鄧宇的水平。 同時在禮儀方面,更是讓梁冀和西漢開國功臣蕭和齊品,另外還以西漢昭宣時期對霍光的標準做一次性的賞賜,最後還規定在舉行朝會的時候給梁冀設立單獨的座位。 所謂入朝不屈,見呂上殿,夜暫不明,禮儀彼蕭和,西以定陶承陽餘戶,增封為四縣,彼鄧宇,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帝,彼霍光,以殊元勛,美朝會,與三公決席。 在梁冀已經是大將軍陸尚書室的情況下,作為被梁冀擁立的皇帝,漢桓帝可能是想通過給予更加超規格的待遇來換取梁冀在政治上的效忠,或者至少換取梁冀在政治上的合作,因為就在這些賞賜和榮譽的後面,漢桓帝也希望梁冀能在權力方面有所退讓,好給雙方的合作創造空間。 關於東漢時期陸尚書室的工作週期,目前並不是很清楚,不過從漢宣帝自己領導尚書機關的情況來看,西漢時期的領尚書室應該是每五天去一次尚書臺,集中處理相關的工作。 而從漢商帝時期太傅陸尚書室張宇的經歷來看,東漢時期陸尚書室的工作可能也是以五天為一個週期。 那麼,桓帝要求梁冀每十天才能入宮一次,就是在很直白地削弱梁冀的影響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梁冀原來是陸尚書室,桓帝則給他改成了平尚書室。 平在這裡是議論、評判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桓帝要求梁冀每十天入宮一次,參與對尚書機關工作的討論。 實際上剝奪了梁冀原本對尚書機關工作進行決策的權利。 而根據東漢時期尚書機關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這個決策的權利將會順理成章地回到桓帝這裡。 在這些動作的最後,桓帝還表示,要把給梁冀的超規格待遇和十日一入平尚書室的要求,作為永久性的規定向全國公佈。 總的來說,漢桓帝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尋求和梁冀對抗,而是想把梁氏家族引導為一個保衛並輔助皇帝執政的強力助手,就像漢順帝時期一樣。 而且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和通常的印象不同,雖然梁氏外戚集團處於強勢地位,但是漢桓帝也不是完全被控制、被操作的。 梁太后死後,桓帝幾乎是立刻就企圖改變舊的權力分配狀態,那麼對此梁冀又是什麼反應呢?這個問題咱們下期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