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出國夢 |穿透陰霾的舞蹈|傳記小說|文史大觀園

聽眾朋友好 請繼續收聽長篇傳記小說《穿透陰霾的舞蹈》
演播 雪莉
我下定決心 如果能找到機會觀看巴里什尼科夫的演出並與他見面
或許我能瞭解到他當年如何移民西方的內幕信息
為了這個重要目標 我立刻去找校長 請求給我一張門票
可遺憾的是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 我沒能如願拿到票
因為這種表演不對公眾開放 只有得到政府特別授權的人才有資格出席
舞蹈學校作為藝術界的一部分 通常能分到少量的票
但這些票是按照輪流的制度分給教職員工的 而這一次輪不到我
雖然遭遇了挫折 我並沒有因此放棄 我決定走後門 想辦法弄到一張票
於是我給老朋友鐘打了電話 他現在是北京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蹈演員
並計劃與巴里什尼科夫同臺演出 我急切地問他
你能幫我弄張票嗎? 讓人失望的是 連鐘也無法搞到額外的票
不過 他確實有權參加演出結束後 為巴里什尼科夫舉辦的派對
我會看看能不能幫你弄到參加派對的資格 鐘提議道
幸運的是 我最終設法參加了那個派對 但能不能與巴里什尼科夫直接交談則是另一回事
當我到達時 他被一羣人圍得水洩不通 主要是一些中共官員 他們爭相與他握手合影
我決心耐心等待 幾乎等了一個小時 期間 我的每一絲勇氣都被耗光 緊張得不行
當終於輪到我時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 只能結結巴巴地自我介紹
我是張鐵軍 來自北京舞蹈學校 握手時我感到無比的尷尬 迅速逃離了現場
那一刻 我既尷尬又難過 甚至差點哭出來
我對自己懦弱的表現感到憤怒 連一句完整的話都沒敢說
我環顧四周 試圖在人羣中找到鐘
就在這時 我看見了一個熟悉的面孔 路易斯·特納
幾個月前 我在倫敦送別會上認識的那位女士
你好 我主動打了招呼 讓我欣慰的是 路易斯還記得我
我最近剛剛接受了在英國大使館擔任文化二祕的職位
她說 我現在住在北京
那天晚上 路易斯把我介紹給了他的許多朋友
其中包括加拿大人伊麗莎白·麥卡勒姆和她的丈夫約翰·傅雷哲
約翰剛剛開始擔任《環球郵報》駐北京記者 因此也搬到了中國
伊麗莎白和約翰是非常友好 平易近人的人
儘管他們的中文很有限 但他們勇敢地嘗試與中國人交流
這讓我印象深刻
同樣 約翰對各種藝術形式的廣播知識也讓我感到驚訝
尤其是他對許多我曾參與演出的芭蕾舞劇瞭如指掌
這種熟悉感激發了我
那晚 我毫無保留地向這兩位陌生人談論了我的生活 家人 最近的倫敦之旅
以及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美國拜訪我姨媽的願望
他們聽得非常認真 出乎我的意料
他們不僅鼓勵我追逐夢想 甚至表示願意幫我實現這個願望
起初 我以為他們的慷慨提議是開玩笑的
畢竟 為什麼剛認識的人會願意提供如此巨大的幫助
他們為何要冒險 但他們的態度真誠
我在那一刻選擇相信 不可能的是 也許真的有機會變為現實
活動結束後 我迫不及待地趕回家告訴建新
激動地分享我與這對加拿大記者的幸運邂逅
他們願意幫助我 我滔滔不絕 我真心覺得他們會幫上忙的
建新微笑著回應 這確實是好意
但外籍人士不瞭解中國人出國有多難 尤其是去美國
他們一定知道要和誰談 如何填寫申請表
甚至可能在中國內部有些關鍵的聯繫人
我滿懷信心地繼續說道
建新依舊微笑 但是他知道我在堅持不現實特有的表情
他敏銳地意識到 當我認定某件事情有希望時 我絕不會輕易放棄
現在我有了希望 也有了願意幫助我的人
所以我不能讓這個機會溜走 為了確保事情順利
我第二天一早就聯繫了在英國大使館任職的路易斯特納 請求與他見面
然後我去了單位 拿到了可以參加這次會面所需的書面許可
路易斯是我的朋友 他是英國大使館負責文化交流的
我們會探討一些文化交流方面的事情 我對領導解釋道
因為這個合理的理由 單位對我沒有提出任何質疑
這讓我自由地與路易斯見面 更不必擔心有人會懷疑
當晚 我如約見到了路易斯 並告訴他 我想去美國拜訪我姨媽的計劃
順便提到了與約翰‧弗雷澤的討論以及他友善的提議
這可能對你有很大幫助
路易斯說 約翰曾經協助過米哈伊爾‧巴里什尼科夫的逃離
隨後 路易斯還建議 幫我安排與約翰見面
這個機會讓我看到了更多實現夢想的可能
幾天後 路易斯打電話告訴我
他已經安排了一次在約翰和伊麗莎白家中的晚餐
這種邀請在當時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中國人一般不被允許與外國人建立深厚關係
事實上 在文革期間 即便只是與外國人進行簡短的對話
也會被視為背叛共產主義 甚至可能構成犯罪
然而 在當前的形勢下 這種態度有所鬆動
使得這種晚餐成為可能
儘管如此 建新和我仍然需要從各自單位獲得參加晚宴的許可
同樣 我們被要求明確說明晚宴的理由及其他客人的身份
我們解釋說 我曾在巴里士尼克夫的活動中見過約翰和他的妻子
而且 這次晚餐是一次文化交流活動
因此 我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晚宴那天 建新和我乘坐公共汽車前往約翰和伊麗莎白的住所
他們的家位於一個外國人居住的專屬大院中
這個大院被高牆圍繞 與城市的其它部分隔絕
唯一的入口是由門衛把守的大門
我們覺得自己不會遇到問題
所以接近大門後便出示了我們的許可
我對門衛說 我們有公務要辦
公務?他譏笑了一聲
快速瀏覽了我們的文件後 便把他們甩回到我們的面前
粗魯地說道 中國人不允許進入這裡 他隨即命令我們離開
幸好 約翰早就預料到了我們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所以 很快趕來親自護送我們穿過這些執法者的阻攔
進入大院後 氣氛立刻變得輕鬆
而我們的友誼也在那時萌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 我們多次舉行這樣的聚會
討論旅行 討論在中國生活的種種挑戰
甚至謹慎地討論了在共產黨政權下的鎮壓問題
這是當時依然十分敏感的話題
哪怕在一個寬鬆的環境下也是如此
但在這樣一個安全的場所 在與中共沒有明顯聯繫
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方人面前
我們感到可以暢所欲言 充滿了希望
很快 我發現這種希望並不僅限於這位記者居住的外籍大院裡
而是在整個北京都悄然蔓延
當時 許多人開始私下組織
逐漸表達他們對民主的渴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人越來越多 力量也逐步壯大
最終 1978年秋季
一羣活動人士發起了大規模的張貼大字報的活動
這一行動在改革派和普通民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
很快 大字報被張貼到了西丹鬧市區的一堵約100多米長的灰牆上
西丹作為一條繁忙的購物街 極具公眾影響力 交通很方便
因此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聚集在那兒
推動政府政治變革的呼聲也越發高漲
這是自文革結束以來首次有人敢於公開發布大字報
包括建新和我在內
許多人都意識到這種行動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
我們也明白 人們可能會對此做出強烈反應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壓抑之後
民眾對變革的渴望越來越強烈
似乎已經做好了迎接改變的準備
唯一的不確定性在於 中共是否會反對這場運動
然而 鑒於中共近期在某些問題上的態度已有所緩和
許多人願意冒險一試 繼續勇敢地追求民主
隨著人們的熱情持續高漲
大規模的集會開始在西丹民主牆前舉行
許多人聚集在一起 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
不久 他們的批評甚至擴展到了毛澤東
有些人公開指責毛在領導中國時犯下了錯誤
更大膽的聲音甚至暗示
毛澤東可能是所有事情的幕後操控者
長期以來 許多中國人對這些問題心存疑慮
但沒有人敢公開表達
然而 當有人站出來表達這些意見時
其他人似乎也開始認為 解決過去錯誤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個時候 進一步的示威活動也隨之而來
包括建新和我在內的許多人
都在夜間前往西丹 聆聽激進分子的演講和討論
觀察這一前所未見的局面
隨著時間的推移 演講越來越多
激進的民主討論也更加頻繁
人們對鄧小平抱有很大的希望
期望他能推動人權和社會政治改革
然而 鄧小平卻並沒有站在支持民主的這一邊
到了11月底 政府公開宣佈
這場民主運動是非法的 對國家有害
每個單位都被指示
通知其員工遠離那些被貼上壞分子和反革命標籤的活動人士
這些標籤的嚴重性甚至超越了叛國的指控
從這一切中 曾經懷有疑慮的人現在都清楚了
中共和鄧小平不會容忍任何動搖共產主義根基的行為
這一宣佈迅速擊碎了人們對變革的希望
對於中國人來說
除了接受政府的立場或面臨嚴厲的後果之外
別無選擇
在這個事態發展後
建新第一次開始認真談論離開中國的可能性
在我從倫敦回國後的幾個月裡
建新曾偶爾提及這個想法
也曾與約翰和伊麗莎白討論過移民的可能性
但儘管如此 他的心依然屬於中國
他一直相信 尤其是在西單民主運動期間
中國人民終將獲得他們渴望的自由
當他意識到這一希望幾乎不可能實現時
他的信念開始動搖
他對我說
現在看來 與其說情況變得更好
倒不如說它會變得更糟
這讓我感到非常的憂慮
這種憂慮不僅僅是為了我自己
更是為了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兒子爽
他已經快九歲了
我無法容忍另一次革命
讓我們的生活再次陷入失控的混亂
我決心盡一切努力
移民到我在中國城牆之外發現的那個自由世界
在等待五一到來的同時
我頻繁地去大使館拜訪路易斯
然而 每次拜訪的過程都十分複雜
我不僅需要不斷地從我的單位獲得許可
還得解釋我去拜訪的原因
更麻煩的是
每次會面之後
我都必須提交一份詳細的報告
這份報告包括我何時抵達路易斯家
何時離開
有哪些人在場
以及我們具體討論的內容等
這給我帶來了兩難的局面
因為我需要在追求個人生活目標的同時
滿足政府對我的要求
比如 關於出國旅行的談話
或任何涉及中共政策的討論都是禁忌
然而 由於我在舞蹈學校的職位
我被中共所信任
這是一種優待
也是我不願意輕易冒險失去的
因此 我小心翼翼地寫著這些報告
盡量真實
但同時也確保我不暴露我的真正意圖
儘管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保持謹慎
但很快
我發現政府開始懷疑我的行為
第一次讓我意識到問題發生的是
當我到英國大使館時
門衛突然拒絕讓我進入
不久之後
我開始懷疑自己被跟蹤了
無論是下班回家
還是去市場
我總能聽到後面有急促的腳步聲
當我轉身看時
那個神祕的跟蹤者
總會迅速消失在灌木叢中
或躲進建築的陰影裡
最終 問題在我的單位浮現了
這進一步證明瞭
公安局一直在監視我每次去路易斯家的訪問
這讓我意識到
事情變得越來越危險了
我不僅要小心行事
還得找到新的策略
繼續追求我所渴望的自由生活
而不引起進一步的懷疑
一開始
我對他們的窺探行為並不太擔心
因為我的個人生活
早已被國家的顯微鏡監視著
我對便衣警察並不陌生
雖然他們很少現身
但像其他普通中國人一樣
我清楚
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周圍
隱藏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默默地監視我們的日常生活
此外
雖然與外界的接觸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
但當時並沒有明確禁止我們與外國人交流的規定
這讓我一度認為
自己可以放心地與路易斯交談
然而
到了1979年春天
事態的發展
讓我意識到
公安局日益嚴格的監督並非偶然
而是中央政府內部政策變化的前兆
當中共在西單民主牆上張貼通知
明確禁止中國人與外國人接觸時
我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最初
我還以為這些規則
主要是針對那些公開反對政府的人
與我無關
然而
很快我就意識到自己錯了
幾天後
路易斯來見我
帶來了壞消息
他說
英國大使館已經下達了指示
限制與中國公民的任何非官方接觸
我必須遵守規定
而你也必須小心
這對你來說可能非常危險
我希望你能夢想成真
去美國探望你的姨媽
但我再也沒有辦法幫助你了
聽到這些話
我感到既難過又失望
但並不完全驚訝
中共再次展現了它的強大控制力
而我曾經信任的鄧小平
也清楚表明不會有進一步的政策改革
雖然失去了與路易斯的聯繫
我的移民希望似乎越來越渺茫
但漸心終於下定決心
開始認真考慮離開中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