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訪談 | 百年藝術館的新感覺（上）

加拿大安大略省美術館的改建後重新開業,是最近多倫多藝術界的一件大事。 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爲與之相關的兩個人。 世界級建築大師Frank Gehry設計了這個建築。 個人資產世界排名第九的Ken Thompson將他自己半個世紀近三億元的收藏捐獻給了這個博物館,並出資一億元修建了這個博物館。 安省美術館的前身是多倫多藝術博物館,成立於1900年。 1966年纔有安省美術館這個名字。 最初的建築是由英國貴族Darcy Bolton的兒子在1817年爲自己的家庭建的。 佔地100英畝,是一座典型的喬治式英國花園建築,取名叫農莊。 1910年,最後一位主人離世前,立遺囑捐給當時的博物館。 到1993年的近百年間,美術館幾間擴展,具備相當規模,而2002年開始的改建計劃更使他面目一新。 這個由建築大師Frank Gehry設計的改建項目,耗資2億7600萬加元。 最主要的目的是爲Ken Thompson的珍貴收藏創造空間。 而把這兩個人物凝聚在一起的是美術館現任館長Matthew Tatelbaum。 講起這個新建築,Matthew很自豪。 這是沃爾克庭院,是在1926年那次改建時留下的。 是很特殊的地方,現在就更特殊了。 Gehry讓這裏成了美術館的中心。 就是在這種開放式的設計中,這個庭院成了各個角度的參照。 就是你走到哪裏都會知道自己的方位。 這裏是連接原有建築和新建築的地方。 當時設計師面臨的挑戰是,怎樣在原址上做一個新的展覽空間,怎樣去把兩座建築連起來。 這個就是他的答案。 我們把它稱爲巴洛克樓梯,完全都是在安大略做的。 所有的匠人都是這裏的。 樓梯的總高度有11層居民樓那麼高,所以是很高的樓梯。 你在裏面走的時候,你會是一會兒在敞開的空間裏走,一會兒又藏到相對封閉的空間。 樓梯的左右寬度,一會兒寬,一會兒又窄。 所以不是均勻的。 不是均勻的。 是很,不應該用怪異這個詞,不是怪,應該是很獨特,很獨特的空間。 我用空間這個詞,因爲它不僅僅可以把你帶到另外一個地方,而且也…… 給你一種體驗。 對,一種體驗。 在那幾段比較窄的部分,人們從對面走過的時候,可能就要側過身來。 Frank的想象非常浪漫。 他說他要創造機會,讓兩個人在這狹窄的地方相遇,心生愛意,然後相伴走過人生。 這裏是意大利長廊。 加拿大最龐大的木製建築公共項目,很有實情化意義,完全木結構。 不僅僅是起到裝飾作用,而且在結構上起到了承重作用。 高聳的流線型大梁,給人以力量,讓人心胸開朗。 這個長廊跟幾個展廳相連,所以人在展廳裏徜徉於那些歷史的畫卷之後,可以進入長廊,回到現實。 這裏又與城市完美的相連,讓人以現代人的角度,品味先人的藝術留給人的思索,然後再進入下一個層次。 這樣的時光交替,給人以時空的張力。 爲什麼叫意大利長廊呢? 是因爲一位原來的董事,現在的董事會主席,是意大利加拿大人。 他會到24位同鄉,每人和他們的家庭,捐獻50萬加元給美術館的感謝。 爲感謝和紀念他們的慷慨善舉,就取名叫意大利長廊。 你可以看到這個建築使用的語言是什麼,它用的是光,是漂亮的山木,是那種大氣的空間。 所以你不能走到哪個角落,它都給你那種真正長安的感受。 這次鄧恩格里來做這個項目是很了不起的,他是什麼時候開始參與的呢? 是開始計劃的早期,最早期了。 那麼具體計劃的是個什麼項目呢? 是爲一組珍貴的收藏,創造足夠的陳列空間。 因爲湯姆森家族的人找到我們了,跟湯姆森把他的收藏品捐獻給了我們,非常珍貴。 那麼我們就要考慮把它們擺在哪裏。 所以說是在最早的籌劃階段,是在2000年的年底,或是2001年的年初吧。 你們三個人開了個會。 對,我們決定請弗蘭克·蓋瑞,第一,因爲他出生在多倫多,雖然離開的時候很年輕,但他是在這裏出生的。 而且那時他還從來沒有在加拿大做過一個主要項目。 爲他的家鄉。 爲他的家鄉,甚至在加拿大任何地方。 一般說來,做這樣的工程,找設計師有兩種途徑。 一個是你搞設計競賽,很多建築師都來參賽。 另一個途徑就是委任,你可以直接選定一位建築師,告訴他。 我們信任你。 對,我們信任你。兩種方式各有千秋。 但我們認爲,我們如果直接去找弗蘭克·蓋瑞,告訴他我們想要的是什麼,這樣就會與他本人建立更深的關係。 最終會達到最好的結果,所以就選擇了這條路。 後來我們去見他,看他是不是有興趣,他非常高興。 能夠爲多倫多做些事情,很感興趣。 過程中我們發現,他早年與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就是從我們這個展覽館開始的。 這件事後來真的成爲了激勵我們的動力。 如果十歲的弗蘭克·蓋瑞住在今天的多倫多, 我們怎麼樣爲他創造一個獨到的藝術世界,讓他感受到藝術神奇的魅力。 這樣的願望一直在激勵着我們。 是一種非常溫暖和真摯的感情。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當彼此建立了這種工作上的合作關係之後, 你是從頭到尾就維持這樣的工作關係呢,還是使他變得更深更好。 從弗蘭克方面說呢,他是全身心投入到這個項目上, 因爲這是他童年的一部分,他也向我們保證他會密切參與。 後來他也確實是從頭到尾一直參與, 確保建築和設計的一致和完整。 他真的很喜歡自己的這個作品。 那麼人們會問,Frank Gehry如何影響了展覽館的改建呢? 一開始我們與弗蘭克一起花了大量的時間來探討, 確認我們計劃的目標,就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展覽空間, 要展出什麼樣的藝術,還有我們希望觀衆獲得什麼樣的感受和體驗。 還有諸多的限制。 對,在這個設計上,他的難題是, 如何在原址諸多限制的基礎上週全地考慮到各個方面因素, 再通過建築表達出來,預算倒不是太大的限制。 當然我們還是很專業,計算很精細,時間也不是個大問題。 而恰恰展覽館的老建築和地盤是最大的侷限, 因爲我們既不能向南面的公園擴展,也不能向北面的街道上擴展。 總不能建在丹巴斯大街上。 就是,弗蘭克時常會半開玩笑地跟我們說,這個設計真是很難啊。 也不能太高。 可是還不能太高,因爲陰影的關係。 他說難的時候,我們會說,所以我們才請了你呀。 這樣他只能又回去再想辦法解決。 最後,真的就像小孩玩的拼圖一樣, 你拿着這一塊要給他找到合適的位置, 真是要經過一番周折才能想出最好的畫案。 爲什麼說由弗蘭克·蓋瑞來做設計,我們會感到很幸運? 不是說我們很關心建築的外觀會是怎樣, 這個我們早就有信心。 弗蘭克的作品一定會非常漂亮。 真正難的是怎麼設計室內的空間, 使所有的展覽間的安排都符合邏輯, 讓人們可以輕鬆愜意地在其中徜徉, 感受那種受到歡迎的感覺。 你如何真正創造這種感覺? 人們來到這個公共場所, 他們感受到的是這個地方歡迎你來, 這既是一個建築設計問題, 同時也是一個公衆服務的問題。 太好了! Matthew,在您做館長的期間, 美術館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巨大的改建, 那麼這個成就真的讓人對您這個館長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談談您自己的經歷好嗎? 好吧, 我一直在安省美術館做館長超過十年了, 在這之前是做美術館的副館長, 專門負責管理的藝術品, 也就是負責專業的方面。 我是在多倫多長大的, 這裏是我的故鄉, 也是Frank Gehry的故鄉, 也是Ken Thompson的故鄉, 所以這也是相親了, 是家鄉變得更美好, 而且我們三個在一起, 想着如何能真正地改變這個城市, 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 我是在多倫多市中心長大的, 我父親是個畫家, 所以我成長在一個充滿了藝術的家庭, 藝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最初的記憶, 我的意思是講藝術家的重要性, 藝術創作的重要性, 以及藝術在幫助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上的重要性, 所以那些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直都是這樣。 我回到多倫多之前, 在波士頓待了一段時間, 在一個展覽館做分館長, 那時我主辦展覽啊, 爲藝術家做宣傳啊等等, 在那之前, 我也在一些加拿大的藝術館中工作過, 如Saskatoon省, Saskatoon的蒙德爾藝術畫廊, 還在安大略省的倫敦工作過, 再往前呢, 我在英國倫敦讀過研究生, 所以當回到多倫多的時候, 就帶來了一些外面世界的經驗, 所以這是看多倫多的角度就不同了, 當然和小時候在這裏成長時, 眼光就不一樣了。 這樣說吧, 與Ken Thompson, 與Flanker在這個項目中的合作, 是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