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附錄 【三國·附錄】20從三公府到尚書檯(七)錄尚書事與中央政府組織結構,以及東漢皇權的定義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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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次觀看·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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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們來看一下
東漢陸尚書室制度的影響
以及皇帝的定義問題
上一期談到
在漢章帝時期
東漢產生了讓三公兼任太傅
和陸尚書室的制度
或者說
新漢時期的領尚書室
被東漢恢復了
我們認為陸尚書室的恢復
以及讓三公兼任太傅
和陸尚書室的做法
可能和漢章帝本人的情況有關
光武帝是開國之君
之後的漢明帝
即位的時候也有30歲
而作為國家的第三代君主
漢章帝即位的時候
只有19歲
這種情況下
作為輔政大臣的太傅
他所起到的政治作用
就要比之前成年皇帝
即位的時候更加重要
就像之前所說的
太傅的本職工作是引導皇帝
而這種引導
他的實際內容
主要指的就是幫助剛即位的皇帝
熟悉他的工作
對東漢來說
這個工作基本上
就是通過尚書機關提供的奏書公文
來瞭解國家指揮國家
所以讓太傅兼陸尚書室
以此去引導
或者說培訓新皇帝的工作能力
就成了一件有必要的事情
由於太傅人選的年齡
一般都比較大
所以等到太傅這個職務
隨著太傅本人自然消失
橫在皇帝和尚書機關之間的陸尚書室
也就跟著一起消失了
而皇帝就剛好可以接手自己的本職工作
在此期間
太傅的經驗或者地位
還可以為新皇帝提供一些政治保護
同時
由於陸尚書室是出自三公
所以他們在通過尚書機關
當然這些只是我們的一種猜想
不過不管事情的原因是不是這樣
發生在漢章帝時期的變化
比如太傅兼陸尚書室
比如太傅和陸尚書室的人員從三公中來
這些在之後就成了東漢政治生活中的慣例
所謂美帝初即位
擇至太傅陸尚書室
從陸尚書室的第一次設立或者說恢復設立
我們可以看到東漢陸尚書室制度
相比西漢的嶺尚書室制度
所具備的兩個不同特點
一
西漢時期基本上都是單獨一個人
長期擔任嶺尚書室
而東漢則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沒有把陸尚書室的權力單獨交給一個人
之後
除個別情況之外
一般至少有兩個陸尚書室同時存在
而且由於對人員的刻意選擇
實際上限制了陸尚書室的存在時間
這一點在東漢的前期尤其明顯
二
西漢的嶺尚書室來自皇帝近身侍從
外戚和宮內官署負責人
而且他們都是以軍事職務的身份兼領尚書室的
東漢陸尚書室的人選則基本來自三公系統
或者說來自行政體系
以上的這兩個特點在之後的發展中
又大致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
尚書機關在最初的時候
只是一個歸屬少府管轄的提供宮廷服務的部門
後來從漢武帝時期開始
他們逐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運作
不過並不能參與政治決策
實際上也仍然還是一種宮廷奴僕的身份
甚至於尚書機關的管理者有時候也可以讓宦官擔任
到了東漢由於要和皇帝進行工作對接
所以尚書機關在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
比西漢時期進一步提升
但是他們的身份也依然是屬於少府轄轄的服務機關
最起碼在東漢前期
尚書臺的工作人員也依然被皇帝當作近身的奴僕來對待
比如官武帝和漢明帝就曾經不止一次的毆打過尚書
漢明帝甚至還有親自動手打人的記錄
也就是說在東漢前期
皇帝們並沒有把尚書臺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機關
因為事情都是自己做決策的
尚書機關只是提供初步的意見
並不能左右事情的結果
雖然在流程上皇帝是通過尚書臺去指揮三宮系統的
但是從皇帝的視角來看
他是直接指揮三宮系統的
這是他們把尚書機關工作人員當作奴僕看待的一個原因
雖然尚書臺的政治身份比較低
但是由於後來太傅監錄尚書室制度的確立
以及太傅合錄尚書室的人選又總是從三宮系統產生
或者由三宮系統特別是太尉兼任
因此尚書臺就慢慢地擺脫了奴僕的地位
不僅如此
在運作上
以尚書臺統三宮府也變得越來越順暢
或者說兩套體系越來越表現出一種融合的趨勢
比如作為尚書臺最高長官的尚書令
他的人選背景就是觀察這種趨勢的窗口
在東漢有明確記錄的44任尚書令中
有20%是從地方政府遷調過去的
其中包括了郡國首相和周刺史
有13%是從尚書臺內部升上去的
其餘的則主要來自三宮系統管轄的中央官署
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來自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宮內官署
比如御史臺
直接由皇帝侍從升任尚書令的就更少了
目前能看到的以侍中身份就任尚書令的只有一個尹勳
不過這已經是漢陵帝時期了
而且在44任尚書令中
有36%的人最後轉到地方上擔任郡國首相去了
有29%的人轉到了三宮系統下的各個中央官署
這還只是尚書令的情況
而從尚書臺其他職務的情況來看
大體也是類似
從光武帝時期開始
以查舉制度選拔到中央來的校聯充實尚書機關
就是習慣做法了
而且至少從漢張帝時期開始
就出現了尚書令以下的尚書臺工作人員
轉到地方上擔任縣級單位主管的事情
而把以上的情況綜合起來做一個概括就是
從太傅、陸尚書室到尚書機關裡
自尚書令以下的工作人員
再到三宮系統裡
從三宮到九卿的各官署長官
乃至於地方政府裡
從郡國首相到縣令、縣長、縣衛、縣城的各級負責人
他們之間的流動是無障礙的
而且是制度化的
也就是說
這幾個系統之間再慢慢的結合為一個集體
權力越來越向著尚書機關集中
尚書臺越來越像是這個集體的首腦
因為問題要在這裡匯集
決策要從這裡發出
至於其他部分則越來越向著執行部門的方向發展
這一點從尚書臺職權範圍的擴大上也能看出來
從之前所描述的尚書臺內部各單位的工作內容來看
他們主要是被動的接收各機關單位或者個人的奏書公文
然後對公文進行審查
給出初步的意見
再然後這些意見和文件再交給皇帝做最後裁決
最後他們把皇帝的裁決向下傳達
就形成了正式的行政命令
而隨著時間的推進
尚書臺就開始反過來主動向下參與具體的工作
比如民曹除了審查基層官吏和個人的奏書之外
他們的工作還開始涉及工程的建設、維護、研業
皇家園林等等更具體的事情
其中工程方面原來是司空的本職工作
民曹監管了這些事情
等於是分割了三公系統的權力
尚書臺的人數有限
他們只能使用原來的系統去操作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隨著尚書臺職權範圍的擴大
其他機關尤其是三公系統對具體事務的推動和監督權
也將陸續轉移到尚書臺這裡
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三公系統的作用
也就越來越向著單純執行機關的方向演變
這就為未禁之後三公府的取消
尚書機關直接對接各個具體機關提供了基本條件
三公府的職權都向著尚書臺集中
是尚書機關包括陸尚書室的權力在擴大
不過這更是皇帝的權力在擴大
皇帝自己對接尚書臺的工作
尚書臺的權力全部來自皇帝的直接授予
而陸尚書室在制度上又是為皇帝提供工作輔助的
那麼權力向他們的集中等於是向皇帝集中
剛開始的時候是皇帝通過尚書臺指揮三公府
然後三公府再具體執行皇帝的意志
而隨著尚書機關職權範圍的擴大
皇帝實際上開始自覺不自覺地
通過尚書機關跳過三公府
西漢時期政府的決策和執行在丞相府或者說在二府
後來就變成了決策在皇帝在內朝
執行在外朝在三公
而到東漢中期之後
決策和執行就都被皇帝一個人掌握了
皇帝自己變成了政府的領袖
他原本就具備最高決策權
現在連執行的問題也漸漸地
被他通過尚書機關抓在了手裡
比如尚記工作
在西漢的時候
對地方政府尚記的審查主要由丞相負責
皇帝雖然有時候也會審查尚記
但是並沒有常態化
而到了東漢時期
尚記工作依然還是由司徒負責對接
不過皇帝每年接見各郡國派出的尚記吏
就變成了一種長期執行的制度
西漢的時候
所謂中央政府
它的表現形式就是正在二府
高層政治以丞相府和御史府為中心進行運作
而經過多次變革之後
到東漢
中央政府的表現形式就轉化成了
正在皇帝本人
以及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尚書臺
概括來說就是
皇帝和尚書臺就是中央政府
誰是皇帝
誰就能控制尚書臺
接著就能控制國家的全部政府組織
那麼反過來
只要控制皇帝這一個點
就能控制整個國家
東漢的外戚就是這麼做的
東漢尚書臺和領尚書室制度的
第二個方面的影響
就體現在外戚問題上
鑒於外戚最終顛覆西漢政權的歷史教訓
東漢從建國階段開始
就儘量從制度層面上
限制外戚對政府工作的參與
這一點在漢章帝時期
馬太后的事蹟上有很多體現
漢章帝剛即位
就以三公作為太傅和陸尚書室
應該也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在西漢時期
讓外戚以軍事職務兼領尚書室的身份
擔任輔政大臣
是一種通常做法
而東漢從漢章帝時期開始
三公就任陸尚書室和輔政大臣
就成了政治慣例
也就是說
東漢在國家制度層面上
沒有外戚家族直接參與
高層政治運作的空間
不過這個情況很快就在之後的
漢河帝時期被打破
漢章帝之後是漢河帝
他即位的時候只有十歲
如果說漢章帝以十九歲的年齡即位
沒有什麼政治經驗
所以需要三公以太傅和陸尚書室的身份
輔助他
那麼只有十歲的漢河帝
他不僅無法對接尚書機關
就是連他自己也是一個
需要別人照顧的狀態
如果按照西漢的傳統
這個時候就需要把管理國家的權力
交給一個大臣
讓他去代行皇帝的權力
等皇帝長大之後
再把權力收回
比如霍光和王莽
不過也就是在這兩個例子中
皇帝是很難再收回權力的
而且還有丟失政權的風險
可能就是為了預防這種風險
竇太后選擇了自己代行皇帝的權力
在一般情況下
皇帝在工作上主要依靠的是尚書機關
但是當太后代替皇帝行使最高權力之後
由於他不能像成年皇帝那樣
自然地和尚書機關進行工作對接
所謂內外陳寥莫有親接
所以為了方便權力的行使
在晉中在他日常生活的地方
就組建了一個小規模的私人參謀團隊
就如同竇太后在《攝政詔書》裏所說的
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段
而在內部輔助他的、幫助他做判斷的
就只能是他生活上的身邊人和孃家親戚了
也就是宦官和外戚
尤其是外戚
而這也就意味著
一、被光武帝廢除的內朝制度在事實上恢復了
二、作為決策者的皇帝
決策和執行合一的體制被割裂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
就像前面所說的
從尚書臺到最底下的郡縣
它們已經在慢慢地融合為一個整體
這種情況下
皇帝和尚書臺的分離
等於是皇帝和宮牆之外的一切力量都隔絕了
除非皇帝本人主動
否則外部的一切力量
在制度上都無法突破宮牆
主動對皇帝施加影響
而外戚家族以皇太后為中心
組建了內朝之後
立刻就以最高權力的名義
通過尚書機關實現了對政府的控制
比如第一個上臺的鬥士外戚
他們就通過太傅監錄尚書室的鄧標
很順利地控制了內外事務
這就是對上面那個概括的實際驗證
皇帝和尚書臺就是中央政府
誰是皇帝誰就能控制尚書臺
接著就能控制國家的全部政府組織
由於外戚在制度層面上不能直接控制尚書機關
但是尚書機關又是隻聽皇帝的
所以他們就更傾向於把權力向進中集中
向一個更小的私人團體集中
然後這個團體再以皇帝或者皇太后的名義
去指揮尚書機關實際行使權力
後來在反對外戚掌權的時候
在外戚通過皇帝名義控制尚書臺
進而掌握政府的情況下
作為失去最高權力和一切外部力量都隔絕的皇帝
他們不得不依靠身邊的宦官來組建自己的參謀團隊
當消滅外戚奪權成功之後
雖然皇帝突破限制可以和尚書機關直接對接了
但是繼續讓身邊的宦官提供參謀意見
還是形成了一種政治慣例
也就是說
在以皇太后為中心
以外戚家族為主體的內朝形成之後
以皇帝為中心
以宦官為主體的內朝也在禁中出現
而這些對尚書臺來說就意味著
在外戚和皇帝的較量中
無論最後誰來行使最高的決策權
原來的狀態都無法恢復了
在尚書臺和皇帝之間
始終存在著一群比他們更接近最高權力
更能影響最高決策的人
要麼是外戚家族
要麼是宦官群體
就如同前面所說的
從郡縣到尚書臺
他們正在逐漸融合為一個集體
只有尚書臺和皇帝直接對接的情況下
這個集體才能實際地參與國家的最高決策
所以僅僅從組織關係上來說
他們就要反對一切把尚書臺和皇帝
隔絕開的人或者集團
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或者別的什麼
所以他們就傾向於把皇帝從禁中拉出來
拉向臺閣區
拉向宮廷大臣們中間
或者讓自己進入禁中
實現和皇帝的直接對話
再或者乾脆打破一切限制
重組系統
這三種途徑在漢末的時候都被嘗試過
對於宦官和外戚來說
他們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益
以及圍繞他們而形成的勢力集團的利益
這些都要通過尚書機關以下達皇帝命令的形式
才能動員各級政府的力量去實現
因此他們也就不斷地嘗試往尚書機關滲透
以求保障並擴大這種權益
結果是從漢順帝死後
宦官和外戚就陸續突破了以往的政治慣例
開始試圖直接掌握尚書機關
就是因為尚書機關對各方面來說都是如此重要
以至於在擁立漢順帝劉堡的政變中
宦官還專門劫持了尚書機關
讓他們跟著一起行動
到漢陵帝時期
在鬥武陳藩事件中
宦官們的應對也是先控制尚書機關
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就是
尚書機關已經成了國家最高權力的一部分
只有尚書機關撰寫並發出的詔書
才能代表最高權力的意志
而當各種衝突發展到後期的時候
作為矛盾中心的尚書機關
他自己甚至都開始主動預謀發起政變
以恢復自身的政治作用
這纔有了太傅監錄尚書室的陳藩
與鬥武合謀清除宦官的事情
以上就是漢代政權的高層結構
從三公府到尚書臺的大致演變過程
如果要對這個過程或者這個過程的意義做個總結
那麼或許可以這麼認為
項權和皇權的關係問題
開始與皇帝制度進入長期運行的漢代
這個時期皇帝與國家的關係
皇帝與政府的關係
皇權與項權的關係
決策與執行的關係
都還處在探索階段
都還在調整的過程中
如果說漢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
從三公府到尚書臺的變化
是皇帝權力剝奪丞相權力的過程
那麼皇權進行剝奪的具體手段
就是讓自己成為項權
或者讓皇帝本人取代丞相
成為對實際政治活動負責的人
在之前曾經談到過
皇帝作為新出現的事物
大家必須要為他尋找意義
尋找填充他的內容
或者要說清楚他是什麼
而從漢代中央政府組織結構的演變結果來看
關於皇帝是什麼的問題
在漢代的現實政治層面上
他的更具體的回答可能是
皇帝就是實際控制中央政府的人
實際控制中央政府的人就是皇帝
到此為止
秦漢時代皇帝身上神祕化
神聖化的色彩就已經所剩不多了
之後各種力量則是持續錘打皇帝制度
並在不知不覺中塑造出新的外在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