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3】王安石變法前的積累：三條路線的抉擇

王安石變法以前的危機，其實與明朝有許多相似 比如大量沒有薪水的吏員 還有與洪武制度下的配戶當差非常相似的各種差役 理解王安石變法，也有利於理解洪武型制度的缺陷 前兩期視頻，我們談的其實都是王安石變法以前 北宋已經積累起來的政治和經濟危機 而這些問題到了宋仁宗寶元康定以後 已經不再是幾個彼此孤立的弊端 而是逐漸連成了一片 對內，冗官冗兵冗費的問題互相拖累 龐大的官僚和軍隊不斷吞噬國家財政 地方吏治賦役等問題又不斷把壓力向下傳導 對外，西夏崛起以後，西北戰事持續不斷 遼朝也趁北宋內外交困之際施加壓力 到了這個時候 北宋原來依靠祖宗成法維持下來的這套統治方式 已經越來越難以應付新的局面 因此，從宋仁宗寶元康定以來 隨着內外矛盾不斷發展 朝廷中的一部分官員和士大夫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 北宋已經不能再完全按照原來的方式繼續統治下去了 改革開始從一些士大夫的個人主張 逐漸變成朝廷不得不正面面對的問題 但是這些人當中，有改革派 比如范仲淹富弼，也有偏向保守的蘇軾 還有高喊要復井田抑制商業的周禮派 比如李覯 慶曆三年，宋仁宗將范仲淹富弼等人招入中樞 又不斷要求他們針對當世急務提出具體辦法 范仲淹隨後上呈打手詔，條陳時事 一開頭就把北宋當時的問題說得非常嚴重 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厚於下，民困於外 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裏所謂更張，指的就是原來的制度 已經無法繼續照舊維持下去，必須有所改變 慶曆三年，宋仁宗將范仲淹富弼等人招入中樞 又要求他們針對當時的政治弊病提出改革辦法 因此，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開始了 但一切政策的執行，最後都必須依靠官僚體系 如果官僚機構本身已經出了問題 那麼其他改革即使設計得再好 也很難真正推行下去 所以要穩固統治 首先需進行官僚政治的整頓工作 這是一切改革的基礎 所謂欲正其末，必端其本 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因此，范仲淹的十項改革事目 其中五項便是針對當時官僚制度提出的 范仲淹看到 冗濫的恩蔭制度是造成冗官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而提出易僥倖的事目 大大削減高級官員的特權 以使官塞冗下的問題多少獲得解決 范仲淹認為現行的以詞賦取進士 以墨義取諸科的科舉考試制度 不能選拔真正有才能的官員 因而提出經貢舉的事目 強調從州縣之學到科舉考試 都必須貫徹教以經世濟用之業 取以經濟之才的原則 才能服從官僚政治的需要 范仲淹認為現行的文官三年 武官五年遷敘的磨勘法 徒使資參素祿的庸才遷易不已 徒使權勢子弟包攬要職 而對於私興利除弊的官員則是一個嚴重限制 因此他提出明黜陟的事目 吏主按照官員的實際表現 而不是按年資來續遷官職 范仲淹指出諸路監司州縣之官 懦弱者不能簡吏，得以度民 強幹者為是近名，率多害物 是形成地方政治腐敗的重要原因 因此他提出擇官長的事目 主張撤除那些貪污無能的官員 選拔一些精幹的官員充任 爲了使貪污的風氣有所改變 范仲淹還提出軍功田的辦法 使州縣官員在職期間 除了正俸之外 還能有職田收入作爲補助 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 這樣纔能有效的滋其廉潔，督其善政 透過上述范仲淹的改革主張和措施來看 對官僚機構的整頓不僅可以防止增加過多的冗員 有利於國家節制開支 而且也能夠使官僚政治多少得到改善 讓厚農桑減徭役這些政策真正執行下去 減輕一些農民的負擔 從而有助於發展生產 並使農民各獲安寧，不造禍亂 緩和農民的反抗 通過這幾方面相互作用，官僚機構的整頓 最終達到穩定封建統治的效果 還應該指出義僥倖和經貢舉這兩個項目 還有另外一層作用和意義 就恩蔭之制的性質來說 它多少維護了中級以上 特別是高級官員世代爲官的權利 因此它也不能不成爲前代士族門閥的幽靈 在政治上的一個反應 范仲淹的異角性 既然給這樣一個制度加上了一定限制 那就必然使大多數地主是大夫 特別是中下層地主 使大夫的政治道路更加開闊 而經貢舉實際上也是讓所有地主使大夫 在科舉制度面前獲得更加平等的待遇 因此同樣有利於中下層分子 這樣看來，以范仲淹爲首的改革派 他們的改革對於中下層是大幅是十分有利的 結果也就很顯然了 當上述改革真正付諸實施以後 范仲淹派立刻遭到了強烈對抗 有的官員比如張德象之流 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反對 卻在一旁靜觀改革失敗 並在失敗之後加以冷言譏熱潮 而那些受到限制的皇親國戚和大官員 以及那些被撤除職務的官員 則結合到了一起 相與同口攻擊范仲淹交結朋黨 有害於專制主義統治 同時由於改革醞釀的不夠成熟 改革派自身的力量還極爲薄弱 而且宋仁宗又沒有給予足夠有力的支持 於是，所謂慶曆新政 在反對派的一擊之下 便曇花一現般的消逝了 范仲淹派的改革雖然失敗 但卻給後來主張改革的士大夫留下了若干教訓 比如用什麼辦法整頓官僚機構 才能讓它真正成爲適應改革要求的工具 以及改革不能只依靠少數人 只有吸收更多是大夫 並且取得皇帝的有力支持 改革纔有可能繼續進行下去 在范仲淹等人看來 官僚政治的整頓僅僅是改革的初步 並不代表財政經濟等方面就不需要調整了 同范仲淹派在政治上有密切聯繫的李覯 就在范仲淹派改革的前後 提出了有關經濟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意見 這些意見也很有代表性 實際上，早在慶曆新政開始以前 李覯就已經陸續寫下平土書、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等文章 討論北宋面臨的土地、財政和軍事問題 到了慶曆三年，他又寫成《慶曆民言》和《周禮制太平論》 繼續系統討論國家應該怎樣富國、強兵和安民 所以李覯的這些思想 並不是慶曆新政開始以後突然出現的 從時間上看，他們與范仲淹等人的改革 幾乎是同時醞釀相互呼應的 那麼，怎樣才能富國？ 怎樣才能強兵？ 又怎樣才能安民呢？ 李覯敏銳地觸及了土地這個根本問題 他指出，在生民之道中 食雖然最重要，但並不是最根本的 土地纔是最根本的 所謂土地本也，耕穫末也 沒有田地卻讓人去耕作 就像空着手去打仗一樣，是收穫不了什麼的 土地是這樣一個根本問題 但在法制不立土田不均的情況下 無地農民就算有耕作的工具，也無法獲得收穫 這樣一來，所謂禮義也就無法約束住飢餓的農民 因此，李覯強調指出 平土之法乃是自古以來實行王政的一個開端 從這個根本問題出發 李覯進一步論述了當時土地問題的嚴重性 他說：山林守則園隰之地雖然很多 可是農民仍然食不自豐，井田制度 是宋儒經常談論的一個問題 李覯之後，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等人都曾涉及 自然他們的看法並不一樣 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那麼，爲什麼宋代是大夫這樣不厭其煩地談論井田制度呢？ 如果把他們的這些議論 單純歸結成復古主義的陳詞濫調 那就未必正確了 實際上，在這種復古主義的形式背後 隱藏着階級鬥爭非常豐富而具體的內容 前面提到過，王小波李順起義過程中提出的 均貧富，已經模模糊糊地顯示出了 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強烈願望 具有這樣時代意義的農民階級鬥爭 不可能不反映到地主階級的意識當中 從而使這個階級，至少是其中的一些政治代表人物 不得不開始考慮土地問題 所以纔會有李覯這樣的士大夫提出井田制度 試圖通過這個方案解決嚴重的土地問題 緩和農民的反抗鬥爭 顯然，宋代士大夫頻頻提出井田制度 本身就說明土地兼併已經非常嚴重 農民爭奪土地的鬥爭願望也越來越強烈 李覯提出井田制度以後 又進一步提出了實施這個制度的具體步驟 他說：要想行井田 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驅遊民 又說遊民既歸矣，然後縣人佔田 各有輕數，不得過制 遊民既歸而兼併不行，則土價必賤 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無逐末之路 冗食之輩，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力可盡矣 李覯所要抑的對象，雖然都被歸入所謂的末， 但實際上卻是兩部分人 一類是從土地上被排擠出來， 進而成爲冗食的農民， 也就是李覯所說的遊民， 他要求強迫這部分人重新回到農業生產中去 另一類則是從事土地兼併的商賈， 也是李覯所要抑的對象 顯而易見，抑制商人兼併勢力， 就是李覯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方案 而這也正是藏在復古主義井田制度外殼之下的時代內容 對於商賈以外的兼併勢力， 李覯也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緊接着上面所引的那段話， 李覯又說： 那些被趕回去的遊民，如果得不到土地， 又依富家爲僕客 則富家之役食者衆 役食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 由此可見，李覯的抑末政策 實際上是在爲某些富士提供勞動力 緊接着李覯又提出， 然後於佔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 說白了還是儒家老一套 抑制商業，把流民趕回村裏，給地主做廉價勞動力 這足以展示出李覯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 當然宋朝沒有完全這麼幹 朱元璋倒是通過抑商政策路引禁錢令等手段 把這一套相當徹底地實踐了 成功退回了周禮時代的制度 李覯提出了富國強兵和安民的政治改革主張 而這些主張能不能實現 最終都建立在土地問題能不能解決上 可是解決這個關鍵問題 李覯只提出了抑制商賈兼併勢力 對於商賈以外的兼併勢力 比如地主他不是予以削弱 而是加以確認和鞏固 這種思想的形成自然有它的社會基礎 如前面幾期所說 部分大商賈憑藉雄厚的貨幣力量 兼併了一些小有產者 同時也損害了部分地主的利益 因此同這兩者之間都存在矛盾 李覯看到了高利貸正在加速兼併 但是他沒有給出向前走的辦法 最後還是遵循儒家傳統 給出了一個向回退的方案 退到一個沒有商業社會的時代 那自然也就沒有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推動下的土地兼併了 問題是，社會制度可以退回去 朱元璋後來也確實成功做到了一部分 但是人均耕地退不回去 去哪兒找人均四十畝地出來呢？ 按照這個需求，北宋要有四十億畝耕地纔行 所以這顯然是一種空想 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了 但北宋的問題並沒有隨着范仲淹等人的離開而消失 恰恰相反，慶曆以後 前面幾期提到的那些財政軍事吏治和社會問題仍然存在 有些甚至還在繼續發展 所以慶曆新政的失敗 反倒讓是大幅改變現狀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 劉安世與馬永清論變法之初 馬永卿問：宋神宗必欲變法，何也 劉安世回答：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 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佑末年 天下之勢似乎舒緩萎靡不振 當時是大夫亦自多厭之，多有文字論列 劉安世後來其實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 但即便站在他的立場上回頭看 也承認到了嘉佑末年，北宋士大夫 對於當時這種舒緩萎靡不振 的政治狀態已經普遍感到不滿 很多人都在上書寫文章 要求朝廷有所改變 《元成語錄》中確實保存了這段劉安世 馬永卿關於嘉佑末年士大夫求變的對話 南宋的陳亮後來總結這段歷史 所以說在慶曆嘉佑年間 當時那些有影響力的士大夫 擔心的往往不是朝廷改革太多 而恰恰是制度長期不變 有改革想法的士大夫很多 這裏選幾個例子作爲代表 比如蘇軾 蘇軾在制策中 接觸了當時財政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問題 在財政經濟方面 他有所謂安萬民和厚貨財的主張 蘇軾和他的父親蘇洵一樣 認爲井田制度不可復行 所以他也反對裏購這種開倒車的玩法 但是蘇軾本身的立場又偏向保守 對於土地兼併的問題 他雖然也指斥兼併勢力的豪橫 卻同樣給不出真正的解決方案 蘇軾安萬民的具體做法之一，就是均戶口 他只是要求把一部分士大夫遷往荊襄 唐鄧徐汝陳蔡這些人口相對稀疏的地區 在荒年，也募集貧民移居 接受其田，待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 使這兩部分人安定下來 而在另外一個具體辦法叫賦役中 蘇軾也曾經指示田賦不均的現象 所謂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 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 還有有兼併之族而賦甚輕 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衆議 他甚至還譏諷那些畏懼豪強兼併 連均賦稅都不敢談的士大夫 但是蘇軾提出的辦法 只是通過買賣土地的田契來檢查土地面積 對於均田賦其實也沒什麼用 實際上比郭創的千步方田法還退了一步 在財政方面，蘇軾認爲 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益 所以他主張通過省費用來解決財政困難 他要求皇帝首先節用 同時主張裁汰冗官和冗兵 特別是冗兵，在蘇軾看來 這是減少開支最有效的辦法 另一方面，他還要求減輕各種征斂 國家控制的各項專利制度也應該廢掉 在政治和軍事方面 蘇軾同樣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他看來當前真正需要改革的問題 不在法令法治本身 所謂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 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 失在於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 所以蘇軾對於現狀其實還是比較滿意的 覺得沒有什麼需要大動干戈的地方 比如范仲淹等人反覆批評的官僚機構問題 蘇軾就覺得這算不了什麼 當時仕宦之途雖然非常繁雜冗濫 如有治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 有服使雜流等等 蘇軾認爲這不僅沒有什麼害處 反而可以讓人將才分磨粹以求用於食 因此不但不應該縮小 反而應該進一步擴大 讓那些或出於假書薦人，甚者至於盜 賊的賢才也有機會被舉拔出來 一句話就是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 擴大官僚機構，錄用各類賢能 另一方面，蘇軾和其他主張改革的大夫一樣 也看到宋朝的軍隊已經到了 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的地步 因此他也主張改變軍事制度 針對軍隊當中的缺陷，蘇軾提出了 定軍制蓄財用和倡勇敢等改進主張 她尤其強調恢復兵農合一的制度 使民德更代而爲兵，兵德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 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 通過這種辦法來穩定地主階級的統治 卻如朱熹所說，蘇軾在制策中盡說許多 如均戶口教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 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的 可是這個看起來很熱衷於改革的蘇軾 其實並沒有給出什麼真正大刀闊斧的改革主張 可以說，他與范仲淹的改革思路之間 還是存在不小距離的 從慶曆新政開始以後的二三十年間 地主士大夫紛紛提出改革要求 試圖改變宋代積貧積弱的局面 這些提出改革要求的地主士大夫 大都來自地主階級的中下層 雖然他們的具體觀點並不一致 但是要求改革這一點卻逐漸形成了共識 這些議論慢慢匯聚成了一股力量 爲後來王安石變法的實現打開了道路 也在思想上給變法奠定了基礎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爲這些人的改革意見分歧很大 導致後來變法鬥爭真正開始以後 有些人動搖，有些人妥協 始終無法形成一個足夠堅強的改革力量 而在地主士大夫紛紛提出改革主張的同時 在一些個別局部的地區 也不斷出現革除積弊的具體措施 這些措施得到不少士大夫的稱讚 也給後來的變法產生了很大影響 最終成爲《西寧新法》的重要淵源 下面我們分幾個方面來看 先說財政經濟 如前面所說 高利貸是農民貧困破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 經常會對農民造成致命打擊 李參擔任陝西轉運使的時候 看到當地由於戍兵過多 造成糧荒越來越嚴重 於是親自審定其確 令民自引奪賣粟之盈 先代以前，四谷贖還之官 耗清苗錢實行數年以後 官倉有了餘糧 農民也減少了年息100%的高利貸威脅 後來西寧青苗法 就是根據陝西青苗錢例 發展出來的 再看差役，特別是牙前役 與洪武制度下的配戶當差非常相似 差役種類繁多，不但給人民帶來巨大痛苦 也嚴重阻礙了生產的發展 從宋仁宗晚年到變法以前 許多地區其實已經開始改革這項弊法 這些局部改革逐漸證明 出錢僱役比直接差役要好得多 也能夠減輕農民的痛苦 到了宋英宗至平年間 司馬光便由此提出了《募役法》的主張 而司馬光主張的《募役法》 同後來《西寧免役法》基本一致 馬端臨也已經指出過這一點 這就說明，《西寧免役法》 同樣是在此前這些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另外像《均輸法》同唐代劉晏創立的《均輸》 以及宋仁宗時期許元的一些成法有密切關係 《方田均稅法》則是從郭超的《千步方田法》發展而來 再來看軍事方面 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人提出用民兵代替募兵養兵的制度 民兵早在後周廣順年間 就已經在河北沿邊地區建立 宋初以來在河北陝西沿邊地區 這類民兵團體越來越多 有的叫強壯，有的稱保義 他們是爲了抗擊遼夏的侵擾而組織起來的 因爲襲其川原，食其形勢 再加上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家園故土 所以往往具有非常堅韌的鬥志 所謂以戰則立，以守則固 因此也曾經給遼夏軍隊造成沉重打擊 亡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 西夏每出，聞多禁軍，則舉手相賀 聞多當地民兵，則相戒不敢侵犯 以時數之，土兵一人，其財力足以當禁軍三人 正是根據這種情況很多是大夫纔開始提出 用民兵來代替募兵的意見 尹洙在宋仁宗時期寫過一篇《西述》 指出邊境長期屯駐重兵 是造成巨大財政開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此他主張在沿邊地區仿照唐代府兵 組織當地丁壯加強邊防 范仲淹的《論武備》 以及蘇軾的《教戰守練軍實》 也都一再強調民兵的重要性 宋代還曾經實施過吳保法 把農村居民編制起來 後來這套制度逐漸廢弛 不過到了宋仁宗時期 一些局部地區又重新恢復了五保法 比如有人知蔡州時 暗令爲民立五保，而減其法 民便安之，盜賊爲息 燕渡在陳留縣，也又行保伍法以察盜 後來的西寧保甲法，就是把邊防地區的民兵制度 與鞏固封建秩序的五保法結合到了一起 所以它同樣是在舊有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王安石用趙子己之言 行團籍保甲之法，而民病尤甚 夫強壯團結之名，在鹹平異常行之 然不過，集之以威，移敵 西寧欲廣其法於天下，使命三路進團而爲假焉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 兵不識將，將不專兵 是造成宋軍經常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針對這個狀況，范仲淹開始給武將放權 他在防禦西夏期間 將敷延路一萬八千軍隊配立六將 平時由諸將負責訓練 戰時根據敵情輪番應戰而部署 錢霞都建等人 則按照各自官階服從約束 同時握有相應職權 經過這番變革以後 約束既定，總領不二，勞逸有均，人樂爲用 當地軍隊的面貌隨之發生改變 後來的西寧將兵法 就是在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的 還有軍馬馬匹是當時軍隊非常重要的裝備 宋朝專門設置馬監來供應戰馬 可是馬監的管理非常糟糕 馬匹死亡率很高 原先一個馬監可以有數萬匹馬 後來只剩下數千匹 卻仍然佔據原來的牧地 甚至出現一匹馬佔到數十頃牧地的情況 宋真宗時期，曹瑋之秦州時就曾經試辦民戶養馬 用來補充官馬的不足 到了宋仁宗時期，宋祁又提出 不僅河北、陝西、河東這些產馬地區可以讓民戶養馬 即便京東、京西、淮北這些不產馬的地區 也可以實行民戶養馬 只有這樣 朝廷緩急差可濟用 葉清臣也曾提出 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 中戶二戶一馬，能坐至戰馬20萬匹 後來的《西寧保馬法》 同樣是從這些實際措施和建議中發展出來的 最後做個總結 就像張居正改革時期的一條鞭法 賦役折銀改革一樣 西寧變法也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 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裏 無數士大夫對於改革的不斷呼籲 再加上各地已經出現的局部改革經驗 共同給王安石變法的實際推行打下了基礎 但這也不代表《西寧新法》像張居正改革那樣 只是把前面那些個別局部的改革措施簡單拼湊到一起 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法 有著更加豐富的內容 也有著屬於自己的新特點 下期視頻 我會介紹王安石執政以前的哲學與政治思想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本期視頻的話 請一鍵三連加轉發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