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神者終成祭品！“文藝沙皇”周揚跌宕的一生：狂熱、浩劫與晚年悲歌；從主導文壇整肅到秦城幽禁9年｜長子周艾若親述：家族記憶裏那道無法癒合的時代裂痕

周揚的失落 一個家族記憶裏的時代裂痕 一 燈下的歡聲 多年以後 每當我 周愛若 閉上眼睛回想幼年 腦海裏最先浮現的 總是那間燈火通明的屋子 屋子不算大 把閒桌上擺着幾隻粗字茶碗 煙霧在燈罩下打着旋 附近的朋友們圍坐一圈 說話聲 笑聲 偶爾拍案而起的爭辯聲混在一處 熱熱鬧鬧地漫出窗簾 落在院子裏 那棵老槐樹的葉子上 我和弟弟邁克那時還小 趴在門縫邊悄悄張望 看見大人們眉飛色舞的樣子 就覺得那是世上最有趣的事情 可只要一被大人發現 立刻會有人笑着揮手 去去去 小孩子家 一邊玩去 我們便一鬨而散 跑到院子裏瘋鬧 直到夜深人靜 那間屋子的燈還亮着 人聲還沒有散盡 那時候我並不懂得 這些常來常往 高談闊論的人 日後大多會成爲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留下姓名的人物 我更不會想到 這燈下的歡聲笑語 其實是一場 巨大歷史風暴來臨前的 短暫而奢侈的寧靜 比起父親 我們兄弟三個更親近母親 母親吳淑媛出身邑陽的大戶人家 聲得清秀溫婉 說話輕聲細語 閒下來的時候 最喜歡把我們幾個攬在身邊 教我們唱歌 跳舞 她的嗓音不高 卻很好聽 唱到動情處 眼睛會彎成月牙的模樣 那些歌謠的調子 我至今還能哼出幾句 可惜歌詞早已模糊在時間深處 父親卻完全是另一副樣子 他終日把自己 關在書房裏 筆更不挫 除了翻譯電視寫作 很少與我們說笑 也很少踏出家門半步 他早年在上海求學 讀的是英國文學 在那個新舊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裏 他一頭扎進了俄國 美國 日本的文學與藝術理論 把大量西方的思潮 意界到中國來 後來他又東部日本留學 那幾年 據說是他一生中 最意氣風發的歲月 才氣縱橫 風度翩翩 一身筆挺的西裝 一條講究的領帶 增量的皮鞋 踩在東京的石板路上 閒時愛去咖啡館坐坐 也愛在舞池裏轉上幾圈 從他給我們三兄弟起的名字 就能看出他那時的心思 艾若 邁克 約瑟 一個比一個洋氣 他對中國的古典文學涉獵不深 反倒對俄羅斯文學 英美文學如數家珍 那是一種真正意義上 睜眼看世界之後的自信與開闊 可誰又能想到 這份開闊的胸襟 日後會被歷史的巨輪 碾壓成截然相反的模樣 父親從日本歸國之後 很快加入了中國左翼左家聯盟 並很快成爲這個團體的 實際領導人之一 那是一個群星璀璨 又劍拔弩張的年代 父親與魯迅 胡風等人之間 曾在上海文壇掀起過一場 曠日持久的論爭 魯迅先生筆鋒犀利 曾把父親與夏衍、田漢、楊漢生 這幾位左聯的年輕骨幹 譏諷地稱作四條漢子 多年以後 每每提及此事 父親總是神色複雜 他從不否認與魯迅之間 存在過尖銳的分歧 卻也一再強調 那分歧是理念之爭 絕非對魯迅先生個人的不敬 只是歷史的書寫 往往喜歡簡化複雜的人性 四條漢子這個稱謂 後來被反覆引用 層層加碼 最終幾乎成了某種定論 壓在父親的頭上 成爲他此後半生 都無法完全擺脫的一個標籤 那時的父親 年輕、銳利 對自己所信奉的道路 充滿近乎宗教般的熱忱 他不會想到 幾十年後 歷史會用怎樣的方式 向他討還 這份年少時的意氣風發 三、易烊秋雨 母親的孤獨離世 1937年 抗戰的烽煙已經點燃 父親告別妻兒 獨自北上延安 投身於那片 被無數知識分子 視爲理想聖地的黃土高原 母親帶着我們兄弟三人 留守易烊老家 獨自撐起了這個殘缺的家 那幾年 日子辛苦 卻也算安穩 至少在我們幾個孩子眼裏 母親的笑容 依舊溫柔如初 母親不知道的是 父親在延安的生活 早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1941年的一天 母親從一份舊《王日報》上 偶然看到了 父親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 信裏的枝嚴片語 像一把冰冷的刀子 劃破了他維持多年的 脆弱的安寧 他終於明白 丈夫在延安 已經另有了心上人 那一刻的崩潰 是無聲的 決絕的 母親一下子病倒了 身體一天天垮下去 卻從未向我們兄弟 提起過一句怨言 他仍然每天 替我們縫補衣裳 仍然在傍晚 教我們哼唱的 一些熟悉的歌謠 只是眼神裏 漸漸有了一種 說不清到不明的空芒 那一年秋天 一陽的雨下得格外綿長 一場接一場的秋雨 浸透了老屋的青瓦 寒意透過窗縫 鑽進屋子裏 我們兄弟三人 像往常一樣早早睡下 誰也沒有察覺到 就在那個連綿秋雨的寒夜 母親在無人知曉的靜默中 永遠地合上了眼睛 她走的時候才三十五歲 後來我才知道 那時候延安的許多人 早已知曉 父親與蘇琳婭的關係 唯獨母親 被矇在鼓裏最久也最深 她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對那個已經背叛了她的丈夫 也沒有說出過一句責備的話 這種近乎沉默到極致的隱忍 是那個年代無數被留守 被辜負的女性 共同的宿命 而母親 只是這萬千悲劇中 離我最近的一個 我們兄弟三人 從那一夜起 雖然名義上 還有一個父親 實際上 已經與孤兒無異 四 與領袖的文字之交 父親早年的人文思想 主要滋養自俄國批評家 別林斯基 車爾尼雪夫斯基 一脈的文藝理論 強調文學要爲現實 爲人民服務 這套思想體系 恰好與延安時期 毛澤東正在醞釀的文藝主張 遙相呼應 兩人一見如故 迫有相見恨晚之感 父親對毛澤東 從欣賞漸漸發展爲近乎崇拜 在父親那一代 深受傳統世人觀念影響的 知識分子心中 雪兒優則是一種 近乎本能的價值取向 一個人若真有學問 便理應將其獻給一位 值得追隨的領袖 當他確信自己 獲得了毛澤東的青睞之後 便下定決心 要用盡自己的才學與忠誠 去回報這份知遇之恩 父親在文藝理論方面的成熟與敏銳 顯然極受毛澤東看重 不久 毛澤東的一些文稿 開始經常請父親幫忙審閱潤色 而父親自己撰寫的重要文章 也常常送呈毛澤東審改 就這樣 一段長達數十年 綿延不絕的文字之交 悄然展開 在整個文化界 恐怕再無第二人 能與最高領袖 建立起這樣一種 獨特而深厚的文字往來 父親先後擔任邊區教育廳廳長 魯毅副院長等職務 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 其中那篇序言 字裏行間的真正用意 其實是爲了確立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歷史上的權威地位 藉助這篇序言 父親也順理成章地 把自己塑造成了 毛澤東文藝思想 最權威的宣傳者 闡釋者 乃至日後中共文藝政策的 實際制定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 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 非但沒有減退 反而與日俱增 1951年 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 你要有兩個崇拜 一是崇拜毛主席 二是崇拜蘇聯 這樣才能成就事業 不僅要崇拜 而且要迷信 這句話 在我少年時代聽來 只覺得理所當然 多年後回想起來 卻讓我不寒而慄 那種把迷信當作信條 向兒子傳授的姿態 恰恰是那個特殊年代 知識分子精神狀態最真實 也最令人唏噓的寫照 父親後來先後出任 文化部副部長 中宣部副部長 每隔幾年 他都要就文藝理論 做一次重要報告 業內人人皆知 他的講話 實際上就代表着 最高領袖的文藝意志 他的名氣與影響力 也因此水漲船高 成爲整個文藝界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實權人物 有一次 他在報告裏點名表揚了 一系列成功的作品 我忍不住問他 這些作品 你都看過嗎 他倒也坦誠 老老實實地回答 我哪裏看得過來 我又追問他 是否讀過哈黛的小說 他也搖頭說沒有 我不解地問 那你爲什麼要提這些作品 他的回答輕描淡寫 讓大家去研究嘛 這句看似雲淡風輕的回答 其實倒進了那個年代 文藝評論的荒誕本質 權威的話語 往往並不建立在 真實的閱讀與思考之上 而是建立在一種 更微妙 更復雜的政治判斷 與戰隊邏輯之中 五 文藝沙皇的由來 父親對文藝領域鬥爭的介入 越來越深 也越來越頻繁 從延安整風運動中 批判託派人物汪世衛開始 父親便悄然完成了 一場身份的轉變 從一個純粹的文藝理論家 逐漸變成了一位 手握重權的政治革命家 此後幾十年間 幾乎每一次 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都是從文藝界 率先點燃火種 再向整個社會蔓延開去 文藝 漸漸地從一種審美的表達 異化爲一種 政治鬥爭的銳利武器 而父親 也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最終獲得了文藝沙皇 這個既顯赫又刺眼的稱號 在那些年裏 父親幾乎掌握着 整個文藝界的生殺大權 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到《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 從反右鬥爭 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 一直到後來 對海瑞罷官的批判 諸多措辭嚴厲 上綱上線的報告 幾乎都出自他的手筆 而他每一次揮出重權 幾乎都意味着 一批作家的命運 從此天翻地覆 這些如今在文學史上 依然意義生輝的名字 都曾在父親主導或參與的運動中 遭受過沉重的打擊 然而 據父親自己晚年的回憶 許多運動之初 他的內心其實充滿了矛盾與掙扎 絕非外界想象中的那般冷酷決絕 對胡風的處理 他起初也並不認爲 需要上升到敵我矛盾的高度 至於電影《武訓傳》 他第一次看完之後 甚至覺得拍得很好 我看很好嘛 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 這是他晚年親口對我說過的話 可是當毛澤東最終決議 要對《武訓傳》 展開全國性批判之後 父親的態度驟然轉變 他陷入深深的自責 反覆進行自我批判 最後親自執筆 寫下的那篇措辭尖銳 火力十足地批判文章 用最鮮明的姿態 表明自己始終緊跟毛主席的立場 這種反覆 這種在自己真實感受 與政治正確之間 不斷拉扯撕裂的狀態 幾乎貫穿了父親此後幾十年的人生 他一次次說服自己 說服着自己相信 個人的審美與判斷 理應服從於更宏大的歷史使命 可這種服從 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代價 嘴中一點一點 蠶食了他內心的寧靜 每一次運動過後 父親又總是會想方設法 用一些實際的舉動 去緩和文藝界那股肅殺銷色的氣氛 像是在爲自己方纔造成的傷害 做一點無聲的彌補 六十年代初 他主張把楊末的《青春之歌》 老舍的《茶館》 重新拿出來公開討論 他也曾力排衆議 支持周克勤的小說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得以發表 年僅二十出頭的王芒遭受批判之時 父親更是極力設法保護他 不使這個年輕人被徹底擊垮 一面要不折不扣地貫徹上級的意圖 一面又要竭力去團結 去保護一些他真心欣賞的人才 這位被外界視爲文藝沙皇的父親 其實常年活在這種撕裂之中 六 一夜之間 祖師爺成了黑線代表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 終於在1966年的7月1日 正式向父親捲來 那一天 紅旗雜誌重新刊發了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編輯暗語裏 赫然公開點了父親的名字 以周揚爲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 文中措辭極爲嚴厲 24年來 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 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 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 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 一夜之間 昨日還權傾一時的父親 搖身一變 成了整個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 所謂的祖師爺 他曾經執掌多年的中宣部 也被扣上了閻王殿這樣一個 充滿詛咒意味的稱號 人民日報 整版整版地刊登批判文章 我一字一句地讀完 心裏第一次開始動搖 那個我從小敬畏又疏離的父親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開始對他 有了前所未有的反思 文革的狂潮 也很快席捲到我所在的哈爾濱 校園裏 每一個系都貼出了 指名道姓的大字報 標題寫着字幕的幾個大字 周愛若是哪個階級的評論家 兩天之後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我被迫在衆目睽睽之中 公開宣佈 與父親周揚劃清界限 那一紙聲明 寫下去的時候 我的手是倒的 可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 稍有遲疑 便可能萬劫不復的年代裏 我別無選擇 多年以後 每每想起這段往事 心中依然五味雜陳 那不是背叛 更像是一種 被時代碾碎之後的求生本能 可無論怎樣爲自己辯解 那種深植於骨血中的愧疚 始終無法真正消散 早在1965年的一次體檢中 父親便被查出患有肺癌 隨即接受了一場大手術 切除了半邊肺液 鋸斷了兩根肋骨 黨內鬥爭本就殘酷異常 而文藝界更是敏感 危機四伏 父親不得不時時處處小心謹慎 胸中遇劫難書 或許是因爲這場重病 此後他親自出面 打擊他人的次數 也相應地少了一些 這大概是那段黑暗歲月裏 一個近乎荒誕的 微弱的幸運 那時 二弟邁克常常寫信給我 向我通報北京文革運動 最新的進展 有一次 他親眼目睹了工人體育場 舉行的一場大型批鬥會 被批鬥的對象裏 有彭真 陸定一 林峯 也有父親 林峯拒絕按照要求 做那種屈辱的低頭彎腰噴氣式 陸定一則在臺上高聲叫屈 兩人都因此遭到臺下紅衛兵 拳打腳踢 而父親 因體力實在不支 直接癱倒在地上 再也無法起身 散會之時 兩個年輕的紅衛兵 一把將他從地上拽起 硬生生從批鬥臺的這一頭 拖拽到另一頭 失重羞辱 中途還幾次揪住他花白的頭髮 狠狠地猛拉猛按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說來奇怪 心裏竟沒有格外強烈的悲傷 那時候 全國上下 早已被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 折磨得近乎麻木 我身邊幾乎每天 都有人死去 不是走投無路自殺 就是被活活鬥死 父親被關押起來之後 我們兄弟幾人 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都無從得知 他究竟是生是死 他一度生死不明的消息 持續了很久 中間甚至幾次傳出 周揚已死的謠言 就連他的戶口 也一度被誅銷 直到1975年 終於有人通知我們幾個家屬 前往秦城監獄接他出來 我們才第一次確認 父親原來還活着 七 秦城九年 無聲的深淵 後來我才輾轉得知 毛澤東本人 曾對父親的問題 做過一個批示 周揚一案 自可從寬處理 分配工作 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 久關不是辦法 這個批示下達之後 同樣被關押多年的夏妍 在禍事的當天 就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 直接回家了 可父親卻沒有立刻離開秦城 他對前來接他的人說 我不行 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 我做自我批評 現在還沒有寫完 於是他又留在 那間冰冷的牢房裏 一字一句地寫完了那封 給毛澤東的思想彙報 信裏 他甚至還不忘 恭恭敬敬地問候 毛主席與江青的近況 直到幾天之後 他才真正走出秦城的高牆 在秦城監獄那漫長的九年裏 父親幾乎沒有和任何人 正常交談過 也聽不到外界任何消息 那是一種徹底的 系統性的隔絕 足以摧毀一個人的 語言能力與心理防線 所以 當他剛剛走出秦城的那一刻 他幾乎已經喪失了 正常表達的能力 語無倫次 聲音嘶啞得像是生鏽的門軸 一見到親人 編織不住地流淚 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過了幾天 他才慢慢找回了 一些說話的能力 而我永遠記得 他對我說的 第一句完整的話是 大半毛主席 這是我們易陽的方言 意思是多虧了毛主席 我聽完 心裏一陣翻湧 忍不住立刻反問他 那當初 又是誰把你關起來的 父親愣住了 望着我 卻始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此後很長很長的一段歲月裏 我們父子兩人都刻一地 尋找不宣的 再也沒有觸碰過這個話題 它像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 只能任由時間在表面結痂 誰也不敢輕易去揭開底下的血肉 如今回想起來 最令人感到深刻諷刺的一點是 一方面 外界始終把父親視爲 那個大權在握 令無數文藝工作者 聞風喪膽的文藝沙皇 而另一方面 毛澤東本人 對父親多年來的表現 其實一直心懷極大的不滿 父親晚年曾親口告訴我 毛澤東對他的不滿 主要集中在三條 第一 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不夠堅決 第二 與資產階級人士 之間有着千絲萬縷 難以割捨的聯繫 第三 也是最致命的一條 他終究出身於一個大地主家庭 在毛澤東看來 父親政治上的鬥爭性不夠強 心太軟 手太瓷 清宮密室 和五訓傳的問題 其實哪一樁 都不是父親自己主動發現 主動揭發出來的 而在那個極度強調意識形態 與階級鬥爭的年代裏 對於一位掌管 全國思想文化戰線的 核心領導人而言 這幾乎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1952年 全國各條戰線的幹部 都要下鄉參加土改 父親卻遲遲沒有行動 毛澤東爲此大爲關火 撂下一句狠話 如果周揚不下去 我就派人壓他下去 這句話 公開表達了對父親的強烈不滿 1953年初 毛澤東干脆把父親 專門叫到中南海 當面嚴厲批評他 政治上不開展 隨即撤掉了他文化部副部長 與黨組書記的職務 緊接着 第二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 也交由胡喬木主持 父親第一次被排除 1956年 毛澤東已經開始 逐漸採信、康生、江青 所提供的關於文藝界的材料 決定對夏衍、田漢、楊漢生 這幾位與父親 私交甚獨的多年老友 展開批判 毛澤東當面問父親 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下不了手吧 那時的父親 依然誠心誠意地 反省自己身上的所謂錯誤 卻完全沒有預感到 自己此刻正一步步 被推向歷史的祭壇 毛澤東 其實早已把周揚 當作了日後發動文化大革命時 那個最合適不過的祭旗者 父親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期間 江青正在中宣部電影出任職 官階不高 江青時常向父親提出 各種意見與指示 可父親多半隻是敷衍應付 並未真正放在心上 他那時並沒有意識到 江青所傳達的許多意見 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 他對江青的輕慢與違逆 實際上等同於 間接冒犯了毛澤東本人 而這筆賬 最終在文革中被一一清算 日後那個專門負責 整肅他的周揚專案組 主持者正是江青 被牽連列入周揚一案的人 1975年 父親被轉押至秦城監獄 那時的他並不知道 這間冰冷的牢房 此前曾關押過胡風 長達整整十年之久 母親去世之後 我先是留在鄉間 做了一名小學教師 後來又投筆從榮 加入了青年遠征軍 抗戰勝利後的一個酷熱夏夜 我在南京的中共班師處 見到了闊別整整十一年的父親 那一年 美國國務院 曾邀請二十位中國教授 專家赴美訪問 父親也在受邀之列 只是這趟行程 後來未能成行 我們父子二人 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 父親叮囑我 儘快回一陽 把兩個還留在老家的弟弟 一併帶出來 北上與他團聚 1948年秋天 我和兩個弟弟 終於在北平 與父親重新相見 這也是三弟 約瑟第一次 真正見到自己的父親 多年以後 父親當時說的一句話 我始終無法忘懷 他望着我們三個孩子 聲音低沉地說 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 此後的漫長歲月裏 父親很少再主動 向我們提起母親 彷彿這四個字 已經耗盡了他 所有的愧疚與言語 也正是在這次重逢中 我們第一次見到了蘇凌陽 父親指着他 與其平淡地對我們說 這是蘇凌陽 你們可以喊她媽媽 也可以喊她同志 那一刻 屋子裏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我看着這個陌生的女人 張了張嘴 卻什麼也沒有喊出口 而這一沉默 竟貫穿了我此後一生 直到今天 我從未喊過她一聲媽媽 父親與蘇凌陽結婚之後 又遇有一女周密 一子蘇蘇 1946年 蘇凌陽帶着周密與蘇蘇 乘坐馬車南撤 途中夜色深沉 馬車不慎翻腹 隨行沉重的文件箱 壓在了年幼的蘇蘇身上 當場奪去了這個孩子的性命 父親得知消息後 悲痛欲絕 嚎啕大哭 那大概是我爲數不多 親眼見過父親情緒 徹底崩潰的場景之一 然而 這場悲劇還沒有畫上句點 文革之中 就連早已夭折 安葬多年的蘇蘇 也未能倖免於難 她小小的墳墓 被人從土裏挖開 屍骨被拋灑陽氣 遭到了最後的 也是最殘忍的一次凌辱 新中國成立以後 蘇凌陽在北京 擔任一所中學的校長 說實話 我與他之間的關係 從來都不算融洽 我曾經參加過 國民黨的青年遠征軍 在蘇凌陽眼中 這段經歷 幾乎等同於一種原罪 他始終是我唯一一個叛徒 我後來的婚姻 也未能得到他的認可 好在父親那時 倒並未加以干涉 結婚之後 有一年暑假 我和愛人一同北上 專程去北京探望父親 蘇凌陽一看到我們 臉色立刻沉了下來 當着我愛人的面 毫不留情地說 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 你還有什麼資格 跑到這裏來 這句話 深深刺痛了我愛人的自尊 他一言不發 扭頭便走 那場重逢 最終不歡而散 此後 我每次到北京探望父親 蘇凌陽總是堅決拒絕 讓我住進他們的家中 我們之間那道無形的牆 就這樣 一年一年的 壘得越來越高 事實上 因爲父親政治身份的牽連 整個家族 都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的大伯周古怡 早在解放前 就因受父親牽連 被國民黨投入監獄 幾乎命葬牢中 到了文革 他又再度被批鬥 關押 最終死在了牢獄之中 連一具完整的屍骨 都下落不明 我那位小小的姑媽 一位與世無爭的老太太 也未能倖免 被強行戴上高帽 幽界失重 文革結束之後 當父親聽說了 這些親人的遭遇 他的反應 出乎意料地平淡 沒有太多情緒的波瀾 彷彿這一切 早已在他心中 被反覆消化過千百遍 早已麻木 我們與蘇凌陽之間的關係 在文革最動盪的那幾年 也曾出現過一段短暫的緩和 那時候 父親生死不明 音訊全無 我幾次前去探望他 他待我的態度 出人意料地溫和親切 或許 共同的恐懼與不安 暫時沖淡了 我們之間舊日的隔閡 可等到父親的生活 漸漸恢復正常之後 我們之間的關係 很快又重新回到了 那種緊繃的狀態 父親住院於北京醫院期間 我和弟弟常常前去探望 只有蘇凌陽也在場 氣氛便總是被他三言兩語 弄得十分僵硬 不快 有一次 我們因爲一些瑣事 又起了爭執 父親一言不發地站起身來 獨自一人 沉默地走完那條 長長的醫院走廊 把我們送到門口 那一路的沉默 比任何言語都要沉重 就在那一刻 我忽然明白了很多 從未說出口的事情 也第一次真正體會到 父親這一生 究竟活得有多麼身不由己 多麼無可奈何 久 劫後餘生 遲來的懺悔 父親出獄之後 陸陸續續聽到許多熟悉的名字 一個接一個地傳來噩耗 老舍 趙樹梨 田漢 這些他曾經共事 共同戰鬥過的老朋友 大多已在文革中 被迫害致死 有一次 當他聽說 翻譯家傅雷夫婦雙雙自盡 死狀慘烈的消息時 他剛開口說了一句 這給黨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啊 話音未落 眼淚已經如泉水般湧出 再也無法自持 他出獄後見到的第一個人 是馮雪峯 那位當年在文壇上 與他分庭抗禮 屢屢交鋒的論敵 此時已是生命垂危 油盡燈枯 兩位歷經磨難 幾乎同時 走到人生盡頭的老人 在那間簡陋的病房裏 緊緊握着彼此的手 說起了許多陳年往事 說着說着 父親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情緒 失聲痛哭起來 那一刻 昔日的恩怨與立場之爭 早已被歲月與苦難 徹底沖刷乾淨 剩下的 只有兩個飽經滄桑的老人 對彼此 也對那個荒謬年代 最深切的悲憫 父親後來 還曾專程邀請 三十多位在歷次運動中 被策劃爲右派的老一輩文藝家們 相聚一堂 面對這些幾十年來 飽說迫害與折磨的老同志 父親情緒極其激動 甚至還沒來得及開口 說出第一句話 便已氣不成聲 久久無法平復 1979年 第四屆全國文呆會召開 父親特意抱病前往作協的會場 當着衆人的面 再一次向丁玲 愛卿等老作家 鄭重道歉 他心裏很清楚 那些年發表的許多 措辭激烈的批判報告 其實並非 全部出自他內心真實的意願 但無論初衷如何 那些文字 終究都是他親手寫下的 也的確因此 傷害了太多太多的人 無論是我在東北工作時 結識的那些作家朋友 愛卿 舒群 駱斌基 肖君 還是胡風的遺孀美智 他們後來大多都認爲 父親的懺悔 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因此漸漸原諒了他 甚至後來都成了我自己的知友 肖君曾說過一句 讓我至今難忘的話 敢於剖析自己的人 纔是一條真正的漢子 然而 自始至終 唯有一個人 從未真正原諒過父親 那便是丁玲 父親與丁玲是同鄉 早年丁玲還曾寫過一篇 名爲《給孩子們的小說》 把我和邁克兩兄弟 都不經意地寫進了故事裏面 這段舊日的情誼 最終也沒能抵過 歷史留下的深深裂痕 父親自己也十分清楚 他所犯下的問題 並非某一件事的簡單過失 而是一整個體系性的 結構性的錯誤 在秦城監獄那漫長的 九年時光裏 他日思夜想 輾轉反側地 始終是同一個念頭 自己辜負了毛主席 他在獄中 把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 幾乎逐字逐句地通讀了一遍 試圖從那浩瀚的理論體系中 尋找到某種解釋 某種救贖 漸漸地他開始意識到 不能把所有的責任 都一股腦地推卸到上面 推給某一個人 有些錯誤 固然是從最高領袖那裏 傳導下來的 但也有相當一部分 是他們這一代 身處權力中樞的知識分子 親手釀成的苦果 父親晚年 很少主動提起當年那些往事 幾乎絕口不談 唯獨有一次 當張志新 因堅持反對毛澤東 晚年錯誤路線 而遭到殘酷迫害至死 的事蹟 被公開報道出來之後 父親顯得格外感慨 他對我說 張志新真是了不起 他還是一位女性 卻那樣勇敢地堅持自己的意見 父親一生 都對毛澤東 懷有近乎宗教般的極度崇拜 能在晚年說出這樣一番話 在我看來 那正是他內心深處 歷經千錘百煉之後 終於生出的一點點 也是極爲艱難的反思 儘管這反思來得如此之遲 如此之輕 卻也終究是真實的 從某種奇特的角度來看 秦城監獄那九年餘失 隔絕的牢獄之災 反倒像是拯救了父親的思想 出獄之後 他重新煥發出一種久違的活力 努力掙脫當年那些 政治羈絆的重負 陸續發表了大量文藝理論文章 一步一步 迴歸到他年輕時代 那個純粹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之中 彷彿繞了大半個世紀的彎路 終於又走回了最初出發的地方 十 異化風波 最後一次跌倒 1983年 正值馬克思誕辰一百週年紀念 父親發表了那篇 後來引發軒然大波的文章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 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其中系統性地提出了異化理論 試圖從人道主義的角度 重新反思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 出現的種種問題 父親怎麼也沒有料到 一個原本純粹屬於學術範疇的理論探討 竟然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裏 再一次演變成了一場 極爲嚴重的政治事件 甚至很快被上升到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 進而引發了一場 席捲全國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一時之間 全國各大報紙、雜誌 幾乎異口同聲地 對父親的異化理論展開猛烈批判 父親再一次 被無情地捲入了政治的漩渦之中 重新陷入深深的矛盾與痛苦掙扎裏 他後來曾對我感嘆道 我這輩子 前前後後被打倒過三次 每一次 都是我所尊敬、所信任、所親近的人 輕易相信了那些卑鄙小人的讒言 轉而要打倒我 如今 我已經徹底筋疲力盡了 這句話說出口的時候 父親的語氣裏 沒有了當年那種慷慨激昂的鬥志 只剩下一種深入骨髓的疲憊與蒼涼 一個曾經站在權力頂峯 也曾親手將無數人推入深淵的人 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 終於也嚐到了 被同樣的邏輯反噬的滋味 1984年 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父親因病未能親臨現場 只能從醫院的病牀上 通過電話 向大會簡單表達了自己的祝賀之意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就在這通簡短的電話結束之後 整個會場竟然自發爆發出 長達兩分鐘之久的熱烈掌聲 那掌聲裏包含着太多複雜的情感 有敬意 有惋惜 或許還有一種歷經浩劫之後 人們對一位老人遲來的艱難的諒解 1985年初 在北京荊棘賓館參加會議的衆多作家們 聯合給父親寫了一封信 表達他們的敬意與問候 信末 竟有整整356人 在上面鄭重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其中不乏許多曾在反右運動 批胡風運動中 被父親親手打倒過的老同志 這封信 某種意義上 是那個時代對父親一生功過 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波中 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與外界的不解 甚至超過了文革時期 他的身體狀況 也隨之每況愈下 反應愈發遲鈍 醫院的CT片子顯示 他的腦部組織 正一點一點 不可逆轉地萎縮下去 很快 他徹底成了一個失去意識的植物人 據說 夜裏曾有蟑螂爬上他毫無知覺的臉頰 他也全然感覺不到 我們兄弟幾人 輪流看護父親的那段日子裏 他偶爾會在渾渾噩噩之間 斷斷續續地 回憶起母親當年的種種好處 反反覆覆地喃喃自語 說着對不起媽媽這幾個字 彷彿在生命最後的迷霧之中 唯一還能穿透意識屏障 被他真切銘記的人 只剩下那個 在一陽秋雨之夜 孤獨離世的女人 1989年7月31日 我當時正在山東交通出差 突然接到一份電報 上面只有寥寥數語 父親去世了 我立刻放下手頭的一切事物 日夜兼程 馬不停蹄地趕回北京 那幾天的報紙上 只刊登了一條格外簡短 近乎冷淡的副文 與父親當年在文藝界 呼風喚雨的顯赫地位相比 顯得極不相稱 好在 在後來舉行的追悼會上 父親最終還是得到了一份 相當高規格的官方評價 許多重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也都親自出席了追悼儀式 就連鄧小平 也專程送來了一個花圈 歷史用他自己慣有的 複雜而曖昧的方式 爲父親的一生 畫上了一個並不簡單的句號 十一 尾聲 悲劇周揚 如今 常有人用悲劇周揚 這四個字 來概括父親跌宕起伏的一生 而我是認同這個說法的 父親這一生 身上始終交織 纏繞着各種深刻的矛盾 他既是權力體系中 一位舉足輕重的執行者 又是內心深處 始終保有幾分文人良知的 知識分子 他既親手打倒過 無數曾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 晚年又用盡餘生的力氣 向他們一一道歉 懺悔 他一生都對領袖 抱有近乎宗教般的迷信與崇拜 卻也在生命最後的清醒時刻 隱約觸碰到了一點點 關於獨立思考 關於人的尊嚴的微光 細究他悲劇命運的根源 或許既有那個特殊年代裏 對最高領袖 近乎失去理性的迷信與依附 也有他自己內心深處 對於站上文藝界權力頂峯 以我作爲兒子 這麼多年來的觀察與理解 父親晚年雖然確實努力 迴歸到了一種更爲人道 更具人文關懷的立場 公開爲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 一一懺悔 但他這一生 其實始終沒有真正獲得那種 發自靈魂深處的 徹底的解放 內心年少時代 便深植於新的政治信仰 與精神枷鎖 縱使經歷了秦城九年的漫長牢獄 經歷了親人接連離世的追心之痛 經歷了三次被打倒 又三次重新站起的反覆煎熬 終究也沒能被徹底擊碎 徹底清空 父親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留下的 不只是一段屬於他個人的悲歡離合 更是一整代中國知識分子 在信仰與人性 權力與良知之間 苦苦掙扎 反覆求索的一個深刻縮影 而作爲他的長子 我這一生 也在與他若即若離 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中 慢慢學會了理解 理解那個時代的荒誕 理解人性在極端處境下的脆弱與堅韌 也理解父親 這個曾經讓我們兄弟三人 寂靜且慰 寂怨且憐的男人 他內心深處 那份始終無法真正訴說 也始終無法真正安放的 巨大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