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真偽背後的政治博弈 · 蘭亭辯論落幕/幽隱明滅的【蘭亭集序】
余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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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論文集《蘭亭論辯》出版,它被分為上下兩篇,以郭沫若為首的認為蘭亭序偽作的15篇文章被列為上篇,以張士釗、高二世為首駁斥蘭亭偽作的3篇文章被列為下篇。
這本書的序言為《蘭亭論辯》定了性,郭沫若所代表的一方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批判態度推翻了歷代帝王重臣的評定。
這場辯論實際上是唯物史觀同唯心史觀的鬥爭。
而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瞭解如何以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史觀的科學態度對書法堅定和歷史評判進行新的思考,這無疑是給張士釗、高二世等人扣了一頂大帽子。
即便《蘭亭序》真偽的考辯是由陳伯達向郭沫若寄來的李文田的影印本一世引發的,但其背後的隱意本來就難以琢磨。
但是無論是郭文的立意還是高文的博弈,丹樂文章都從學術考據和史料摘取方面為書法堅定提供了極為詳實的資料,擁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如果正偽《蘭亭序》只是郭沫若的一言堂,那他還可以舉重若輕的、淡定從容的、憑藉相對嚴謹的學術態度而非常詳實的史料佐證,為《蘭亭序》的考據提供一個新的思路,並且解決一些有待證實的問題,這不能不說也是書法堅定的重要一環,這樣他既打擊了封建權威,又維護了學術罪言。
然而高文一出,狀況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可能大家都沒有想到真的會有一個高二世這種名不見經傳的餘職之人真的敢執言一端,這就將這件事從高抬宣教變成了意識對立,甚至引申為兩種史觀的碰撞,這種情況之下,郭沫若是絕不允許落入下風的。
於是康生馬上組織學者聲援郭沫若,聲討高二世。這些學者之中,包括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龍淺,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徐森裕,郭沫若先生的夫人書畫家餘麗群,以及書畫家、文獻學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的啟功等人,這些人都是學界享有赫赫為名的專家學者。
但所寫出的文章都乏善可陳,並沒有舉出太多的真知濁見,主旨大致也不過就是支持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並且進一步在《王羲之書法》必然有立位的論點上發散論據。對於這些文章誕生的始末,有徐森裕和啟功兩位先生的狀況可以參考。
原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先生曾經跟友人談及自己壯年時一夜白頭的真正原因。汪先生曾經回憶到當時徐森老接到康生指示撰文支持郭沫若,在與謝志柳探討之後覺得支持郭沫若容易,但變倒高二世很難,於是決定寫一篇既避開高二世又支持郭沫若的文章。
由汪先生代筆,因此一夜白頭。
差不多的情況,啟功先生也在《口述歷史》一書中提到過,當時劇作家錢姓村受康生委託要求啟功寫一篇正偽蘭亭集序的文章。
由於之前啟功先生寫過一篇考據傳世所有蘭亭版本的《蘭亭鐵考》,其中對蘭亭序對後世的影響和藝術地位給出了極大的推崇。
但這裡突然要求啟功先生徹底轉換風口,作為文人,他的為難可想而知。
但啟功先生是一個諸事無為,順勢而安的人,所以他並未像徐岑玉一樣脫桿棘手。
他在文中又一句讀了郭沫若同志的文章,使我的理解活潑多了,直接推翻了自己之前所有的觀點,繼而四千餘字的考辯文章一天就寫完了。
郭沫若對這篇文章頗感滿意,還向啟功的恩師陳元先生大為讚賞。
啟功先生似乎也並未受其困擾,轉天過來還與陳元笑談此事。
這都說明這件事已經脫離了學術討論的範疇,繼而成為了一項站隊的組織任務。
與此同時,毛主席再次關注起了蘭亭論辯的進展。
1965年8月17日,康生給郭沫若去信說道,
今天接見部隊幹部時,主席問我,郭老蘭亭序官司怎麼樣了,能不能打贏了?
看來主席對此問題頗有興趣,我回答可以打贏。
當然,這些頭腦頑固的人,要改變他們宗教迷信是難的。
正如他之前對郭沫若說的,比莫關死有比無好。
毛主席是極富有抗爭主義精神的,郭文一出瞬間使得文界舒坦,風氣一新,固然好。
可如果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他自然也是不以為意的,理不辯不明。
反而如果能在論辯之後將反對之聲殺得鴉雀無聲,則更能證明郭文的價值。
因此在高文之後,毛主席後來對藍庭論辯的情勢一直在持續觀察。
郭沫若在收到康生轉達的毛主席的詢問之後,三天之內再轉一文,8月20日再次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駁斥高爾世的文章。
此文對高爾世的種種論點進行了反駁,其實也只是羅生門而已,最終難免陷入虛無主義的猜測異端。
這個時候文章就已經脫離了學術意圖了,相反,郭沫若以很大的篇幅抨擊了高爾世文章中的對唐太宗及其群臣的絕對信仰。
這篇旗幟鮮明的文章的文言在結尾處,我們也是讚揚唐太宗的,但這樣無條件的信仰,卻不能不躊躇。
毛主席沁園春雪裡的名句,唐宗宋祖燒殉風騷,不是膾炙人口嗎?
這顯然是以示壓人。
不過薄薛紅爐如郭沫若在反對迷信唐太宗一事上,依然做到了有所考據。
他認為唐太宗在對中國書法有利助楷的推進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這是不可辯駁的。
然而也正由於唐太宗的過分迷信和極度推崇,使得致艷之風卻起,進而混淆了中國書法演變傳承的脈絡。
還特別引用了唐代畫家趙直千對唐太宗的批判。
這段引用可以說正面回應了高爾世的迷信,尤其使得毛主席拍案較絕。
毛主席在讀罷此文後,特地向郭沫若回信道,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直千罵皇帝一段,有利。
看來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現代還不乏其人,所有批評即成為非勝無法,是要準備對付。
即便帝王將相先賢聖者也會犯錯誤,不能過分迷信,更不能說誹謗聖人就是罪過,對於這種思想,是要準備對付。
就這樣,僅僅持續了一月有餘,卻轟轟烈烈地席捲了幾乎當時中國大半個文學界書法界的藍圖論辯戛然而止。
他戛然而止的原因,啟弓先生在《口述歷史》中曾經談到過。
啟弓先生認為,這場論辯雖然在學術界造成了巨大影響,但畢竟侷限於學界,尚不能起到廣泛的議政視聽的作用,意識形態的傾訴肯定是要從更加膾炙人口的題材中進行。
於是,三個月後,1965年11月,同樣討論該以何種態度研究歷史人物這個問題的,憑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了。
後來高二世先生也曾經再度撰文回遍郭沫若,但等文章送到張士釗手裡的時候,已經發不出去了。
在後來1971年纔出版發行的《柳文紙要》中,張士釗先生表達了從書法、技法、風格層面來鑒別蘭亭集序真偽這一場探討中最為中肯的意見。
在《柳子後之於蘭亭》一文結尾處,張士釗先生寫道:「再碑研碑,再鍘研鍘。碑既一篡,以王作碑亦不反篡。鍘既一王,以篡作鍘亦不反王。於是謂王作碑,將不脫篡可。謂王作鍘,一欲篡無二,則斷乎不可。」
其實這是一樁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公案,各家能做的也無非就是從鉤塵屍骸中各自撈出幾片面目難辨的固執,繼而加以猜測推理,然後再給出看似言之鑿鑿的斷論。
這樣的辯論再進行下去,我們反倒可能離真相越來越遠,但我們自己也永遠無法知曉到底是折向北,圓往南,還是圓向北,折往南。
正如高二世先生的那篇反駁文章,他旁徵博弈,言辭懇切,但也無法掩蓋史料不足的事實。
他所能做的只是指出郭沫若的異想天開,信口開河之處,證明郭文的論斷存在不合理處,卻無法用這篇文章真正將蘭亭集序的存在打成鐵案。
整篇文章更像是處於一個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空間裡,為所有對蘭亭集序抱有敬畏的學術者慰悼。
我們對蘭亭集序知之甚少,但我們無法證明,更不允許它不存在。
這何嘗不是我們今天對蘭亭集序的態度?
它是一件極其瑰麗精緻的作品,背後有一段頗為幽隱明滅的故事,它是所有學術者,乃至所有中國人的一個迷思。
然而就是這個迷思一直在鬼使神差地鼓勵著無數書家無止境地向它靠近,然而無論是誰在無限向它靠近的時候,它都會飄得更遠。
所以與其說它是天下第一行書,不如說它是所有學術者共同見證的一場海市蜃樓。
不管蘭亭集序是真是假,不管是誰把它帶到世上,它都像是混沌造化因緣際會的賜予中國人的書法明燈。
正是因為它,華夏文字才能是直到今日世界上排唯一有審美功能的文字。
也正是因為它,所有中國人才會對中國書法,這門非常主觀且抽象的藝術擁有最共鳴,最基礎,也最具體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