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里行间一点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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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 次觀看·2026年6月2日
👉一個缺乏公共精神的社會,個體的善良究竟能走多遠?蘭考的垃圾花園裏,數十個殘疾棄嬰在無聲中消逝;冰冷的現代化儀器前,雙頭女嬰成為了紀錄的載體;而在汶川地震的廢墟下,昔日同桌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命運軌道。這些看似孤立的故事,共同拼湊出了一面時代的鏡子。本期視頻將帶您走進這些被遺忘的角落,穿透“好人”與“英雄”的光環,直面社會機制失靈背後那些深層的痛楚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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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概述
AI 生成本文透過多個真實案例,揭露了社會制度缺失下,弱勢兒童(尤其是棄嬰與災後兒童)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從被神格化卻涉嫌利用殘疾兒牟利的「好人」,到被政府委託代養的商業化孤兒,以及被權力推向紀錄之巔的畸形兒與被媒體塑造的「英雄少年」,揭示了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中,個體的善意或權力的干預,往往無法提供真正的保護,反而使孩子成為利益、政治或符號的工具。
一個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無論個體對孩子怎樣嘔心瀝血可歌可泣,都無法從整體上保護所有孩子,都不能不對孩子永遠富有良心上的無盡的愧疚,甚至是罪責。
一、命若垃圾。
蘭考好人袁立翰。
早晨七點的七英王國。
那是個普通的夏日早晨,體型碩大的袁立翰大步走進河南蘭考縣的一條衚衕,巨大的胸部和臀部隨著急促的步伐起伏搖盪。
他推開家門,穿過小院,沿著旋轉樓梯爬上二樓,扯開嗓子喊,圓圓、凝灰。門開了,熱浪撲面來。
一間狹小昏暗的屋子裡,一臺電風扇費力地旋轉,一張上下鋪擠著四個光著上身的男孩和兩個穿著睡衣的女孩。
他們揉著睡眼,從髒兮兮的被子裡坐起身來。
走廊另一側,裝著空調的寬暢房間裡,袁立翰的兒媳婦抱著自己的孩子,從門縫裡探出頭看了一眼,又縮了回去。
袁立翰捉住孩子們的胳膊,一個一個拽到來訪者面前,像點貨一樣介紹。
這是霍尼,這是白頭。霍尼是一個兔蠢女孩,白頭是一個白話病男孩。
他用個人的生理缺陷來稱呼他們,說話時語氣平淡,毫無遲疑。
他們都是撿來的,大多數來我這裡的時候,期待還沒斷。
這一年是二零一年,袁立翰四十五歲,住在中原小城蘭考。
四十年前,共產黨的好幹部焦裕祿死在這座城市簡陋的辦公室裡,成為一代人的精神坐標。
四十年後,人們說,袁立翰繼承了焦裕祿的衣缽,是這個道德滑坡年代裡難得的蘭考好人。
第一個棄嬰與一個女人的傳奇起點。
一九八六年,袁立翰在蘭考縣人民醫院門前擺攤賣水果。
她是個典型的底層婦女,潑辣,不畏臟臭,跟醫院的醫生護士混得極熟。
那年,一個剛出生就被遺棄在醫院廁所的兔脣男嬰奄奄一息,
院方付給袁立翰二十元錢讓他處理掉。
袁立翰端來米湯一口一口餵,結果那孩子居然活了下來。
這成為她收養的第一個棄嬰。
此後的二十五年,她陸續收養了超過一百個被遺棄的孩子。
收養最多的是女孩,非婚私生子和殘疾兒。
重男輕女的舊觀念,殘缺的社會保障,
讓父母不堪重負的高額醫療費用,共同把這些孩子推進了深淵。
袁立翰用擺攤的微薄收入,獨自維繫這個棄嬰家庭。
丈夫因反對收養與她分居,她反而自豪地宣佈,我不需要她。
媒體開始關注袁立翰。
記者來了一波又一波,捐款和善意也隨之湧來。
有人生沒人養,是我把他們養大了。
每次講起這句話,袁立翰的眼睛都會濕潤。
然而,當記者跟隨他走進那個被他稱作花園的地方時,
看到的景象讓人震驚。
花園裏的垃圾生火。
所謂花園曾經是郊區的一片花圃,如今已料荒,
夾在小別墅區和醫院家屬樓之間。
那裏沒有一棵草,裸露著一大堆散發著臭氣的垃圾,
旁邊是兩間被煙火燻黑的土磚窩棚,
一條長著戒創的流浪狗守在原地。
聽到袁立翰的呼喊,三個孩子從垃圾堆旁慢慢走出來。
白話病女孩方方,六歲。
小腦發育不全的女孩晶晶,八歲。
小兒麻臂半有小腦發育遲緩的男孩原生,十七歲。
他們渾身污垢,睡意未散。
還有一個九歲的男孩,眼睛斜視,腿部無法直立,
平時就睡在一堆爛蘋果,舊衣物。
衛生棉和磚塊的包圍中,袁立翰叫他小楚,
他從垃圾堆裏探出腦袋,露出燦爛的笑容,
喊了一聲媽媽。
平時照顧這些孩子的是一個撿垃圾的老太太,
袁立翰每月付她四百元工資。
不久,老太太推著三輪車回來了,
車上拖著另外兩個女孩,一個吐脣,
一個先天心臟病。
心臟病女孩憑躺在車板上昏睡,
光著下身暴曬在陽光裏,似乎命在旦夕。
這個兩歲零八個月的女孩發燒好幾天,
得到的全部治療是,
那天早晨在街頭診所打了一針退燒藥。
老太太見有人看向孩子,
只是順手扯過一條髒如鐵桶的被子,
蓋住了孩子光著的下體。
袁立翰並沒有刻意隱瞞這些。
他的知識者說,他給了棄嬰第二次生命,
代替失效的政府行使善業。
這話不假,但讓人無法釋懷的是,
被袁立翰收養的孩子只是沒有死去而已,
在這裏沒有人在乎生命的價值是什麼,
財富、祕密與黑色邏輯。
袁立翰成名之後,
逐漸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
藉助蘭考的土地開發熱潮,
他開始跟人合夥從農民手裏買地,
蓋小產權樓再出售。
他低調地承認手裏有過幾棟樓盤,
自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
靠在醫院門口賣水果,
當然攢不出這樣的財富。
忙於生意的袁立翰已經無暇親自照顧所有棄嬰,
便開始僱人代養,分散安置在幾處地方。
孩子們被他粗略分類,
身體恢復較好的留在自家,
無望康復的多蟲殘疾堆在垃圾花園裏,
歲數更小的嬰兒則被花錢送到姐姐或母親那裏。
關於袁立翰的傳言在小城裏流傳,
有人說他用這些殘疾孩子佔據閑置土地,
以此要脅政府和開發商謀取利益,
還有人說他將心臟病和吐脣等做完免費手術,
已經康復的孩子轉手送給有需要的人家,
這送字背後有沒有金錢交換幾乎是公開的祕密。
2010年,來自鄭州的志願者組織陽光義工正式舉報了袁立翰,
稱他涉嫌將修復手術成功的棄嬰賣人謀利。
何南省民政廳經過調查,認定袁立翰系非法收養,
當時他名下至少還有30名棄嬰,
但即便這個數字也是不完全的。
面對指控,袁立翰含糊其詞,
有些孩子送人了,保證今後不再送了,
說著掉了眼淚,我窮得沒法,需要錢養這些孩子的時候。
你們又在哪裏?這話有幾分真實的委屈。
國家給他的支持,每個孤兒每月大約60元低保補助,
偶爾在兒童節或者媒體來訪時,地方政府會額外送來幾百元和一些麵粉文具,
他們有時表彰他的愛心,有時批評他的不合法,是情況定。
失效的制度與遮羞布,是時候去看看藍考政府做了什麼了。
這麼多棄嬰悲慘地生活在眼皮底下,官員們不可能渾然不覺。
在宣傳部幹部的安排下,藍考民政局射就鼓鋒鼓掌,駕著黑色轎車姍姍來遲。
這是一個精幹的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頭髮油亮,兩眼通紅,嘴裏噴出濃重的酒味,
他剛從一場始於中午的漫長酒宴脫身。
他開始一根接一根抽菸,告訴記者,造成袁立海收養棄嬰越來越多,
最終失控的真正原因是藍考根本沒有福利院。
為什麼不修建自己的孤兒院?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現成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列。
就這樣,袁立海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缺失的民政機器。
知道他收養棄嬰,人們開始把撿來的孩子送到他家,
有人把孩子直接丟在他門口就跑。
醫院發現棄嬰也送來,後來連警察出警時撿到的孩子也送到袁立海家。
這裏幾乎成了一個私人孤兒院,而整個系統從民政到福利院,
從警察到醫院都在默許,甚至依賴這塊遮羞布的存在。
調查中,記者親眼目睹了這個系統如何在日常運作中腐爛。
一個父親想要放棄自己的腦癱孩子,自稱是孩子表舅,
託袁立海以撿到棄嬰的名義將孩子送進福利院,
袁立海先到蘭考民政局索要了兩張空白的棄嬰檢實證明,
再到派出所找到正在午睡的黃警官,委託同事在信上寫下警號,
最後到城關鎮派出所,什麼都沒調查,直接蓋上了公章。
兩封本應經過嚴格調查取證的棄嬰證明就這樣到了袁立海手裡,
他可以填上任何孩子的名字,將其指認為棄嬰。
當晚,那個腦癱孩子被手續齊全地送進了開封福利院,
那些生活在垃圾花園中的孩子事實上只屬於袁立海的私人財產,
無人過問其命運,死去的孩子與無聲無息地消失。
記者獨自回到花園,沒有袁立海的安排,沒有媒體的歡迎儀式,
冷酷的花園展露了他的本來面目,老鼠在廢墟和垃圾堆裡爬,
一堆發黴的黑饅頭擺在案板上,那是孩子們的口糧。
領著四百元月薪的老太太登本很少出現,
十七歲,患有小兒麻痺和小腦發育不全的原生,
光著身子和兩個小女孩擠在一張用廢磚頭和破木板拼湊的牀上,
因為只有一張牀,其媽扔掉了我們,沒人管,
在袁立海這裡,我們還能時尚法。
原生用發音困難的語調說,那年七月,
袁立海收養的孩子死掉了兩個,一個三歲,一個才一歲多。
夏季是疾病的高發期,這很常見,他不想再複數死亡的過程。
怎麼處理的?記者問,扔了,他的聲音越來越低。
以前,他把這些死去的孩子埋在醫院倉庫後面的堤岸上,
後來那裡要建新住宅區,於是他用塑料袋包裹住幼小的身體,
放進垃圾箱,讓這些孩子隨著家庭垃圾一起被清理。
三十個,也許四十個,袁立害想了好一陣,給出這個數字,
因為很多孩子得不到治療,在一年內就夭折了,
很多甚至還沒來得及取名字。
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現實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
一年半後,2013年1月4日的清晨,一則消息震驚了中國。
蘭考袁立害家發生火災,七名孩童不幸罹難,
那間被燒焦的房間正是記者第一次見到白頭和圓圓的地方,
袁生以及另外幾名更小的孩子就此消失於世間。
火災之後,民政局局長,黨組副書記等六名相關責任人被停止檢查,
而袁立害被免於追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的光環
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
二、棄嬰部落,山西袁平的代養生意。
從蘭考往北600公里,是山西省袁平市,
這裡同樣有一個龐大的私人棄嬰收養部落。
63歲的陳天文帶著酒瓶底一樣厚的近視眼鏡,
率領著一隻油兔脣畫,腿部畸形,幾株彎曲畫組成的16人棄嬰隊伍,
列隊迎接來訪者。
與蘭考不同,這裡的棄嬰由政府出資,委託個人代養。
孩子們的來歷,每一個都是一段被遺棄的故事。
4歲的陳愛善和陳愛明因為吐脣被父母拋棄,
做完手術後已經基本看不出來。
6歲的陳愛華,和腦勺上長著毛茸茸的肉囊,
剛出生時被遺棄在醫院廁所。
2010年靠慈善基金會贊助在上海手術切除,如今完好無損。
9歲的陳小旦,腿長了瘤子,腳背向下彎曲,
矯正手術沒有成功,今後將離不了代步工具。
她低下頭,沉默地接受了這個命運。
靠窗邊一張大炕上,長年躺著22歲的大虎和20歲的小虎,
兩人都是小腦癱瘓,伴有語言障礙和手腳痙攣。
大虎來到陳家已整整20年,但看起來只有10歲。
女孩偶爾長相甜美,卻因腳內翻只能用腳揹走路,
由於神經壓迫尿道,隨時都要撒尿。
她熟練地拖過尿盆自行方便,周而復始,房間裏瀰漫著尿騷氣味。
陳天文夾著根煙,吞雲處物。
他說:「孩子們的父母不想養活一個殘疾孩子,
也支付不起長期的治療費用。」
言語間既有悲鳴,也有一種習以為常的平靜。
這個帶養體繫有其商業邏輯。
原平民政局副局長周靜芳透露,
當民政局把帶養待遇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後,
開始有人家搶著報名。
計算下來,憑藉帶養孩子,陳天文每個月總收入差不多有1萬元,
於是僅在陳天文所在的村子,
就有七八戶人家和民政局簽了帶養協議。
村民王金梅坦率地說,
看到陳天文帶養能掙錢才報名,
沒辦法,窮了纔去養這些孩子。
但帶養家庭的遴選遠沒有想像中嚴格。
有一戶家庭,女主人生病正在打吊針,
男主人手指斷了,喪失部分勞動能力。
另一戶,男主人腿摔傷了,沒有正常收入。
為了防止孩子亂跑摔傷,減輕看護壓力,
一些帶養家庭用繩子把孩子綁在牀頭,限制行動。
王金梅收養的三個孩子,之前的兩個都死掉了。
孩子快不行的時候,打電話告訴民政局,
民政局說,知道了。
等孩子死掉了,民政局說,自己處理掉就算了。
靠近陳天文家玉米地的斜坡上,插著一些枯木棍。
陳天文的妻子說,他們用木棍標記埋過孩子的地方,
這樣就不會再挖這些地方了。
多少個?十二個。
陳天文說,小病小災,可以買點藥打個針,大病只能耗。
陳天文的棄嬰們隨他姓陳。
而按照慣例,凡是國家福利院收養的孤兒不跟黨姓黨。
因此,這些孩子擁有兩個姓。
陳天文現在做的事,是和黨爭奪孩子的撫養權。
他不知道自己的勝算有多大。
三、雙頭女嬰存世路,一個政治任務。
二十萬分之一的概率。
二零一年五月五日夜裡十點,在四川穗寧人民醫院,
一名護士從二樓跑下來,抱著剛出生的嬰兒大喊,家屬接人。
體重四千零五十克。
二十八歲的廖國鈞看了一眼,崩潰了。
那孩子有兩個頭,兩個脖子靠在一起,一個身子,兩條胳膊,兩條腿。
這是一例極其罕見的雙頭連體嬰兒,
俗稱雙頭怪胎,火場概率約為二十萬分之一。
廖國鈞沮喪地說,如果買彩票有這麼好的運氣就好了。
廖國鈞是四川穗寧船山區農村的孩子,
初中畢業後當過火鍋廚師,後來到廣東汕頭一家包裝廠打工,
為塑料袋印刷文字。
妻子包橋英是貴州同仁大山裏走出來的女人,
小學沒畢業就離家打工,在服裝廠坐落統工。
兩人在汕頭相識,三個月後奉子成婚。
他們從沒聽說過連體嬰兒這回事。
這個孩子其實本可以在出生前就被發現,
胎兒在四到六個月時通過B超完全能檢查出形體是否健康。
包橋英懷孕六個月時曾到穗寧第三醫院做過運檢,
結論是單體活胎。
直到拒育產期不到兩週,
他纔在另一家醫院確認是雙頭連體嬰兒。
廖國鈞趕回穗寧和第三醫院交涉,醫院拒絕解釋,選擇沉默。
包橋英第一次做B超時,沒有選擇質量更高的200元彩超,
而是選了40元的普通B超,主要是為了省錢。
就是這個選擇讓一切來得太遲。
孩子出生當天夜裡,一個自稱大夫的人走進病房,
悄悄勸廖國鈞不要給孩子餵奶,讓他們自己死掉。
頭三天,他們照做了,嬰兒靠著輸液,偏偏活了下來。
包橋英說,這是天意,一個創紀錄的醫學奇蹟。
消息在網絡上快速傳播,
重慶、上海的幾家醫院爭相聯繫廖國鈞夫婦,
願意無償接受雙頭嬰兒治療。
醫院負責人坦承,看中了他們的醫學價值和廣告效益。
廖國鈞選擇了離家更近的重慶新橋醫院。
檢查結果顯示,雙頭女嬰有兩個頭顱,兩套脊柱,
兩個食道,兩個胃,兩根氣管,兩個肺,
卻共用一個軀幹,一個膀胱,一套生殖系統,
以及最致命的只有一個半心臟。
此前,雙頭連體嬰兒的世界存活紀錄是11天,
1996年由美國俄亥俄州的醫院創造。
兒科大夫趙聰明制定了護理方案,
核心只有一個字,維持。不計一切代價的維持。
進入七月,孩子的情況似乎略有好轉。
包橋英第一次看孩子,只被允許四五秒,
現在可以看四五分鐘了。
最近一次探視,他說話時,
其中一個嬰兒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
他伸手摸孩子的小手,孩子攥得緊緊的,
好像不想讓他走。
包橋英合一睡在兒科走廊外的單人牀上,
沒帶換洗衣服,在重慶高溫下,身上散發出了異味。
即便活下來,我們也沒能力養這個怪胎。
他說,當治療成為政治任務,
雙頭嬰兒引起了權力的關注。
在主政者的授意下,由重慶衛生局局長掛帥,
來自全市多家醫院的兒科、超聲科、放射科、
神經外科等學科的22名權威專家,
對雙頭女嬰進行了大會診,
接著又組織了一次全國專家會診。
醫院傾全力動員,
專門為兩個孩子配備了三個醫生,四個護士。
一臺現代化的保溫箱價值50萬元,
兩臺呼吸機,兩臺監護儀,
還有一臺專門從國外空運的血氣分析儀,
當時全中國只此一臺。
僅購置設備就花掉174萬元,
平均每天的護理醫藥費用超過5000元。
這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大愛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新橋醫院院長王衛東說,
一名匿名醫生對此的評價更為直接,
現在這就是一個政治任務,
也有專業醫生提出了異議。
北京朝陽醫院婦產科主任張振宇說,
從醫學角度留著沒有異議,順其自然更明智。
不過,結束病人痛苦生命的手段在中國不合法,
一切只能繼續。
廖國鈞閒時翻看基督徒贈送的《聖經》,
被艱澀的文字困擾。
他抬起頭說,開始挺擔心自己的孩子很特殊,
到了醫院才知道,這裡什麼人都有。
隔壁病房,一個四川水暖工人
撿到了被遺棄的先天心臟病嬰兒,
已得到5萬元捐助,
卻逢人電訴苦說手術費沒有著落。
走廊裡,各種被命運遺棄的人在陪伴和等待。
這一年,重慶被一股席捲全城的狂熱氛圍抵擋,
紅歌迴盪山城,黑社會被紛紛端掉,
雙頭嬰兒的生存記錄一天天繼續創造。
人們關注的已經不再是他們什麼時候會死,
而是他們居然還活著。
大鴨和小鴨,欣欣和橋橋存活了150天19個小時。
2011年10月3日下午5點,一起離世。
這是世界上存活時間最長的雙頭兩臂女嬰,
創造了醫學史上的記錄。
廖國鈞是在大巴車上接到死亡通知的。
孩子們走的那一天,他和妻子趕到醫院,
在重症監護室見到了已經夭折的女兒。
夫妻倆達成了一致,
把雙頭女兒的遺體捐給醫院供解剖研究。
包橋英回到穗寧農村後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之前給孩子準備好的所有嬰兒用品
堆在房門背後的空地上一把火燒了。
女兒們生下來就活在一堆精心設計的高級儀器裡,
從來沒有機會走進這個寒酸的四川農家。
他說,送人擔心別人嫌棄,留著又很傷心。
存活了150天的女兒們,
像是他們夫妻生的,又不像是他們的。
廖國鈞給孩子取的名字是大鴨和小鴨,
那曾經是他們的夢想,
有一天結束南方辛苦的打工生活,
回到家鄉和孩子們在村子的河邊吸水養鴨,
其樂融融。
但是不久,一條嶄新的公路將穿越鄉村,
填埋那條小河。
後來,廖國鈞到穗寧鄉鄰的縣城,
繼續做他的廚師本行。
薄喬因在穗寧一家小酒店做服務生,
賣老乾媽兔頭,每月工資1300元。
夫妻一個月只能見一次。
他們寧願在家鄉賺微薄的薪水,
也不想再回到南方的工廠。
他們已經計劃,在合適的時候要第二臺。
往事向風吹過,他們不希望留下任何痕跡。
廢墟之下的兩個孩子。
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
四川汶川發生李氏八級大地震,
震中正是映秀鎮。
映秀小學的教學樓在八秒鐘之內全部坍塌。
學校有473名學生,近300人遇難。
廢墟之下,有兩個坐在同一張課桌旁的孩子,
熬過了災難,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一個是周玉葉,八歲。
映秀小學二年級的學習委員,
媽媽于晴是學校的數學老師。
她被埋在廢墟下整整27個小時,
是任客老師張米婭用雙臂護住了她和另外幾個同學。
張老師死了,孩子們活了下來。
在漫長的被埋歲月裡,
周玉葉開始鼓勵周圍的同學,
一起唱《尬中國》。
這歌聲引導了搜救人員找到了他們的位置。
被挖出後,直升機帶她離開了成為孤島的映秀鎮。
左手因壓迫缺血壞死,保守治療無效,
黑色蔓延到整個左小臂,最終不得不完全截去。
為了避免藥物依賴,
媽媽沒有讓醫生給她打杜冷汀。
堅強的周玉葉後來甚至可以開自己的玩笑,
地震前我是三十三公斤,現在是三十二公斤。
你說,一隻胳膊能有一公斤重嗎?
另一個孩子是林浩,九歲,班長。
外婆帶大的農村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他的故事很快以另一種方式響徹了整個中國。
英雄的誕生與爭議
地震發生後不久,四川電視臺的鏡頭對準了林浩。
他對記者說,他爬出廢墟之後,又兩次返回廢墟,
把兩名昏迷的同學背了出來,
在救援過程中頭部和上身多處受傷。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很快轉播了這次報導,
播音員強調林浩背出了兩名同學。
這個故事隨即傳遍大江南北。
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經歷了災難恐慌的人們,
九歲男孩廢墟中救人的故事契合了時代的需求。
2008年6月,中央文明辦、教育部、團中央、全國婦聯
聯合表彰抗震救災英雄少年林浩成為20名英雄少年之一。
然而在事發的映秀,故事有另外的版本。
映秀小學副校長張春東說,
是他親手把林浩從廢墟中抱了出來。
林浩躺在浴池板邊上,一個勁在呻吟,
我把他抱到草坪上,給他蓋了棉被,讓他等父母來接。
張春東狠命地說,林浩沒有把學生交到我手上,
我之前並不認識他,他沒有親眼看見林浩救同學。
更奇特的是,林浩本人後來在北京電視臺錄製節目時,
親口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說法,告訴現場小同學,
這些都是報紙虛言,你們不要亂相信,
我是用手推,用腳踹把同學推出來的,然後爬出來的。
而此時,林浩廢墟中飛出同學的新聞,
早已通過中央電視臺等媒體深入人心,覆水難收。
關於廢墟下那首鼓舞人心的《大中國》,
一位不願具名的映秀小學老師說,
帶領同學唱歌的其實是另一位女同學林浩的同桌周玉葉。
這個細節被記錄在2008年5月22日的《南方都市報》報導中,
在廢墟下,是周玉葉大聲對同學說,你們不要鬧了,
我們一起唱一首歌,正是這歌聲引導了搜救人員找到埋壓者。
映秀小學的鄉霸與火鍋店老闆娘說,
我們這裡都知道,事實並不是那樣。
有村民激動地說,誰沒有救人,我自己就救出了好幾個,
一個小孩子,能救什麼?
副校長張春東倒保持了相對剋制的立場,
林浩救人的基本事實還是有的,不過不像媒體報導的那麼誇張,
主要是有些媒體的誇大報導和誤導。
其實地震時有很多無名英雄,很多家長徹夜守候在廢墟前營救。
爭議聲中,林浩和另外19名少年榮獲英雄少年稱號,
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
9歲的林浩出現在旗手姚明身旁,勝似閒庭信步。
這個出人意料的亮相,迎來了經久不息的喝彩。
兩個世界,兩張客桌。
地震之後,同桌不再同桌,
他們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沿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軌道,駛向了各自的命運。
林浩被一種強大的力量推進了聚光燈中央,
他舉家搬到了上海。
住進月租2000元的寬敞三居室,
添置了真皮沙發和37寸液晶電視。
各地的邀請蜂擁而至,媒體採訪,公益活動,商業代言,客串電視劇,
還有一個類似經紀人的角色在旁邊打理一切。
一家福建童裝公司請他代言,認了他做乾兒子,
給了兩萬元見面費。
上海一個醫療單位免費給他提供增高針,
他熟練地揪起肚皮,把藥打進去。
對於記者的問題,林浩幾乎一概以搖頭和點頭作答,
如果提拍照片,就大聲抗議不照不照,把臉藏起來。
媽媽陳莉解釋說,記者老是問地震的事情,林浩對採訪已經十分反感。
有人說,林浩一家去上海發了大財,陳莉否認。
她說,自己在上海做服務員,每月工資1000元,
但坐地鐵就花200多,在外面吃飯,最後只能剩200來元。
林大坤的工資也只有1000元,而在閘北租的房子要2000。
戶口始終沒有解決,一家人只好重回四川,
卻沒臉回映秀老家,別人以為我們在上海買了洋樓。
相較於同桌林浩所在的梨花街,周玉葉和媽媽贊助的炮筒樹街,
只隔了兩條主幹道,卻像是兩個世界。
媽媽輿情租住在成都一條被梧桐葉遮蔽的巷子裡,
附近有麻將館和洗腳店。
以前租的房子月租1200元,
差不多是她在映秀小學當老師的一個月工資承受不住,
搬到朋友提供的住處。
周玉葉插班到成都實驗小學讀書,
因為地震缺了半年的課,在二年級復讀。
畫展上,周玉葉的作品擺在正對大門的位置,
那是一幅簡筆畫,一個哭泣的小女孩被幾塊大石頭壓在下面,
每一塊石頭下面都長著四個車窟窿。
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
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
展覽嘉賓裡沒有她最想看到的那個人,她的同桌。
她還有一幅水彩畫,一個失去胳膊的女孩,
另一側生出了翅膀,在空中飛翔。
但她和媽媽並不清楚,如何才能飛到正確的軌道上。
英雄與代價。林浩的班主任說,林浩在學校幾乎沒有任何缺點,
但老是繃著一針弦,老是希望他能放鬆些。
放鬆也許意味著退步,意味著失去尊重,意味著失去更多的東西。
這些東西得到是如此不易,她和她的家庭都不願意再回到過去。
陳麗感慨說,從前自己和丈夫在外打工,林浩和姐姐由外婆帶大,
自家地裡種著菜,兄妹兩人回家隨便摘幾棵菜,
自己做飯吃,生活很獨立自在。
現在,林浩走到哪兒,總得有人跟著。
副校長張春東說,樹立一個典型容易,
但是林浩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否能成正比?
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人考慮過。
我想,他到了一定年齡,可能會想這些問題。
林浩在香港公開場合回答,金錢並不重要,生命纔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來自災區的小孩,和以前一樣,但他已經回不去從前了。
不光他的家庭知道,那些把這個十歲的孩子推到聚光燈下的人們也知道這一切,
清明,以及消逝的一切。
清明那天,於勤帶著周玉葉去映秀祭奠丈夫。
映秀每天都在改變,金錢,建築材料,志願者源源不斷湧來,
整齊劃一的板房社區和泥濘的建築工地並肩而立,
一所嶄新的映秀小學正在拔地而起。
那個已經成為廢墟的舊校園,那段簡單的童年友誼都在被時間遺忘,
他們來到映秀小學附近的山包上,那裡是遇難者公墓,
但是沒有找到爸爸埋葬的地點,只好在一個映秀小學老師集中掩埋的地方獻了一束鮮花。
於勤一邊燒紙一邊哭泣,記者問周玉葉是否給爸爸說了些什麼。
周玉葉認真地說,我不告訴你,這是祕密,這就像銀行取錢的密碼一樣,
這個祕密只有我才知道。
他看了看已經倒掉的學校,那裡曾有他最美好的記憶,
爸爸在四樓,自己在二樓,他們每天一起放學回家。
如今,那裡成了廢墟,埋葬了他的同學和曾經的友誼。
尾聲,幽暗心靈的底色,這一章講述的是幾個看似不同卻有著相同底色的故事。
園裡海的花園裡,殘疾孩子們在垃圾堆旁長大,在塑膠袋裡消失,不是因為沒有人關心,
而是因為一個失靈的制度把本應由國家承擔的責任全部壓在了一個無法脫去的民間女人身上,
然後用好人的光環遮住了制度的潰敗。
山西園平的玉米地斜坡上,十二根枯木棍標記著曾經活過又消失了的孩子們,
那片土地既是棄嬰的歸宿,也是制度視察的隱祕墳場。
雙頭女嬰星星和喬喬在現代化醫療儀器的精確控制下存活了一百五十天,
刷新了世界紀錄,又在同一天離去,他們的生死成了一個政治任務,
卻始終沒有成為兩個真正被愛著的孩子。
而林灝與周玉葉,這對昔日同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從災難中走出來,
一個被歷史挑選,成為一個符號,背負著超過一個孩子所能承載的龐雜意義,一個被歷史遺忘。
獨自在炮筒樹階的陰暗巷子裡,用僅剩的一隻手,
把那塊沉重的石頭劃,成生了輪子可以滾開的樣子。
校署在章首寫道,一個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
無論個體對孩子怎樣嘔心瀝血可歌可泣,都無法從整體上保護所有孩子,
那些孩子命若垃圾或者命如煙花,短暫而絢爛,然後消散。
他們的故事,是這片土地在那個年代最誠實的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