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最初的晚餐

最初的晚餐,作者陳中石,想到這件難忘的事,忽然聯想到《最後的晚餐》這幅名畫的名字。 不過對我來說,那一次難忘的晚餐不是最後的,而是最初的一次。 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國人共進的晚餐。 那時候我三十出頭,在公社,繼現今的鄉政府,學大寨正學得忙活。 有一天,接到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及省作協的電話,通知我去參加接待一個日本文化訪華團。 接到電話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 我的第一反應是,我穿什麼衣服呀? 我便毫不猶豫地推辭,說我在鄉村學大寨的工作多麼多麼忙。 回答說,接待人名單是省革委會定的,這是政治任務,必須完成。 這就意味着不許推辭,更不許含糊。 我能進入那個接待作陪的名單,是因爲我在陝西文藝及言和上剛剛發表過兩個短篇小說,都是注視演藝階級鬥爭這個綱的,而且是被認爲演藝注視得不錯的。 接待作陪的人員組成考慮到方方面面,大學革委會主任,革命演員,革命工程師等。 我也算革命的工農兵業餘作者。 陝西,最具影響的幾位作家幾棵大樹都被整垮了。 我怎麼也清楚我是猴子稱王帝被列入,最緊迫的是便是衣服問題。 我身上穿的和包袱裏包的外衣和襯衣,幾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補丁的,連襪子也不例外。 我那時工資三十九元,連我在內養活着一個五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約兩年才能做到。 爲接待外賓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經濟的失衡,太划不來了。 我很快拿定主意,借衣服的對象第一個便瞄中了李旭生,他和我同齡,個頭高低,身材粗細也都差不多。 他的人樣俊氣且不論,平時穿戴比較講究,我幾乎沒見過他衣帽邋遢的時候,他的衣服質料也總是高一檔。 應該說,他的衣着代表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們那個公社地區的最高水平,四清運動時,工作組對他在經濟問題上的懷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誘發的。 不貪污公款,怎麼能穿這麼闊氣的衣服? 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裝和褲子,雖然有點褪色,卻很平整,大約是BG料吧,我已記不清了,襯衣沒有借。 我的襯衣上的補丁是看不見的。 我帶着這一套行頭回到駐隊的村子,我的三個組員工作組經過一番認真的審查,還是覺得太舊了點。 而且再三點示我,這不是個人問題,是一個政治影響問題,影響國家聲譽的問題。 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從家裏帶來了她丈夫的一套黃泥軍裝,硬要我穿上試試。 結果,連她自己也失望得搖頭了,因爲那套屬於將軍或校官的黃泥軍裝,整個把我裝飾的面目全非了。 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渙散氣息,把這套軍裝搞得不倫不類了。 我最後只選用了她丈夫的一雙皮鞋,稍微小了點,但可以湊合。 第二天中午,達交區公共車進西安,先到作家協會等候指令,陝西文藝副主編賀叔遇見了。 又是從頭到腳的一番審視,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組員英雄所見一致,太舊,我沒有好意思說透,就這舊衣服還是借來的。 他也點示我,不能馬虎穿戴,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國家影響、政治影響的大事。 我從那時候直到現在都爲這一點感動,大家都首先考慮國家面子。 老賀隨即從家裏取來李若冰的藍泥上衣,我換上以後倒很合身。 老賀說很好,其他幾位編輯都說好,說我整個都氣盤,接待作陪的事已經淡忘模糊了。 外邊是些什麼人也早已忘記,只記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約長我十歲。 我第一眼瞧見他,首先看見的是那紅嘴脣,他挨我坐着,我總是由不得看他的紅嘴脣,那麼紅啊。 我竟然暗暗替他操心,如果他單個走在街上,會不會被紅衛兵逮住,像剪燙髮、砍高跟鞋一樣,把他的紅嘴脣給割了。 那頓晚餐散席之後,我累極了,比學大寨拉車挑蛋還累。 現在,因爲工作的關係,我常常接待外賓並作陪吃飯,自然不再爲一件衣服而惶惶奔走,告誡了。 再說,國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個公民靠借來的衣服去稱馳了。 還有,我也不會爲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紅嘴脣被割而操心擔憂了,因爲中國城市女人的紅嘴脣已經燦熱雲霞,紅如海洋了。 字幕由Amara.org社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