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憲法學》精品課 P27 - 30. 31 人權總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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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節課我們講到基本權力的特徵
固有性和法定性是第一個特徵
那我們講到它的第二個特徵
不受侵犯性和受制約性
不受侵犯性往往是指各國憲法中當代憲法的一種價值宣示
對權力的一種堅決的予以保護的這麼一種態度
但是不受侵犯性並不意味着權力不受制約
在憲法上大多數權力是受到制約的
那麼我們上節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個展開
憲法權力受到制約的類型
不同類型的憲法權力它受到的制約是不一樣的
那麼第一種我們講了無界限的基本權力
這是指純粹的精神思想領域的這麼一種權力
當權力表現爲一個人純粹的精神活動思想活動
那麼這個時候這種權力它是不受制約的
因爲我們說過法律只對人的行爲過程調整
如果這項權力沒有體現爲法律上有意義的行爲
那麼這樣的權力法律是不能干預
因爲法律不能對人的精神領域進行一個強行的干預和強制
不能對人的精神領域進行強制
那麼我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在十年前
十年前曾經擔任過
接受浙江人民廣播電臺的一個邀請
擔任一個法治節目的一個主持人
叫做空中律師
那麼我做的事情就是真的現場接電話
那麼會有很多聽衆打電話進來
諮詢很多法律問題
那麼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連着三天我都接到一位女士的電話
那麼這個女士的電話
她說她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她跟她的男友談戀愛同居了七年
那麼她這個時候同居了七年以後
她男朋友突然結婚了
但結婚的對象不是她
她的男朋友跟別人結婚了
但是她精神上感到非常的痛苦
那麼她諮詢律師的一個問題
就是要在法律上給她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從法律專業的角度去問她
問了她三個層面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法律給你能夠提供幫助的話
也只能是這三個層面
比如說你在和你的男朋友的交往過程中
他有沒有對你的人生進行
有沒有人身傷害 毆打這樣的行爲
她說沒有
那麼有沒有性侵害 強制性的性侵害
她說也沒有
那麼有沒有財務上的糾紛
比如他花了你的錢或者借了你的錢
而產生的沒有還
她說也沒有
這三個層面都沒有
沒有的話
我說法律可能就幫不了你什麼忙了
比如她的所謂的移情別戀
她愛上了別人
那麼它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
純粹的精神領域的活動
比如說法律對於男女之間的愛情
這種純粹的情感活動
如果它只是一種純粹的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比如說這個男孩子不愛這個女孩子
那麼法律對於這樣的行爲
對於這樣的現象
它是不能調整的
因爲這是一個純粹的精神領域的一個活動
就是說如果有
實施了法律上有意義的行爲
法律才能對它進行調整
這個例子非常形象的說明了
法律只對人的行爲過程調整
而且這個行爲
必須是法律上有意義的行爲
比如說個人在私密空間的行爲
一個人在他的臥室裏獨處
美國憲法上所謂的個人獨處的權利
我在我的最爲隱私的臥室裏
做的事情
比如說這個人在他的臥室裏面觀看黃色電影
那麼警察能不能破門而入
把他給抓起來
說他違法了
那麼這樣的行爲
按照我們現代憲法的觀點
這也是法律不能干預的
因爲這個行爲
它沒有和他人發生關係
就是在法律上
它沒有一個實質性的意義
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它只是一個個人隱祕空間的行爲
它沒有侵害到他人
這樣的行爲
法律也是不能干預的
一個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間
他所做出的行爲
只要沒有涉及到犯罪
沒有影響到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法律也是不能干預的
法律對人的行爲構成調整
那麼這個行爲
還必須是在法律上有意義的行爲
所以說從這點出發
如果一項憲法基本權利
它僅僅體現爲是一個純粹的
精神領域 思想領域的一個活動
法律是不能干預的
然後憲法權利受到制約的第二種類型
叫做內在制約
就是權力的內涵和外延
存在於權力的自身的界限之中
就是我行使我的權力的時候
我只要不要侵犯到他人的權利
那麼這就是權力的制約
那麼對於大多數權力而言
它所受的制約就是這種制約
那麼這在法理上是非常容易得到論證的
比如行使你的言論自由的時候
你不能侵害他人的隱私權
我在行使我的人身自由的時候
我不能侵害到他人的人身自由
這是權力的內在制約
是大多數憲法權利受到制約的一種類型
那麼第三種叫做權力的外在制約
權力的外在制約它受到的制約程度
就遠遠的大於權力的內在制約
所謂的外在制約 孤民私益
甚至以權力的外在因素來限制權力的範圍
你這個權力在行使過程中
要受到權力以外的因素的約束
也就是說你這個權力
在和其他的一個利益衡量的時候
那麼那個利益在特定的情形中
法律給予保護的權重更大一些
最典型的利益就是我們所謂的財產權
憲法上的財產權
近代憲法曾經把財產權提高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步
所以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但是這種觀念到了現代憲法裏面已經發生了變化
財產權不再是絕對的
財產權要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約
每個人在行使自己的財產權的時候
你不能侵犯公共利益
行使財產權 行使經濟自由的時候
不能侵犯公共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個國家憲法上
對私人財產的徵收和徵用
所謂的徵收和徵用
就是強制性的剝奪你的
限制你的使用權和所有權
所有權和使用權
這在近代西方憲法是不可思議的
個人的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國家怎麼能限制我的使用權和所有權呢
但是現代憲法不一樣
我們的中國憲法裏面也有這樣的條款
國家出於公共利益
可以對私人財產進行徵收和徵用
比如說國家要造一條高速公路
解決交通問題 發展經濟
大家認爲這可能是公共利益
那麼造這條高速公路的時候
國家在規劃這條高速公路的時候
可能要經過你們家的土地
你們家的房子正好被規劃進去
那麼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按照我們現在的主流
公共利益和私人財產權
如果這個公共利益的論證能夠成立的話
那麼你的私人財產權就要受到限制
你得搬遷 拆遷
國家就可以徵收你的土地和房屋
爲了實現公共利益
財產權的外在限制
在我們的現代憲法上
最爲顯著的就是對個人財產
私有財產的限制
那麼在現代社會
私人財產的行使
私有財產的行使
經濟自由的行使
不能侵害公共利益
這成了外在限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憲法權的制約的三種類型
第一個是不受制約
第二個是內在制約
第三個受制約的因素更大一些
叫做外在制約
那麼這是憲法的第二個特徵
不受侵犯性
憲法權力的第二個特徵
不受侵犯性和受制約性
第三個特徵
普遍性和特殊性
憲法權力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這也是憲法權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屬性
所謂的普遍性
是指憲法權力中
人權中的人權有普遍性的一面
跟我們前面所講的人權的共有性是聯繫在一起
就是人權中的很多內容
是人之爲人的權利
我作爲一個人
餘生俱來所應該有的權利
比如說生命權
一個人的生命都沒有了
那麼其他任何權利都沒有意義
所以說憲法要保護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權
不受國家公權力的非法侵害
那麼這個生命權
它就是一種固有權
人之爲人的權利
那麼生命權
它是超越國界階級
種族等一切外在條件的權利
這些生命權
思想自由
表達自由
這些都被看作是普遍性的人權
所謂的普遍性
是指這種權利的特徵
它是超越國界
超越階級
超越種族的
不論你是美國人
還是中國人
還是敘利亞人
作爲一個人
你就應該有這些權利
國家就應該保障你的生命權
你的思想自由
你的表達自由
你的人生自由
所以說人權顯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
普遍性的一面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
人權的普遍性
那麼除此以外
人權還有特殊性的一面
並不是所有的人權
都是超越國界
超越階級
超越種族的
人權中的很多內容
比如說跟我們前面所講的
法定的人權
社會權和福利權
它具有特殊性
一個國家的國民
所享有的社會福利保障程度
我們說是社會權的一種表現
那麼它往往跟這個國家的
經濟文化條件的不同而不同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達
國家財力雄厚
它給國民提供的
社會福利待遇會高一些
它所提供的生存權的保障
標準會高一些
那麼比如說
我們不能
用美國和歐洲
這些經濟發達國家的標準
來要求我們中國
中國政府
應該給我們中國的國民提供
像北歐
比如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的
一個失業保障
要提供這樣的社會保障標準
那麼因爲這種人權
它往往
隨着一個
由一個國家的
特定的經濟文化條件而決定
受制於一個國家
特定的經濟文化條件
所以人權中
有很多特殊性的一面
人權既有普遍性
也有特殊性
那麼這也是我們
人權領域經常爭論的一個話題
爭論的話題
比如說美國的國會
每年都會發佈一個人權報告
指責我們中國的人權保障
狀況不佳
它往往是站在第一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比如人權中的有一些固有的權利
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
比如說它用美國的標準
用國際人權保障的標準
來衡量我們中國的
比如中國政府
對這個言論自由的保障程度
對網絡的控制程度
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這麼一個
對持不同政見者的
是不是有迫害打壓的行爲
它往往強調的是人權的普遍性
強調的人權中的一些普遍性的因素
它往往會用西方國家的標準
來衡量我們中國的人權保障標準
而我們中國政府
往往會對此做出反擊
比如說我們中國政府
每當美國的國會
批判我們的人權保障狀況不佳的時候
中國政府都每年都會像刺蝟一樣
先來反擊一下
說你們美國的人權保障狀況
也不怎麼樣
然後它論證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就是我們中國
人權保障狀況實際上是非常好的
我們中國解決了
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和生存問題
它強調的是人權的特殊性
強調人權是不能跨越國界的
人權是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事情
它強調的是人權的特殊性
而美國國會
它的立場往往強調人權中的普遍性
那麼這兩者之間就會產生衝突
實際上它們指向了不同的人權類型
比如說對於這種社會福利保障權
它確實有特殊性的一面
但是我們中國政府
也得對於這些人權普遍性的一面
比如言論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這樣的一種
它往往重視不夠
它往往會過於強調
我們人權是主權國家內部的事情
我們中國的特殊性
實際上人權保障
它必然有它的普遍性的一面
超越國界的一面
比如說
否則爲什麼會有人權保障的國際標準
人權保障的國際公約
它就是要把各個國家的人權保障的標準
國際化
取得一個國際上的共識
所以人權它既有普遍性的一面
又有特殊性的一面
我們不能過於片面的強調一點
就是要對這個
它有一個客觀的全面的認識
這是人權的第三個特徵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中國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法學教授
叫李不雲教授
他在90年代初
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上
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
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體現了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不同層次上來理解人權的
這麼一個理論架構
那麼李不雲教授這篇文章
當年也被翻譯成日文
在日本的法學界產生了一個影響
李不雲教授因爲這篇文章
產生了一個在國際法學界
產生了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那麼李不雲教授
他把人權分爲三個層次
第一個叫做應有的人權
應有的人權
就是應該有的人權
我們每一個人所應該有的人權
那麼這種人權
往往是站在一個自然法的標準
從人的本質屬性上來說
作爲一個人
你應該享受什麼樣的權利
這是一個應然的層面
它的標準可能是個自然法的標準
可能是超越我們實在法的
一個自然法的標準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層面
他強調的是法定的人權
法律規定的人權
比如說我們中國憲法
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
那麼這個權利
可以看作是一個法定的人權
法定的人權
那麼法定的人權和應有的人權
它是一個
這個應有的人權
它是一個應然的層面
而法定的人權
是一個實然的層面
這是一個應然和實然的一個層面
那麼這個應有的人權
它具有普遍性的特徵
就作爲一個人
所應該有的一個權利
超越國界
超越階級
作爲一個人
要實現你的人格發展
實現你的
追求你的幸福生活
所應該有的權利
它包括自由
選社會福利保障等等
各方面的權利
那麼法定的人權
它有它的
相對於應有的人權來說
它具有它的特殊性的一面
比如每個國家憲法
它所規定的人權的類型不一樣
比如我們中國的憲法
沒有規定遷徙自由
但是其他國家規定了
遷徙自由沒有規定
就每個國家的法律
對人權的確認不一樣
所以說它具有特殊性的一面
特殊性的一面
這是第二個層面
那麼第三個層面
叫做實有的人權
實有的人權
就是一個國家的國民
實際上享有的人權
這相對於法定的人權來說
法定的人權
它是一個應然的層面
法律規定了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擁有言論自由
那麼這是一個
這可以看作是一個應然的層面
法律的規範
法律規範是應該擁有
它實際上表達的意思是
中國的公民應該享有言論自由
但是實有的人權
我們中國的公民的言論自由
它的實現程度到底有多大
那麼這是一個
法律實施的實效性的問題
法律規定的人權
和實有的人權是有差距的
這是一個應然和實然的差距
那麼實有的人權和法定的人權
它又是一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
實有的人權
它是一種特殊性關係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人權保障領域
它的實現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麼普遍性的
可能所有的國家的憲法
它都會公認一些權利
在它所確認的權利裏面
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內容
所以說
這個李步雲教授的
這個人權的三種形態理論
它給我們展示了
兩個規範和事實的層面
比如應有的人權
相對於法定的人權來說
它是一個規範和事實
那麼法定的人權
對於實有的人權來說
也是一個規範和事實
這麼三個層面
也很好地展示了
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
這是人權的基本權利的特徵
三個特徵
固有性和法定性
不受侵犯性和受制約性
然後是權利
然後第三個是
普遍性和特殊性
第五點
就是我們講的
人權基本理論的第五個問題
基本理論的第五個問題
人權總論的第五個問題
基本權利的主體
我們所說的憲法權利
基本權利
那麼它的享有主體是誰
誰享有這些權利
權利的主體是誰
那麼從憲法學的角度來說
基本權利的主體
一般可以分爲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自然人
自然人是人權享有的
最一般主體
最廣泛的
最基本的主體
我們所說的人權
往往是指我們每一個人
所享有的權利
我們個人所享有的權利
每個人所享有的權利
人權
作爲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個體
所享有的權利
自然人
爲什麼表達爲自然人
而不是公民呢
公民和自然人
這兩個概念是有本質的區別的
公民
從它的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說
它可能是一個
就政治色彩的意思
就是我們
我們首先是一個自然人
當我們參與某一種政治關係的時候
我們在面對國家的時候
可能是個公民
同時呢
公民還可以是一個法學術語
比如說在我們中國
公民是指擁有中國國籍的人
才能叫公民
那麼憲法權利的保障範圍
它不僅僅限於公民
而應該是自然人
或者叫做個人
我個人比較主張
用個人這個詞來取代
我們中國目前廣泛使用的
公民這個詞
比如說我們中國憲法
我們中國憲法表述是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那麼這樣的表述方式
就會容易讓人產生質疑
那是不是一個外國人
在你中國的
他的基本人權就不受保障了
所以說應該是
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這樣的表述方式
實際上是不精確的
應該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個人
它的保障範圍
顯然要寬於公民
公民個人
我們基本權利的主體是
個人
那麼公民權利
它只是我們的
基本權利中的一種類型
我們後面會講到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更多的是指政治權利
我們個人
參與國家的政治過程中
所應該享有的權利
叫做公民權利
更多的是指一種政治權利
而個人權利
它的內涵顯然要豐富得多
它可以是我們的生存權
可以是我們的自由權
政治權利只是我們個人
作爲公民所享有的權利
那麼還有一個
在我們中國憲法上
非常經常使用的
人民
人民這個詞
英語裏面叫做people
人民這個詞
它是一個
嚴格的說
它不是一個法律術語
它是一個政治概念
比如說人民的
對立面是敵人
我們中國的
以前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老是宣揚這樣一種
關於人民內部矛盾
如果人民內部矛盾
上升到一定的程度
就會變成敵我矛盾
人民和敵人之間
那麼人民呢
在我們中國的憲法上
它不是一個權利的主體
人民呢
有的時候還具有模糊性
和概括性
權利的主體
它必須是每一個個體
每一個不可區分的個人
那麼人民
它可能是指一個政治集合體
是指一群人
比如當我們說
當年鄧小平
非常深情地說到
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那麼他到底是誰的兒子
他所說的中國人民
他顯然是一個政治實體
所以人民
它並不是一個政治
法學的概念
在法學上面
我們講到基本權利的主體的時候
我們應該樹立一種
個人的
它的主體應該是自然人
也就是個人
而不僅僅是公民
中國憲法上
把基本人權表述爲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嚴格地說
這種表達方式是存在問題的
存在問題
因爲基本權利
並不僅僅是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
它有它的特定的指向
所以基本權利的主體的
第一個層面是
自然人
那麼第二個層面
這是法人與非法人組織
除了我們作爲個人和自然人
享有基本權利以外
還有我們的權利的
享有主體
它是指法人
法人和非法人組織
各類社會組織
那麼這種社會組織
它可能有的具有法人資格
有的沒有法人資格
但是它是一種社會單位的實體存在
組織作爲基本權利的主體
它和我們個人作爲權利的主體
可能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這個社會組織
作爲一個權利主體
我擁有財產權
比如說公司的財產權
和我們個人的財產權一樣
它也是要受到法律的保護的
財產權
還有名譽權
個人有名譽權
但是組織可能不叫名譽權
不叫名譽權
它可能它的商譽權
它如果是一個商業組織
它有商譽權
就是說組織作爲一個
基本人權的主體
它享有的權利的類型和內容
和我們自然人作爲權利的主體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組織不可能有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
你不可能要求組織像個人一樣
去承擔它的權利義務
組織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和生存權等問題
但是在財產權
什麼經濟自由這些領域
可能憲法對於組織的保護
和對於我們個人的保護
可能是區別不大的
所以這兩種自然人和組織
作爲基本權利的主體
在憲法上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
第三類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主體
憲法除了保護我們個人的權利
和組織的權利以外
還有一些特殊的主體
憲法特別保護的主體
憲法爲什麼要保護這些主體呢
它往往是憲法
當代憲法基於一些特殊的價值考量
比如說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比如婦女兒童
我們中國的憲法規定
婦女兒童老人母親
要給予特別的保護
爲什麼要給予保護呢
因爲這些人很多是弱勢群體
比如婦女相對於男性來說
她在生理上她的體力上
她處於弱勢的地位
那麼相對於男性
我們對婦女要給予特別保護
那麼兒童也是一樣
對於成年人來說
她老人兒童老人
對於成年人來說
對於青年人和壯年人來說
她可能都是一些弱勢群體
那麼法律要通過特殊的立法
特殊的機制
給予特殊的保護
特殊的保護
保護弱者
對於弱勢群體的保護
保護弱者
還有一些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
比如母親
人類要繁衍要延續
每個人都有母親
那我們對母親給予保護
它是一種
基於一種公共利益的考量
這一種
人類共同所認可的一種價值觀
對於人類繁衍後代
這樣一種機制的一種保護
比如說
還有一些特別主體
比如說外國人的
對於外國人
比如說一個
到外國人
外國人去尋求政治庇護
政治避難
比如一個美國人
美國人逃到俄羅斯去尋求政治避難
那麼這個國家的憲法
要給予政治庇護權
這也是一種對特殊主體的保護
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考慮到一個國家的國民
可能會受到國家的政治迫害
那麼我給他提供一種政治庇護
這也是一種考慮
特殊主體
作爲基本權利的特殊主體
在憲法上類型是非常多的
往往是對弱者的保護
基於某些特殊的利益的考慮
給予人道主義的保護等等
這麼幾個理由
比如說
憲法權利的
基本權利的主體
一般可以分爲這三個層面
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組織
還有其他特殊的主體
然後第六個問題
人權總論的第六個大問題
基本人權的保障模式
一個國家的憲法
對基本人權列舉以後
列舉的目的是爲了保障
那麼你如何保障它
那麼我們考察每個國家的憲法實踐
實際上
每個國家的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它形成了一種不同的模式
最典型的
有兩種模式
考察世界各國
各個民主國家
憲政國家
對基本人權的保障模式
可以分爲
最典型的有兩種模式
第一種叫做直接保障模式
直接保障模式又叫做絕對保障模式
那麼在直接保障模式中
憲法對於基本人權的保護
它寓意直接保障
運用憲法條文
就可以實現對憲法權利的直接保障
那麼在這些國家中
憲法是具有充分的時效性的
憲法可以在司法判決中得到適用
可以在憲法審查中得到適用
憲法很活躍
所以又可以說
這些權利
這些國家的憲法權利具有憲法效力
所謂憲法效力
它直接運用憲法條文寓意保障
那麼這就要求
它有一個非常權威的憲法解釋機關
憲法經常在憲法解釋機關的適用活動中
被解釋被運用
那麼這才能實現一種直接保障模式
那麼最典型的就是美國
美國的憲法
德國的基本法
歐洲的德國
現在歐美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一個
違憲審查的司法化
從而導致了憲法效力的激活
憲法條文的直接適用
那麼這些國家
它的人權保障模式就逐漸過渡到
直接發展成爲一種直接保障模式
直接保障模式
憲法權利
地位非常的高
具有直接受憲法條文的保障
那麼在直接保障模式下
往往會對議會的立法做出限制
因爲議會的立法
你不能跟憲法相牴觸
那麼這個時候憲法的條文
要用憲法權利
要通過憲法條文予以直接保障
那麼就會對立法
議會的立法做出限制
議會立法不得限制憲法權利
比如規定
議會立法不得限制憲法權利
最典型的就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這是一個典型的對議會立法的限制
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
國會不能制定下列法律
比如說
要建立宗教或者宗教自由
禁止宗教自由
國會立法不能去建立一個宗教
爲什麼國會的立法不能去建立宗教
這是西方憲法上的另外一個問題
政教分離的原則
政治和宗教必須得分離
如果國家的政治和宗教結合在一起
可能會侵犯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
比如國教制
國會的立法不能建立宗教
但是同時也不能禁止宗教自由
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條款
就是美國經常用到的
就是美國的很多憲法判例裏面
經常體現出來的
國會不能通過立法
削減人民的言論自由或者出版自由
削減人民和平集會
及向政府請願申冤的權利
這是對國會立法的一種限制
國會不能通過立法
對於這些基本人權進行限制
直接保障模式
往往和一個國家
這種具有時效性的憲法審查制度
它是聯繫在一起的
直接保障模式
而且現在的很多西方國家的憲法
人權保障模式都向直接保障模式發展
直接保障模式發展
那麼第二個叫做相對保障模式
也叫間接保障模式
憲法雖然列舉規定了很多基本人權
憲法由權力規定
但是憲法承認
法律對其加以限制的可能性
憲法雖然規定了基本權利
但這些基本權利的實現
憲法又授予國會
通過制定普通的法律來實現這些權利
國會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也可以對憲法權利進行限制
憲法它本身
它往往不具有直接的適用力
憲法的實施
要依賴於國會的立法
國會的立法依靠法律
當然國會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對憲法權利進行限制
那麼這種狀況
在二戰以前是相當的普遍
二戰以前的歐洲的各個國家
比如說德國的魏瑪憲法
德國著名的魏瑪憲法就是這樣
憲法明文規定
憲法權利必須要依法律才能實施
非要依法律才能實施
當然限制的話
也要依法律不得限制
還有日本的明治憲法
日本的就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
就是1946年以前的日本憲法
我們中國的憲法
目前也可以說是處於這種狀態
我們中國憲法的人權
大多數人權
公民的基本權利都需要
法律 法規
進一步的具體化和細則化才能實施
我們中國的憲法條文
一般來說不具有直接的適用力
我們最權威的憲法解釋機關
也從來沒有解釋過憲法
沒有解釋過憲法
相對保障模式
正在逐漸成爲過去
這種保障模式
從人權保障的效果來說
效果過於依賴國會的法律
基本權利僅僅具有憲法
法律效率
前面是具有憲法效率
而它僅僅具有法律效率
一項基本權利要被激活的話
必須要得到
必須要有國會立法予以實施
同時國會也可以通過立法
對基本權利進行限制
那麼這種相對保障模式
它往往在憲法條文裏面
會做出這樣的表述
比如非依法律不得限制
本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非依法律不得限制
或者是在法律的範圍內受到限制
然後還有我們所說的
法律保留原則
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
實際上也體現了一種
相對保障模式
就是說有法律保留
對基本權利的實施和限制
這個權利有法律保留
只有法律做出明文規定的時候
我纔可以限制你的權利
當然從這個方面來講
它也是對人權保障的一種方式
只有中國法律規定
我才能夠進行限制
而不是政府制定的什麼法規
可以限制
這是相對保障模式
我們中國目前的憲法
處於這樣一種狀態
相對保障模式
然後第七個問題
人權總論中的第七個問題
基本權利的效率範圍
可以分爲這兩個層面
一個叫做針對國家的效率
我們前面講過
所謂的憲法權利
或者叫做基本權利
主要是個人針對國家的權利
那麼國家作爲義務人
作爲法律關係中的
公法關係中的義務人
那麼我這個權利是針對他的
那麼我擁有的一項基本權利
是針對國家
那麼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這就是它的效率
所謂的效率
它的效率內容是怎麼樣的
那麼針對國家的效率
一般來說
可以從這兩個主要的層面
得到理解
首先是一個防禦權效率
就是針對基本權利
對於國傢俱有防禦權的效率
這個防禦權的效率
主要是指自由權
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人身自由
言論自由
宗教信仰的自由
那麼這種自由權
它是一種
我們前面說過
它是一種消極權利
權利人所擁有的
作爲或者不作爲
實施的自由
實施特定的行爲
或者不行爲的自由
這個時候要求義務人
就是國家
你不能來干預我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處於一種消極的防禦狀態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種自由
只要國家不干預
國家處於一種消極的狀態
你只要不干預我
那麼我這個權利就實現了
所以我一直處於一種
消極的防禦狀態
針對國家的效率
首先是一種防禦權效率
第二個層面的效率
叫做請求權效率
那麼請求權
它主要是涉及到
憲法中的另外一種權利
叫做社會權
所謂的社會權
是指我們個人要求國家
採取積極的行爲
爲我們每個人的生存福利
提供現實的保障
這樣一種權利
那麼這個時候
我擁有的權利
就是一種請求權
我要求國家作爲或者不作爲
當然這個請求權效率
也不僅僅是社會權
可能還有一些請求權
比如說請求司法救濟
請求國家給我提供一個
法律救濟的途徑等等
那麼我們個人權利的效率
針對國家
主要是兩大內容
一個是防禦權的效率
另外一個是請求權的效率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效率
但最主要的
針對國家
對於國家而言
我們每個人享有的基本權利
主要是防禦權的效率
和請求權的效率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
那就是非常有意思
也容易產生爭論
所謂的在德國憲法上
叫做第三者效率
什麼叫做第三者效率
這個第三者是什麼意思
我們說在一個憲法法律關係中
法律關係的主體是指個人和國家
那麼這是雙方構成的一個
法律關係的主體
那麼所謂的第三者是指
這個憲法權利的效率
能不能影響到民事案件領域
就第三者
除了我們這個
個人和國家以外的第三者
所以說第三者效率
那麼在我們中國
這個問題就會被
轉換成這麼一個問題
這麼一種表述方式
憲法條文
能不能在民事案件中得到適用
憲法條文
能不能在民事案件中得到適用
我們中國人有一種觀點
叫做憲法的司法化
憲法的司法化
所以我們中國憲法
之所以沒有時效性
就是沒有司法化
所謂的憲法司法化
就是憲法可以
無障礙地在民事領域得到適用
這種觀念背後的一個支撐
就是我們長期以來的
憲法是母法的懷念
其他部門法是它的子法
憲法高高在上
既然它是母法
它是其他部門法的
效率的來源
那麼它自然可以
沒有障礙地
在其他各個部門法的
實踐中得到適用
那麼這種觀點
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憲法在民法領域
民事案件中能不能得到適用
我們說憲法是基本法
但是同時憲法也是公法
憲法調整的法律關係
最主要的是
我們個人和國家公權力的關係
而民法調整的是什麼
私人之間
私主體之間的法律關係
它所針對的社會關係
是不一樣的
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說
你把一個調整公權力
法律關係的一個法律規範
應用於一個調整
司法關係的法律規範
這個就不對
雖然它是基本法
我們說憲法
爲什麼是基本法
是根本法
而是因爲
它的內容非常重要
它所確定的基本人選
這個內容相當重要
還有國家機構
它是確立一個國家
制定一個國家的藍圖
它內容很重要
所以說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它是根本法
並不表示
它在任何領域都可以暢通無阻地使用
公法和司法的劃分
就決定了憲法調整的公法法律關係
民法調整的是司法法律關係
憲法條文不能
沒有障礙地
隨意地適用於民事領域
但是憲法條文是不是
絕對地不能適用於民事案件
這就產生了我們所說的
憲法的第三者效率的問題
那麼在大陸法系的憲法學界
還有美國的憲法學界
實際上它都承認
憲法條文是可以有限制
有條件的
有限制地
適用於某些民事判決中
那麼憲法是怎樣進入民事領域的
一般來說
它有這麼三個條件
首先是範圍
就是哪些憲法基本權利條款
可以作爲民事證據的
民事案件的判決
並不是所有的憲法權利
都可以作爲民事判決的依據
它的範圍僅限於某些重要的自由權
這些重要的自由權
僅僅限於那些
用德國的法官的話來表述
就是可以作爲
可以形成憲法客觀價值秩序的
就是這些自由權
是我們固有的權利
比如說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這些重要的
先於國家的權利
這些自由權所保障的憲法價值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形成了一個客觀價值秩序
它可以向我們的生活領域
所有的生活領域服飾
它的範圍
僅限於某些重要的自由權
第二個條件
這符合什麼條件
法官可以把一個憲法條文
作爲民事判決的依據
那麼這個條件
它要向民事領域
由於這些權利很重要
它形成了一個客觀價值秩序
它可以向民事領域服飾
服飾以後
從而構成了對民事主體第三者的影響
然後這種適用的
還必須要有一個媒介
你必須找到一個民法中的概括性條款
對這個條款進行解釋
然後再把你將要適用的憲法權利的內涵
包容進來
所謂的服飾
這個概括性條款
已經能夠包含了
憲法的基本權利的這麼一個內容
那麼這樣講非常的抽象
我們通過一個例子來講一講
憲法是如何
憲法基本權利條款
是如何在民事案件中得到適用
比如說
德國的旅特案件
還發生在二戰以後
二戰以後
還是有一個德國的電影導演
要去參加一個國際影展
那麼這個時候
旅特還是一個新聞機制
在媒體上發表言論
號召德國民衆
不要去看他的電影
不要去看導演的電影
因爲這個導演
曾經是個納粹導演
在二戰期間
幫希特勒拍過很多電影
很多歧視猶太人的電影
然後
這個記者
向社會各界廣泛的發出呼籲
號召人們
抵制
抵制這個導演的電影
說二戰以後的
如果去看他的電影
會損害德國人的形象
因爲他是個納粹導演
那麼這個導演
就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說這個旅特
這個新聞記者和這家報社
侵犯了他的名譽權
名譽權
那麼這本來是一個
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
是一個民事案件
是一個言論
民事主體行使言論自由
可能會侵犯到他人的
名譽權之間的糾紛
這個導演的名譽權
和這個報社和新聞自由的
言論自由
這兩個權利之間的糾紛
這是一個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
那麼
那麼這個怎麼可以
上升到一個憲法的高度呢
憲法的高度呢
因爲在這個案子中呢
雙方當事人呢
都提到了憲法權利
比如說這個
這個報社
這個記者
爲自己作出辯護的時候
他說
這是我的憲法所保護的言論
基本法所保護的言論自由
比如我報導這個事情
是我的憲法所保護的言論自由
那麼這個時候呢
在德國的民事法院呢
就請聯邦憲法法院來解釋憲法
因爲這個案子中涉及到對某一個
在一個民事案件中
涉及到對某一個憲法條文的解釋和理解的時候
那麼必須交給有憲法解釋權的憲法法院
在德國呢
憲法解釋權是由憲法法院來行使
雖然是一個民事案件
但是對於這個案件的處理
涉及到對某一個憲法條文的解釋
那必須把這個案件交給憲法法院
等待憲法法院
對這個憲法條款做出一個解釋以後
那麼再繼續做出裁判
那麼德國的憲法法院呢
就對這個案子進行了一個解釋
說本案中雖然是兩個民事主體之間的
一個言論自由和民運權之間的衝突
但是呢
這個言論自由和民運權
實際上也是一個憲法所保護的權利
儘管本案它所體現在衝突
是民事主體之間的衝突
但是呢
這兩個權利本身也是一個憲法權利
那憲法爲什麼要保護這兩個權利呢
它論證了這兩個權利的重要性
言論自由和民運權的重要性
它非常的重要
在憲法中呢
它可以說
它屬於憲法客觀價值秩序的一種
德國憲法法院在論證某個權利的重要性的時候
經常會提到客觀價值秩序
客觀價值秩序
這個具有一個自然法色彩的這麼一個術語
就是這些權利非常的重要
它是客觀存在於我們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
比如說言論自由非常重要
不僅僅在民事案件中要保護和尊重人們的言論自由
在個人和國家的關係中也要尊重言論自由
在各個領域
它形成了一個客觀價值秩序
客觀價值秩序
那麼這個言論自由
這個客觀價值秩序呢
它不僅僅是憲法的事情
不僅僅是個人和國家的事情
它要求在民事領域
我們也要尊重言論自由和民意
言論自由和民意
那麼怎麼辦呢
那麼爲了把這個憲法條文引用到這個案件中
作爲判決的依據
那麼法官必須以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條款作爲媒介
公序良俗
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公共秩序和善良
法官對這個公序良俗條進行解釋
所謂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也應當能包括了
言論自由和民意權
客觀價值秩序的內容
那麼這樣一來呢
就實現了一個客觀價值秩序
像民事案件中的服事
服事
最後再做出一個判決
當然這個判決的結果呢
它還要進行利益衡量
比如說在個案中進行利益衡量
因爲言論自由和民意權這兩個權利
都是在憲法上位屆一樣
同等重要的權利
那麼憲法
憲法院策動於保護哪個權利
它是
策動於保護哪個權利
它是要進行衡量的
要進行衡量的
當然這個案件的判決結果
是因爲這個法院判決導演敗訴
因爲這個新聞記者沒有侵犯到他的言論自由
這兩個
這個不是我們所講的重點
我們想通過這個案子
想通過這個案子來講
憲法基本權利條款是如何
向民事案件輻射
向民事案件輻射的條件
這三個
然後呢
我們中國實際上
在200
大概是2004年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個案件
齊玉玲案件
齊玉玲案件我們最高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個司法解釋
那麼試圖要把受教育權
這個憲法權利的條款
適用於這個民事案件的判決
那麼它是不是一個第三者效率
是不是一個第三者效率
當然
在我們中國目前的這個憲法
憲法的這個
還沒有被激活
缺乏時效性
當然
那麼對於這個問題呢
我們回去思考一下
齊玉玲案件中所說的
憲法的受教育權
受教育權條款
作爲一個民事判決的
一個依據
是不是能用這個第三者效率理論來解釋
我們可以
可以作爲我們一個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