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唐代】02早期科舉制度下的選官問題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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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考試製度
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九品中正制
上回我們曾講過漢代的選舉制
到唐代,此項制度實際上已完全由考試製度來代替
說到考試兩字之原始意義
考是指的考濟,試是指的試用
遠在戰國晚年,已有一大批中國古代的烏托邦主義者在提倡選賢與能
在提倡考課與權術
其用意在規定一項政府用人之客觀標準
漢代選舉制度既由此提倡而來
唐代的科舉其實還是由漢代的選舉制演變
而我們此刻則稱之爲考試製
漢代是相舉、離選之後再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試的
其先是對策,對策只是徵詢意見而已
只要到東漢晚期,左雄爲尚書
才使正式有考試
其實則考試只爲選舉制度中之一節目
待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去聯繫
一切制度權貴紊亂
相舉、離選的制度自已無從推行
於是朝廷用人沒有了標準,尤其是武人在行武中濫用人員不依制度
曹操以陳群爲尚書、掌力部用人事
陳群始創設九品中正制
此制大體就當時在中央任職得名居高者由各州郡分別攻推
大中正一人
由大中正下再產生小中正
然後由中央分發一種人才調查表
此項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讓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別記入
不論其人已經做官或從未入世,皆可入登記表
表中詳載其年級各項分別品地並加評語
所以主持這項工作的便稱九品中正
這些表格由小中正相助大中正覈定後呈送吏部
吏部便根據此種表冊之等地和評語來斟酌任用
分別處設
這樣一來官吏之任命與升降比較有一客觀標準
而此項標準則依然是依據各地方之群衆輿論與公衆意見
依然仍保留有漢代相舉離選之意義
所有與近代西方民主選舉制度不同者
仍然是依從衆依從賢
中國傳統觀念總爲賢人可以代表群衆輿論與公共意見
此是一理論
至於賢人而實不賢、中正而並不中正
則另是一事實
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時
總比以前漫無標準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
一時制度建立
立制澄清
曹家的得天下
這制度也有關係的
但究竟此制僅爲一時的救弊措施
如同某藥治某病
病癒
即不宜再服
否則
藥已治病
亦已起病
待即近代一統天下
已棄於南北朝
對於陳群此制都繼續採用
不能加以更新
這樣毛病就出了
首先是人人享獲大中正提品提拔
便紛紛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
全國人才集中到中央這不是件好事
首先是地方無財
不僅地方行政要減低效率
而地方風俗文化也不易上進
地方垮臺了中央哪能單獨存在
所以中央集權不是件好事
而中央集財也不是件好事
這是第一點
再則中正評語連做官人爲做官人通體要評
而吏部憑此升處
如是則官吏升降其權操之中正而不操於此本官之上司
這是把考課權術
與選舉混淆了
於是做官的也各務奔盡吸取社會名譽
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
而其上司也無法奈何他
在陳群時
爲什麼要大中正定由中央大官兼職呢
此因當時地方與中央已失去聯繫
故只就中央官來兼任大中正
好由他選舉他的本鄉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
拒供中央之任用
但又爲何中正部上定要連做官人一併登記品評呢
因爲如此做法便可把當時已經濫用不稱職的一批人澄清除去
這些都是陳群創設此制時的苦心
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爲一時就畢起見也不算是壞制度
但到後來因施行的時間空間關係都不同了而還是照樣沿用
所以終於出了大毛病
從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
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
但無論如何變一項制度背後的本源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處則仍可不變
於是每一項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
此即是此一項制度之自然生長
制度須不斷生長有定須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增長
制度絕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需從現實中產生者
爲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
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
二者缺一不可
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變而來有其歷史淵源亦有其傳統精神
今天我們卻把歷史切斷一概想模仿外國制度
明明知道這一制度與現實不配合卻想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
其實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絕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
我們此刻一面既否定了傳統制度背後的一切理論根據一面又忽略了現實環境裏面的一切真實要求
所以我們此刻的理論是蔑視現實的理論而我們所向往的制度也是不切現實的制度
若肯接受以往歷史教訓這一風氣是應該警惕排除的
在曹操當時採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於一時
但此後此制度墨守不變毛病從出後來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實這也有些冤枉
唐代之科舉
現在再說到每項制度之變也該有以可變的限度組不能違心所欲的變
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出它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所謂歷史傳統
傳統欲久應該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慾大
換言之即使其生命力欲強就中國以往政治論
宰相權給皇帝拿去一定壞
用人無客觀標準一定也要壞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當時用人定出以客觀標準還是不失此項制度所應有的傳統精神的
但後來卻變成擁護門第把覓取人才的標準無形中限制在門第的小範圍內這便大錯了
唐代針對此弊改成自由競選所謂懷諜自獵
既不需地方長官查舉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評定
把進士之門擴大打開經由個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之考試
這制度大體說來較以前是進步的
漢制規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經商
相舉離選系由地方政府查舉呈報
現在自由報考之唯一限制即報名者不得爲商人或工人
因工商人是專爲私家牟利的
現在所考試求取者則需專心爲公家服務
此項報名之這一限制在當時稱爲身家清白
自然並肩未經犯過國家法律在內者
此外則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呈送中央由上書禮部舉行考試
考試及格即爲進士及第
進士及第便有做官資格了 至於實際分發任用則需經過吏部之再考試
所考重於其人之儀表及口試乃及行政公文等
大抵禮部考的是才學 吏部考的是幹練
又因禮部是有進士明經諸科故此制又稱科舉制
自唐至清此制推行誤措 即孫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裏亦特別設有考試權
這一制度在理論上絕不可非議 然後來仍然是毛病百出
然我們並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筆抹殺
僞政府用人何不用民主投票方式 其實西方近代的選舉投票亦何嘗沒有毛病
而且我們把現代通行的制度來作爲批評千餘年前的舊制度之一種根據 那是最不合情實的
在西方現行的所謂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領袖如大總統或內閣總理之類由民衆公選
此外 一切用人便無標準 這亦何嘗無毛病呢
所以西方在其選舉政治領袖之外還得參着採用中國的考試製度來建立他們所謂的文官任用法
而在我們則考試便代替了選舉
故唐代杜右柱通典 首論識貨 次爲選舉
其實在漢爲選舉 在唐即爲考試
可見在中國政治傳統上 考試和選舉是有同樣的用意和同樣的功能的
西方現行民主政治乃是一種政黨政治 政務官大體在同黨中選用 事務官則不分黨別
另經考試
此項官吏可以不因政務官之更換而失去其服務之保障
在中國則一切用人全憑考試和全數都有一定的客觀標準
即爲高智宰相也有一定的資歷和限制
皇帝並不能隨便用人做宰相
如是則變成重法不重人 皇帝也只能依照當時不成文法來選用
苟其物自閱出此種習慣法之外 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再諮詢衆議
這也不能說它完全無事處
如必爲中國科舉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 由一二皇帝的私議所造成 這更不合理
當之任何一種制度之建立 倘是僅由一二人之私議便能實現了 這便無制度可講
若謂此乃皇帝欺騙民衆 而且憑此欺騙便能專制幾百年 古今中外絕無此理
若民衆如此一欺一騙 我們也無理由再來提倡民主政治
憑事實講 科舉制度顯然在開放政權
這使是科舉制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
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
唐代的公開競選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
唐代開放的範圍較出漢代更廣大 更自由 所以就此點論 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
當時一般非門第中人貧窮子弟爲要應考 往往借佛寺道院讀書
如王波即是借讀於和尚寺而以後做到宰相之一人 範厚中的故事至今傳爲佳話
但唐代的科舉制度實在亦有毛病 孤舉異端言之
當時科舉錄取雖有名額 而報名投考則確無限制
於是因報考人之無限增加而錄取名額亦不得不逐步放寬
而全國知識分子忠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 政府無法安插 只有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
唐代前後三百年 因政權之開放參加考試者愈來愈多
於是政府中隨設有原外官有後補官
所謂適時於官 求官者時於適
適無官 官乏錄 而利擾人 這是政權開放中的大流弊
此項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當之近代西方所謂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權不開放而起
而中國則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權開放之流毒
以水救水 以火救火 不僅是要不對病 而且會正上加正
若要解決中國社會之流弊 則當使知識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意圖
便該獎勵工商業 使聰明才智轉趨此道 然結果又很易變成資本主義
在西方是先有了中產社會 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 然後再來打開仕途預文政治
而中國則不然
可說自兩漢以來早已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 不斷獎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
而同時又壓抑工商資本 只鼓舞人爲大學者當大官 卻不獎勵人爲大商人發大財
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 大體上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導民間聰明才智 不許其爲私家財力打算無限制的發展
於是知識分子竟求上政治舞臺去做官 仕途充斥 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腫病
讀書人成爲政治紙房 若再獎勵他們來革命 來爭奪政權 那豈了得
可見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 並不是我們的傳統政治只是專制黑暗 無理性 無法度
卻是一切合理性 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該不斷改進 不斷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