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宋代】02考試問題和賦稅制度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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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次觀看·2025年12月17日
宋代考試製度
宋代考試製度大體也沿襲唐代
細節雖有出入,我們可以略去不講
但宋代科舉所獲影響卻與唐代不同
第一是唐代門第勢力正盛
在那時推行考試
應考的還是有許多是門第子弟
門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
並一早懂得許多政治掌故
一旦從政比較有辦法
如是基建到晚唐,大門第逐步墮落
應考的多數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
他們除卻留心應考的科目
專心在文選師父或是荊棘寄送外
國家並未對他們有所謂教育
門第家訓也沒有了
政治傳統更是茫然無知
於是近世輕薄成爲晚唐一句流行語
因循而至宋代除卻呂家、韓家
少數幾個家庭外門第傳統全消失了
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
驟然重視盡如仕途
對實際政治自不免生疏
至於私人學養也一切談不上
其次,唐代考試有公卷通榜之志
所謂公卷是有考生把平日詩文成績到中央時
便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學問的先進大遼閱看
此被先進看了考生平日作品
先爲之豫陽品地
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許多知名之士
獲得了客觀的地位
通榜是考後出榜
根據社會及政府先輩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
卻不專憑考試之一日短長
甚至主考官謙遜
因其不瞭解這一場考試中的學術公平
不自定榜而欠人代定榜次
並有欠及應考人代定
而應考人又自定爲榜首狀元的
但此等事在當時反成家話
不算舞弊
本來考試是爲國家選拔真才
明白得此項制度之主要精神與本源意義
又何必在細節上一一計較
但有些人便要藉此制度之寬大處作弊
於是政府不免爲要防弊而把制度嚴密化
這是一切制度截然的
但制度逐步嚴密化
有時反而失卻本意
而專在防弊上着想
宋代考試製度是遠比唐代嚴格了
那時則有胡明之志
所評則真是考試成績
其實考試成績只是一日之短長
故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從學
而因是胡明尋覓不出該人之卷
而該人終於落地了
如是則考試防制嚴了
有時反得不到真才
有唐代考試在禮部
分發任用在吏部
禮部集地未必繼獲任用
因而仍多經各衙門長官避暑
在幕府做幕僚
而藉此對政事卻先有了一番實習
宋代則因經歷五代長期黑暗人不越學
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
只要集地既得美事
因此反而沒有如唐代般
這些都是宋代考試製度之缺點
總之考試製度在宋代是更重要了
更嚴密了
但並非更有真效
但因政府幾年提倡
社會學術空氣又復活了
於是有許多人出來想把此制度改革
第一是想把學校教育來代替考試
這是最關重要的
考試只能選拔人才卻未能培養人才
在兩漢有太學
在唐代有門第
這些都是培養人才的
社會培養出人才
政府考試實有選擇
宋人頗想積極興辦教育
這是不錯的
但此非奪節可望
第二是想把考試內容改變
不考師父改考精藝
這一層用意意甚是
人人學師父風花雪月
用此標準來爲政府物色人才
終不是妥當辦法
但改革後卻所得不償所失
考精藝反而不如考師父
王金公因此嘆息
說本欲變學糾爲秀才
不料轉變秀才爲學糾
這裏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
此刻不擬詳說了
由於上述可見每一制度
也必帶其他情況之配合
若其他情況變了
此項制度之功效及性能
亦將隨之而變
爲無論如何考試製度
是中國政治制度中
一項比較重要的制度
而且猶唐契青
綿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間
中間地有改革地有演變
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智力
在歷史進程中逐步發展
這絕不是偶然的
直到晚清
西方人還只採用此制度
來彌逢他們政黨選舉制之偏限
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製度
在歷史上有過千年以上根底的
一口氣唾棄了不再重視
亦且不再留絲毫顧兮之餘地
那真是一件可斥怪的事
幸而孫中山先生
重新還把此制度提出
列爲五權之一
正如寶器剖制泥土重新撿起
但我們對此制度
在歷史上千年來之長期演變
依然多不加以研究
好像中國歷史上的考試製度
依然還只是我們獨有的
黑暗專制政治下面的
一種愚民政策
今天再來推行考試製
是另外一回事
總像不願與歷史傳統下的
考試製度發生關係一般
這實在是我們的一種成見
非真理
幾乎我們這一番講演
對此制度也不能再單獨的詳說了
宋代賦稅制度
大體也是由唐代兩稅制言下
我們不再詳講
只講一點較重要的
本來兩稅制度
把一切賦稅項目都歸併了
成爲單一的兩稅
租傭調是三個項目分裂的
對田地有租
對丁役有傭
對戶籍有調
讓我們眼前淺顯舉例
譬如臺灣徵入農田米穀
這是租
要臺灣民衆義務服役
修機場道路水利工程之類
這是傭
糖是臺灣的土產
政府要臺灣一地貢獻多少糖
由民間攤派按價分出
這是調
兩稅法則把這三項全併入了田租
因此田租額增高了
政府收取田租之後
如要修機場、築道路
應由政府出錢自僱工役
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
也應由政府出錢自買
政府向民間收稅
則全歸入一個項目下
這樣過了多少年以後
這辦法便出了毛病
晚唐時代軍事時期
軍隊到了一地方
依舊要民衆幫忙如修路之類
又要蒸發地方特產
如臺灣出糖
別處軍隊到臺灣來
便不想自己買糖
卻向民間要
他們認爲這些事向來如此
他們卻忘了
原先這些傭與調
早已包括劃並在兩稅裏
把民間田租加重了
現在又要地方出勞役出土供
那豈不是民衆
又增加了負擔嗎
這一種可有的流弊
在唐代實行兩稅制時
早有人說到
因當時貪圖稅收便利
信不及
到後來卻逐步實現了
更重要的還有一點
在漢代
中國本有地方自治組織
其首領稱三老
三老之下有吝夫、有角
三老是長教化的
吝夫主收田租
有角掌管警察盜賊
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政府
這一制度到隋唐便沒有了
變成有名無實
到了五代時候
軍隊每到一地方
要地方出利益出供調
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制度裏
於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
向他們要房子
要稻草
要馬料
要用具
要壯丁
要積養
這明知道不好辦
但也得勉強辦
軍隊常穿來往
這些地方領袖
就變成專事對上辦差
地方行政官
卻感到有此一種人
又省事又以督則
於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
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
軍隊像水一樣的流
到了某地就要派差
所以辦差的
辦上三五年
家司就垮了
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
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
地方長官也依然沿着舊習
仍要地方照常辦差
這樣就變成地方
又多了一筆負擔
而更壞的是
使地方上沒有一個
能興旺的家
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
這是宋代之所謂差異法
宋代之差異
也如秦代之戍邊
都是由前面歷史沿襲下來
政府沒有仔細注意
而隨爲社會之大害
王金公變法
使定出免疫前的辦法來
由政府規定
叫地方出錢
每家攤派
如此可免地方上
私家爲政府辦公
破產之苦
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因爲要民衆攤出免疫前
豈不又要增重民衆的負擔嗎
但王金公的主張
認爲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
而其責匪爾虐
以後司馬溫公做宰相
他對金公新法一切反對
因要恢復差異
其實金公已退休在南京
聽得此消息
他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
可見金公對此制度之改革
是確有自信的
蘇東坡原來也反對免疫法
但後來對司馬溫公主張複議
又反對了
溫公立主執行
東坡對他說
從前我們反對王安時
不許人有異議
爲什麼你執政了
又不許別人有異議呢
但溫公終於不聽
旁邊跑出來一個蔡京
他挺胸力爆說
我三個月可以把差異法辦成
結果終於給他辦成了
但是後來驅逐溫公舊黨
重行新辦法時
即是這個蔡京
現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個壞人了
在當時連司馬溫公
也認爲他是好人
我們單憑此一制度之變動與爭執
可見要平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
在當時是並不容易的
而人物之賢奸則更難辨
但蔡京害了溫公尚淺
他害了金公缺身
因他後來主張新法
把宋朝弄壞了
後世雖連金公都罵做小人
豈不是蔡京連累了王金公遭受此不白之冤
但王金公的免疫法
則直到清代直到今天
中國社會便一向不再有利益了
然而正因爲沒有疫
人口就不要詳密計算
中國政府的戶口冊子
宋代有
明代有
清代開始有
後來逐漸沒有了
即便宋明兩代有
也不覺重要
因而不甚可靠了
王金公的免疫法
還得人人出錢免疫
明代有一條編法
把丁稅歸到田租裏
便不看重人丁了
到清代中葉以後
有地丁貪糧永不增富之令
於是便不要丁策了
然而這樣一來
變成只有土地與政府發生了直接關係
人口與政府卻像沒有直接關係了
一個國民只要沒有田地
不應科舉考試
不犯政府法令
甚至他終身可以與國家
不發生絲毫直接關係
這又豈是中國政治上
歷來看重
清堯薄賦治的理想者
所預期而衷心贊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