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附錄 【三國·附錄】16從三公府到尚書檯(三)建立內朝的邏輯和尚書機關興起的基礎:西漢政權新結構的醞釀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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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觀看·2025年12月17日
本期咱們來看一下漢武帝時期
漢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是如何醞釀出新變化的
皇帝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和統治權力的來源
丞相掌握行政系統實際運作國家
御史大夫作為皇權和相權的中間節點
一面參與行政體系的運作
一面又成為皇權監控行政體系的輔助
主要的國家政策由二府
也就是丞相府和御史府來發動
這些政策由皇權賦予合法性
然後由相權負責實施
這就是西漢前期的中央政府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的主要特點
這個特點在進入漢武帝時期之後就開始發生變化
而變化的主要體現則是
內朝制度的建立、御史機關的後退和上述重要性的提升
我們先來看內朝制度的建立
在漢武帝之前西漢的政權結構中是沒有內朝這個概念的
在皇帝垂拱、臣下守直、主要國家政策由二府來發動的情況下
並沒有內朝這種單位活動的空間
而到了漢武帝時期情況就有了不同
之前已經談到西漢前期的這種政治特點之所以會形成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國功臣群體的力量比較強大
實際上就是在開國功臣群體發動軍事政變
並殺死一個剛即位的皇帝之後
漢文帝才被他們挑選出來當上皇帝的
這就是皇帝垂拱、臣下守直這種政治特點能夠存在的基礎
而這個基礎到漢武帝時期甚至漢景帝時期就慢慢不復存在了
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以丞相申圖家的死為標誌
西漢開國功臣群體在政治上
尤其是行政體繫上的影響力就逐漸消失
後續的丞相繼任者
雖然他們依舊能依靠過往的慣例
但是如同之前的丞相那樣理直氣壯的發動國家政策
就不太能做到了
而皇帝垂拱、臣下守直的政治特點也就沒法繼續維持
另外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以及管理民眾
並從民眾的勞動中獲取收益的權利
最根本的來源是皇帝
注意是皇帝這樣一種設置
而不是某一個充做皇帝的人
皇帝是上天在人間的代表
天把統治天下的權力交給了皇帝
而國家政權組織中其他一切人的一切權力
則都是從皇帝這裡延伸過去的
漢武帝時期的廷尉杜周就談到這麼一段話
他說
什麼是律令呢?
君主認為正確的那就是律令
所謂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事助為律
後主所事疏為令
當時為時何古之法乎?
即使是在皇帝垂拱、臣下守直的狀態下
由丞相發動的國家政策
也需要皇帝來賦予其合法性
而西漢前期的這種皇帝垂拱、臣下守直的狀態
又是皇帝和開國功臣群體衝突之後的妥協結果
也就是說
西漢前期丞相或者說相權所表現出來的
那種在政治運作中的強勢狀態
與其說是丞相這種制度賦予的
還不如說是開國功臣的身份賦予的
那麼當開國功臣群體的影響力逐步消散
那皇帝或者說皇權在掌握政權合法性
並實際具備立法權的情況下
他就必然要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而採取某些動作
而要實現自己的意志
就必須要掌握發動國家政策的權力
這就是內朝制度產生的基礎
在漢景帝時期
皇帝已經開始嘗試通過聯合部分宮青大臣
來繞開丞相的阻力
爭取發動國家政策的權力
比如薛藩
這個政策就是在漢景帝的支持下
由禦史大夫曹措醞釀並推動執行的
而到了漢武帝時期
一個接受皇帝直接領導
專門用來協助皇帝制定國家政策
指揮行政系統的參謀團隊
就在宮廷的內部被組建了起來
這就是歷史記錄中的內朝
內朝團隊的辦公地點
從漢武帝給鍾大夫延駐的詔書來看
應該就是在成明殿
而內朝團隊在最初的時候
主要是由通過察舉
剛剛進入政府的一批基層人員構成
第一個就是延駐
之後又陸續增加了朱買臣
吳秋壽王
司馬相如
主傅衍
徐樂
延安
東方朔
梅高
焦蒼
中軍
嚴嵩齊等等
漢武帝時期
為了推行新的國家政策
皇帝就需要在自己的附近
構建一個新的參謀機關
這些人就是這個事情的最早參與者
從身份上來說
他們既不屬於以丞相為中心的行政系統
也不屬於其他任何官屬
而是相當於只需要對皇帝本人負責的
一般來說
進入內朝之後
他們就會被授予中大夫的名義
先留在宮內輪流值班
然後再根據情況展開工作
至於他們的工作內容
最初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在重大問題上為皇帝提供參謀意見
二是代表皇帝和宮廷大臣討論各種重大問題
以此來促使宮廷大臣認可
並推動由天子發動的政策
三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直接代表皇帝去實地推動政策的實施
落實天子的意志
比如在建元三年的閩越攻打東歐事件中
還不到二十歲的漢武帝
就跳過了所有的行政機關
讓內朝的閻駐代表自己
去直接指揮邊郡的部隊投入作戰
以上還只是最初階段的情況
後來隨著對外戰爭的展開
疆域的擴大
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稅收
司法行政等各方面的調整
也陸續在內部展開
相應的需要皇帝進行的決策工作也大量增加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
內朝的規模就進一步擴大
而且在人員配置上
也不再侷限於天子之賓客
行政系統的一部分相關人員
按照需要也陸續被皇帝拉進內朝
成為核心參謀團隊的一部分
因為這些人原本是有行政職務的
所以為了能讓他們自由地進出宮城
參與內朝工作
皇帝就在他們原來職務的基礎上
多增加了一個宮廷內部的職務
比如侍中、常侍、散騎、左右曹、朱立、己侍中等等
不過最初的時候
這些職務僅僅是一種加官
一個方便他們工作的名義
並不是要他們也同時負責相關的宮廷工作
而到了後來
這些職務就漸漸被賦予了具體的工作內容
成為一個固定的單位編制
而隨著行政系統的人員大量進入
內朝的工作內容也變得更加多樣
首先
他們也開始處理從丞相府和御史府提交上來的奏書公文
對奏書公文進行預先處理
並對相關問題給出應對的意見
這原本是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的工作
現在內朝也開始參與進去
而且由於內朝和皇帝的關係更緊密
規模也越來越大
這項工作就逐漸的被他們接管
其次
內朝規劃的政策或者形成的決議開始向二府發布
並通過他們去落實推行
如果二府有疑問
內朝還會和他們舉行聯席會議當面討論
或者為了政策能順利推行
內朝也會提前和二府進行討論
爭取在政策發布之前和行政系統取得一致意見
到此為止
國家政策的發動者就從丞相府逐漸轉移到了內朝
或者說從宮外轉移到了宮內
從相權轉移到了皇權這裡
以上的變化可以從漢武帝時期
第九任丞相石慶的身上看到反應
漢書《石慶傳》說
一方面國家對外開疆拓土、遠徵西域
一方面天子又不斷地在國內巡行、搞祭祀、搞封善
然後國家的財政吃緊
桑洪陽這樣的人就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
王溫書這樣的人就推行更嚴格的法律
作為丞相的石慶根本無法參與
石慶在丞相的位置上一坐就是九年
而在這九年的時間裡
他一直謹慎小心
關於國家的大政方針問題
一次意見都沒提過
石慶也曾經想處罰皇帝身邊的近臣
結果反而是自己受到了處罰
內朝權力的擴大
不僅擠壓著丞相府的權力空間
它還另外造成了兩個後果
這就是御史機關的後退和上書地位的提升
之前已經談到
御史機關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御史府和市御史
御史府主要負責對行政系統的監察
而市御史以及領導市御史的御史中程
則負責處理提交給皇帝的各種文件
並給出一定的參謀意見
同時還要撰寫詔書、傳遞詔書
在皇帝和臣下會面的時候
他們還負責維持現場秩序
維護皇帝的威嚴
所謂執法殿中
內朝出現之後
御史中程和市御史
為皇帝提供參謀意見的權力
就逐漸被內朝裡更具備私人性質的
此後
這個單位的工作方向
就逐漸從宮廷內部向外部轉變
首先
御史中程開始在皇帝的直接指揮下
更廣泛地參與宮廷之外的司法活動
比如對淮南王謀反案的處理
就是御史中程具體負責的
其次
御史中程也開始代表皇帝
在遇到重大問題
比如叛亂或者民眾暴動的時候
到基層去監督並統籌地方政府的工作
之前已經談到
由於御史大夫經常不在御史府
所以
到後來整個御史機關的工作
主要就由御史中程來實際負責
而御史大夫之所以經常不在
主要是因為他同時還有輔助丞相的責任
行政系統的工作也需要他去參與
到漢武帝時期
內朝建立之後
在御史中程的工作轉向外部的同時
原本就有大量外部工作的御史大夫
他參與的外部工作也就更加廣泛
這個方面最突出的兩個例子
就是張湯和桑洪陽
張湯以御史大夫的身份
在一段時間之內
實際上主導了本來應該由丞相負責的工作
以至於發展到了行丞相事
丞相取充位的地步
至於桑洪陽
作為武帝時期財政工作的具體負責人
他最後也走上了御史大夫的崗位
而且在後來的鹽鐵會議中
代表中央政府對國家政策做出解釋的也是他
由於工作方向的轉移
御史機關的規模也就不得不跟著擴大
最初的時候
除了御史大夫以及他的兩個副手
御史丞和御史中程之外
整個御史機關在編制上一共只有45個人
經過擴充之後
御史機關的編制人數具體增加了多少
現在並不清楚
根據後面的情況來看
起碼超過了100人
達到了丞相府規模的大約三分之一
而以上的情況也就意味著
包括御史大夫本人在內
整個御史機關正逐漸從行政系統的監督者
轉變成行政系統的一部分
和這種轉變同步發生的是
他們在慢慢的從工程淡出
並具備了成為一個公外新機構的條件
而就在御史機關從工程慢慢淡出的時候
另外一個也存在於工程之內的單位
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卻在逐步的加深
這就是上書
上書原本是少府下轄的幾十個單位之一
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通章奏
從相關的記錄來看
通章奏的意思是
在皇帝和宮內的各個機關單位之間
傳遞工作文書包括詔書
因為要傳遞詔書
所以也有對詔書進行登記
並保管詔書副本的責任
比如在鬥鷹之死事件中
司法機關給鬥鷹定下的罪名之所以是繳詔
就是因為鬥鷹所說的詔書
在上書機關裡找不到存檔的副本
在編制上
上書機關的最高長官是上書令
級別是千擔
至於這個時期上書機關其他更具體的情況
現在則不是很清楚
而就他們的工作來說
上書機關的位置應該也是在工程的北部
漢書《鹽鑄傳》說漢武帝時期
整個國家是征伐四夷
開制編軍
軍旅述伐
內改制度
有這麼多工作需要同時展開
那結果自然是朝廷多事
朝廷多事一方面體現為政府工作人員編制規模的擴大
另一方面就是體現為政府公文數量的增加
而最能體現公文數量問題的
就是這一時期的立法工作
為了應對擴張階段所產生的各種問題
國家就增補了大量的法律條款
其中光是死刑條款就達到了409條
相關的文件更是多到了司法單位看都看不完的地步
所謂文書盈餘幾格
點者不能變賭
而且這還只是一個方面
與此同時軍隊作戰
編防
財政
制度改革等等各方面
也會產生大量需要處理的文件
這些文件也都會一起向宮內向內朝湧來
上面已經談到
以開國功臣群體的退場為前提
西漢國家政策的發動者或者說決策權
從宮外的丞相府轉移到了宮內的皇帝這裡
而輔助皇帝行使這些權力的
就是作為天子之賓客的內朝
不過
漢武帝時期內朝並不是一個具備嚴密結構的機關
而是一個規模比較小
比較鬆散的參謀團隊
因此為了應對洶湧而來的各種奏書公文
作為這些公文傳遞者的上書機關
就也被皇帝拉向內朝
參與對各種公文的處理
以分攤內朝在基礎工作上的壓力
王充說上書未知奏
所謂奏事也就是臣下通過文字向皇帝陳述事情
上書機關的本質工作是通章奏
只負責把奏書公文在宮城之內來回傳遞
並不需要他們關心奏書公文的內容
而漢武帝時期內朝卻還要專門分出人手
來對接上書機關的奏事
那麼上書機關所奏的事
可能就不是他們的本質工作
而應該是他們對各種奏章所做的預先處理
具體的處理方式可能是先對各種奏書公文進行拆封
並根據某些標準對他們進行分類
然後再按照輕重緩急的原則
陸續移交給內朝做進一步處理
也就是說
內朝在奪取了御史中丞和士御史對奏書公文的預先處理權之後
由於工作的需要
這些權力又被部分移交給了上書機關
而這也就讓原本屬於服務性質的上書機關
一下子獲得了參與國家最高層政治運作的能力
這種變化為之後上書機關的演變提供了條件
不過在這個時期
上書機關雖然已經能夠部分參與最高層的政治運作
但是他們的政治地位依然是不高的
這在司馬遷的身上就有所反映
遭受攻行之後司馬遷被任命為上書令
由於漢武帝時期把上書令改為了中書業者令
所以他的這個上書令也就被簡稱為中書令
而在《報仁安書》裡
司馬遷認為自己現在的處境就是一個身體殘疾的奴僕而已
所謂金以虧行為掃除之利
總的來說由於漢武帝時期國家政策的發動者發生了轉移
從宮外的丞相轉移到了宮內的皇帝
所以原來為皇帝垂拱、臣下守直
而設置的整個政權運作體系都在進行調整
以適應這種變化
權力重新分配、組織重新構建
而在所有需要重新構建的組織中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以成為國家政策發動者的皇帝為中心
而構建起來的新的決策機關以及相配套的運作機制
這個決策機關在漢武帝時期就是內朝
運作機制的總原則
就是以皇帝作為決策機關的實際領導者
以他為中心產生新的國家政策
然後再以內朝去推動政策的實施
不過這套決策機關和運作機制
在漢武帝時期並沒有建設完畢
比如新舊決策機關在制度上的劃分就還有模糊的地方
到漢武帝死後這些問題才被整理清楚
構建纔算是初步完成
下一期咱們就來看看漢武帝死後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