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明代】02地方政府的組織思路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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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次觀看·2025年12月17日
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一問題
因爲中國國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壞關係最重要
明代亡國以後,當時有兩位大史學家痛定思痛來討論明代政治制度
和此下中國政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黎周,他著了一部《明夷代訪錄》
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爲
將來只有再立宰相,定名定義,把宰相來做政府領袖,不要由皇帝侵攬大權
另一位顧廷麟
著有一部《日之路》
他曾說
天下太平則小官多大官少
天下之亂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他舉了歷史上許多例來講
總而言之,地方政治幹得好,天下就太平
地方政治幹不好,天下就大亂
他們兩人的着眼點一上一下各有不同
黃黎周注意在上面,顧廷麟注意在下面
但我們若細看全部中國政治史,便知他們兩位所說同樣是
顛撲不破的教訓
從中國傳統歷史意見論
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漢代
但唐代地方制度也還好
讓我們舉一例來說
中國地方這樣大
現在有飛機、火車、電報、政令傳達不感覺多麼的困難
從前交通完全靠義記
這就不容易
義路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
當時則叫做亭
唐代首都在長安
若要發一公文到廣州或者到杭州與福州
都非常困難的
這我們可以想象到
但當時並不曾因交通之遼遠、地訓之困難
而正式上有所失誤
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發電報要分加急電和普通電一樣
當時遞送某種公文,一點鐘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
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了
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示的到達了,守站的早已把吃的喝的都準備好
此人吃飽喝足,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跑
第一天到什麼地方歇,第二天到什麼地方歇都有限定
因此幾天內如線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打電報利用科學,從前全靠人力馬力
每天戶部、吏部、尚書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
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於路
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
古時候一記誤點更該是尋常事
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
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臺
舉此一例,便知現在我們所喜歡說的中國人一向沒有時間觀念那句話
也不盡正確呀
照理論空間愈大時間愈緊要
中國人若無時間觀念
不該能管理統治諾大的空間
再說那些站,建築也極講究
假山、水池、亭閣、廳房、洗澡間、馬房、移印設備都周全
送公事的到了總給你休息的很好,好讓你明天再精神飽滿的上路
即使不睡覺不過夜休息一兩點鐘也足夠恢復你疲勞
同時替你準備好新馬給你繼續上路
馬力也分等級
攜帶第一等緊急公文的便給你第一級快跑的馬騎
這些荒山窮谷的守站人也絕不會誤你事
有這一個例
可見當時行政效率之高
但這種功績並不能全歸之中央,這不是宰相和公部尚書的事
而是地方政府的事
顧廷麟親自走過的地方着實多
據他說
只要看見一條大路
路基築得堅實平坦的詢問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來
只要看見一座大城
堅厚雄壯
一經詢問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來
議庭的建築遺址顧先生也看得多了
他才追懷到唐代的規模
據他日之路所講真好像近代歐洲人倦念推崇羅馬古蹟一般
但羅馬是帝國主義者征服思維一切爲武力而措施
唐代則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
兩者間用意不同而顧先生也不是漫無用意
如考古加班來讚揚唐代
他的用心正在針對着明代之實際情況
讓我們即此來講一講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原名以下之省區制度
要講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該首先提到的就是現在的所謂省區制度了
今天我們還用着行省這名詞
行省制度不始於明代這是從元代開始的
也可說今代先已有行省了
但正式成爲制度的是元代
我們今天俗稱江蘇省浙江省
省相是地域名
但歷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門名
非地域名
在金元兩代
開始有行中書省
中書省是當時中央的宰相府一般
稱爲都省
行中書省是由中央宰相府
也就是都省
分出一個機關駐紮在外面
這因蒙古人征服中國不敢把政權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
某地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兩個人去鎮壓
行省是一個行動的中書省
過去御史臺派人考察地方行政
今天在這裏明天到那裏
所以有行臺
中書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機關
怎樣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蘇又分一部分在廣東呢
這是元代一個極不合理的制度
這因一族征服了我們跨架在我們頭上最先使用這一制度的還是金
不過無論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來統治中國都是不放心把政權交給地方
也不放心把政權分散
所以連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領袖來親自統治
此如現在英國在香港過去在印度都設有總督
殖民地總督是直屬皇帝的
在名義上殖民地總督由英國皇帝派不由內閣派
此因內閣代表國會國會代表民意
殖民地根本不許有民意
英國本土可以有民意有自治
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與自治所以也不該有地方官只有皇帝派一總督來管理
可見任何一制度其背後都有意義可說
元代的行中書省就是一個行動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住在這個地方來管事
如是則地方絕無權權只在中央
元代是有中央無地方的中國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國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樣把地方分成陸府州縣
而實際上元代的地方政權不交在地方仍由中央派行中書省管理
行省長官是中央官而親自降臨到地方在當時
並不是說把全國劃分成幾個地方行政區乃是這幾區地方各住有中央宰相
即成爲中央宰相府的活動分章所
所以行中書省正名定義並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動的中央政府
換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
中央需要派一個大員來鎮壓某地方就派一個外駐的宰相
在元代共計有如是的十個分章所並不是全國地方行政分成十個區
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實際情形是如此
在深一層言之這種行省設施實際上並不是爲了行政方便而是爲了軍事控制
行省制度的歷史來源卻如此
所以直言習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跡可循
我們現代的省區分化和唐宋時代的道和路都不同
如江蘇徐州是一個軍事重鎮
它一面是山東一面是河南與安徽徐州屬江蘇省但它的外圍江蘇管不着
如是則江蘇的總督或巡撫就無法控制了
南京也是一軍事重鎮
但如廣德不守或者吳胡放棄了南京也不能保
而廣德吳胡也都不在江蘇的管轄內
任何一省都如此給你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
好使全國各省都成支離破碎既不能統一反抗而任何一區域也很難單獨反抗
這是行省制的內在精神
元代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
明代人明知這一制度在名義上就說不通而且明代已廢去了中書省
更何來行中書省所以把行省長官改成爲承宣部正史
全國正式劃分爲13承宣部正史司
史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門
我們若正名講該說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13個部正史司
不該說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說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部正史之上又常設有巡撫和總督
巡撫總督在明代是非常設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長之最高一級是部正史
但稱部正史司爲行政區域已經是名不正言不順
就官制言地方區域也不該稱爲司而清代則更無適當稱呼於是仍沿襲了稱省
譬如有江蘇部正史有江蘇巡撫而江蘇地區則稱爲江蘇行省或江蘇省
清代一統制是這樣稱呼的
其實省的稱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順
有清一統制把省區再綜合劃分
如稱關東三省或嶺南三省之類這更無意義
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
後來中國人果然爲此務事別的不管只叫廣東省廣西省不說嶺南三省或南三省
而獨關東三省因爲清代限制中國人出關常把來混合稱爲關東三省不分開
而後來又把關字省了只叫東三省
習俗相言好像東三省和其他省區有不同
全國只知道有一個東三省卻不看大清一統制嶺南也有南三省
其他省區全都如此併合稱呼
東三省並不和其他地區有兩樣而我們卻誤認它是兩樣了
後來又有人把東三省誤叫爲滿洲這更大錯特錯
滿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長白山附近一小區域
在明代屬建州衛
唐稱府明稱衛這是軍事區域的名稱並不是東北的行政區域
關東三省纔是東北行政區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區域
而一般人不注意這些事
或者滿洲人要故意把滿洲兩字的地域觀念放大
所以他把省區也勉強分爲關東籍省嶺南籍省等不合理的稱呼來牽強混淆
而後來日本人又推波助瀾故意把東三省說成是另外一區域
而且東三省就是滿洲
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混淆
後來弄出溥儀的僞組織自稱滿洲國認爲是滿洲人統治着滿洲
實際上東三省哪可與滿洲相提並論
孔子說
名不正言不順
清代學者中就有人主張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稱爲不正史思的
然而總督巡撫又如何稱呼呢
所以當時也沒有人附和
然而行省之稱到底是不妥
又加說本部18省那更荒謬
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所謂本部非本部之別
秦代萬里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
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歷史圈之內
如何說它不是中國之本部呢
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
此刻又有所謂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呼
試問中國行政區域上有沒有這些分法呢
中國人不注意大家跟着這樣叫
現在還沒有事不要緊
十年二十年以後說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發生問題
連我們的腦筋裏觀念上也會發生問題的
如想我們是華南你們是華北
這些觀念都會發生很大作用
這因講元代的行省而牽連社稷
這都該值得我們警惕的
省區的省字根本是一個不祥的名稱
最好以後能在新的地方行政區域之劃分下把這字革除再不沿襲
明代地方之監司官與都府
再說明代地方長官與承宣佈政使並列的還有一個提刑案查室
布政使管行政案查室管司法
又有一個都指揮使管軍事
三個司合稱爲三司
承宣布政使司又叫番司
提刑案查使司叫高司
清時俗稱攀臺高臺
照理高使尚可稱臺如御使行臺之例
案查室本該流動考察不常穿駐定一地方
但明清兩代都以固定有駐地稱臺已不合理
至於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歸他管更不該稱臺
布政使下面有參政參議等官提行案查使下面有副使檢事等官
這種官派出去叫分司
分司到了清朝俗稱道臺
普通稱爲監司官猶如省政府派幾個參議到地方上協助辦事
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辦了
明治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級是縣縣上面是府和州
這是第二級上面纔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級
三級之外再加上分司就變成了四級原代是把中央政府分支到地方就變成行中書省
明清兩代是把地方高級政府再派到低級去這便是監司官
這也難怪因爲省區大事情多不得已纔有分司分道之治
分司分道又分爲兩種有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有案查使派出的叫分巡道
明代大儒王傳山在其所著《黃書》裏曾有一統計說
山東省有六個府但有十六個分司山西省有五個府有十三個分司
陝西省八府有二十四個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個分司
這樣一來縣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司上面纔是省變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縣官纔是親民官州府以上都是管官之官
管民的官不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國地方政治宋代已經不理想
宋治分路諸路分設帥曹縣倉四個監事官
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個司一個布政使司一個案查使司一個都指揮使司
前兩個攀高二司又在分許多分守分巡的司這許多官下面纔是府州和縣
縣官壓得太低太可憐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長官還來不及哪有工夫去親民
漢代縣上面是郡郡上面沒有了
漢代的郡太守是兩千大官皆爲俸祿和九卿相似
一個縣政府也往往有數例幾百人的大規模但漢郡多至一百以上
今天中國的一省有比歐洲一國更大而現在的官場習氣還是博省長爾不爲
至於縣長那真微末不足道這實在是政治上一個大問題
以上還只講的明代的布政使案查使與都指揮使
而這幾個長官上面還有官還有更高一級的官那就是總督與巡撫
總督巡撫在明代制度下還上好因其必有事纔派出此等官
而且都帶一個督御使的閒
這就是說有中央政府督察院的督御使臨時派到地方去辦事
所辦的是巡撫總督等事
譬如倭寇來了沿海地方沒有總啓程的人就派一個總督或巡撫去 這是臨時的
過幾年事情平定了這官仍舊回中央機關也撤銷了
但一到清代總督巡撫又變成爲永久的
在布政使案查使上面再加巡撫總督地方行政就愈來愈壞了
我們現在再從歷史演變源頭上說來漢時由刺史變成爲幕
以及唐代之十道觀察使這些都是由監察官變成地方行政長官的
只有節度使纔是軍事長官變成了行政長官
然而還是意在開邊對外的
明清兩代之總督巡撫則是意在對內防亂不在對外開邊
由中央來臨治地方已不好何況派軍官來長川鎮壓呢
若非地方政治失敗已何來有此需要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失敗
明清兩代之蓄力
上面所說是地方政府一層一層的由上面加來的高壓
而從下面講又出了毛病主要是利序之治
中國傳統政治有官與利之分
最先利是指的管理一般業務的略等於今天之所謂事務官
在兩漢時代每一機關的長官獨稱官屬官節稱力
官力的出身並無大區別
宰相由隸屬出身是件尋常事所以漢代政治風氣及敦厚及度時
唐代的利益和官已分得遠瞭然而兩者間還是沒有盼然的劃分
盼然劃分的時期要從明代起若在塑爾上必並仍是先出在元代
因元代政府長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識中國字於是便得仰賴於書記與文案
中國讀書人沒有了出路便混進各衙門當書記與文案去
那便是官與利流品敬畏之所分
但明太祖時因人才不夠用推行建舉任何長官都可建舉人才
所建舉的不分進士建生利源朝廷尚是一律任用
進士等於如高等文官考試的及格人
建生等於是大學生利源則等於是公務員這時尚不分高下同樣有出身
但那時是一時濟急帶到明成祖時便規定隸婿不能當御史
這就是規定曾任公務員的人不能做監察官
有隸婿不準考進士這樣一來便限制了隸婿的出身
官和利就顯然分開兩途
於是在中國政治上的流品觀念裏隸婿被人看不起
這一觀念始於元到明成祖時而確定這是在中國政治史上時有甚大的影響
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這也是雙方社會一大區別
直到今天流品觀念在中國人腦裏還很深
譬如教書人是一種行業 衙門裏辦公文做失業的也是一種行業
但行業與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 這便是流品觀念在作祟
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 官階品位盡相等 但在流品觀念下則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別
這是中國社會獨特的傳統 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別的
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詞也無法翻 只有中國人腦袋裏才懂得
譬如唱戲也是一職業 然而在中國人腦筋裏唱戲的自成一流 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級不同
種田的讀書的也同樣是職業 而在我們的腦筋裏除開職業之外卻假有另一觀念 這就是所謂的流品
在明代政府的觀念裏 蓄力另成一流品 蓄力是沒有出身的
先是不準做御史 後又不準考進士 結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無出路的來當蓄力
蓄力流品雖低 但他們對當時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謂紹興師爺也不是清代纔有 早在元明時代已經有了
他們的勢力早已佈滿在全國 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 他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取當知縣
他寫一篇文章送行 大意說天下之亂在六部 而六部的蓄力完全是紹興人
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 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
希望你到紹興後多能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來
把蓄力的父兄教化好 將來他們就可以教化蓄力
蓄力變好了 天下就治 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
陳幾亭這番話實在不能說沒有他道理 歷史上的事情有些擺在桌子面上 有些則隱藏在桌子底下
一般談歷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 譬如宰相怎樣 六部怎樣
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樣有力量 一樣有影響
直到晚清光緒年間 還有人這樣說
一切事情到了蓄力手裏 權選則可及可持 處分則可輕可重 財富則可親可化
貶禮則可舉可廢 人命則可出可入 頌裕則可大可小 功成則可增可減
大抵中國政治界裏 隸旭所經營的不外此七項
即權選 處分 財富 典禮 人命 預頌與功成 其實政事之大者在當時也只此七項
隸旭則是此七項的專業人 傳統的專門家 他們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
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
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污 因此不知自好 隨儘量的舞弊作惡
我們都知道 舊官場查復公事 有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 也有說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照前面報就輕 照後面報就重 這些都有隸旭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 不是管事的
事都交給師爺 由隸旭去辦
這種師爺各衙門都有 上下相混 四面八方相勾結 而管官的官卻從科舉出身 哪裏懂得這些事
一個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門 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把衙門裏詳細情形弄懂了
而一被隸旭就不免起來反對他暗中做梗
這種情形從明代起 以前是沒有的 而直到清代 這種趨勢日滲一日
其物在於分出官吏 流品之清濁 在上面流動的叫清流 在下面沉澱的是濁流
只要一行坐吏沉澱入濁流 再也不要想翻身 再也爬不上
此種官場流品深一層說 還是一種法 還是一種制度
而講制度者不注意
當時的政治傳統重法不重人
只要你在隸旭流品中 無論如何有才有德 也仍走不出旭吏之本流 仍還是一旭吏
所以旭吏不再要自愛 不再要向上 而一切文書不及 立案掌故卻全經他們手
他們便操縱這些來束縛他們的長官 長官雖賢明 無奈他們何
此乃法病 非人病
現代一般人都說中國人不講法 其實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就在太講法 什麼事都依法辦
一條條文進出 一個字兩個字往往上下往復 把緊要公事都停頓了
隸旭政治之右一面便是今天所謂的文書政治
這是中國傳統政治裏的上文之弊
兩代政治的好處便在其智識少文 而上文政治之害處則最易在政治的下層底層暴露
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底層最下層 在兩漢是一個長官之下有許多小官
明清兩代是一個小官之下有許多永無出息的辦事員
而政治上許多花樣卻近富於他們 試問其影響與結果該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