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孤忠》 【歸義軍番外篇】藏經洞為何封閉千年無人知?百年來敦煌遺書的坎坷之路
安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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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之下,一個形容枯槁的身影緩緩在三威山上停下了腳步。
由此遠眺,對面崖壁之上,佛枯千座,巍巍壯觀。
來者不禁感嘆:「西方極樂世界,豈在斯湖?」
此人便是王遠路。
時間回到公元366年,前秦高僧嶽尊同樣行至三威山前。
見有金光顯現,壯如千佛。
於是在對面的河谷崖壁上,開鑿出第一座洞窟修行,成為墨高窟的開端。
如今時隔1500餘年,當雲遊至此的道士王遠路再次來到墨高窟時,
這裡早已失去了昔日榮光,歷經天災兵險,洞窟荒蕪,破敗不堪。
王遠路被開頭提到的景象所吸引,於是在這裡停下了雲遊的腳步。
四處化緣募捐,終於修繕起了幾座洞窟,供奉神奇香火,其名為太清宮。
王遠路是湖北麻城人,鹹豐統治年間,麻城連年乾旱,蝗災肆虐。
為了謀求生路,王遠路顛沛流離來到九泉,總算在宿州巡防營裡謀得差事,混上了口飯吃。
也正是在這裡,王遠路開始信奉道教。
沒過幾年,從巡防營退伍的王遠路,由聖道法師授戒,正式成為一名道士,開啟了自己的雲遊生活,直至在臥高窟落腳。
在那個年代,鄉裡間的廟宇往往三教合流並不稀奇,加之王遠路的業務水平相當不錯。
在他的四處奔走之下,臥高窟的香火越來越生。
此時王遠路的心思很簡單,用香火錢來修善破敗的洞窟,不分佛道,菩薩倒了修菩薩,道觀少了蓋道觀,還會讓人在自己修善的牆壁上畫他最喜歡的唐僧取經壁畫。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00年,由於臥高窟的香火越來越好,王遠路便僱來讀書人楊清和為他執掌文案。
不過,冬春之際,這裡香客稀少,楊清和就在如今編號的第十六窟永道北側設立著案,為善男信女代寫祈願文,守不失財物。
6月22日,楊清和閒來無事抽完一鍋汗煙,就在身後永道的牆壁上刻打煙灰,沒想到,本應厚實的牆壁卻傳來內部空洞的聲音。
楊清和連忙告知給了王遠路,二人為掩人耳目,等到天黑後才來到十六窟前,決定將牆壁砸開一探究竟。
當煙塵散去,王遠路舉著微弱的燭光進入窟內,此時映入眼簾的是層層疊疊數以萬計的文書、圖畫、法器。
這一刻,塵封千年的敦煌文書終於重見天日。
後來,王遠路編造了不同版本的謊話,對官府說是在清理十六窟擊殺時,發現永道壁畫上的一處裂縫,進而鑿開洞窟。
對外人則說是,受到神仙託夢,忽有天炮響震,山體裂開縫隙,自己和工人挖出來藏經洞。
敦煌師智的觀點認為,楊清和是藏經洞的第一發現人,後續的幾個版本是王遠路為了掩蓋自己深夜盜寶行徑而編造的。
藏經洞被發現後,王遠路抱著邀功的心態,將發現藏經洞一事上報給了當地的知縣嚴則。
但知縣大人只是帶走了一幅觀音像,並未對此事予以重視。
1903年冬,新任敦煌知縣汪宗翰連同數名當地官僧來到藏經洞,大概統計出有佛經兩萬餘卷。
汪宗翰對古化經卷頗有研究,先後從王遠路手中拿走幾批,送到甘肅省級官員手中。
從此,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不進而走,時常會有達官顯貴從這裡取走幾件。
王遠路不懂藏經洞的文物價值,但他卻很清楚這些佛經的社交價值。
彼時的敦煌,百姓與官府間的矛盾十分尖銳。
原因是自雍正時期以來,就在敦煌施行的財買糧制度,如今仍然以一種極不合理的形式繼續存在。
官府不斷藉此斂財,百姓卻要比當初頒佈政策時多承擔兩倍的賦稅。
汪宗翰清楚,事態如果照此發展下去,必然會急升敏變。
於是,汪縣令想盡辦法巴結甘肅省級官員,謀求盡快調任。
而王遠路發現的藏經洞文物,就成為了汪宗翰疏通關係的敲門磚。
王遠路也樂意討好知縣,來獲得官府的器重。
從1900年,王遠路發現藏經洞開始,一直到1904年時,甘肅省府才向汪宗翰下達要封存藏經洞文物的命令。
而在此期間,流失的藏經洞文物數量已經無法統計。
1906年3月,由於官民矛盾加劇,汪宗翰被新任陝甘總督申允調回蘭州,另派黃萬春前往敦化。
三個月後,清廷學部收到了一份由黃萬春承交的敦煌縣鄉土誌,從中這才獲知敦煌發現藏經洞一事。
1907年5月21日,一個相貌與穿著都很奇特的男子,帶著一行人出現在了王遠路的面前。
他是英籍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這是斯坦因第二次進駐中國,以考古探險為名行盜取文物之實。
在抵達敦煌之前,斯坦因曾根據懸藏的大唐西域記,發現了眾多印度的佛教遺跡。
後來,他又到中國新疆等地,發掘尼亞、樓蘭等古蹟遺址,將大量珍貴文物運回英屬印度。
1907年3月時,斯坦因抵達敦煌縣城,從一名叫扎西德伯克的商人口中,聽說了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
而且,扎西德伯克還言之鑿鑿地說,藏經洞裡至今仍有大量漢文文書,這些都被官府封存,由一名道士看管。
斯坦因立刻馬不停蹄地趕到莫高窟,但這時,王遠路跟他的兩個徒弟外出花園未歸。
斯坦因便讓身旁的蔣師爺從一名年輕和尚那裡收集到了一些關於藏經洞的信息。
蔣師爺名叫蔣孝晚,1906年在英國駐喀什嘎爾政治代表喬治·馬基葉的引薦下受僱於斯坦因。
蔣孝晚是湖南長沙人,頗具才學,一心想當官,可惜仕途一直不順,後來在甘肅、新疆長期擔任師爺。
斯坦因的英文護照在國內經過幾次轉譯,將原本已經是誇大的直銜英屬印度總理教育大臣,最終寫成了大英國總理教育大臣。
因此,受僱於斯坦因的蔣孝晚以為自己迎來了仕途的轉機,一路上費盡心思的討好斯坦因。
到了5月21日,斯坦因與蔣師爺再次來到莫高窟,這次王遠路沒有外出。
整個莫高窟除了王道士跟他的兩個徒弟以及一個喇嘛外,別無旁人。
王遠路面對這兩個突然出現的陌生人,內心十分警惕。
斯坦因與蔣師爺按照原先的計劃,先從給洞窟拍照入手,逐漸接近藏經洞的位置所在,隨後提出想看一下全部的經卷。
王遠路起初沒有答應,但架不住一旁蔣師爺拿著斯坦因的護照觀止唬人,王遠路只好將部分經卷取出,讓斯坦因察看。
但關於藏經洞更多的信息,王遠路一直不肯透露,雙方的交涉一度陷入停滯。
直到蔣師爺說可以捐助一部分錢給他修繕洞窟,王遠路的眼神裡頓時閃爍著光。
在隨後的交談中,王遠路提到自己曾帶著一批經卷送到蘭州省府衙門,沒成想官府對自己修繕洞窟的事沒有一句褒獎,對他手裡的經卷更無興趣。
後來,省府下令要把經卷都運去蘭州,結果又因為經費不足而作罷,改讓王遠路就地看管。
省府撥下來的一批看管經費也被各級官員層層盤剝,就剩了個意思到王遠路手上。
蔣師爺從王遠路的口中發現了王遠路的弱點,那便是一心想籌錢修繕廟宇。
而與此同時,資深在墨高窟遊覽的斯坦因發現很多王遠路修復的雕塑、壁畫都在審美和工藝上十分堪憂,甚至可以算是對前人作品的糟蹋。
但在其中,斯坦因發現了一個自己非常熟悉的題材,那就是王遠路在壁畫上畫的《唐僧曲經》。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說道:「王道士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無知很快就被蔣師爺摸清了,
我與一些有學識的中國官員交往時往往能博得他們的支持和好感,
但對王道士而言,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去給他談論考古學的價值,去給他談論利用第一手材料進行史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意義的,
但有一點值得與他進行探討,那就是玄莊。
在中國,只要一談起玄莊,對方無論是學者還是白丁,我總能與他們談得很是投機。
這位古怪的王道士是一個很複雜的人,虔誠、無知而又很執著,
他使人不得不聯想到中國古代那位克服千難萬險,奔赴印度取經的超聖者。
王道士的頭腦簡單,信仰卻很執著,甚至於有點迷信。
玄莊一直被我當作我中國的保護神,王道士也很喜歡聽我談論他。」
於是,蔣師爺以修廟的金錢為誘惑,斯坦因則利用玄藏的故事,
二人雙管齊下拉近了與王源路的關係。
儘管王源路對佛教的事知之甚少,但對玄藏,準確來說應是唐僧的故事,卻很癡迷。
斯坦因抓住這個機會,指著一幅玄藏用馬陀經卷的壁畫,
聲稱自己正是受了玄藏的指點,如今前來將這些古代經卷重新運回印度。
雙方經過幾番交涉後,王源路向斯坦因打開了藏經洞的大門。
斯坦因貪婪地埋身於這些文物之中,仔細地挑選出其中的珍品收入自己囊中,
以免還得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以免讓王源路察覺出這批文物的價值。
此刻,王源路最擔心的當然不是文物外流,而是廟會即將來臨,
數以千計的鄉客們若是看到斯坦因等人,會敗壞了自己這八年來修繕廟宇的好名聲。
從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第二次來到墨高窟,到6月12日離開敦煌,
斯坦因分兩次從王源路手中,編購走了一萬多卷漢、藏、漁田等文字文書,五百多幅繪畫。
到了10月,敦煌的官民矛盾再度升級,進而演變成了一場農民起義。
局勢混亂之下,斯坦因派手下回到敦煌,趁亂再從王源路處騙得230多捆藏晶洞收稿。
而蔣事業答應修繕廟宇的銀兩,最終僅是付了四錠馬蹄銀,即二百兩白銀。
斯坦因將獲得的這批文物悉數運回英國,現存於英國國家圖書館。
斯坦因之後,1908年法國人薄熙和也聽到風聲來到莫高窟。
相比於斯坦因不熟漢語,薄熙和是出了名的漢學家,紮實的漢學功底使他在短時間內迅速翻閱了超過1.5萬卷寫本,並從中帶走了數千卷最為精華的文本。
薄熙和也學來了斯坦因的經驗,用捐款搞定了王源路,順利將這些文物運走。
在西北有故鐘視頻裡,講述皈依君歷史所展示的敦煌文書中,就有三分之二來自薄熙和帶走的部分,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1909年,薄熙和攜帶幾十卷敦煌文書來到北京。
我國羅振裕、董康等一批學者,這才從薄熙和那裡第一次見到來自千年以前的敦煌寶藏。
後來,經過羅振裕等人的多方努力,1909年10月5日,清廷學部這才下令給陝甘總督,要求禁止將千佛洞書籍、古碑出售給外國人。
陝甘總督毛慶藩接到命令後,讓人將藏經洞內剩餘的文物悉數運往北京。
而在運送過程中,各地官員又層層盜取,甚至將完整文書撕成兩份重書。
1910年,歷經磨難的敦煌遺書終於入藏京師圖書館,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然而,清廷運送過程中流散的數量如今已經難以衡量。
此時,距離藏經洞重建天日已經過去了十年有餘。
而在官府下令運走這些文物之前,王元路就提早獲知了消息。
對他而言,這批文書可是搖錢樹。於是,王元路帶領徒弟將部分文書撕下藏匿。
1911年,日本人菊瑞超從王元路手中收走了一部分文書。
到了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造訪莫高窟時,出現了令人可悲的一幕。
王元路拿著自己修繕廟宇洞窟的賬本,向斯坦因表示,
他所捐獻的銀兩盡數用於洞窟的修繕,自己一分都沒有貪污。
隨後,斯坦因又從王元路手裡買走了六百多卷藏經洞文書。
後來查驗,其中多數是王元路偽造的贗品。
由此可以推測,當時王元路手中的存貨已經不多。
同年8月,俄國人希爾蓋·費多羅維奇·鄂登堡來到敦煌,
再從王元路及當地百姓手中收購了一萬多件流散的藏經洞文物。
1926年,美國人蘭登·華爾納到敦煌搜尋藏經洞文物時,已經一無所獲。
但華爾納不肯空手而歸,旋即將目光盯上了莫高窟的壁畫及彩塑。
1909年3月時,斯坦因根據藏經洞的文物,在皇家地理學會上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推測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大約在公元1000年以後不久。
而薄熙和通過研究,提出敦煌文書中所見最晚的年號是北宋的太平新國。
更精確地推斷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大約在公元11世紀上半葉。
而在公元1036年時,西夏利元號發兵襲進,攻佔了整個河西走廊。
因此,在日本人井上靜的小說敦煌及1988年改編的同名電影中,
便將藏經洞的封藏原因藝術化加工為躲避西夏大軍的入侵。
這一推測最早正是由薄熙和所提出。
1908年3月26日,薄熙和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
且全洞卷本無一座西夏字者,
是以洞之封閉,必在11世紀之前半期,蓋無可疑,以亦奪之。
待繼1035年西夏侵佔西陲時,洞中藏器致為凌亂,
藏文卷本、漢文卷本、捐本畫符、繪畫筆、銅製佛像及唐大中刻之封碑均砸塌堆置。
有史可見,藏制時必為外寇侵略而倉皇出此。
西夏侵佔西陲之後,戰事綿延不已,
故洞中書籍之藏器已為軍人所遺忘。
薄熙和的推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獲得了國內外學者的認同。
而在此基礎上,也有部分學者提出,
致使藏經洞驟然封閉的威脅,很可能不是來自西夏,而是皈依君西面的喀拉罕王朝。
早在公元1006年時,信奉佛教與皈依君關係密切的瑜田國,
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喀拉罕王朝所滅。
喀拉罕王朝毀滅佛教的行徑傳至敦煌後,引起莫高窟三界寺僧眾的擔憂,
於是將紅遍法師生前開鑿的這座小窟作為隱藏法器、文書的地點。
學者譚真從編號P3810的呼吸靜宮廟訣上,看到養生神仙周世芳裡出現有山藥的寫法。
而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可知,唐代以後鼠玉改名為鼠藥,
到了宋朝,為了避宋英宗趙鼠的名諱,又改為山藥。
因此推測藏經洞封閉的時間,至少應在公元1064年宋英宗登基以後。
而公元1097年時,卡拉罕王朝曾遣使入宮,表示願從西面出兵攻打西夏。
宋廷甚為欣喜,表示若能破甘、粟、沙三州,必更厚待。
故而藏經洞也可能是這時,為了躲避卡拉罕王朝大軍襲來,方纔匆忙封閉。
後來卡拉罕王朝攻入沙州,擄走了眾多當地官員百姓,致使藏經洞之事無人再知。
除此之外,第一位進入藏經洞的外國學者斯坦因自己主張,藏經洞實為一處被寺廟廢棄的古舊佛經收納地。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北宋從970年至1002年間,流行著整理佛藏的運動。
很明顯,在曹氏皈依君末期,敦煌的寺院也進行了一場佛藏清理。
將大量已經殘破或古舊版本的經卷,過時的首抄文書,以及舊的分化、佛像等物品,全部集中起來,封存在藏經洞內。
這些已經過時無用的物品,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被人們所遺忘。
學界除了這兩種猜測以外,還有認為藏經洞的封存與佛教向法滅禁的思想有關。
公元1052年正是佛教中末法來臨的時間,因此封存藏經洞正是為了在末法來臨後存留佛法給後人。
也有認為藏經洞實際是佛教僧眾對法物的一種供養方式,如佛塔下的地宮一樣。
自公元1900年發現藏經洞以來,百餘年間無數專家學者試圖尋求這座千年寶庫驟然封存的歷史原因。
然而時至今日,種種學說都只是通過敦煌遺書所呈現出的蛛絲馬跡推出的一種猜想。
一千年前封存這批物品的人不會想到,一百年前重啟這座洞窟的王源路也不會想到,
這裡會承載著中華文化繁榮的血脈,同時也記錄著一段蕩起回長的皈依軍歷史。
若沒有這批敦煌遺書,迷失於碎片史籍中的皈依軍將無法讓後人看清它的輪廓。
而自藏經洞封存之後,皈依軍晚年的結局至今仍難以斷定。
若藏經洞真的是在現存已知最晚文獻所在,鹹平五年時封閉,
那麼將這些經卷和記錄皈依軍歷史的文書一同放入洞窟之時,
在位的皈依軍節度使曹宗壽一定也是百感交集。
腳下的這片土地在皈依軍的守護之下傳承了一百餘年,
如今自己卻在強敵環伺的境遇中如一葉孤舟,困骨非地,前路難測。
此情此景,曹宗壽的腦海裡不禁浮現一位昔日將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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