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隆中對》4:蜀國的命運早已註定

古代王朝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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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次觀看·2025年12月14日
4.巴蜀偏霸之夜
劉璋迎劉備入蜀,張松創起議,法正爲行人。
其事衆所周知,無須贅述。
法正傳在諸葛亮之言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魏曹公之強,東丹孫權之逼。
晉則拒孫夫人生變於晝夜之下,當思之時盡退琅琊。
法孝之爲之府邑,令幡然翱翔,不可複製云云。」
諸葛亮以入蜀守公歸之法正,身家讚賞,而絲毫沒有說到自己起過什麼作用,
也未提及自己早在龍中隊中首唱的入蜀之意與後來劉備入蜀之行是否有關。
入蜀本是劉備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他只未敢主動攻蜀,照理說所慮在於近無必勝之勢,退爲孫權所乘。
劉備有法正之腰,前一方面的顧慮不復存在了,可是他仍然惆悵不前。
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龐統說劉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淡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卒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可全界一定大勢。」
通鑑系法正之腰劉備和龐統之說劉備爲一過程,先有法正之說:「備疑未決,龐統乃言於備云云。」
這就是說,法正鑑說,龐統決疑,而諸葛亮本人則未曾參與議論,沒有起什麼作用。
儘管如此,歷史的分析這一問題,入蜀事成畢竟是諸葛亮龍中隊主要的應驗之一。
有入蜀的成功使有三國鼎立,使有諸葛亮治蜀業績,使有西南腹地的開發,使有八地與蜀地更緊密的聯繫,使有長江上游與中下游之間的豁然貫通,這些都是極重大的歷史成果。
如果說劉備在荊州佔有地盤是龍中隊開拓性設想第一步的實現,那麼進居益州就是龍中隊開拓性設想第二步的實現。客觀進程就是這樣。
但是諸葛亮可能沒有想到,進入益州以後,龍中隊的進取就達到了極限。此後的任務只是如何保距守城,而不是如何進一步開拓。
以成都爲中心的蜀國,爲地理、財力、人力、軍力等條件所限,是南途境外發展的。當年劉焉入蜀,據《三國志·蜀書·劉焉傳》,本來就是爲了避世亂而求保州自守。
範燁於《後漢書·劉焉傳》後論曰:「劉焉堵石方堅,先求后王之所,數乎見機而作。」蜀中的保距者,憑藉建革漢中之手,夔門遷關之險,逼門自締,經營有當,可以小康。
至於境外之爭,就要看其實的外部條件如何了。當秦嶺以北,遷關以東,有強敵惡守時,益州保距者欲御嶺出關以求競逐,是十分困難的。既令無強敵惡侯,欲求秦嶺南北三峽內外的堅守,也是困難的很。
劉備入益州後,本來是應當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他自己只有善保邊境,經營益州的事情可做。龍中對中,自宛落秦川北伐之勢,如果不是書生議政,紙上談兵,就只能是虛張聲勢,以進爲退。如果是後者,還不失爲一種策略,如果是前者,那就要物事更多。
劉備出陝,全軍覆沒,諸葛北伐,幾年無成。在當時蜀國的條件下,結果只能如此。入蜀之後,只能成保距之業,而不能再有進取。歷代評論者注意及此的並不乏人,但是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彼此不盡相同,有的承認歷史條件起着決定作用,有的則一味責備諸葛亮無能。
宋代理學家評論諸葛亮,說他愚道不純,於理未盡,因而不能有成。這種理論偏於抽象,不可置論,從歷史條件立論的有如下一些。不過這些議論也多把劉備進退諸勢一概歸之於諸葛亮,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我們也只好從大處着眼,無從一一分辨。
據魏書《毛修之傳》,晚於諸葛亮二百餘年的崔浩,駁斥毛修之入蜀所聞陳壽平諸葛亮時,曰:「承作之評量,乃有故意過美之慾。
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又奪劉章,委連孫氏。守窮齊驅之地,建浩邊疑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管蕭之雅痞,不宜過乎。」
崔浩關於劉備闢曹氏奪劉章連孫權之是非得失,以及認爲入蜀是下策諸事,皆非新建,可以不論。
他的實質性的結論是,一旦入蜀,就只能與秦漢之際割據一隅的趙佗爲偶,而不能再有其他作爲。這一點認識是符合實情的。
諸葛亮與趙佗人的素質迥然有別,但寶具的性質卻是相同。迷信諸葛亮的張述在其《諸葛中武侯文集序》中,斥崔浩之說爲先生之秀顏,只能說明張述本人之迂和千古相傳歷史偏見影響之深遠。
其東野語卷一,三蘇布取孔明條引蘇氏父子之說,其中有蘇巡之演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徒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取西蜀,武之其無能爲也。」此點與崔浩以趙佗爲諭意義相似。
蘇巡還和崔浩一樣,不以爲棄荊州入西蜀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因而對諸葛亮也是取責備態度。這就是苛求於劉備、諸葛亮了。
歷史決定了劉備是一個奔竄求存的角色,歷史只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臺。不論個人的素質與才能如何,諸葛亮能起的作用總是要受歷史條件的支配。
他的龍中隊睿智非凡,但畢竟也只能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古人意識到這一點並做出比較完善的評價的要算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論諸葛亮自益州形勢以爲制勝之略。
陳壽曰:「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爾族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又曰:「當先主飄靈屢措脫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爲資,可也。從此爾途宛落秦川之兩側,不可也。」
王夫之已留備脫足無地而不得不入蜀,既入蜀則不足以言宛落秦川兩側。這兩層說明都是符合歷史實跡的。諸葛亮本人隨着形勢變化和地域遷徙,對北伐路線的考慮必然有所改變。龍中隊中北伐的宛落秦川二側在出師表中不再出現。
他力求實行的只剩下奮力秦川一側,而且還只能迂迴進行。王夫之所說,從此,按指據有益州之後,從此爾化宛落秦川之兩側也是不準確的。
如前所論,入蜀是留備唯一退路,入蜀後只能成偏壩而無興復漢室之可言。雖然如此,比起逃奔蒼武這畢竟是較好的選擇,不過強敵環伺入蜀應圖強,因而有諸葛亮不計成敗立頓驅民北伐之舉。歷來對此的評論大抵以嘆息爲主,詩人永此不乏名句。
在我看來,杜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史英雄淚滿金句,缺乏歷史內涵。比起溫庭君的夏國沃隆空物主中原德祿不遊人來,實踐上要差一些。當然,這些畢竟都是文學語言,不必過於從史實上去推敲。
鄧愛傳注引原子論蜀北伐事,曰:「小國之律,在於實立功以自存。」華陽國治後主治亦做如是判斷,曰:「以弱爲強,有可自保。」這種歷史的估量,比起英雄不隨其志的慨嘆,比起王爺不得偏安的議論,都要實際得多。
後出師表曰:「不伐賊,王爺亦亡,惟坐待王,孰予伐之。」這不論是諸葛亮本人之言,還是詩人託爲諸葛亮之言,都說明王爺云云不過是諸葛亮欲求立功自存的一種自恃之詞而已。
以其實,蜀謂行事奪之,以功爲首者或有可守,坐守待人之功者,守亦不能。清人劉獻庭之謂諸葛亮北伐,不過是以功爲首,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
這個說法我認爲是有歷史見識的,如果認爲連這種估計也委屈了諸葛亮的話,那就必須說諸葛亮北伐之師與劉備當年出俠之師一樣,都只能一概視之爲孫子所謂的彌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