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毛澤東的陰影》(系列10)作者:潘公凯;第三部分 前赴後繼,第十章 人民的審判 |中共|文革|六四|反右|矿难|维权|反贪污|反官倒|暴力强拆|上访|SARS|非典|

字里行间一点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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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審判:阜陽言論自由之辯/本文描述了 2004 年轟動一時的誹謗案,臨泉縣前黨委書記張西德起訴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揭示了在胡錦濤執政初期中國社會與政治的緊張局勢。案件的背景是公眾對政治改革的希望逐漸破滅,以及地方官員持續的腐敗和壓迫,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司法系統的牢固控製。作為作者的辯護律師,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浦誌強,戰略性地將法庭辯論轉變為一場關於言論自由和公民批評政府官員權利的公開倡導。浦律師通過對官方證人的有力盤問,成功地將審判的焦點從誹謗轉變為對張西德濫用職權的曝光。來自農村的證人提供了關於強製絕育、警察暴行和超高稅收的證詞,戲劇性地將道德製高點轉移到了受壓迫的農民和作家的立場。最終,這場審判被定位為利用法律來推動社會進步,並挑戰官員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的一次重大嘗試。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三部分 前赴后继
第十章 人民的审判
2004年8月
程益中从广州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那一天
我在广州北面700多英里外的安徽省阜阳市
正目睹着另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战斗
程的命运是被党的领导人所决定的
他们衡量了囚禁他在政治上的代价与效益之后
认定放他出去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本应该是由法院来决定的
但共产党牢牢控制着司法系统
党的领导一句话
比任何法律、法官或检察官都更管用
因此
同一周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的这件诽谤案中
不用问就可以知道最终谁会占上风
坐在原告席的是临泉县前党委书记兼阜阳的党委成员张西德
在房间另一侧的
是被他起诉的陈桂棣和吴春桃
他们夫妇是被查禁的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
考虑到张在该市的影响力––他的儿子就在同一法院担任法官––以及他的官司受到的重视程度
审判看起来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不过,人们也的确有理由相信
在阜阳的审判程序有可能会有点意思
到2004年夏天
对胡锦涛政府会真正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已经开始消失
距离党的这位新领导人结束隐瞒非典疫情
并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做更多的改变
相反,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前辈一样
执着于消灭对党的统治的挑战
2003年11月
湖北省的部分居民在中学老师兼选举改革行动者姚立法带领下
试图参加地方立法选举
但他们遭到不断的骚扰和恐吓
而且选举过程出现欺诈现象
最终,一如既往
只有党推出的候选人获胜
姚对领导人发出的呼吁没有任何回音
对《南方都市报》的打击紧随其后
让国有媒体不寒而栗
也让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得到冷却
接着,2004年6月
当局拘留了非典疫情举报人蒋彦永
压制了企图纪念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的活动
但是,尽管政治改革被搁置起来
胡锦涛和他的总理温家宝似乎下了决心
要解决那些被繁荣的经济抛在后面的人们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
他们给东北重工业区送去了更多的救济金
以帮助缓和该地区下岗工人的抗议
但农村仍然面临爆炸性的局势
––在那里
党政干部通过向农村征收的税费不断侵蚀农民收入
胡锦涛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
是计划逐步淘汰所有农村税费
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他去了一个农民家庭过农历新年
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和他们一起吃了顿饺子
但是过了将近两年之后
农村的条件似乎却每况愈下
在许多地方,农村官员继续征收重税
在非典风暴之后
为了刺激经济而放宽投资限制的决定
引发了农村的房地产和工业占地项目的激增
干部们则抓住机会攫取农民土地
卖给开发商
没收农田很快成为农村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农民家庭控告干部在卖出他们的土地时从中牟利
并要求得到赔偿
同时
胡锦涛的亲民言论只起到了提高农民期望的作用––农民们在抗拒地方干部时胆子大了一点
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人违反了胡的政策
骚乱不断上升
在2004年
警察平均每天都要应付200件群体性事件
其中有些是暴力冲突
考虑到领导人在农村所面临的挑战
在阜阳的审判很容易会给公众发出错误的信号
实际上
胡锦涛把他自己的声誉押在了消除农村干部的劣迹之上
然而,在这个法庭上的
正是那类干部里的一位
试图惩罚两位敢于揭露他劣迹的作家
在阜阳的审判
也是在全国各地维权活动激增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种维权活动则是公众对法律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结果
几个世纪以来
中国人认为法律只是政府的统治工具
被当权者用来管理他们的统治对象及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
共产党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如此
并且加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即法律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使用的武器
但在毛泽东去世后
党开始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法律制度
不久
另外一种看待法律的观点开始出现
人们开始认为法律应该作为对政府官员权力的限制
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他们开始相信,法官应公正地审理
而不仅仅是听从党的指挥
他们开始期望每个人
甚至包括政府领导人
都可以在法庭上被追究责任
在一个专制国家
这些都是颠覆性的观点
但党本身就正在促进这种不断觉醒的法律意识
自从文革的混乱之后
党就在对公众不断宣告着它致力于法治建设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法庭上
公民们坚持认为它不应辜负这一承诺
律师们当然就是领导这一势头的主力军
他们是一群形形色色不愿遵守党立规矩的人
男女都有,但以男性居多
基本上在摸索中建立起了新的职业和行为方式
当中有些在全国最好的大学里接受过教育
有些则是自学法律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只有一小部分律师肯受理那些挑战党政官员或其亲信的棘手案件
这些案件通常都难以取胜,更难赚到钱
而风险却很大
为一个被关押的委托人积极辩护
或是对既得利益者提起诉讼
可能会使律师本人被投入监狱
但这样做也许会有回报:声誉
自尊,为正义而斗争所带来的满足感
在阜阳诽谤案之前一年
这些自称是维权律师的人已开始聚集在一起
作为一个分散但意义重大的政治势力出现
有些律师组织起来
为一位出色的同行郑恩宠提供支援
郑代理被腐败的开发商强制拆迁的居民打官司
在上海被判入狱
还有一些人共同努力为著名企业家孙大午进行辩护
孙是因为他对政治制度的批评而激怒了当局
当《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被起诉时
有一个律师团队愿意提供帮助
志愿者之一就是浦志强律师
浦律师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留着平头
方下巴的男人
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名伐木工而不是律师
见到他时
他那混杂着街头脏话和古代文言的谈吐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即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
都可能被他搞昏头
他喜欢热闹,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在许多方面上
他都可以作为现代中国成功故事的一个典型
他出生在河北省一个贫困村
是一个只字不识
种玉米和马铃薯为生的农民家庭中最小的儿子
他现在39岁
是北京一个成功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享受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
住高层公寓,有辆大众汽车
浦志强离开农村的旅程从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
他的父母把他寄养在叔叔和婶婶家
那夫妇俩没有自己的孩子
住在靠近县城的地方
浦志强的父母希望他在那里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事实证明
他是村里最早进入大学的几个孩子之一
他后来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是北京东面的一个大的港口城市
他是个好学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党也想把他吸收进来
但当时是1984年
正是文革后的政治解冻时期
全国校园里出现了百花运动之后仅见的思想热潮
书店里摆满了过去的禁书
历史的真相也开始浮现
而浦志强发现自己开始质疑他在学校里一直被灌输的那些东西
很多同学毫不犹豫地入了党
因为入党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和更多的关系
但浦志强花了一个星期在图书馆里阅读有关历史和政治的书籍
而后他拒绝入党
他认定共产主义是个骗局
不希望跟它有任何关系
毕业后
浦志强曾在河北一所不大的学院里教书
然后考进了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
他在那里学习古代文学和法律文本
像他的许多同学一样
他对党的统治越来越不满
通货膨胀失去控制
腐败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浦志强寄希望于主张民主改革的学者
如物理学家方励之
政府每次审查清理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都是威胁到一党专制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代名词––都使他更加反感
后来,1989年春
因为对异议人士手软而被撤职的前总书记胡耀邦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两天后
浦志强加入了数以万计的学生队伍
在北京游行悼念他的逝世
这是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发轫
这场运动是浦志强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他当时24岁,比许多大学生岁数都大
得到许多学生的尊重
成为示威游行的众多领导人之一
他协助组织了游行和罢课
他参加了绝食
他发表演讲,并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那是群情激昂的时刻
他的一位老师回忆说
当3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长达四个小时
而党的领导人拒绝接受他们所递交的请愿书时
浦志强气得用扩音器砸自己的头
浦志强在广场上安营扎寨好几个星期
6月3日晚上他就在那里
当时他和几千人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
而军队正在开入北京
并向示威者开枪
城市四处的大火给天空蒙上一种阴森恐怖的光芒
广场上的大喇叭里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政府的戒严警告
浦志强可以听到枪声
刚开始时声音沉闷而遥远
然后变得更清脆和贴近
他决定留在广场更安全
而不是试图离开
他是对的
流血事件发生在天安门以外的街道上
在6月4日清晨,部队占领了广场
命令含泪的学生们离开
浦志强是最后一批离开的
但他安然无恙
后来党在各所大学里都进行了调查
由于许多官员同情学生
整个程序带有一种走过场的性质
只要浦志强做做样子
批评一下抗议示威
表达一下对政府的支持
并谴责被撤职的党的领导人
就有可能逃避处罚
但他不肯这样做
我的性子执拗
不认为自已有什么罪过10多年以后
他在一篇海外出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同时想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参与全国人卷入的运动
要是绝大多数人都反思了和提高认识了
似乎全都是上了赵紫阳的当
恐怕不妥,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
以我的地位和影响力固然不足以承担什么责任
但在我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就大口炎炎地号称共产党对了自己错了
至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也容易给共产党错误的信号
于是迟迟不能拿出上边满意的结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更不需要低头认错
该认错不是我们,至少主要不是我们
随着毕业的临近
大学里的干部敦促浦志强递交一份自我批评
他写了一篇题为向党交心的讽刺文章作为回答
在文中,他为自己的示威活动进行辩护
称他是凭良心行事
当时我认为政府十分荒谬
在谈到参加绝食的原因时他写道
我们都几乎饿死了
但你仍然连人类的同情心都没有
因此我的态度更为坚定
相信我的想法和其他人一样
我们都在努力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改正自己的错误
分管浦志强的一位教授问他
为什么他不能写些套话
表示赞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党专制的理论基础
浦志强回答说他反对这些原则
并表示如果教授坚持让他写
他就在文章里这么照实说
教授只是摇了摇头
告诉他文章不用改了
考虑到他拒绝服从党的路线
大学本可以开除他
但他们还是让他毕业了
只不过给他的档案里记了一个严重警告
然而这个警告终结了他在学术界谋职的梦想
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大学或政府机构会雇用他
现在想来,浦志强后来写道
可能共产党要的其实不是人们真心的反思和服从
压根就是让人人表面上低头
让人人都瞧不起自己面对现实
我没有这么做
我现在心里头一直很踏实
虽然我十几年来失去了很多机会
但也并不后悔
多年来
浦志强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
当过推销员
秘书,甚至在农贸市场干过
后来在1993年
一位朋友劝他尝试进入法律行业
因为他的硕士学位从理论上属于法学学历
浦志强开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
考了两次才算蒙对了足够多的答案
通过了考试
他并不热衷于新职业,但他已快到30岁
结了婚,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了
做律师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么做是因为没更好的事情可做
他告诉我
不得不谋生
因为『六四』的事
我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浦志强开始执业时
中国的法律界仍处于起步阶段
毛在文革期间摧毁了国内所有的法院
当政府在80年代开始重建司法系统时
基本上是从头开始
这需要时间
但律师逐渐开始摆脱其作为忠于政权的公务员的传统角色
成为替他们客户的利益而辩护的独立力量
第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于1992年成立
而浦志强在数年后开始接手案子
他帮助公司宣布破产,解决商业纠纷
并在此过程中研究了相关法律
但他很快就发现
律师的关系比技术更重要
关系可以带来客户
关系也可以帮助案子取胜
这并不是说证据和法律知识没什么要紧
只是说它们并不总是那么要紧
司法腐败现象很普遍
有时律师会陪法官在深夜里打麻将
并故意输给他数75万元
他们还向法官赠送奢侈礼品
或直接给他们现金贿赂
浦志强发现法律环境令人沮丧
但他却从中获益
四年的大学生活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期间
他建起了熟人网络
他们可以帮助他找到客户
我有很多朋友
在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好律师
你必须有朋友
他说
不久,他每年有20至30宗案件要办
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利润
并且自己的收入也颇为可观
然而同时,他也在为良心而挣扎
如果我告诉客户,我不利用关系
那么他们永远不会让我代理他们的案件
因此,当他们问我有没有关系时
我总是说有
他告诉我
然而浦志强试图划出一些界限
他从来不让朋友做违法或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他从来不行贿
如果客户要求他推翻法律程序
他会回答说最多就是把审理过程拖延下来
不过
有时候他还是要做些他并不感到光彩的事情
有时候,我没有其他选择,他说
浦志强没有处理刑事案件
但有一次,早在他刚开始当律师的时候
他同意接受北京郊区一个农妇的委托
状告当地警方
那里的警察一直在敲诈勒索:
他们逮捕妇女
迫使她们承认卖淫,支付巨额罚款
并株连那些可以被搾出油水的男人
浦志强的委托人因为拒绝认罪被毒打
无偿受理此案之后
他认为自己终于用律师执照做了一件好事:
为一个普通人寻求正义
但是当地法院甚至拒绝接受他的诉讼
而警察诬陷并逮捕了他委托人的姐夫作为报复
而浦志强却无力提供帮助
这个经历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尖锐的问题:
受理这个案子
是为了使自己对工作感觉良好
还是相信自己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他的参与是不是只使委托人情形变得更糟?
浦志强决定从今之后
除非能真正帮助委托人
否则他决不会提高他们的期望值
六年之后,浦志强受理了一件案子
才使他重拾律师真正发挥作用的理想
2003年,他答应为一位文学评论家辩护
那位评论家被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余秋雨以诽谤罪起诉
在为审判做准备的时候
他阅读了有关《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一案的资料
在此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于1964年作出了在新闻自由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该判决对所有公开发表的评论公职人员的言论进行保护
即使言论是错误的也受到保护
除非这些言论的发表明显草率地罔顾事实
通过设置这样艰巨的诽谤举证责任
法院使美国的新闻机构有可能报导在南方发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而不用担心被起诉
浦志强认为此案是法律的权力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个有力例证
他把此案的判决思路纳入了辩护当中
他认为
对公共问题进行不受限制的讨论对于社会非常重要
不应该允许公众人物使用法律来恐吓批评者
法官没对他的论点发表看法
但浦志强在此案中胜诉
突然之间
浦志强作为律师开始感觉好起来了
他找到了一项他愿意为之奋斗的法律原则––言论自由
而且他开始相信
一个好律师在选择了合适的案子后
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接了四个诽谤案
为被公司和商界大亨所起诉的两份杂志
一份报纸和一位学者进行辩护
在一个文字审查司空见惯
批评党的领导人可能会导致监禁的国家
浦志强努力为自己开辟出一个自由言论律师的立足之地
在这四个案件仍悬而未决时
浦志强听说了第五个案子
即张西德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们的诉讼
该案件不同于前面四个
因为张是公职人员
浦志强买了一本盗版的《中国农民调查》––尽管府决定查禁此书
盗版仍然随处可见
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他回忆说
它使我感到非常愤怒
这本书使他想起自己在农村的经验
仅仅10年前
农村干部强制执行一胎化政策
强迫他的嫂子在怀孕9个月后流产
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已经有了一个律师
但浦志强主动和他们联络
免费提供服务
他告诉他们
他希望把他们的案子作为中国版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来打
并认为如果法院最终能保护公众对党政干部的批评权
那么国家将会变得更好
他还传真过一年前获胜的那个案子中发表的辩护词
两名作家对他产生了深刻印象
几周后,在浦志强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
他们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辩护律师团队
8月22日,审判开始的两天之前
我在庞大的北京西客站月台上见到了浦志强
我们一同登上了到阜阳的夜班火车
在中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有100多个
许多中国人大概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其中的大部分
然而自称全国酒都的铁路枢纽城市阜阳
最近却新闻不断
几个月前
当局发现那里有工厂生产假冒的婴儿奶粉
已造成数十名婴儿饿死
并使超过200名婴儿严重营养不良
地方官员被指控因为接受回扣而对此故意视而不见
这已经不是这座城市第一次受到丑闻打击了
阜阳城外有一座从未使用的巨大机场
这是一名前市长
为了想要使自己更容易坐飞机去北京和上海而搞的面子工程
后来该市长卷入一起大规模的贿赂案件
最终被执行了死刑
党对在阜阳出现的腐败现象非常恼火
后来甚至把该市长的尸体照片在市政府官员当中发放
作为警告
从北京到阜阳是9个小时的旅程
当浦志强没有躺在卧铺上睡觉时
他就弯着腰坐在一大堆法律文件边
就着列车车厢里昏暗的灯光
准备他的辩护工作
考虑到这个城市的腐败名声
胜诉的几率很小
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他笑了,承认他也没想会获胜
可我仍然要把工作做好,他解释说
这是我对委托人应尽的义务
但是有比这更多的理由
党声称要贯彻法治
党公开讨论立法,设立法院,聘请法官
进行审判
把自己包里在法律外衣的下面
因为这样做赋予它一丝合法性的气息
当然这只是一个把戏
党在防暴警察上的开销是其在法院和检察院上开消的3倍
而把它逼急了,它就会为所欲为
管你合法还是不合法
浦志强和其他人一样理解这一点
但他认为这种法律游戏创造出了一个机会
以法庭为舞台
他打算向公众提交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如果他干得不错
虽然党仍然可以否决他的辩护
但它会放弃做戏
暴露出所谓依法办事不过是一个骗局
并为自损形象而付出代价
浦志强认为,他的辩护越有力
党的代价就越高
如果高到一定程度
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对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行为三思而后行
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就可能有大事发生
只要做戏,就有可能假戏成真
使党当真被自己的假法律所约束
这样的机会非常渺茫
浦志强当然清楚这一点
他此前曾三次到阜阳参加审前听证会
所见所闻并没有给他多少希望
原告和被告在庭审前被传唤到一起做证据交换
这相当于美国民事诉讼案中的取证程序
但过程杂乱无章
双方都没被要求对证词提供证人
张西德的律师代表甚至拒绝给浦志强复印一份他打算在庭审时出示的文件
抱怨说复印费用太贵
他好像在说
既然大家事先都明白审判结果
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呢?
但浦志强坚持复印
并表示愿意自掏腰包支付费用
最终法官进行了干预
下令张的律师提供复印件
这是最小的胜利
浦志强知道它没有多大的意义
即使法官对被告同情
也几乎没有什么实权
法官是由党任命的
必须要听从党的指挥
虽然他们主持审理案件
但一般都没有权力决定案件的结果
他们只是向党委提出建议
由党委决定判决
归根结底,是党政官员控制着当地法院
在一项调查中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法官表示
当法律与上级的决定冲突时
他们将依法判决
在阜阳张西德就是法官的上级
浦志强唯一真正的希望是更高级的党政领导人进行干预
为了实现这一点
审判必须要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而这似乎不太可能
北京管控宣传官员不仅查禁了《中国农民调查》,
他们也禁止媒体对此书加以报导
不过,在审讯前几个星期
一名记者还是设法打破新闻封锁
并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案的文章
这其实只是一个对张西德进行采访的谈话记录
但张表现得像个小丑
把这个案子又重新拉进新闻焦点中
这位记者的名字叫王和岩
是北京一份商业报纸的调查记者
她以顽强的作风劝说编辑发表了这篇文章
她辩称
新闻审查员虽然禁止报导这本书
但没有说不许报导诉讼案
她仅仅报导了张对她的回答
而不是写一份关于该案件的完整调查
因此新闻审查难以抓到把柄来惩罚报社
毕竟
党报不就是应该给予像张西德这样的党政官员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吗?
当全国最大的网站之一新浪网推出了这篇采访后
它得到了全国的关注
许多看到它的读者
都被张企图利用法院惩处作者的行为所激怒
浦志强认为这篇报导太棒了
是非常机智的新闻战术
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但辩护律师团队中的另一名律师吴革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吴是一个轮廓鲜明,戴着眼镜的男人
乍看上去像是一位紧张的历史老师
吴革是北京更为知名的公共利益律师之一
他37岁时成为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的主任
清华是全国仅次于北大的著名学府
他曾代表孙志刚的家属并协助他们打官司
孙是一位大学生
在广州死于警方的拘留所中
他的死亡导致收容拘留制度的废止
和浦志强一样,他是不安分的人
同样相信用法律的权力来改变社会
不过,浦志强是一个局外人和政治弃儿
而吴在清华的地位使他成为体制内部的人
可以与党的法律系统打交道
起初
他只要求出于研究目的而旁听案件
但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后来邀请他加入辩护团队
他们相信他的关系有可能会有用
而且他还表示可以搞到经费
帮助支付审判费用––主要是把证人带到阜阳的开支
当吴革看到张西德的采访后
他有了一个主意
他与陈桂棣和吴春桃见了面
并提出可以进行反诉
他认为
张在接受采访时诬蔑了两位作者
指责他们在书中编造了关于他的故事
那家报社和新浪因为发表了对他的采访
也是有罪的
但吴说最关键的是
假如这两名作家提出反诉
他们就可以在北京的法庭上打这个官司
因为无论是报纸还是新浪网都在北京
张西德也许能够控制阜阳的法院
但是他在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那里会更容易吸引媒体报导和党内领导人的注意
如果在北京打官司
两位作家会有一线机会
陈桂棣立刻喜欢上了这个主意
他被那篇对张西德的采访弄得很不安
张被允许在报纸上滔滔不绝地发泄怨气
而新闻审查员却禁止所有记者采访他和他妻子
这激怒了他
他还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审判
张肯定会获胜
法庭届时会责令他夫妻俩道歉
并支付全部18.75万元的赔偿金
如果他们注定将在阜阳输掉官司
那么他觉得尝试在北京进行回击有一定道理
他认为,他和妻子必须捍卫自己的名誉
选择反诉
至少会让他们在进行和解谈判时有一些筹码
浦志强听说了这个计划后感到十分愤怒
他告诉陈桂棣,反诉是一种糟糕的想法
就像陈和他的妻子有权写书一样
张也有权批评他们
他认为,应该感谢新浪和那家报纸
而不是起诉他们
毕竟,在书被查禁之后
没有人敢报导这场诉讼
直到王和岩想出发表对张的采访这个办法
她的报纸和新浪网站已经冒着被宣传当局惩罚的危险了
他们把公众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在了审判上
如果他俩想要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这种关注是至关重要的
陈起初并不信服
他一直辩称
张对他们的指控可以被发表
而他和他的妻子却不得不一直保持沉默
这是不公平的
他说
如果王和岩只是发表了张的几句话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吴革也为他提出的反诉进行辩护
但浦志强反驳说
自己才是诽谤案的专家
他提醒两位作家当初为什么会选了他
他曾成功地为一位文学评论家进行辩护
击败了中国最知名作家的起诉
浦志强表示,如果他们起诉报纸和新浪
他们将像那位著名作家一样
在法庭上输掉官司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将放弃道德制高点
破坏他们自己的最佳辩护策略
即法律应该用来保护言论
而不是压制它
最后,两位作家采纳了浦志强的建议
决定不提起反诉
但是
这场争执在辩护团队中引起了紧张气氛
当我们抵达阜阳时,这种紧张依然存在
浦志强和吴革几乎无话可谈了
而且他们俩明显都不太喜欢对方
在庭审前夜的最后一刻
他俩之间仅存的一点点尊重
也因为一场对谁将作为被告的首席律师的争吵而烟消云散
浦志强参与此案的时间更长
但吴想要取而代之
两位律师都发了脾气,并都威胁要退出
两位作家不知应该如何决定
甚至打算解雇这两位律师
第二天早晨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
直到过了午夜好久
他们才最终决定请浦志强作首席律师
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在阜阳这样的地方
我们需要像浦志强这样的人
吴春桃告诉我
我们需要一个炮筒子
阜阳市法院第二法庭是一个单调,实用
贴着木墙板的房间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庭一样
三个身穿黑袍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
背后的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红两色国徽
一名速记员坐在他们前面
埋头在证人席边上的桌子旁边做记录
左边是原告席
张西德和他的两个律师坐在那里
其中一名律师穿着黑色长袍
说明他是一位前检察官
面对他们坐在右边的是被告和他们的律师
浦志强和陈桂棣坐在前面
还有一位老太太
她是在浦志强之前被两位作家从省会请来的辩护律师雷延平
吴革并没有像他威胁的那样退出
而是坐在他们的后面
陈的妻子身旁
旁边还有作为出版商的代理人陆智敏律师
十多个警察站在法庭周围担任警卫
每个人都必须凭票入场
法院给了两位作家25张票
他们大多给了专程从临泉县赶到阜阳市旁听审判的农民
也给了我一张票
我打扮成一个农民的样子
并坐在观众席靠后面的一排
试图融入人群,避开警察的注意
一些中国记者也来了
他们大部分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
只是为了表示对浦志强和作家的支持
他们的编辑已经告诉他们
不可能发表任何有关此次审判的报导
在原告方那侧的房间里坐着张的支持者
其中包括几位留着平头
身材彪悍的年轻人,似乎是张的保镖
虽然在旁听席上还有很多空位
但来自临泉县的数百名农民还是被拦了下来
被迫在外面等着
他们在法院前打转,不时拥挤在一起
听趁休息时间出来的人给他们讲法庭里面一步步的审理过程
审判长钱伟光是一位消瘦的中年男子
戴着一副普通眼镜
总是不耐烦地皱着眉头
他代表法庭做了所有的发言
另外两名法官是一位比他年轻些的男子和一位更年轻的女人
静静地坐在他两边
有时似乎是在打瞌睡
他们三人都没有法律学位
即使在有着170万人口的城市里
这也司空见惯
在法庭已经恢复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后
党仍然在努力寻找着合格的人员补充到其中的岗位上
在许多地区
法官只接受过比小学程度稍高一点的教育
其他人则是复员的士兵
因为党要给他们安排工作
钱法官的简历大约属于平均水平
他从法院办事员的工作干起
一路被提拔到法官的职位
张的首席律师是那个穿着长袍的
他首先发表了开庭陈述
他说话带有地方口音
按事先写好的文字宣读
他说
陈桂棣和吴春桃在他们的书中编造张的材料
对这位党领导有23处诽谤
包括对他的外貌和他的工作表现撒谎
他说
张并不是像两位作家所写的那样跟一个粗人没有两样
也不是五短身材
那位律师还否认说
张没有对临泉县农民制定负担过重的税收
也没有在王营村村民去北京上访后
下令警察殴打村民
作为一名没有犯过错误的老党员与合格的干部……张西德使用法律武器
要求伸张正义他宣称
他要求法院没收这本书的出版商所获得的利润
并命令两位作者道歉
以及支付约18.75万元的损失费
四个辩护律师轮流做出回应
从省会来的雷延平律师首先发言
用咄咄逼人的语气为律师团队定下了基调
如果一个党委书记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诽谤
她说
那么我建议他辞职回家
不过,浦志强是进行主要辩护陈述的人
他身穿灰色短袖衬衫,打着银色领带
说话快而有力,只偶尔看一眼文本
他指出
《中国农民调查》是一份报告文学作品
这是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种文体
允许作家有时对事实进行艺术加工
以达到文学效果
因此
这两位作家不应当因为文字上的不精确而负责
而只对严重和恶意捏造事实负有责任
从这点上说,他们的书是站得住脚的
他说,有关张的那一章内容
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其中包括党内报告和对无数临泉县居民的采访
为了证明诽谤罪成立,根据中国法律
张需要证明这本书已经损害了他的名誉
但浦志强认为
当作家们在临泉县开始调研之前的很长时间
张早已经声名扫地了
使他的声誉受损的不是这部书
而是他在职位上做过的不当行为
最后
浦志强端出了《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一案的论点
他要求法院在审理诽谤案时
为公职人员设立更高的举证责任
浦志强说,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
人们自然不敢对他们说什么坏话
但群众的监督和讨论是减少腐败和改善管理所必不可少的
不应该允许官员利用法律来压制对自己工作表现的批评
相反
法律应该鼓励和保护对政府官员的公开批评
但是,钱法官并没有被他说服
他驳回了浦志强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要求
裁定审判应该着眼于张的申诉中提出的具体问题:
即那部书是否侮辱了张并损害了他的声誉?
浦志强目瞪口呆地盯着法官
用手拍在额头上发泄心中的挫折感
开始审理后
张的律师作为证据出示了一系列文件
主要是党内表扬他的报告
以及支持他的说法的证人证词
这些就是浦志强在事先坚持索要复印件的那些文件
因此他为每一份都做好了反驳的准备
他质问为什么有些报告中有部分内容被涂黑
并质疑另外一些报告的准确性
他嘲弄张的下属所提供的肉麻吹捧
同时提请大家注意那些报告中
支持作家们所写故事的内容
出版商的律师陆智敏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他指出了那些文件中彼此矛盾的地方
并讥讽张的同事们所说的
关于这本书如何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的陈述
不过,尽管他们的反驳非常有效
辩护律师们仍然是注定要打一场败仗
庭审的大势仍然没有变化
党的官员占据着上风
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
但在庭审第二天
张西德的律师开始传唤证人
法庭内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证人韩永忠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他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
曾经是张西德在临泉县的下属
他迈着自信的步子走到证人席上
开始念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文字
解释王营村的村民从未被非法征税
并赞扬张的领导技能
不过,还没等他念完,浦志强便打断他
说如果他打算把这份东西读完
并记录在案
那么被告人有权要一份这份证词的复印件
钱法官叹了一口气
让证人把那篇东西放到一边
韩看上去很吃惊,但还是照办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张的律师提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他勉强应付过去
但在轮到被告律师提问时
他变得心慌起来
有一次,他被问到县里的税率是多少
他犹豫了一下
并试图再偷看一眼他那篇文字
被告律师大声反对
法官示意工作人员把那篇稿子拿走
他看上去像大个头的小学生刚刚被老师抓住作弊
此时张试图低声告诉他答案
被告律师再次反对
当钱法官同意将证人席搬到离原告更远的地方时
几乎无法掩饰愤怒
随着浦志强开始就那些作为证据而提交的文件向他发问
韩永忠继续嗫嚅而言
浦志强从那些文件中摘出一页
从上面念出韩的种种劣迹:
从违反一胎政策的村民那里收取非法罚款
贪污本应补偿给农民的资金
并因酒后驾驶轧死一人
你怎么还能逍遥法外呢?
浦志强质问道
这引起旁听席上的一阵笑声
这位官员生气地打断浦志强
他说他的纪录与本案无关
这是诬蔑我们的证人!
张的律师表示反对
证人到这里是来提供证词的!
证人不是罪犯!
钱法官告诫浦志强:辩护律师
我们不能把证人作为罪犯对待
是,是,浦志强回答说,提高了嗓门
但我只是想知道
怎么会有人明显犯了罪
却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官运亨通?
如果张书记能干涉法律––
但法官打断了他
不过
等到浦志强完成了证人盘问的时候
法庭内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
现在好像张西德和他的党羽正在接受审判
而不是那两位作者
张的律师传唤了十多名证人
几乎所有人都是党的官员
他们都预计审判将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证人席
支持张的说法
而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在盘问下开始动摇
并大发脾气
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
一名警方高级官员否认警察殴打过村民
但是当浦志强追问时,他吼道
如果村民妨碍了警察
他们就会控制那些人
另一名支持张的官员解释说
有一位跟张西德做对的干部曾鼓励农民抱怨税收问题
企图破坏他的威信,使他难堪
但是
当浦志强让他说出这个对着干的人是谁时
这位官员拒绝回答,并称他不方便说
因为这会损害党的团结
证人通常会被气得结结巴巴
干脆拒绝回答浦志强的问题
他们都是些掌权的人
显然不习惯被人挑战
更不要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盘问他们的工作
有时钱法官也会干预
要求他们回答问题
但他们对他也置之不理
在出庭作证的官员中
级别最高的是一位傲慢的头发花白的县领导
名叫李品政
当浦志强开始诘问他的时候
他要浦志强先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
他在证人席上时,还用手机接电话
当陆智敏请他注意时,他气炸了
你让我当心?
他喊道
你才需要当心!
在被告律师的追问之下
一些证人透露出了不利的细节
两位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临泉县官员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农民
通过扒掉房子
没收牲畜来进行惩罚
其中一名官员在作证时
承认政府还曾强迫夫妻绝育
甚至当丈夫已经接受手术之后
还要求妻子也做手术
这在旁听席上引起了轰动
浦志强用了很长时间谈论这项政策不仅违反了政府自己的规定
而且也违反了普适人权
张西德的律师则否认说这项政策从未实施过
然而在张的最后一名证人––一位名叫戴俊民的农民––上来为这位党干部作证时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浦志强问他有几个孩子
三个
他说
你采取了计划生育措施没有?
浦问
1993年临泉县有一个政策
如果你的年龄不到45岁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那么即使丈夫已经做了绝育
妻子也需要去做绝育
10年前,你大约40岁
你有没有被迫去做绝育?
法庭里鸦雀无声
戴茫然地看着律师
我反对!
张西德喊道
这属于证人的个人隐私!
他的律师补充说
他是否做了绝育,是他私人的事情
你不能问证人他是否做了绝育手术
但浦志强降低了他的声音
再次对证人发问
你被做了绝育是吗?
他温和地说
请回答
我同情你
房间里每个人都在等着他答案
钱法官似乎也有兴趣了解真相
证人,回答问题
他说
这令张西德和他的律师感到意外
接下来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
证人,回答问题
法官说道
你被做了绝育吗?
戴俊民再次拒绝回答,法官告诉速记员
记录下证人没有回答
最后,浦问了戴另一个问题
你认为张西德是临泉县的好书记吗?
戴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到了庭审第三天
被告律师开始传唤自己的证人
所有证人都是临泉县的农民
浦志强的盘问已使得张西德处于守势
现在他好像是一位检察官
在对张进行起诉
农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证人席
并回顾了他们所遭受的虐待
它们与书中的记述一致,细节令人发指:
地方官员向他们征收过高的税费;
张西德说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
实施强制性计划生育;
为了伸冤,他们远赴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上跪下抗议
一名证人说
张的部下在庭审之前向他提出
愿意出钱请他为张说好话
另一位说
他因为在一次对张西德的抗议中与张发生打斗
被判处劳教三年
他说在拘留期间
监狱的看守一边殴打他
一边质问他怎么胆敢打党委书记
被释放后,他发现老父亲已经去世
在狱中被剥夺了探望的机会
请允许我对你表示同情
浦志强的眼里含着泪水对证人说
生在临泉县是你的不幸
最生动的证词是与警方突击搜查王营村有关的
那次事件被党称为四二事件
当局对这次行动已经保持了十多年的沉默
但现在
农民们终于可以在法庭上开口讲话了
他们在证人席上一个接一个地对着麦克风诉说
叙述警方为了报复他们的抗税活动
突袭进村,殴打在街上遇到的任何人
真比日本鬼子进村还厉害
满头白发的农民王永亮(音译)回忆道
从年纪上看,在日本占领时期
他的岁数应该已经可以记事了
另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王洪彦作证说
尽管他没有参与抗税活动
警察还是抓住他,将他拖走,关了他7天
往他头上浇热茶
并强迫他带着手铐和脚镣绕着院子跑圈
警察逮捕你时
你是否在妨碍他们执行公务?
浦志强问
不,我只是在拔草!
王回答
我怎么会妨碍警察?
两位农民带头人也描述了被警察施以酷刑
每个警察都打了我,他们不停地问
『你是不是活腻了?
』满脸皱纹,身穿工作服的王向东说道
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
另一位带头人王洪超说
警方把他的手腕紧紧铐在背后
长达整整一个月
强迫他像狗一样吃饭和小便
他的手肿了起来
当警察于打开他的手铐时
手铐把他的肉粘了下来
我想特别对张书记多说一句
他愤怒地说
谢谢你,张书记!
最后一个证人是穿着印花上衣、瘦弱的69岁妇女张秀英
她回忆说
警方在四二事件中抓住了她丈夫
他高声呼救时,突然昏了过去
警察把不省人事的他丢在地上
他当时只是在大门口站着
3个武警去抓他
她作证说
他就大喊:『你抓我干啥?
你抓我干啥?
』我听见跑了出来
看到我老头一头栽过去
就不吭气了
我到处找不到人帮忙
村里的全部人都跑了
她回忆说,有一位邻居隐藏在田间
但不敢站出来帮助她
我老头第二天就走了!
她说道
在证人席上情绪失控,她哭了起来
擦眼泪的时候
我可以看见在旁听席里有几位农民也在抹眼泪
浦志强和陆智敏也落了泪
但钱法官似乎无动于衷
证人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吼道
你是在法庭上!
后来在她作完证之后
这名妇女突然跪在地板上
大声喊道:
法官,你要给我伸冤啊!
钱法官高呼注意法庭秩序
但在旁听席里又有另一个女子也跪下来
恳求法官伸冤
旁听席群情激奋
当警察过来把这两名妇女从法庭里带走时
其他农民都愤怒地跳起了身
浦志强也站了起来,把众人安抚下来
而张西德看上去对见到这个场面很开心
庭审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静静地坐在原告席
从一个钢壳的保温杯里喝着茶
偶尔还去去洗手间
他主要是让他的律师做发言
但由于审理过程渐渐脱离了他的控制
他的笑脸渐少
开口说话的次数渐多
这是撒谎!
偶尔他会脱口而出这样的话
但只会引来法官的责备和旁听席的笑声
大多数情况下,他一直保持着冷静
漫不经心地对待农民的证词
坐在原告席上
他说党早就得出结论认为警方的行动是合理的
处理得当
他拒绝承认对他的腐败指控
称它们只是几件小事
对于强制计划生育
他认为只有20多户村民的房子被扒掉
仿佛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还为他用县里的资金购买奔驰轿车的事进行了辩护
我不是为自己买的
任何人出于工作需要都可以用他说
当浦志强再次提出此事时,他反驳道:
这跟此案无关
我有我的人权!
张西德自始至终认为
这本书是给党找麻烦
这本书并不鼓励人们遵纪守法
努力工作
而是颂扬犯罪和违反纪律的现象
他作证时说道
它煽动农民抱成团进行抗议
对警察发动突然袭击
盗窃枪支,侮辱县委书记
等等……如果九亿农民被这样引导
那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当被告律师指出这本书广受好评时
他得意地提醒他们
书已经被查禁了
为什么自从三月以来
再没有国内的报纸和媒体提到它?
他问到,然后他自己给出了答案
他骄傲地说,这本书已经被党给捏死了
当轮到浦志强来向张西德提问时
他只问了一个问题
我一直愿意相信
你本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他慢慢地说
但是今天,面对这些人所受的苦难
包括经你的下属之手造成的苦难
你有没有遗憾或悔恨
或感觉你对不起这些农民呢?
张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张西德诉陈桂棣
吴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案的审理过程中
我有时候觉得,是在目睹历史性的时刻
我坐在法庭里
趁着警察似乎看着别处的间隙
匆忙在小纸片上做着记录
然后把纸片塞进袜子藏起来
我一边这样做一边在想:多年之后
当中国人民再回过头来看这件案子时
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审判
是一个律师团队代表两名上了黑名单的作家
在一个小城市的法院里对言论自由进行捍卫
并最终取胜的那一刻
但是,随着审判接近尾声
我意识到
实际上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四天的证人作证
原来的诽谤诉讼已经全被人忘掉了
浦志强和其他辩护律师做出了如此强有力的辩护
以至于现在好像是张西德和共产党本身正在接受审判
在总结陈词中,浦志强重申了他的论点
即法律保护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表现进行批评
他指出
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了公民的言论自由
第47条了保证了他们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第41条给了他们向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
作为国家的主人
人民群众有权利也有责任––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浦志强说
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群众的代言人
反映社会现实是作家的职责
所以两位作家所做的并不违法
不过,浦志强还扩大了他的言论
认为这次审判表明,无论是对张西德
还是对其他的党政领导
不管他们的罪行过去了多少年
都能够追究其法律责任
通过这个案件
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十年前张书记在任时所发生的事情
他说
我今年40岁,假如出生在临泉县
我可能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我可能已经被绝育了
我的房子可能已被拆除
我伸张正义的申诉可能被压制……在张书记的领导下
税收负担过重对临泉县农民是个问题
许多人到上级去上访
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被逮捕
并被残酷镇压
这些都是事实……上面的这些陈述
每一句话都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苦难历史
沉默的大多数,不管他们有没有权利
也不管他们是否可以说出来
都将记住这种历史,而正义终将胜利
……我们希望本案将明确地告诉成千上万的官员
他们不应滥用其权力压迫人民
时间会证明一切……在结束时
浦志强巧妙地恳求法官不要一味顺从他们的党政上级
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
他说
它不是某些官员打击报复的工具或方法
无论司法系统是否接受这一点
我们相信终究会有一天它会变成现实……尊敬的审判长和两位审判员:
法官不应满足于遵循既有立法成为判决书的生产机器
法官职业的崇高性质
决定了你们是在为整个社会制定规则
你们将在具体判决中发现和创制合乎正义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将有可能为后来的立法者提供攻玉的它山之石
我们认为,你们的判决将表明
我们的社会能否容忍批评和监督;
你们的判决将表明
公共官员的私德是否应该成为独立调查与中立评论的对象;
最后,你们的判决还将表明
中国司法能否在金钱、权力和地方影响的重围中
以自身的良知承载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
当律师们结束总结陈词时
外面天已经黑了
钱法官宣布休庭
他没有说明何时会做出判决
张西德首先离开了法庭
坐进一辆大轿车
在警车护送下离开
等候在外边的临泉农民群众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中
然后
浦志强和辩护律师们与两位作家一起出现
农民迅速包围了他们
了解在审判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些什么
在今后的很多年里
他们都会一直谈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