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羅馬野戰軍簡史 【羅馬史】一個視頻囊括羅馬千年軍事布局 || 野戰軍完結篇

塞奥菲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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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次觀看·2025年11月13日
我們基於此前對史料證據的重新考察
揭示了四至七世紀東羅馬軍事部署的全新動態圖景
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戰役前
東羅馬的野戰軍總數很可能僅相當於約兩個滿邊羅馬野戰軍建制
總計約四萬人
阿德里安堡戰役之後的一代人時間裡
即迪奧多西一世統治時期
軍事坦丁堡政府身陷兵源匱乏的困境
不得不通過招募蠻族輔助軍來暫時填補空缺
然而由阿拉里克 克里比吉爾德和蓋納斯等人統領的這些軍隊
屢次證明瞭其潛在威脅和不可靠性
400年 蓋納斯事變及隨後的短暫戰爭結束後
逐漸恢復原期的東羅馬開始重建自身的防禦力量
這一進程又因五世紀四十年代匈人王阿提拉的崛起
及其對羅馬的威脅而加速
最終促成了百官制武軍體系的建立
然而這一軍事體系的持續時間遠短於舊史家們的預期
截至五世紀末 兩支御前軍已經分散部署
其中大量部隊駐防在東方地區
扎什丁尼的統治並未增加羅馬國家的士兵總數
在亞美尼亞 阿菲利加和意大利組建的新野戰軍
幾乎都源於對原有軍事單位的重組
扎什丁尼發動的多線戰爭耗盡了其前任的積蓄
導致軍餉拖欠逐漸成為常態
更無力徵募新兵補充缺額
六世紀四十年代後
長期戰爭與瘟疫疊加形成的惡性循環日趨嚴峻
持續削弱著羅馬國家
因此 儘管六世紀末的帝國擁有更多獨立野戰軍建制
其軍隊總數卻比一個世紀之前下降了30%
等到七世紀二十年代
希拉剋略需要同時應對阿瓦爾人和伊朗人兩方面的入侵時
他能動用的兵力僅相當於兩支滿邊野戰軍
導致巴爾幹半島大埔在戰略上被迫擱置
對軍事史的重構必然牽一髮而動全身
軍隊在羅馬世界中舉足輕重
對其歷史的重新審視將深遠影響政治合法性
乃至羅馬公民個人安全等諸多領域
學界此前低估了皇帝與宮廷的實際權力
並且其權力也並非如以往認為的那樣
受到就有權力架構的嚴格限制
同樣被低估的還有政府在軍事方面決策的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
這兩點都亟待重新評估
羅馬人的身份認同及其政治功能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對於五世紀歷史中出現的各類蠻族將領
我們在往期視頻中已有詳述
在迪奧多西二世之下
東羅馬迅速轉變了依賴蠻族人力的相對非軍事化狀態
建立起五軍體系
從而獲得了鎮壓和清除哥特人、伊蘇裏亞人等被視為非羅馬人群體的能力
羅馬軍隊曾是推動羅馬化進程的主力
死後卻被用來強化羅馬人身份的邊界
這一轉變及其動機仍有待未來研究深入探討
我們對羅馬軍事歷史的重建提出的最關鍵問題之一
涉及帝國財政預算與更廣泛的經濟領域
研究表明440年後
君士坦丁堡的軍費支出激增遠超40世紀末和50世紀初的水平
這一決策顯然契合當時形勢
先是與伊朗的短暫戰爭
隨後於441年派兵支援西部對抗汪達爾人
幾乎同時阿提拉自多瑙河大舉南侵
這一切都使得原有的低軍事化狀態無法維繫
但問題在於這筆巨額軍費從何而來
在五世紀四十年代之前這些資源又被用於何處
在此我們僅提出一種可能的解答
當代學界根據新發現的考古證據普遍認為
整個東羅馬在五世紀經歷了廣泛且持久的經濟增長
這必然帶來國家財政收入的顯著提升
450到518年間皇帝們不僅能負擔龐大野戰軍隊的心想
有時還能給繼任者留下可觀的盈餘
與此同時
君士坦丁堡的宮廷也由才幹出眾的文官
晉位總長們主持
他們的權勢遠超四世紀的前輩和五世紀西羅馬的同儕
他們構建了一套高效的徵稅機制
能夠約束原本享有豁免權的權貴
約在440年
一位宮廷作家將晉位總長稱為僅次於皇帝的國家二號人物
總之
東羅馬在這一個多世紀裡比以往更加富裕
而同樣意料之內的是
正是在540年後
國家財政收入相對減少
而支出卻繼續增加的時候
軍隊規模也相應地開始縮減
另一個影響因素在於
五世紀期間東羅馬的國家經濟加速實現了貨幣化
二到四世紀時
相當一部分稅收和其他收入
以食物或勞役形式徵收
而在五世紀期間
他們大多被折算為現金徵收
駐紮相對固定的邊防軍
尚可由其駐地省份較便利地以食物供給
但要維持龐大的機動職業軍隊
則高度依賴國家財政的靈活性
貨幣化帶來的充足現金收入
顯然有利於軍事坦丁堡
招募更多職業士兵
因此不能簡單地通過等價折算
來對比四世紀和五世紀的軍隊維護成本
即便如此
維持五支而非兩支野戰軍帶來的成本差異依然巨大
鑒於迪奧多西二世用於組建新軍隊的額外軍費
不可能憑空驟增
他們此前必然被投入其他領域
雖然我們無法復原帝國的預算表
但這一時期存在大量顯著的支出項目
軍事坦丁堡的擴建和迪奧多西城牆的建設
經歷了阿拉里克和特里比吉爾德這段後
巴爾幹和小亞西亞眾多城市紛紛修築了防禦工事
此外據普羅科比記載
為滿足阿提拉在448年所要的貢品
宮廷被迫向權貴們徵收巨額稅款
以致元老們或陷入困頓
甚至有人絕望自盡
它的敘述固然帶有悲劇色彩
但我們可以反推出
在此之前
宮廷和權貴可能為了炫耀而在奢侈品上揮霍無度
若此說屬實
則皇帝迪奧多西二世
一度通過沒收元老財產來獲取額外收入
且帝國政府顯然在五世紀四十年代以後
調整了支出重點
在百官制的五支軍隊中
我們特別關注了御前軍的情況
這兩支軍隊並非如一些持靜態觀點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
一直駐紮在軍事坦丁堡附近
從五世紀四十至八十年代
當軍事活動主要集中於巴爾幹半島時
御前軍很可能作為戰略預備隊存在
此後當軍事需求動輸
在五世紀九十至六世紀零零年代
他們也被相應的調往
伊蘇裏亞乃至東方
截至面臨多線作戰的扎什丁尼時期
原有御前軍單位實際上已分散到帝國各條前線
並被納入其他野戰軍的指揮序列
御前諸軍總制早在五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
就開始作為榮銜
授予諸如兩位迪奧多里克這樣的蠻蒙
但他們指揮的仍是其本部兵馬
即使是實際行使了指揮權的羅馬人軍官
他們的職責也涵蓋
作為高級宮廷官員參與首都伊甸
促使監督軍事管理中
涉及的大量與法律財政和行政相關的問題
組織兵主持總教會議
與城市抗議者展開談判等
相較於其他諸軍總制
這一職位顯然具有特殊性
不能僅憑該頭銜的存在
就推斷出
其所對應的御前軍建制也必然存在
巴什丁尼時期
這一職位的發展繼續與實際存在的御前軍分道揚鑣
它進行的多次任命中
政治考量顯然壓過了軍事需求
甚至導致其逐漸成為一種用於安撫的官職
在已知的二十多位任職者中
僅有九位曾實際指揮過軍隊
迪奧多里克·斯特拉伯
阿瑪圖茲
阿瑪爾人迪奧多里克
駝背者約恩尼斯
許帕提烏斯
阿特里修斯
法蘭斯曼尼
西塔斯和科孟條洛
其中兩位迪奧多里克統領的並非羅馬軍隊
西塔斯指揮的一直是亞美尼亞野戰軍
科孟條洛指揮的則是色雷斯野戰軍
於是名副其實的就只剩下
475至506年間先後擔任此職的五位軍官
與此同時
御前軍即使在其人臣建制的時期
也常有其他將領指揮
478年
伊盧斯以書正總制的身份
伊蘇裏亞戰爭中
斯基泰人約恩尼斯以東方諸君總制的身份
504年
克勒爾以書正總制的身份
阿納斯塔修斯甚至在492年法令中
就已明確規定了轉調至東方的野戰軍
實際聽命於東方諸君總制麾下的領軍都督
若將御前軍的短暫歷史
置於羅馬軍事戰略的長時段背景中
便能更好地理解其歷史反常現象
從奧古斯都到希拉剋略的羅馬軍隊歷史
可依其組織形式與戰略部署
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
奧古斯都將內戰時期的軍團
轉型為穩定的防禦部隊部署在邊疆
這一過程最終在提比略統治時期完成
此後直到二世紀末
多數常駐羅馬城的皇帝
身邊並未配置龐大的常備作戰部隊
每逢戰事則從全國各地抽調兵源
加強給戰事發生地區的駐軍
組成由皇帝親自指揮的遠徵軍團
逢三世紀開始的第二階段中
羅馬在所有邊界上都面臨著更強大的敵人
嚴峻的形勢迫使戴克裏先與君士坦丁
採用縱深防禦體系
以邊防軍和更密集的要塞網
用於抵禦較小的威脅
與此同時
三世紀危機開始
皇帝們面臨更多的國內競爭對手
出於內外安全的雙重考量
戴克裏先改革將真正的打擊力量
高度機動的水型部隊配置在皇帝身邊
在這個階段
皇帝們總是沿著邊境移動
至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時期
政治基本恢復穩定
從而有條件開始重新設立
一些準形式化的地區指揮機構
但皇帝們仍然感到不安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
尤利安、日維安、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
依舊將主要的打擊力量置於自己身邊
從戰略角度看
這一舉措弊端日顯
皇帝常常顧此失彼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
專注於解決西部的篡位者
馬格嫩提烏斯的同時
將東方邊境暴露在伊朗人的鐵蹄下
瓦倫斯駐紮安條克應付東方事務時
又未能及時阻止戈特人對巴爾幹的入侵
儘管如此
皇帝們依然傾向於緊握主力
這表明
相比於偶發的邊境入侵
掌握強大武力以威懾或鎮壓國內挑戰者
對於他們而言仍是首要考量
378年的阿德里安堡之戰
徹底改變了東羅馬的政局
這場慘敗導致的巨大兵力損失與中堅軍官陣亡
既使東部隨行部隊難以正面抵禦戈特人
又荒謬地削弱了其作為政治力量
對皇帝統治地位的挑戰
從而使得迪奧多西
得以在君士坦丁堡安然度過大部分統治時光
專注於營造紀念碑和推廣宗教偏好
而380至382年
戈特戰爭的掃尾工作
主要由格拉提安帶來的西羅馬軍隊承擔
迪奧多西本人僅在388年和394年
兩次為鎮壓國內對手而親徵
對他而言
應對國內挑戰者顯然優先於抵禦蠻族威脅
迪奧多西一世去世後
東羅馬與西羅馬的發展路徑分道揚鑣
西羅馬的政局由一系列強大的將軍主導
從斯提利科起
不得不應對諸多蠻族入侵和國內篡位者的挑戰
而東羅馬保持相對非軍事化
在數十年間由一系列文官執政
如東方精衛總長兼書政總製魯菲努斯
換官歐特羅畢烏斯
東方精衛總長安特米烏斯
和其他一般的元老階層官員
重要的是
378年後的兩代人之內
因軍隊人員匱乏
帝國極度依賴蠻族人力
但這也使得軍隊所能構成的威脅
已與以往截然不同
阿拉里克、特里比吉爾德和蓋納斯固然能蹂躪省區
但他們終究無法覬覦地位
面對君士坦丁堡的敵對派系時
他們甚至未能成功塑造自己在東部的斯提利克形象
由於軍隊派系的衰微
首都的文官當局始終牢牢控制著局勢
自440年左右
兇人入侵、來自伊朗的潛在戰爭威脅
以及西羅馬的生存危機等因素
共同迫使君士坦丁堡政府
重新發展其核心軍事打擊力量
以應對強大、有組織且高度機動的敵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百官制體系被設計並實施
該體系以巴爾幹為重心
將龐大的軍隊下放給伊利裏亞、色雷斯和東方的地區指揮機構
以御前軍為後備力量
這標誌著東羅馬的防務模式
既告別了戴克裏先制瓦倫斯時期的過分集中
也擺脫了378年以來的軍隊邊緣化
走向了類似元首制時期的模式
推行這一改革的前提是政治穩定
以及文官政府對軍隊的高控制力
這些條件直到迪奧多西二世
而非其同名祖父統治時期才得以滿足
新的軍隊一經建立
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存在
便要求新皇帝必須爭取其支持
在此背景下
軍人出身的馬爾濟安、利奧伊士、支諾相繼執政
阿提拉帝國的解體
使得羅馬再次不得不應對大量蠻族遷徙
五世紀下半葉見證了一批如阿斯帕爾、伊盧斯
兩位迪奧多里克等新興蠻族軍閥的崛起
但此時擁有百官制體系下
日益壯大羅馬軍隊的軍事坦丁堡政府
由更多的權力槓桿來遏制他們的野心
阿斯帕爾被利奧伊士毒殺
迪奧多里克斯特拉伯企圖接替阿斯帕爾的野心被挫敗
阿馬爾人迪奧多里克的屢次進攻均被最終擊退
野戰軍制度在此時證明瞭他的價值
正是他們的存在
使得無論是376至400年間的窘境
還是前不久發生在西羅馬的災難
均未在東羅馬重演
自88年
阿馬爾人迪奧多里克轉而前往義大利尋找機會
到491年
鑒於主要威脅均已消除
又一位文官出身的阿納斯塔修斯被推舉為帝
古世紀羅馬東西部歷史走向的迥異
固然源於多種因素
但軍事坦丁堡文官政府
掌控局勢和遏制蠻族軍閥野心的能力
無疑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伊蘇裏亞人派系此前在對抗戈特人時發揮了作用
然而到50幾90年代
他們的內訌以及對元老精英們的專橫態度
引發了廣泛不滿
這些精英
連同羅馬野戰軍和軍事坦丁堡的民眾
授權或者說要求阿納斯塔修斯
全面清剿了因不滿其極位而叛亂的伊蘇裏亞人
此時
巴爾幹前線依然處於平靜狀態
為他將武軍體系的重心重新聚焦於東方創造了條件
他先是鎮壓了伊蘇裏亞人
隨後在503至506年與伊朗的戰爭中擊退其入侵
並重整了東方前線的邊防
阿納斯塔修斯的統治
開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時機
軍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
都堅定支持著在任皇帝
儘管東方的軍事壓力
導致以巴爾幹為重心的經典武軍體系瓦解
並迫使軍隊不斷向東轉移
但正是政治穩定
促使新的日益分散的軍事部署得以實現
御前軍單位被逐步分散至東方
最終被吸納進扎什丁尼
在亞美尼亞、阿菲利加和義大利建立的新地區軍隊中
扎什丁尼利用前任留下的財政資源、政治穩定期
以及剩餘御前軍單位
發動了再征服戰爭
他本人享受了再征服帶來的榮耀和利益
留給他繼任者的卻是越來越小的戰略餘裕
整個六世紀下半葉
除了扎什丁尼晚年的暫時性和平
羅馬國家始終困於多條戰線上
持續不斷的戰爭和瘟疫的疊加影響
這導致帝國的資源逐漸枯竭
莫里斯作為一個擁有一定軍事經驗的人
在582年登上皇位
起初他的政權尚且穩定
591年幹預伊朗內戰時
他還可以放心地將戰事委託給東方和亞美尼亞野戰軍的將領
然而他的財政緊縮政策
招致了從軍隊到市民等各階層的廣泛不滿
並最終由於因此引發的軍事叛亂而倒臺
這也是東羅馬歷史上首次成功的軍事政變
莫里斯政府被顛覆後
羅馬國家步入了一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極度動盪的時期
迫切需要強有力的打擊力量
在阿瓦爾人和伊朗人的雙重入侵下
羅馬國家的有效邊界也已消失
成功取代福卡斯的希拉剋略
重啟了隨行部隊
從他以後的皇帝們
重拾戰地指揮官的角色
頻繁清零戰爭
標誌著羅馬軍事戰略與應對步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腦查接下來的歷史
會發現驚人相似的模式在重演
7世紀40年代
阿拉伯人征服了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
面對阿瓦爾人、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的入侵
羅馬人從巴爾幹半島大埔撤出
剩下的瑟雷斯野戰軍被調回小亞西亞
作為地區防衛力量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
皇帝們覺得有必要重新組建一支機動性的中央打擊力量
作為地方軍區的補充
大約從君士坦丁武士時代起
羅馬相繼組建了一系列戰團部隊
從而開啟了下一個循環
在9和10世紀
這些戰團部隊與軍區精銳成為戰爭的主力
進入11世紀
經過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征服後
這些職業軍隊被越來越多地派駐到外省
以守衛更遙遠的邊疆
而原本的地方自衛力量則走向相對非軍事化
他們通過支付現金來代替服役義務
總體而言
從奧古斯都時代到馬其頓王朝終結
歷經11個世紀的羅馬國家戰略佈局
呈現出一種週期性循環
在邊境防禦與發展機動打擊力量之間往復搖擺
這種顯著的連續性
源於羅馬國家生存的根本需求
在日益混亂的國際環境中找尋自己的出路
軍事模式的搖擺不定
既取決於外部威脅的不斷變化
也受國內競爭者對皇帝及其政府威脅程度的影響
在本系列重點考察的過渡時期
軍事坦丁堡經歷了羅馬皇帝在歷史長河中可用的大多數選擇
無論環境如何變化
靈活性和實用主義
始終是古典晚期及以後羅馬軍隊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