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化”的趨勢為啥總也擋不住?張居正和雍正是怎麼“跨朝代接力”改革的? 《大明王朝》番外·聊聊“南制”與“北制”的千年博弈(下)
132 次觀看·2024年12月5日
大家好 我是喜歡熊熊的仙殺不主 太史雄
前兩期我主要跟大家聊了唐宋金元和明代前期南治與北治博弈的歷程
今天我們來繼續講述明代中後期和清朝的情況
主角則是大家很熟悉的兩個人 張居正和雍正皇帝
五 擋不住的南朝話
明代詩人張濤曾經以四季來比喻明朝的歷史
洪武永樂年間 明朝像嚴酷而和諧的冬天 純樸自然
15世紀中期開始是萬物萌動的春天
曾經備受打擊的商業等因素在悄悄萌發 逐漸成長
16世紀是躁動炎熱的夏天 貿易紛紜
富者愈富 貧者愈貧 社會矛盾複雜而多發
進入17世紀 商業繁盛到了極致
社會的矛盾也達到了頂點 就像萬物成熟的秋天一樣
張濤似乎已經預感到繁盛的背後 蕭瑟即將到來
席捲眼前的一切
作為一名傳統的詩人 張濤顯然不喜歡商業
所以在他的比喻裡 商業因素的發展破壞了明朝
原本純樸的自然經濟狀態 滋生出種種奸詐醜惡
引發各種社會矛盾 並最終將大明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拋開張濤對商業的偏見 他對明朝歷史的劃分顯然很有見地
朱元璋將他那套集北智之大臣的鴻武體制推行全國以後
明代社會的確呈現出一種純樸肅殺的狀態
就像寒冷安靜的冬天 然而冬天並沒能一直持續下去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 破壞鴻武體制的因素就已經在萌發和成長
到了嘉靖年間 鴻武體制的許多部分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新的體制逐漸開始取代舊體制
到了萬曆中後期 國家體制的部分核心已經會徹底改變了
鴻武體制的日漸崩潰主要有以下表現
首先 李甲黃色制度日益崩壞
隨著人口的增值流動 貧富的消長變動
李甲體制越來越跟不上現實情況的演變
人口土地瞞報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土地兼併 農民逃亡愈演愈烈
朱元璋建立李甲黃色制度的本意
一是強化國家對人口土地的直接掌控
二是防止土地兼併
如今 這兩個核心目標都成了夢幻泡影
李甲黃色制度最終成了圖具形式的空殼
其次 全民配戶當差的互裔秩序被打破
一方面 從英宗正統年間開始
強調親身服役的姚裔規則
就逐漸被各種形式的折銀、軍姚所取代
姚裔從無償蒸發逐漸走向以錢代議
官營將一制也逐漸被民營納稅體制所淘汰
另一方面 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各種規則漏洞和資源
脫離自己原有的戶籍
以逃避繁瑣複雜的互裔負擔
再者 位所制度名存實亡
軍戶不堪沉重的負擔大量逃亡
永樂時期全國位所金額約270萬人
正統時逃亡者達120萬
紅治時逃亡者超過半數
到萬曆年間剩餘軍戶已經是十不存一
這種情況下 朝廷只得派官員、四幫墓兵
入伍後由朝廷撥款、按日發餉
起初 墓兵還主要是補充精軍和北方九邊兵員
後來 大名有戰鬥力的部隊幾乎全是墓兵
比如 東南抗倭的主力七家軍、餘家軍
東北李成梁等部的嘉丁騎兵
以及西南少數民族組成的瓦氏軍等
最後 洪武體制所嚴厲限制和打擊的工商業
海外貿易等不僅死灰復燃
而且從成化年間開始日益走向繁盛
商幫的足跡遍及九州 遠涉重洋
江南的貿易勢陣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迫使明朝廷不斷調整城市管理體制
以適應經濟狀況的變化
儘管朝廷始終高舉維護組織的大旗
不斷縫縫補補
努力在名義上維繫洪武體制
但當時的人們已經確鑿無遺地感受到
整個國家體制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地步
北治一統南北的局面絕無維持下去的可能
在這種背景下
張居正等人主導的龍腕大改革應運而生
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
與其說是別出心裁的重新規劃
不如說是對洪武體制崩潰這一現實的確認與適應
勉強維持舊體制的成本太過高昂
國家的財政能力日益捉襟見肘
是改革最直接的動力
那麼怎樣破局呢?
答案並不新鮮
請回被朱元璋驅逐的南治
用南治取代北治
具體來說
經濟上通過一條編法
簡化徵稅項目和流程
將田稅、窯易、雜稅等一切富裕合併起來
統一折成銀兩
按實際佔有的土地數量來折算和繳納
土地兼併
隨便吧
交錢就行
政治上
既然窯易可以出錢代替
那麼全民當差
職業世襲的會議制度
實際上也就被拋在腦後了
只要你交了代替窯易的錢
愛幹啥職業就幹啥
政府不再強制幹預
要經商
要進城當手工工人
行吧
都隨便
這麼一來
李甲制度算是徹底涼了
雖然大大小小的官員們
本來就沒搶救的意願
軍事上
募兵制全面推開
朝廷直接給軍隊發響
畏所屯田什麼的
除了在華北有些許保留外
其他地方就自生自滅了
說到這裏
大家應該也都發現了
沒錯
這波改革劇情
在唐代和宋代
我們已經看過兩遍了
這是第三遍
南治取代北治
核心就是這麼三條
從改革的進程上看
南治首先在江南
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推廣
然後經過白洞事件等曲折以後
在北方也逐漸得到推行
聯想到100多年前
朱元璋強硬地使用北治一統南北
如今南治來了個反向一統
不得不說
很多事非人力所能改變
強如洪武大帝
也擋不住南朝法的逆襲
從改革的結果看
一條鞭法起碼實現了
改善國家財政能力
一定程度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
複裔禮甲制度的鬆綁
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募兵制的推廣
對明朝軍隊作戰能力
多少也有些幫助
短期內
這場南朝化的改革
還是比較成功的
但長期來看
那就很難說清楚了
因為張居正去世以後
改革派示威
朝堂上派系傾亞
萬曆皇帝派出礦監稅使
一心撈錢
潔澤而渝
東南戰局
從薩爾虎之戰以後
就日漸崩壞
崇禎皇帝剛愎自用
雖然一天一個心愛地
靠譜的卻不多
最終把自己送上了井山的老歪脖子樹
這些事情
你說要張居正改革背鍋吧
也不是很有說服力
但你要說完全沒關係吧
有些人也不同意
其實
改革的長期成效
需要長時段觀察
問題是
張居正改革就跟王安石變法一樣
還沒留下足夠長的觀察時間
王朝就game over了
王安石變法不到50年後
從東北打進來滅亡北宋的
是女真人
張居正改革後不到60年
也有一撥人
從東北打進來
幹掉了大明
定睛一看
還是女真人
令人忍不住吐槽
How old are you
既然是老熟人入關
那麼上演熟悉的劇情
也就在所難免了
清軍跟明朝殘部
大順軍
大西軍
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裝
進行了20多年
充分而又熱烈的物理交流
華北江南都被禍害的不輕
社會經濟大踏步後退
這種情況下
滿清統治者所能採取的統治辦法
當然還是祖傳的北治
經濟上
由於大量土地荒蕪
清朝招攬流民
開墾荒地
編定戶籍
徵收田婦和人頭稅
強化對自耕奴的控制
當然了
只做好事是不可能的
滿清權貴們
在這個過程中
也大肆圈佔漢民土地
令不少漢民破產逃亡
淪為奴婦
政治上
上次女真入關
帶來了停葬
殉葬等陋習
這次滿清又補上了金錢數位變
和奴才這個響亮的稱呼
君臣關系進一步主奴化
軍權空前膨脹
民族壓迫和歧視的慘劇
當然也免不了
軍事上
二十萬世襲的八旗兵
構成了清朝軍事能力的根基
還收編了幾十萬的綠營兵
作為服從和炮灰
基本不依賴墓兵
不過
比起以前的少數民族政權
滿清終歸還是有些進步
一是沒有完全恢復
徵收食物稅的原始稅收模式
而是繼續沿用一條編法的部分內容
這主要是因為
一條編法所確立的
富裕徵銀制度
確實很好用
白銀作為財政根基
有很強的優越性
對滿清上層有足夠的吸引力
二是
雖然清廷與江南地區
有很深刻的矛盾
但沒有對江南地區的南質
進行根本改變
仍舊允許其部分存在
由於這兩點進步
清初
社會經濟恢復的速度很快
華北地區的自然經濟
不到半個世紀
就恢復到明朝鼎盛時期的水平
江南地區的恢復速度更快
康熙中期就重現了繁榮局面
然而
作為硬幣的另一面
北智作固有的弊端
也比其他朝代更早的暴露了之外
一是嚴重的稅賦不均
清朝廷主要向百姓徵收田稅和丁銀
也就是人頭稅
田稅是根據土地實際債務量較大
所以地主和貧民負擔差別不大
可是丁銀是按人口徵稅
即使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也必須繳納
對他們來說
這種負擔就特別沉重了
而且由於官僧們擁有復邑豁免權
所以他們可以堂而皇之的不當差少納糧
這部分負擔
最終當然也會落到普通百姓身上
更加劇了稅賦不均的局面
二是復稅徵收不利
按照規定
丁銀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定期編審
也就是去除死亡人口
增加新生人口
重新制定每家每戶應該繳納的丁銀總額
而隨著人口消長和流動
統計編審的難度日益增加
官府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
許多地方出現編審不及時的情況
民間深受其害
進而導致復稅徵收不利
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尖銳的矛盾呢
康熙晚年的時候主要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在康熙51年宣佈
以康熙50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
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
這樣政府就不必再定期統計和編審丁銀了
二是在廣東等地進行復稅改革試點
雍正繼位以後
以此為基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
首先是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改革
既然丁銀總數固定不變了
那麼乾脆就將丁銀平均攤入田復中
徵收統一的地丁銀
這實際上意味著徹底廢除了人頭稅
土地債有量成為唯一的交稅標準
那麼無地少地的農民
其負擔無疑大大減輕了
同時這也意味著
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
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
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遷徙
出賣勞動力
這樣農民對國家的人身衣物程度
也就大大下降了
其次推行官紳一體當差
一體納糧
這實際上仍然是為瞭解決稅賦不均的問題
國家向貧民讓利
缺損額度當然要尋找新的稅源來補足
而官紳們的服役豁免權過於管用
對國家財政能力也是不利的
所以雍正決定對官紳們下手
令其承擔應有的納稅義務
再者推行號憲歸公
這條跟一條編法的內核很相似
主要是將非正式的號憲等附加稅費
納入正稅來徵收
從而打擊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
規範徵稅流程
雍正的這幾條改革措施
無疑面臨著官紳階層的強大阻力
但他的改革意志頗為堅決
手腕強硬
所以改革得以推行下去
經過這次改革
清代的復邑和戶籍制度中的北制因素被大量清除
南制佔據了顯而易見的優勢
再度確立了一統南北的地位
不過也有些北制因素是雍正搞不定的
比如兵制問題
八旗兵自入關之後就迅速墮落
到雍正時戰鬥力已經極為不堪
雍正通過旗護改革
嚴格督促管理
試圖重振旗兵
但效果寥寥
清軍作戰越來越依靠於漢人綠營兵
而且綠營兵本身也逐漸從士席轉變為招募
到晚清的時候
連綠營兵都朽爛不堪了
純粹招募而來的湘軍、淮軍
乃至新軍最終取代了他
士兵制最終被牧兵制取代
這件事在哪個朝代都沒什麼懸念
結語
通過以上對北制與南制千年博弈歷程的回顧
我們可以發現
唐宋明清這些朝代
在土地、戶籍、復藝、兵制
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制度層面
都發生了顯著的變革
而且這種變革的普遍趨勢
就是從王朝初期
強烈的人身依附、自然經濟體制
逐漸轉向人身依附弱化
商品經濟發展的新體制
這種轉變
常常受到政治因素、民族因素的幹擾和阻撓
但終究是難以阻擋的
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說
主從隸屬依附
大抵是北制的要害
租、店、僱傭
大抵是南制的真諦
在封建社會體制
不發生根本變化的前提下
南製取代北制
租、店、僱傭取代主從依附
是無可避免的自然走向
那麼南制為何擁有這種魔力呢
首先
這是由他的對手
北制的特點決定的
王朝初期
國家擁有相對強大的政治和軍事能力
又因為掌握著戰亂等因素
帶來的大量無主土地
可以主導社會資源的分配
對臣民施加強有力的控制
從他們身上直接獲取
賦稅、謠議、兵源等
以維繫國家的運轉和統治
這種體制往往可以造就強大的帝國
唐、明、清在各自前期
武德都非常充沛
開疆拓土
氣象萬千
但是
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
人口的消長與流動
商品經濟的發展
官僚機構的膨脹等等
這些因素的變動
必然會帶來政府無法掌控的自由因子
隨著自由因子的增長
國家手中可供分配的資源越來越少
朝廷對社會的控制和汲取能力必然會下降
所以我們多次看到
政府主導的軍田制等土地制度崩潰
土地兼併變得無法阻擋
國家的財政日益變得捉襟見肘
每到此時
北制就變得千瘡百孔而無以為繼了
國家要想繼續生存
就必須變革制度來適應實際情況
南制便應運而生
兩稅法
王安石變法
張居正變法
雍正改革都是如此
其次
區域發展不平衡
乃是古代的常態
而這種不平衡
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形式
就是南北差異
每逢王朝更迭
受難最深者基本都是北方
北方的經濟屢屢被戰亂摧毀
然後再緩慢重建
在這個過程中
北制的建立幾乎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它是適應這一重建過程的
而在南方
尤其是江南
情形完全不同
除了元末明初以外
江南受王朝戰爭的波及普遍較小
經濟大體能保持原有狀態
原有的各項經濟制度
也都能或多或少的保留下來
從而繼續在南制的軌道上運行
而北方在完成自然經濟恢復的任務以後
其商品經濟也會逐漸發展
與南方社會的相似性不斷提高
發展水平差距逐漸縮小
在這種情況下
南制對於北方的吸引力
就會變得越來越強
最終促成王朝中期的改革
整個社會便由北制而轉向南制
有小夥伴可能會問了
相似的改革劇情屢屢上演
南製取代北制
被王朝更迭打斷
然後再循環往復
是不是說明太陽底下無新事呢?
其實不完全是這樣
一方面
在封建社會體制不發生根本改變的前提下
這種循環的確是長期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
歷史的走向終究是螺旋上升的
每次南製取代北制的改革
都會留下有價值的遺產
被後世王朝所繼承
比如唐代中期的兩稅法改革
便促成了北宋立國之初
就不亦兼併的國策
明代的一條編法
即使是滿清入關後
也沒有被廢除
而是繼續沿用
更重要的是
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
終究是越來越高的
唐代的兩稅法
試圖一步到位
直接用徵收貨幣取代徵收實物
步子邁得太大
所以沒能實現
可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積累和發展
到王安石變法的時候
情況就好了一些
到一條編法改革時
藉助白銀的力量
付一折銀基本上實現了
到雍正改革時
更是徹底地實現了
以土地作為唯一標準的
貨幣化稅收模式
邁入了近代財政國家的門檻
最後
南制與北制的千年博弈
對我們當代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我覺得最核心的一點
就是公權力
要在認清自身邊界的前提下
積極適應社會經濟的種種新變化
合理作為
公權力絕不是萬能的
從唐宋到明清
歷代王朝都曾試圖
以政治力量來主導社會分配
通過強有力的管制
來維繫一個
相對靜止而穩定的社會狀態
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因為社會中
自由因子的成長
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逆轉的趨勢
在認清這一點的前提下
公權力應該把精力
從一味管制轉向適應和調節
認清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新趨向
積極理性地
對各行各業進行引導和調控
既要推進社會經濟繁榮發展
又必須避免貧富不均所帶來的動盪騷亂
感謝您有耐心看到的這裏
我是太史雄
一個喜歡雄性的歷史學博士
想和您分享歷史的趣味與知識
期待您的三連和關註
我們下期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