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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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次觀看·2024年5月7日
那逝去的,是再也回不來了,卻是難以忘懷的,此刻,我的思緒又回到了1966年7月,那是個酷暑難熬的晚上,那是我在上海故居的書房裡,我女兒正在她自己房裡睡得香著呢,用人們也都在各自房裡忙他們自個兒的事,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裡,
只聽得吊扇在我頭上嗡嗡作響,空氣又單調,
應著那奄奄的暑氣,插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裡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
巖牆一排書架,滿是中外經典名著,幽暗的燈光將大半間居室都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下,
但白沙發上一對斷面的大紅繡花靠墊,卻還是鮮亮奪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個英國人,曾聲稱,我這個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優雅高尚情趣的綠洲。
這話倒也不過分,我的居所雖則稱不上華夏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標準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
為了這個家,我真是煞費心思了,我力求讓它成為我們母女倆一個溫馨舒適的安樂窩,
以使我們得以在這個越來越無產階級化的城市裡,多多少少還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品味度日。
解放以來,在上海這麼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城市之中,僅僅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方能維持著舊日的生活方式。
諸如住在原來的宅地,家裡固有幾個僕人。
當然,共產黨是從來不會強制命令,以規劃人們該如何生活的模式。
但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為瞭解決社會失業問題,僱主是不可以解僱自己僱員的。
但不間斷的各種政治運動,又使一些過去富裕之輩,逐漸陷入日趨貧困之境。
當他們成為多次運動的對象時,他們或被課減工資,或被課以大筆罰款。
不少私方人員,不得不攜帶家眷離開上海,遷至內地邊疆。
而我依然能一切照舊,不僅因為我具備有維持我舊有的生活方式的經濟實力,而且也因為我是統戰對象。
但不管怎麼說,我和女兒還是謹慎小心,安分守己地過著日子。
我們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我們願跟隨歷史車輪,共同邁步。
1966年7月3日午前那段時光,竟是我們母女倆持續多年的寧靜溫馨生活的最後的幾個小時了。
難怪我的思緒常常會回到那個時光。
那晚,整個城市悶熱異常,即使敞開門窗,也不見半絲涼風。
我的臉頰和手肘都是汗層層黏糊糊的,襯衣漢式地粘貼在脊樑上。
我俯身逐字逐句地琢磨著報上的文字。
每一次政治運動前夕,報上都會登載一些語氣激烈、措辭強硬的文章。
他們是為了製造宣傳輿論用於武裝羣眾的頭腦。
我經常琢磨細讀這些文章社論,因為從中可琢磨和分析出每次運動的目的和它所針對及打擊的對象。
在這以前,我從未被牽連進任何政治運動之中。
因此那時,我竟一丁點都未意識到,
事實上,我已經面臨著一場空前的大難了。
不過與往常一樣,那些社論中的措辭和強硬極端的語氣,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趙,我家的男用人,手持託盤端來一杯冰鎮紅茶。
我下了口冰茶,將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遺像。
雖說他離我而去已有整整九個年頭了,然而因失去他而感到的空虛和寂寞,時時還營繞在我的心頭。
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騷擾時,我總會覺得自己是那般孤獨無靠,我需要他的庇護和依傍呀。
我們是1935年在倫敦相識的,那時他正在苦讀博士學位。婚後,我們於1939年回到抗戰時期的國民黨陪都重慶。
他就在國民黨外交部任職。上海解放時,他是國民黨外交部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
當時前來接管的共產黨代表張漢夫仍然聘留他,請他任陳毅將軍,即過渡時期新任的上海市長的外交顧問。
次年,他獲準辭職,即就任亞細亞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與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帝國化工廠等一樣,亞細亞也是英國跨國貿易公司的機構。
亞細亞公司當時仍然希望能保留駐中國的辦事處,為著亞細亞是唯一一家仍願意留在大陸經營的西方石油公司。
本著和西方國家發展貿易的原則,政府當局對該公司還是十分優待照顧的。
1957年,我丈夫因患癌症過世,公司由一位英籍總經理繼管,我遂被聘為總經理顧問,以後一直擔任辭職直至1966年。
新任的英國總經理通過我,代他們解決一些在那個時代資方經常會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煩及種種困難。
我得周旋於公司與政府之間,既不能損害亞細亞公司的尊嚴和威望,也得顧全中國方面的面子。
我的任務是管理職工,是總經理和公司職工工會之間的聯絡員。
我需分析工會提出的要求,調節各種糾紛,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國政府機構之間的重要文件。
每當總經理休假或去北京談判時,我就代理總經理職務。
我未能勝任這麼一個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職務,而覺得幸運。
1966年春天,亞細亞公司經過談判,和人民政府有關機關簽訂了資產負債清理協議書。
我們上繳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財產,政府機關接管了全公司的職工,並對他們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
但我不包括在內,這裡僅指屬於亞細亞公司工會的職員,該工會是上海市總工會的分支機構,我則屬於經管人員。
在協議簽訂以後,我那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當演員的女兒,適逢赴華北巡迴演出。
我原來計劃等她回戶後去香港跑一次,豈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間,文化革命爆發了。
我女兒的演出隊當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廠裡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運動,政府官員總是不肯輕易簽署任何申請的。
與此同時,各項工作即使不是全面停頓,也會因此推延阻隔了。
因此,我決定不去申請赴港出境證了,以防喫個閉門羹。
因為一旦你的出境申請被撤回,公安局則要將此列入檔案記載之中,以後再申請的話,就會有些麻煩了。
因而我們決定留在上海,自存文革將和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一樣,至多不過折騰一年就會過去的。
下了幾口冰茶,通聲似感到清涼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臥室裡躺下,雖然還是覺得悶熱異常,卻也睡著了。
朦朧中只感到有人使勁在推行我,那是我的房間孃姨陳媽。
我看看牀頭的鐘,才清晨六點半,但窗外已是嬌陽高照,室內的氣溫也已升高,氣和另一個你的同事來了。
陳媽說:「有什麼事嗎?」我瞌睡朦朧地問,他們啥都沒說,不過似不大客氣,他們自說自話就闖進客廳,往沙發上一坐,不像從前那樣厚在過道裡。
陳媽說:「啊,那麼,那還有一位究竟是誰?」我一邊問她,一邊走進浴室,氣是工會的副主席,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我與他有過幾次接觸交往。
他為人還是比較正派和通情達理的,我不知道,這個人從未見來過,他會不會是個保安人員?陳媽說,這個人長得瘦瘦長長的,據陳媽的描摹,我猜想,那個人可能是亞細亞工會裡的激進分子之一。
我們的機構裡沒有黨員,但從工會一些活動跡象來看,他們是受工會委派來監察我們辦事處的,我向來與他們無直接交往,他們多數是保安人員。老趙在外邊輕輕叩叩門,然後遞給陳媽一支託盤,並在門縫中說,他們催太太要快點。
哦,知道了。我吩咐老趙,跟他們說,我就下來了,你先招待他們一些冷飲和香煙。我有意識地磨蹭著,我需要時間好好考慮一下,來應付即將面臨的一切。
他們倆這次大清早來訪,凶多吉少。不管怎麼說,在中國,當需要大家參加某次會議或聽政治報告,很少是在事先個別通知的。領導要求每個人自決力實放下手頭一切事務,去出席各種會議。
不知他們究竟要我參加什麼樣的會?據我所知,上海市總工會已對亞細亞公司的原職工一一劃檔對號了,以使他們以後能在我們政府機構安排下,與其他老百姓一樣,接受低工資標準的待遇。
我一邊下著紅茶,喫著烤麵包,一邊再次將亞細亞公司解散前後的種種情況在腦子中細細回顧一番,同時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機關談判時的表現。
我自認,每次開會雖然是陪伴總經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並未參與任何討論。我的任務是在回到公司後,再與總經理一起細細討論並提一些建議。
我黯黯打定主意,如果他們一旦問及我有關亞細亞的一些事,我就與他們打拉鋸仗,讓他們直接去倫敦調查好了。我套上件白襯衣,一條灰布褲,並穿上雙黑布鞋,這是中國婦女出入公共場所時的流行裝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眾目睽睽之中太顯眼注目。
在我下樓時,我已考慮到,這兩位大清早就闖入的不速之客或許會有意為難我,要從我身上找什麼查。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閒緩慢,極力做出鎮靜自若的神態。
當我步入客廳門口時,那兩人正插手插腳地攤坐在沙發上,個人跟前的一杯冰鎮果汁卻是原封未動。看見我,氣習慣地彎身而起,而另一位卻依舊文思不動。此時,氣顯得頗有點尷尬,仗哄著個臉又擅擅地重新坐下。
我走到他們跟前,那一位激進分子依然顧我,傀然不動。看來,這是一種有準備的失禮。1949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負責人初次在我家進行查訪時,也是這樣。
他一進大門,就粗魯地把老趙一把掃在一邊,自說自話踩入我的客廳,並且噗一下,把痰撲在地毯上。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以粗魯的行為顯示自身權威的人。
以後,我曾目睹有的基層幹部也經常如此,故意用過度粗魯的行為來掩飾自己內心所滋長出來的那種自卑。我洋裝對氣的狼狽與那一位的無禮渾然不絕,再一把安樂椅上坐下,輕聲細氣地發問,
你們兩位大清早這般趕來,到底有什麼事嗎?
哦,我們通知你去參加一個會議。
氣打,
你如此磨磨蹭蹭的,我們要遲到了。
那一位則接嘴說,並立時豁一下站起來。
什麼會?
我問,是誰主持的?誰讓你們來通知我參加這個會的?
你沒必要囉囉嗦嗦打聽這麼多,沒有上級的指示,我們也不會來的,反正全部亞細亞的舊僱員都必須參加這個會。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那位激進分子美好生氣地叨叨說著,頓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你曉得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
但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在貿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單位。
我說,毛主席講過,每個中國人都要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時他們都不耐煩地催著,
快點了,我們要來不及了。
氣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爐架上的鐘,正是八點一刻,陳媽拿著我的手提包和一頂淺藍的絲質折疊傘在過道上候著我。
我在接過他們時對她笑了笑,她卻沒有笑,只是默默地看著我,看來她在為我擔心。
我回來喫午飯,我安慰著她,她只是點點頭,依然默不作聲。
老趙垂手示意在敞開的大門邊,她也在為我擔心,但她什麼也沒有說,只在我們跨出門口後悄然把大門關上。
他們對我的幹擾是可以理解的,眾所周知,十七年在極左路線幹擾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有的人就這樣跨出了自己的家門,卻沒再回來。
路上行人並不多,公共汽車裏卻很擁擠,乘客們的神情都嚴肅拘謹,如是一路上顛顛簸簸的,直至九點纔到達。
會議屆第一績效禮堂做會場,許多青年男女學生早已聚集在門口,看見我們,有人就叫開了,來了來了。
這時裡面走出一個人來,頗不耐煩地對那兩個帶我來的人說,怎麼搞的,去了這麼半天,會議定在八點開始的,他倆朝我掃了一眼,
你去問他吧,就扔下我,匆匆進入大樓,那人對我說,過來,我就隨他進入會場,寬敞的會場內已擠得滿滿的,前排長條凳上坐著亞細亞的醫生及高級職員,至於司機,門衛,開電梯的,工友,小職員及一大羣學生則坐在後排,
那些年輕人可能是績效的學生,還有許多人立在過道上及後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陽光從窗口逼入,但在那樣悶熱窒息的會場裡卻很少有人扇扇子,空氣中充滿一種緊張和觀望以待的氣氛。
我們大家在同一辦公室裡共事有九年了,幾乎可說是天天見面,但當我與前排的高級職員擦肩而過,進入被指定的座位時,沒有一人與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們中多數將目光避開我,少數人與我對視了一下,我從中看出,他們正處於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亞細亞宣告結束幾個月來,他們是如何度過這段時光的。事實上,他們是真正的犧牲品。在他們之中,多數人為亞細亞服務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進入該公司了。
在日軍佔領上海的淪陷期間,不少職員長途跋涉,輾轉來到抗戰時期的培都、重慶的亞細亞公司工作,卻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淪陷區。
而留在上海的職員,則寧可忍受各種經濟困難,也拒不服務於日本人所接管的亞細亞,當時譯名為日本石油公司。
許多公司職員,而今已年屆花甲,進入退休年齡。
政府當局為接受亞細亞所遞接的資產負債協議中詳細聲明,他們將由中國政府機構分配工作,但卻未提及他們能否分配到與亞細亞地位相當的工種及待遇。
事實上,他們僅只能當當小職員或者一般翻譯,領取低薪或低額退休金。
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協定,因為這是政府要求他們接受的。
最後的一任總經理和我,都曾試圖要求工會提出保證,保證他們離開本公司後能得到相應的待遇。
但他們告訴我們說,每位職工都樂於接受協議所規定的精神,呃,能從外資公司服務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來。
每位職工都為此而感到前途光明,歡欣鼓舞,啊,他們都願當國家機關的職工,為社會主義做出貢獻。
這種官方的提法是難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
在公司後期,到我辦公室來的一些高級職員都無奈地搖搖頭,沒有辦法。
會議從上午九時開到中午,大約要休會了,此時已足足開了三個多小時,會場內氣溫隨著正午的到來而升高。
我想必須保存精力,等待會議主持人的發言。
那狹狹長長的條凳與抗戰時重慶防空洞內的長凳一般令人不舒服,我已滿頭大汗了。
我打開拎包去掏手帕,同時瞥見陳媽放入包內的一把檀香扇,
捲面上是我的美術老師畫的一幅芍藥花,我用扇子驅散一些室內的旱氣和人氣。
突然後面一陣騷亂,只見幾個男子穿了短袖襯衫,過膝地粗布短襖,從後面門口走進來,競直登上臺。
其中一人走到鋪上白布的主席臺前,另幾個就坐在他身後一排椅子上。
在中國,沒有人能從某人的服飾來判斷他的生活情況,因為每人都穿得像無產階級。
中國人解釋無產者為一個沒有財產的人。
有的中國人認為,在當時表現的寒酸貧困是既安全又時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會議主持者是屬於哪個級別,何等地位。
但我想,他大半是工會的總領導。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起並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將戰無不勝,我們無產階級形勢一片大好。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努力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空前絕後的大好機會,這樣能提高我們的政治警惕性。
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分清人民和敵人。
社會主義的敵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著紅旗反紅旗,有些人效忠藏刀。
他們勾結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妄想讓中國人再喫二遍苦受二茬罪,你們能允許他們成功嗎?
不,當然不答應,一百個不答應。
上海解放17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資公司仍留在室內,他們的辦事處佔據了最好的地方。
他們的汽車在我們的馬路上奔馳,外國人和少數忘了自己國籍的中國人為他們服務,還傲慢的四處吹噓他們的分工委計。
我們知道,這些公司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希望能繼續在中國進行剝削,我們中國人民是不能容忍這些的。
因而我們關閉了他們的公司,趕走了外國人,這個公司的許多中國職員都被他們腐蝕了,他們的思想混亂不堪,我們必須看清。
事實上,他們之中,有些是絕對反動的,我們的任務是,落實毛主席教育改造他們的政策。
幾個月來,我們為他們辦了政治理論學習班,但沒有人能接受改造。
進行自我批評和認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對事實並承認自己的罪行,為了讓他更好地進行自我批評,必須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評。
今日召開的大會,是對陶芳進行批判,並由他自己做自我檢討。
呃,大家都知道,陶芳是何許人,35年來,他一直是亞細亞公司的走狗,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國公司,
世界每個角落,都有他的機構在謀取暴利。
用列寧的話說,這是資本主義企業中最兇惡的一種剝削方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陶芳不能為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利益服務。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幫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當我聽到我們公司過去的會計主任陶芳,是這次大會的對象,感到非常意外。
因為我一直認為,他們對陶芳的印象是比較好的。
他的大兒子曾在50年代,被派往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學,後來又加入了共產黨。
我知道,每個做往國外學習的青年,必須對其家庭出身進行全面審查,
其中也包括他父親的工作及政治觀點。
對陶芳,必然在他兒子出國時就通過了審查。
我不懂為何現在要揪出來批判。
解放以來,我曾仔細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寫的一些理論文章。
我感到,社會主義在中國,似乎只是摸索試行的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
我想,或許是共產黨的政策經常在變動,
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碼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動著。
當情況走向極端化而發生問題時,北京方面就執行一些調整的措施,
然而有時也會矯枉過正,便再進行調整。
但其關鍵在於,喫大鍋飯的經濟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發展,
而中央的經濟計劃又顧不了基層的實際情況,
從而影響了羣眾的積極性。
當上面的政策發生了變化,價值標準也就有所改變。
昨天認為是正確的東西,今天可能就不對了,如此搖擺不定。
因此,基層領導的指示和措施僅能在一個時期內有效。
所以我認為,這次會議並不重要。
做報告者,不過是一個中層領導幹部,
是派往亞細亞公司原職工中領導文化革命的。
在我眼中,這場運動不過是場左傾運動。
過不了多久,當其過分激烈時,上面調整的措施就會下來的。
老百姓將有數月或數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運動。
北京有人深信,政治運動是促使人類前進的動力。
因此我想,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也有如那連綿不斷的各次政治運動一樣,
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我一面聽著長篇大論的,充滿火藥味的發言,
一邊私下打亮著會場,
只見牆上掛著打倒帝國主義走狗陶芳的橫幅,
在它名字上打了兩個紅叉,
這表明它已是敵人了。
但我在剛剛進入會場時,並未注意到這條橫幅,
因為牆上掛滿了各種標語口號。
宣傳,在中國人民生活中,極其重要。
他們歌頌毛澤東,共產黨,社會主義,
宣傳人民的義務。
他們鼓勵人民努力工作,
學習毛澤東思想,聽共產黨的話。
每次的政治運動一開始,
這些口號便作為打擊敵人之用。
自文化革命開始以來,
到處都張貼著數以萬計的標語口號,
人們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
但有些人對它們視而不見。
發言者提到,
陶芳的糜爛生活是因長期與資本主義共處而致。
看來,他的罪狀是生活方式,
過度酗酒,講究喫喝,
及種種領導看不順眼的散漫表現。
對這些罪行明目,我並不驚訝,
因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發出來,
他會一無是處,
而任何錯誤表現都是算在
受資本主義影響這筆賬上。
發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芳的私生活,
並強調這是資本主義對他的腐蝕。
之後,他的語氣態度反而更加嚴厲,
他的目標開始轉向帝國主義
及其對中國的侵略歷史。
對他來說,陶芳的錯誤
並非因為他缺乏自制力,
而是因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過中國的
一個如此罪行纍纍的國家所屬的公司裡工作。
他提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
其口氣就好像他們就剛剛發生在去年。
雖然他的措辭鏗鏘有力,
質地有聲,
見貨把音量提高到生死歷劫的地步,
但他的發言卻是冗長的,
半節奏的。
他不時停下來喝口水,
或看發言稿。
他知道,這裡有一批被強迫參加的聽眾,
沒人敢在結束前擅自離開。
他的講話再冗長,
聽眾們也不得不洗耳恭聽。
室內悶熱難熬,
聽眾也漸漸感到不耐煩了。
我看看錶,
已快十二點了,
可能發表高論的那人感到累了,
且也餓了。
他突然結束了發言,
宣佈休會,
下午一點三十分再繼續開會。
話音剛落,
大家都起身湧向出口處。
外面,正午的烈日,
火辣辣地曬著馬路,
樹蔭下停著一輛三輪車,
我跑過去請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
我願意加倍付錢給他。
早晨帶我去的那個人,
突然從大樓裡衝出來,
大聲嚇令我停下,
他要我在學校的食堂喫中飯,
這樣我下午就不會遲到了。
他那麼猴急地要扣住我,
竟牢牢抓住三輪車的把手不放。
我再三保證,
我一定準時趕回來,
他這纔信信地放了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