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也要批准？
中國人的護照
正在變成枷鎖！｜【 #三退前線】EP27

7月31日,中共國務院公佈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的規定,宣佈將於9月15日起實行。 表面上,這只是一份行政法規的修訂,條文枯燥,措辭官樣,很容易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政治新聞之中。 但只要仔細閱讀完全文,就會發現,這份文件所劃定的不是一條普通的行政邊界,而是一道正在悄悄收緊的繳索。 新規定明確提出,中國公民如果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或者被有關部門認定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 主管部門即可決定不準其出境。與此同時,對於被認定在境外實施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國家利益違法犯罪行為的中國公民, 回國之後還可能面臨6個月至3年不等的出境限制。 兩條規定看似只是針對特定人群的技術性管理,實際上卻悄然完成了一次關鍵的制度轉變。 過去主要依靠部門內部規定、行業紀律、單位保管護照等灰色手段實施的限制, 如今正在被寫入全國性的法律框架,成為一項可以隨時啟動、幾乎沒有邊界的國家權利。 事實上,這樣的收緊並非憑空出現。 近幾年,公務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被要求集中保管護照,已經成為許多地方心照不宣的慣例。 部分高校教師、醫生、科研人員以及被劃入敏感行業的從業人員,出境審批也在逐年收緊。 今年5月,彭博社報導稱,中國已進一步收緊部分人工智能企業核心研發人員的出境審批, 一些涉及戰略技術領域的企業高管與研究人員,出境前需要獲得有關部門的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新規定所使用的措辭極為寬泛而模糊,可能危害。 有關主管部門認定,這類彈性極大的表述,幾乎沒有給出任何清晰、可預期、可被外部監督的具體標準。 而這一次,新規定還引入了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等此前並不常見於出入境管理法規的表述,這絕非文字上的巧合。 近年來,國家安全這個詞在中國的適用範圍不斷擴張,早已從傳統意義上的國防、反間諜, 延伸至數據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產業安全、科技安全,乃至輿論安全、文化安全。 安全的邊界越擴越大,行政機關的裁量空間也隨之越擴越大。 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普通公民、科研人員、企業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 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毫無徵兆地被納入這張越收越緊的網。 究竟什麼樣的言行會被認定為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最終的解釋權完全掌握在執法部門自己手中。 一項法規,如果連被限制的邊界都無法讓公眾提前知曉,它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法治的確定性, 而是行政權力可以隨時任意啟動的不確定性。 而這種不確定性的本身正是製造社會性恐懼最有效的工具。 很多人習慣於從管理、安全、秩序的角度去理解這類法規,卻很少有人願意直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一個政權為什麼要處心積慮地去限制自己的國民離開和返回自己的家園? 回家、探親、旅行、求學、工作,這些原本是每個人與生俱來,不需要任何人賜予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明確寫著,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其本國, 這不是哪個國家的恩賜,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尊嚴的一部分。 一個真正對自己制度有信心的政權,不會害怕自己的國民走出國門,看看外面的世界, 更不會害怕他們平安歸來。然而,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它之所以要一步步收緊出境管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恐懼。 而恐懼真相被更多人看見,恐懼批評的聲音不斷擴散,恐懼海外的信息迴流到牆內, 恐懼那些一旦踏出國門,看清世界真相的人,再也不願意回到謊言編織的牢籠裡自我欺騙。 它更恐懼的是,一旦人們擁有了自由流動、自由發聲的能力,這套建立在信息封鎖與恐懼灌輸之上的統治,將失去賴以維繫的根基。 恐懼是中共維持控制的工具,而維持控制的手段正是把每一個公民與家人、與家鄉、與根本的歸屬感綁在一起,當作要脅的籌碼。 一個人希望回家看望父母,想要見見孩子的願望,這些原本最溫暖、屬於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天倫之情,在中共的手中被扭曲成了脅迫的工具。 你若敢批評,你若敢監督,你若敢在海外說出真話,等待你的可能就是有家不能回,有親人不能見。 這種以骨肉親情為人質的統治術,比明火執杖的暴力更陰險,因為它不需要動手,只需要讓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心裡築起一道恐懼的高牆,然後親手把自己的良知關進去。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種普遍而悲哀的景象,許多身在海外、本應享有言論自由的中國人和華人,卻在中共製造的無形恐懼中,選擇了自我閹割。 他們不是不知道真相,不是看不清是非,而是在權衡、說真話的代價與苟且偷生的安穩之後,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了沉默。 他們告訴自己,這只是暫時的隱忍,我只是普通人,改變不了什麼,等我把父母接出來再說,等孩子畢業了再說。 於是,一次次的沉默變成了習慣,一次次的迴避變成了本能。 他們不再轉發批評中共的文章,不再參加任何被認為敏感的活動,不再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新疆、香港、法輪功受迫害這些話題,甚至開始主動配合、附和官方的敘事,只為換取一張隨時可能被收回的回家探親的通行證。 這種用沉默換來的安全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安全,中共的邪惡之處正在於,它的控制和索求從來沒有邊界。 今天你放棄的是批評的權利,明天它索取的可能就是監視同鄉、舉報朋友、簽署效忠聲明。 今天你放棄的是言論自由,明天它索取的可能就是你子女親友的未來,乃至你的信仰、你的良知。 一個習慣於用退讓換取苟安的人,終將發現退讓沒有底線,因為專制的胃口從來不會因為你的順從而滿足,只會因為你的順從而更加貪婪。 這正是中共這部機器最陰險的地方,它不需要把每一個人都關進監獄,它只需要讓每一個人親手把自己關進恐懼的牢籠,然後心甘情願地替它站臺、替它辯護、替它沉默。 古今中外,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是天性使然,無可厚非。 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真正令人恐懼、真正應該警惕的,不是肉體的消亡,而是靈魂在背棄良知的苟活中被一點一點蠶食殆盡。 蘇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面對不公正的死刑判決,本有機會在朋友的幫助下逃亡,卻拒絕了。 他說,一個人如果為了保全性命而背棄自己畢生信奉的正義,那麼他所保全的早已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命,而只是一具行屍走肉的軀殼。 他選擇飲下毒酒,用生命證明,有些東西比活著本身更重要。 古希臘悲劇中的安提哥涅,面對國王克瑞翁不準安葬叛國者的嚴令,毅然違抗,堅持依照神聖的倫理,親手埋葬自己的兄長。 他清楚知道,違抗亡命的後果是死亡,但他更清楚,一向違背良知與人倫的法令,即便出自最高權力,也不具有真正的正當性。 服從這樣的惡法,纔是對自己靈魂的真正背叛。 近代德國,在納粹統治最黑暗的年代,慕尼黑大學的一群青年學生,索菲·朔爾與漢斯·朔爾兄妹,組織了白玫瑰,印刷傳單,揭露納粹的謊言與暴行,呼籲德國人民良知覺醒,拒絕配合。 他們深知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生命,最終也確實被送上斷頭臺。 索菲·朔爾在臨行前留下的話,至今仍震撼人心,陽光依然燦爛,而他卻不得不離開這個世界,但他相信成千上萬的人會因為他的行動而覺醒。 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中,這樣的例子同樣不勝枚舉。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敗被俘,元朝多次許以高官厚祿,勸他歸降,他始終不從。 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趙漢清,從容就義。 晚清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本有機會出逃避禍,卻選擇留下,慷慨赴死。 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如果中國因為變法而流血,那就從他譚嗣同開始。 這些歷史人物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肉體的死亡只是生命一次自然的終結, 而一個人如果為了暫時的安寧,一次次向邪惡低頭,一次次替謊言背書,一次次出賣自己的良知, 那麼他失去的就不僅僅是尊嚴,而是他作為一個人最核心的東西, 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明辨是非,能夠對自己選擇負責的靈魂。 這種死亡比肉體的死亡更加徹底,也更加可怕,因為它不僅毀掉一個人的今生, 也可能污染整個家族的血脈,讓子孫後代在道德上背負著先輩苟且求生所以埋下的隱患, 陷入一代又一代難以擺脫的困境與災難之中。 放眼二十世紀,印度的甘地面對英國殖民政府一步又一步的惡法, 選擇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拒絕納稅,拒絕購買殖民政府壟斷的食鹽, 拒絕在殖民體制下的學校與法庭中繼續配合。 它用一次次和平卻堅定的不服從,讓一個號稱日不落的龐大帝國, 最終不得不正視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意志。 南非的曼德拉,為了反抗種族隔離惡法,甘願在羅本島監獄中度過二十七年的漫長歲月, 始終沒有向不義的體制低頭妥協。 他後來說,真正的自由,不僅是掙脫自己身上的鎖鏈, 更是以一種不再仇恨,不再恐懼的姿態,去承認並尊重他人的自由。 這些歷史人物用各自的方式共同證明, 面對一部不義的法律,沉默配合從來不是唯一的選擇。 拒絕、抵制以及不合作,同樣是一種深植於人類文明之中,值得被尊重的力量。 中國人自古相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一個人如果在關鍵時刻選擇助紂為虐,選擇所謂的明哲保身, 看似為家人換來了一時的平安, 實則已經在無形之中把家族的福報一點一點透支殆盡。 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貫穿古今屢見不鮮的歷史規律。 歷代史書中,那些曾經助紂為虐、依附權奸的人物, 縱然一時位高權重,其家族後來的結局卻鮮少能夠善終。 這絕非巧合,而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的體現。 要理解今天中共擴大出境管制的根本原因, 東德的歷史提供了一面極具參考價值的鏡子。 早在1952年,東德政府就開始大幅收緊合法旅行, 靠近西德邊境的地區被劃為5公里寬的邊境禁區。 數千名被認定政治上不可靠的居民被強制遷離家園, 進入邊境地帶需要特別通行證。 與此同時,前往西德探親、旅遊或工作的審批也越來越嚴苛, 名義上人們仍然可以提出申請,但真正能夠獲準出境的人卻越來越少。 東德當局擔心,大量年輕人、醫生、工程師、教師和科研人員不斷流向西德, 將從根本上削弱東德的經濟基礎與政治的統治根基。 到1957年底,東德進一步修訂《護照法》, 未經許可離開國家,被正式定為叛逃共和國。 不僅實際出逃者要面臨刑事處罰,就連幫助他人離開, 甚至僅僅是口頭鼓勵他人離開,也可能構成犯罪。 與此同時,前往西德的旅行簽證審批變得空前嚴格。 然而,這些層層加碼的管制措施並沒有真正阻止人們用腳投票。 1949年至1961年間,約有270萬東德居民輾轉前往西德, 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年輕人、醫生、科學家、律師與技術人員。 這場曠日持久的人才流失,被普遍認為是促使東德當局最終痛下決心, 修建那道舉世聞名的柏林牆的關鍵原因之一。 柏林牆從來不是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 而是一個政權在長達近十年的時間裡一步步擴大行政審批, 一次次收緊旅行許可,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納入限制範圍之後, 水到渠成的最終結果。 當然,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東德, 在歷史背景、國際環境和經濟規模上都有著顯著差異。 兩者不能簡單地劃等號, 但德國這段歷史留給世人的啟示是清晰的。 一旦一個政權開始不斷擴大國家安全的適用範圍, 並持續強化對人員流動的行政控制, 人們真正需要警惕的就不再是某一項具體法規的鬆緊, 而是整個制度演變的方向本身。 自由遷徙從來不只是關乎一次旅遊、一場探親, 它更關乎每一個個體對自己人生、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權。 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面對不斷疊加的審批程序、 日益不確定的邊境管控以及不斷擴張的行政材料權時, 這個社會真正發生變化的, 是國家與個人之間權利關係的又一次傾斜, 而每一次傾斜都是以普通人的自由作為代價。 一向像看似孤立、看似事出有因的限制措施, 最終會彼此銜接、層層疊加, 連接成一張覆蓋整個社會的制度網絡, 旅行審批、護照管理、邊境管制, 每一項單獨看都似乎有它的合理性, 但當這些限制不斷累積、彼此呼應之後, 最終形成的就是一整套幾乎沒有縫隙、覆蓋所有人的控制體系。 到了那個時候, 人們身邊或許沒有真實存在的高牆與鐵絲網, 卻早已生活在一座無形的、 由恐懼與自我審查所築成的巨大集中營之中。 東德的歷史證明瞭, 任何制度都不是不可改變的。 1989年那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不是因為某一夜之間突然出現了英雄, 也不是因為某一場驚天動地的激烈衝突, 而是無數看似平凡的普通人, 在漫長而壓抑的歲月裡, 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內心最基本的選擇, 說真話、獨立思考、拒絕配合謊言。 每一個人的力量看似微小而有限, 但當這種分散而持續的選擇匯聚起來, 最終匯聚成了足以改變歷史走向的洪流。 70年前收緊的是東德的護照法, 70年後的今天, 擴大的是中共的出境審批權限。 時空不同,形式各異, 但其中的邏輯完全相通。 任何一種未經制約的權力授權, 都不會自己劃定邊界, 也不會因為統治者一時的良心發現而自我收斂。 它只會在人們一次次的沉默與退讓中, 不斷試探底線,不斷向外擴張, 直到有一天把所有人都變成它砧板上的魚肉。 正因如此,我們願意在此鄭重提出以下幾點倡議, 與所有仍然心存良知的中國人與海外華人共勉。 第一,拒絕惡法,不予配合。 一部法規即使披著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的外衣, 如果它的本質是以親情人倫為要挾, 剝奪公民與生俱來的遷徙自由, 它就不具有真正的正當性。 面對這樣的惡法,最基本的良知反應不是低頭順從, 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拒絕主動配合,拒絕替它背書, 拒絕成為它運作鏈條上沉默的一環。 第二,公開發聲、坦誠批評。 海外華人身處相對自由的環境, 恰恰擁有一種身在牆內的同胞所暫時無法擁有的珍貴權利, 可以不受審查地說出真相。 這份自由若因為害怕回不了家而被自我閹割, 等於是把中共本應忌憚的力量親手交還給了它。 唯有更多人願意公開發聲、坦誠批評, 中共所依賴的信息封鎖與恐懼統治, 才會真正出現裂縫。 第三,公開退出中共, 拒絕被綁在一具正在腐爛的軀體之上。 無論是黨員、團員還是隊員, 只要曾經以任何形式加入過中共及其附屬組織, 都不妨認真思考, 這個組織在過去一百多年裡, 發動過多少場政治運動, 製造過多少場人為的饑荒與屠殺, 摧毀過多少個家庭, 透支過多少代人的道德與信任。 當一個人選擇公開退出, 與這具正在腐爛的軀體切割, 他所收穫的, 不僅僅是個人良知上的解脫, 更是為自己與子孫後代, 重新選擇了一條站在正義一邊的道路。 歷史一再證明, 暴政從來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是在無數個這只是個例, 這與我無關的沉默瞬間中, 被一點一點餵養壯大的。 明天,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 很可能就會成為下一個被沉默所拋棄的人。 中共這部依靠謊言與恐懼運轉的機器, 看似龐大而堅固, 但它從來不是不可戰勝的。 它最害怕的, 恰恰是那些不再懼怕它的人。 當一個人不再為了苟且偷生而向謊言低頭, 不再把自己的命運與這個體制捆綁在一起, 他就已經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贏得了這場較量中最重要的一場勝利。 這段歷史留給我們一個沉重卻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一個政權的制度授權不斷擴張, 行政裁量不斷膨脹的時候, 作為一個普通人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東德的經驗給出的答案其實並不複雜, 自由很少是在一夜之間被徹底剝奪的, 它往往是在一次又一次這只是例外, 這與我無關的沉默中, 緩緩而不知不覺地流失殆盡的。 而權力一旦習慣了擴張, 也很少會因為人們的順從與退讓, 而主動停下它擴張的腳步。 歷史真正的改變 往往始於某一個人內心深處 不再認同專制那一天, 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被動地為謊言站臺, 不再心甘情願地 把自己與這個搖搖欲墜的體制捆綁在一起, 那麼無論這部極權機器看起來多麼龐大, 多麼堅固, 它終將失去繼續維繫下去的根基。 回家的路本應是世間最溫暖, 最不需要理由的路, 當一個政權開始把回家的自由 變成一項需要層層審批, 隨時可能被收回的特權, 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管理問題, 而是一面清晰映照出這個政權本質的鏡子, 真正的勇氣不是不知道恐懼, 而是在深知代價的情況下 依然選擇不與謊言同流合污, 真正的智慧不是精於計算苟活的成本與收益, 而是懂得有些東西一旦失去, 即便用整個餘生去換, 也未必能夠贖回。 拒絕惡法,公開退出中共, 站在正義的一邊, 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 更是每一個仍然珍視自己靈魂完整的人 寫給自己, 也寫給子孫後代的一份最基本的承諾。 或許有人會問, 一個普通人的選擇究竟能改變什麼? 歷史的答案是, 柏林牆倒塌之前, 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 他會在1989年那個具體的夜晚轟然倒下。 蘇聯解體之前, 也沒有人能夠精確計算出 究竟需要多少個不再沉默的普通人 才能匯聚成足以壓垮一個超級大國的力量。 真正的歷史轉折 從來不是由某一個瞬間的奇蹟所決定, 而是由無數個看似微不足道 卻始終不曾放棄的個人選擇, 日積月累彼此呼應而成。 今天你選擇說一句真話, 明天他選擇拒絕配合一項不義的要求, 後天又有更多人選擇公開退出 這個早已喪失道義基礎的組織。 這些看似分散的選擇 終將在某一個誰也無法提前預知的時刻 匯聚成足以改變歷史走向的力量 歷史從不等待猶豫不決的人 而選擇就在每一個此刻。 今天的三退前線就到這裡 歡迎您訂閱、轉發和留言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