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夏小強 資深評論員
引言
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在當前東亞格局中已構成一種特殊而穩固的紐帶。這份紐帶並非僅僅建立在經濟互補或文化相近，而是深深植根於台灣社會對日本的普遍好感。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社會對日本的認知卻長期處於撕裂狀態：一方面是蜂擁而至的旅日遊客與對日本社會的高度讚譽，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官方主導下揮之不去的歷史敵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溫度，表面上看是歷史記憶的差異，實則指向更深層的政治操弄。
本文試圖透過兩岸對日本觀感的對比以及日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一些常識，揭示中共如何將日本塑造成永恆的「仇恨對象」，並以此作為維繫政權合法性與轉移內部矛盾的工具，從而成為台海緊張局勢的真正主導者。
自負與自卑
很少有民族像日本這樣特殊，同時展現著自負與自卑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特性。日本民族自古以來，一直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擔負著領導和拯救世界的重任，這種豪情與其資源匱乏、領土狹小、整個民族困於孤島的現實相交織。極度自負與自卑，催生了二十世紀日本的軍國主義當道。
日本在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之後，通過改革和幾場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進入世界列強的行列。因此，從戰爭中嘗到甜頭的日本，包括天皇和全國民眾在內的所有人，逐漸被軍方所綁架，成為了軍頭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和資源，並且心甘情願。日本在二次大戰中，與德國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沒有希特勒，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失去理智和狂熱好戰的，實際掌握國家大權的軍頭軍官。
沒有信仰
雖然有包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外來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個宗教在日本同時並存，但是從本質上講，日本民族其實是一個沒有真正信仰的民族，以上的任何一種宗教，都沒有能夠成為主導日本民族精神和社會發展的信仰，也都沒有在日本人心中成為主宰。也正因為如此，日本也成為一個世界上宗教最為自由的國家，也正因為沒有真正的信仰，各種宗教才會在日本共存。但是，從唐朝之後，對日本社會、政治、民眾思想和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卻是來自中國的儒教——日本化的儒教。
善惡界限模糊
來自中華的儒教，實際上主宰了日本這一千多年的社會發展和人們的行為規範。只是，與中華文明的儒教相比，在仁、義、禮、智、信中，日本缺少了仁的內涵；同時，在儒家忠義的概念中，日本與中國不同。中國人的忠，其對象首先是內在，忠於自己的良心和道義，所謂「捨生取義」；而日本人忠義的對象則是外向的，忠於天皇或是藩主等。那麼，如果當日本人忠於的對象，比如天皇或者主人做出違反道義的決定時，日本人往往選擇主人的決定而不顧道義原則。也就是說，在善惡的觀念中，日本民族對善比較清晰，對惡則比較模糊。這或許是日本整個民族面對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罪行時，感覺相對淡漠遲鈍的原因之一。
中共仇日宣傳的原因
大陸對日本的雙重面孔，與大陸民眾對日本的評價，呈現出極端矛盾的兩面性。數以億計的中國遊客前往日本，歸來後幾乎眾口一詞地稱讚其環境整潔、服務細緻、社會有序、人民友善。然而，只要打開電視機，抗日題材影視劇仍以近乎病態的頻率輪播，日軍被刻畫成殘暴、卑劣且愚蠢的符號。這兩種敘事之所以能夠並行不悖，正在於它們服務於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屬於消費層面的私人體驗，後者則是國家機器刻意製造的政治情緒。
日本之所以長期被置於仇恨宣傳的靶心，並非僅僅因為侵華戰爭的歷史罪責，更在於其戰後地緣政治定位。二戰結束後僅五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美國立即調整對日政策，將日本迅速轉化為亞洲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最前線堡壘。朝鮮戰爭爆發，日本成為美軍最重要的後方補給基地，經濟由此起飛。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以來，這一反共基地的角色從未改變。正因如此，中共對日本的敵意從未真正放下。
最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本人對這段歷史的態度。據多份檔案與當事人回憶，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不需要日本的戰爭賠償」，並直言「日本軍國主義幫了我們大忙」。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時，毛澤東當面重複：「要是沒有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不會那麼快崩潰，我們也要感謝日本。」這句話的本質，是將日本侵華戰爭視為中共奪取政權的客觀助力，而非民族的絕對災難。然而，這一表態從未進入大陸的公開歷史教育。原因很簡單：中共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種可以持續動員的仇恨。國仇家恨被工具化，日本遂成為最合適的情緒出口，既能凝聚民族主義，又能掩蓋內部治理的種種失敗。
台灣對日本的正面記憶與歷史詮釋
相較之下，台灣社會對日本的認知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正面傾向，這種傾向並非盲目的「親日情結」，而是對1895至1945年五十年日治時期的一種複雜但整體正向的再詮釋。日本當年將台灣作為「模範殖民地」經營，大規模興建鐵路、水庫、現代學校與公共衛生系統，太魯閣國家公園、阿里山鐵路、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等重大基礎設施，皆奠基於此。這些建設遺產至今仍在發揮作用，許多台灣長輩談起那段時期，第一反應往往是「乾淨、有規矩、有效率」，而非單純的壓迫與血淚。
誠然，日治後期的皇民化運動與戰時徵用留下了傷痕，二二八事件更成為台灣人永遠的痛。但與大陸經歷的十四年全面抗戰相比，台灣並未承受同等強度的戰火摧殘，歷史包袱相對輕得多。戰後國民黨初期治理台灣時，甚至沿用了大量日本時代的行政框架與人才，這種延續性進一步淡化了敵對記憶。冷戰格局下，台灣與日本同屬美國亞太防線，雙方從未真正交惡，反而在經濟、文化與安全領域持續深化互信。
高市早苗的「存立危機事態」發言
2025年11月，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施政演說中明確表示：「若中國對台灣發動武力攻擊，將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不排除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句話將台灣有事直接納入美日安保的適用範圍，堪稱安倍「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路線的升級版。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公開回應「非常感動」，視其為日本對台灣最堅定的支持；大陸外交部則連續多日嚴詞批評，稱之為「軍國主義復辟」。
高市早苗並未退縮。她在隨後接受媒體專訪時進一步說明：台灣海峽是日本能源與貿易的生命線，中國軍機軍艦常態化侵擾台灣周邊空域海域，才是真正破壞現狀的一方。日本的表態並非主動挑釁，而是對北京步步進逼的被動回應。這段最新發展，將兩岸對日本觀感的根本差異推到最尖銳的地步：台灣視之為患難之交的挺身而出，大陸則視之為外敵勾結的鐵證。而真正製造緊張的，從來不是日本的發言，而是中共自身永不放棄的武力統一政策。
結論
兩岸對日本的觀感差異，其實就是兩種歷史書寫與政治邏輯的對比：台灣選擇記住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啟蒙，中國大陸則被要求永遠記住日本帶來的國恥——即便中共最高領導人曾親口承認，這場戰爭客觀上成就了共產政權的勝利。毛澤東的「感謝論」早已揭開真相：所謂的民族仇恨，從一開始就只是權力遊戲的道具。
高市早苗2025年的挺台表態，只不過是把這層窗戶紙徹底捅破。當北京把「武統」掛在嘴邊、把軍機導彈當作家常便飯時，日本與台灣自然會越走越近。這不是什麼「親日反中」的意識形態作祟，而是最基本的現實主義選擇：誰在威脅和平，誰就在逼迫所有相關方結盟自保。真正的責任從來不在東京，也不在台北，而在北京。當一個政權把仇恨當成統治的續命藥時，台海的緊張就永遠不會結束。日本與台灣之間日益緊密的關係，不是危機的製造者，而是危機的必然結果。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