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7处海外联络点！报告揭示中共全球社区管控网络

報告揭示1247個海外聯絡點 華人社區如何面對跨國控制 一份11月6日發布的新報告 把中共海外聯絡網絡的規模 列到1247個點 涉及至少91個國家 保護衛視認為調查重點應該從掛著什麼牌子的警察站 轉向誰在給這些網絡下任務 紐約已經出現有罪裁決，有人受中國公安指示設站 還被要求尋找在美民主人士 這場爭議直接關係到海外華人的處境 離開中國以後個人生活和政治表達究竟由誰來劃定邊界 這份報告叫《鎮壓的公式》 中國的全球社區管控網格 作者梳理中國黨政機關相關組織及媒體公開資料 提出一個判斷 一些海外社團提供的聯繫渠道 正在被中國境內機關用於延伸社區管理 被納入統計的是海外聯絡點 機構類型比通常所說的警察站更廣 數字需要放回它原來的統計口徑 報告從相關中國機關中篩出74個統計1247處聯絡點 其中724處能確定城市或至少所在國家 另外523處來自機關公佈的總數記錄 這是一份網絡調查並非一千多處場所都 已經被實地檢查逐一認定違法的司法清單 這個區別決定了調查該怎麼做 地圖上的一個點可以提示某種聯繫存在 要判斷他承擔什麼任務 還得往下追到指令聯絡記錄和具體行動 直屬牌子容易漏掉沒有掛牌的工作 只看組織名稱又容易把普通服務與政治任務混在一起 真正重要的是關係背後發生了什麼 報告認為統戰和僑聯系統提供了網絡與協調渠道 公安檢察院法院等機關通過這些渠道延伸工作 這個判斷值得嚴肅對待 當一個社團同時承擔服務居民和向境外機關傳遞信息的角色 參加活動的人是否知道這層關係 提交的信息最終用來做什麼就成了實際的權利問題 僑社之所以有用恰恰因為他們離生活很近 語言家鄉和共同經歷可以幫助新移民建立信任找到服務 也能降低人與人聯繫的成本 這樣的關係本來屬於社區資源 如果有人藉這種信任,替一個外國政府尋找批評者, 收集行蹤,受損的首先是社區內部最基本的安全感, 紐約案提供了一組更具體的事實。 美國司法部5月13日公佈 盧建旺被聯邦陪審團裁定非法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 以及銷毀相關證據妨礙司法兩項罪名成立 另一名被告陳金平已在2024年12月認罪 案件從調查走到了認罪和有罪裁決階段 司法部稱庭審證明二人按中國公安人員指示 在曼哈頓華埠東百老匯107號設立警務站 聯邦調查局在2022年10月搜查該場所 盧健旺還接到尋找一名移居美國的民主倡導者的任務 被刪掉的相關微信信息 則進入了毀證和妨礙司法的證據鏈 這組事實把問題落到了可以檢驗的地方 一個組織有沒有舉辦過文化活動 不足以解釋它是否同時接受了另一種任務 案件裡需要追查的是誰提出要求 誰接受安排信息流向哪裡 以及有人得知調查後做了什麼 公益活動和其他行為可以發生在同一個組織裡 法律責任要沿著具體行為來判斷 中方對此長期持否認立場 在2023年的公開回應中 中國外交部稱 相關活動是幫助疫情期間無法回國的中國公民 辦理駕照換證體檢服務 並否認存在所謂海外警察站 這是中方對相關機構的解釋 紐約案件隨後進入庭審 司法部公佈的證據則涉及公安指令 尋找民主人士和毀證 爭議因此不能靠服務站三個字解決 協助辦理一項日常手續 和接受境外公安指令尋找一個批評者 在目的授權和後果上有明顯差別 前者是否合規可以按服務本身審查 後者要回答的是 外國執法機關憑什麼通過當地私人關係 在另一個國家安排這種行動 這裡有一條很重要的法律線 紐約案涉及的外國政府代理人規定 是美國刑法第951條相關法律 而經常出現在新聞裡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是另一套規定 前者關注一個人是否接受外國政府或官員的指揮控制 並在應當通知的情況下事先通知美國司法部長 他審查的是具體的代理關係和行為 華人身份籍貫或者參加同鄉會都不能代替這些要件 即使履行了某種登記或通知 也不會因此取得在美國威脅他人 非法監控或開展警務的權利 透明披露回答誰替誰工作 行為是否合法 還要接受相應法律的約束 這種區別對海外華人尤其重要 如果把中國政府某些接受指令的人和整個華人社區劃上等號 最先被擠壓的反而是正常生活的人 調查越準確，越能把責任落到該負責的個人和機構身上 指控越籠統，越容易讓真正的問題淹沒在族群對立之中 紐約案中，盧建旺本身是美國公民 公民身份與接受外國政府指令是兩個可以同時審查的問題 一個人的足跡不構成違法證據 入籍也不會讓具體違法行為自動消失 判斷標準應該保持一致 看證據，看行動 看是否侵犯他人的權利 而不是看他屬於哪個族群 還有一層邊界 是政府與海外人口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保留語言文化和家庭聯繫 不等於同意接受原籍國的政治管理 對已經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的人，這一點尤其清楚 把文化認同當作行政管轄的依據 會把本來屬於個人的選擇變成某個機關 自認為可以分配的任務 海外生活的自由也包括自行決定與家鄉保持怎樣的聯繫 更值得追問的是 這類行動怎樣改變受影響者的生活 聯邦調查局介紹跨國壓制時 列出的手段包括跟蹤 恐嚇 襲擊，也包括威脅或拘押原籍國的親友 壓力可以跨越國境傳遞 一個人在海外發生 後果卻可能落到人在原籍國的家人身上 這會改變一個人做選擇時承擔的成本 他要考慮的不只是自己的安全 還可能有父母 配偶或其他親人的處境 對一個家庭來說，距離原本提供了空間 跨國施壓則利用親屬聯繫把這種空間重新壓縮 保護政治表達，因而不僅是允許一個人說話 也包括保護他不因說話而遭到非法報復 這也是批評中共跨國控制最有力的落點 政府有權通過合法程序處理真實犯罪 但把對政治意義的控制延伸到境外 以非透明關係尋找施壓批評者 侵蝕的是所在國的法治 也直接侵蝕當事人的自由 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在這裏落到同一件事上 誰有權要求一個人服從 憑什麼要求他服從 面對犯罪嫌疑，證據應當進入法律程序 相關指控應當接受審查 如果私人聯絡人可以繞過這些程序 把境外指令直接變成社區裏的壓力 受影響者很難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 也缺少正常申辯的機會 所謂效率和便利 無法代替公開的授權與可追究的責任 對正常社團來說 維護自己的公信力也很具體 組織可以明確說明與境外機構的合作關係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 以及誰能夠接觸這些資料 居民來參加活動或尋求幫助 應當知道自己是在接受服務 還是有人要求自己承擔另一項任務 越是依賴信任的組織 越需要讓這些邊界可見 所在國政府的責任也不只是關閉一個地址 調查需要追查指令和實施行爲 社區保護則需要讓受到壓力的人有安全的求助渠道 如果人們擔心一開口就被當成嫌疑人 關鍵線索就更難進入執法視野 把社區成員視爲需要保護、可以合作的人 才有助於分清服務、普通往來與非法行動 有效的問責還應當區分提出指令 轉交任務和實際執行的不同角色 這樣才能看出責任停在個人 還是涉及更廣的機構安排 對於接受幫助的普通居民 知道一個場所存在 並不等於知道它背後的全部工作 對於負責組織的人 服務社區的名義 也不能替其他行為免除責任 這種區分保護的是正常參與者 同時讓真正的指令和執行關係更清楚 這份新報告的實際價值 是把調查線索從個別場所 擴展到機構之間的聯繫 接下來的工作 應當沿著具體組織和具體任務進行核實 一個聯絡點怎樣設立,接收過什麼要求, 是否有人因此受到跟蹤或威脅, 這些能夠核對的事實,纔是問責的基礎。 報告提供方向,刑事責任仍要由案件證據來支撐。 對遭遇威脅的人保存證據 比獨自判斷對方到底是什麼身份更重要 聯邦調查局建議保留短信語音 截圖視頻和收到信息的設備 並記錄對方是否聲稱與外國政府有關 要求停止什麼活動,怎樣威脅本人或家屬 冒充警察的詐騙和國家參與的跨國壓制都值得報告 但需要通過調查分辨 在美國如果存在即時人身危險 先撥打911 涉嫌跨國壓制的線索可以向聯邦調查局報告 電話是1-800-225-5324 受影響者不需要先替執法機關證明整條指揮鏈 把實際收到的要求威脅和相關記錄交出來 調查纔有機會從一句無法覈實的指控 走到能夠保護人的具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