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森視角】 中國底層和頂層同時出事，兩場危機如何咬在一起？中國兩份心照不宣的契約今年十月同時破裂！中共撬開中國富豪的海外保險箱！ 「談戀愛是情感問題，結婚生子是經濟問題」！中共政策反覆左右互搏？

觀衆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 《傑森視角》 爲什麼北京頂尖大學的計算機碩士 讀到一半突然放棄學業， 而同一時刻， 身家億萬的中國超級富豪卻在海外 緊急砍倉賣股票？ 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和最頂層， 究竟同時發生了什麼？ 而這兩者之間， 又有怎樣的必然聯繫？ 近期《華爾街日報》 和路透社接連發出了兩篇最新獨家報道， 揭開了眼下中國經濟最真實的切面。 下面的幾個真實故事， 爲了保護當事人，用的都是化名。 一連好幾個月， 27歲的馬永健都沒有告訴父母自 己到底在哪兒。 馬永健的父母都是醫生， 他自己也一路爭氣， 考進了北京一所頂尖大學， 接着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 擱在過去， 軟件工程曾是一個穩妥的職業選擇。 可就在去年，碩士纔讀到一半， 馬永健就不再去上課了。 看着人工智能飛速崛起， 再看着中國各大科技企業一輪接一 輪的裁員潮， 他確信自己就算熬到畢業， 也無法找到一份好工作。 既然終點已經堵死了， 他覺得繼續學下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從那以後， 每天早上等室友離開宿舍， 馬永健就在北京四處閒逛， 坐在公園裏看流浪貓。 父母還以爲他在讀研究生， 他也不想說實話讓二老擔心。 今年早些時候， 他選擇到以慢節奏生活聞名的雲南大理， 每天靠父母給的生活費度日。 可沒過幾個月， 無聊和對未來的焦慮又湧了上來。 馬永健說， 以前每個人的預期都是你的生活會 越來越好， 你的收入也會越來越好， 現在不一樣， 現在你看未來就覺得不是那麼有希望。 他覺得自己就處在一種停滯狀態、 關閉狀態，完全沒辦法動起來。 他也清楚， 父母不可能永遠養着他。 馬永健後來離開了大理， 最近一直在印度尼西亞各地旅行， 至於接下來要去哪兒，仍是未知。 馬永健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 他是今天中國整整一代年輕人的縮影。 出生於上世紀90年代 和2000年代的中國Z世代， 是在中國經濟繁榮年代裏長大的。 他們打小接受的觀念都是同一套道理： 只要你在學校裏努力讀書， 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 將來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過上舒適的生活， 而且過得比父母那一輩更好， 就像父母過得比上一代更好一樣。 那些年高校招生人數的激增， 更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期待。 到了今年， 中國有創紀錄的1270萬人從高 校畢業，而且預計未來大約十年， 這一人數還會繼續往上漲。 然而， 當這1270萬年輕人懷揣着文憑 準備步入職場的時候， 迎面撞上的卻是萎縮的就業市場、 愈發激烈的競爭， 以及日益加深的沮喪感。 截至今年8月， 如果不包括在校學生， 中國16到24歲人羣的城鎮失業 率約爲19%， 而美國同齡人羣的失業率只有大約9%； 再往上走一個年齡段， 25到29歲的中國人羣， 失業率也達到了7.5%， 同樣高於美國同齡人的5.3%， 也高於中國約5%的整體失業率。 更糟糕的是， 就算那些保住飯碗的人， 工資增長也已經陷入了停滯。 一些經濟學家認爲，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真實狀況， 比官方統計數據呈現出來的還要慘淡。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最近就做過一 個估計， 他說如果計入那些至少兩年找不到工作、 結果被排除在官方統計數據之外的人羣， 中國的廣義失業率實際約爲10%。 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部門 負責人的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 文·巴奈特，也做了一項分析： 中國目前的城鎮就業總量， 比新冠疫情前的就業增速保持不變 情況下應達到的水平低了約7%。 換算成具體的人頭， 那就相當於比正常情況下少了約3700萬 個工作崗位。 少了約3700萬個崗位的巨大缺口， 落在每一個具體的年輕人頭上， 就是一次次求職碰壁。 28歲的李傑瑞， 老家在山東省濟南。 2021年他大學本科畢業那會兒， 找工作還算順當， 在一家電影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隨後， 他重返校園攻讀媒體與傳播學碩士， 希望能獲得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 但等到今年1月他畢業的時候， 外面的就業市場已經明顯收緊。 李傑瑞估計， 從去年秋天開始求職算起， 他前前後後已經申請了大約100個 職位，可直到今天， 他還是沒能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中間倒是有兩個崗位願意要他， 可他看了一眼條件， 因爲薪酬較低， 年薪才大約1萬1千美元， 按現在匯率估算摺合人民幣一個月 也就六千來塊錢， 而且還需要搬到很遠的地方去， 他只能拒絕了。 他還申請了北京一家大型通訊社的崗位， 一路過關斬將， 通過了兩次寫作測試和兩輪面試， 名字都已經進了最終候選人名單， 結果最後還是沒拿到錄用通知。 現在的李傑瑞， 之前攢下的積蓄早就花光了， 只能一直與父母住在濟南老家， 靠在國有企業工作的父母支持。 這個28歲的小夥子每個星期還在 往外發求職申請， 他說自己非常想要找到一份工作， 想要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不去花父母的錢， 但他實在沒有想到， 競爭竟然會激烈到這種地步。 哪怕是那些走出體制外自謀生路的 年輕人，日子同樣在往下滑。 在上海長大的29歲姑娘唐小潔， 從小就感受到學業期望的重壓。 爲了能進一所好的小學， 她還在上幼兒園的時候， 就去參加全國性的美術比賽； 到了讀高中的時候， 爲了獲得優勢， 她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去參加課外補習。 唐小潔回憶說， 那時候她覺得自己一定要考一個相 對好一點的學校， 要不然將來在社會當中 或者出去工作，就沒有競爭力。 後來她在一家公關公司工作， 新冠疫情封控期間， 她被困在家裏還要加班， 突然覺得自己乾的這份工作並非必要， 於是遞了辭呈。 過去三年， 唐小潔一直做自由職業。 剛開始單幹的時候， 她寫一篇新聞稿就能輕鬆賺到大約300美 元； 可到了最近，謀生變得更難了， 接到的任務要求越來越多， 如果按小時來計算， 她的收入已經減半。 許多多年來承受父母高分期待的年輕人， 正在感嘆前途迷茫， 感到精疲力竭， 也覺得自己被辜負了。 然而， 站在中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那些超 級富豪們，在同一個10月裏， 正經歷着另一場緊迫的倒計時。 在國內內需持續疲軟、 經濟失衡加劇、 財政壓力日益喫緊的背景下， 北京當局進一步收緊了對資本外流的審查 和規則執行。 今年7月下旬， 北京當局設定了一個最後期限： 10月22日。 按照規定， 離岸信託收入必須在10月22日 之前完成申報， 並且要對這類利潤徵收20%的稅款， 要求有離岸信託收入的人在截止日 期前提交自己計算的應繳稅額， 待當局確認數額後繳納。 波士頓諮詢公司估計， 中國的境外財富規模大約爲1.7萬 億美元。 這幾年，離岸信託越來越受青睞， 成了海外上市中國公司的大股東們 把財富存放在境外的常用工具。 在我們看來， 富豪們當年的盤算很清楚， 國內政策風向說變就變， 把資產裝進境外離岸信託， 就像給家族建了一道防火牆 和海外保險箱。 可北京當局這次直接盯上了這個保險箱。 在香港 和新加坡設有辦公室的財富顧問機 構JLT傳承集團， 其首席執行官劉大奧指出，在香港 和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創始人， 在這次最新的稅務行動中受到的衝 擊最大， 因爲他們當中很多人在2014年 到2020年估值高點時， 通過離岸信託出售了股票。 按劉大奧的估算， 單一案例需要繳納的稅款， 可能從幾百萬人民幣到幾個億、 甚至數十億元人民幣不等。 爲了把這筆稅追上來，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國家稅務總局已經下令工作人員， 根據公開的《胡潤百富榜》、 上市公司披露文件 和其他公開信息拉出名單， 去追查那些應繳離岸信託稅的人。 劉大奧還補充說， 在一些富裕企業家集中的省份 和城市， 當地稅務部門已經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組， 致力於蒐集離岸信託的相關信息。 由於這些追稅措施屬於保密事項， 瞭解內情的知情人士在向外界透露 消息時都要求匿名。 爲了讓畫面更直觀， 我們不妨把財富顧問、 家族辦公室人士、律師 和私人銀行家透露出來的幾個不同 富豪與機構的真實處境， 濃縮到一位複合型的典型人物身上， 我們在這裏用化名叫他 “老陳” ——這裏要特別跟大家說明白， 老陳身上的細節來自不同消息人士 披露的真實案例， 並不是同一個人的經歷， 大家也千萬別去富豪榜上找姓陳的 人對號入座。 在我們的故事裏， 化名老陳的這位富豪， 在2014年到2020年公司估 值最高點的時候， 通過海外離岸信託出售過股票。 今年7月下旬追稅新規一出， 眼看10月22日的申報最後期限 只剩屈指可數的幾天， 老陳的家族辦公室忙得焦頭爛額， 現在花在覈算稅款上的時間， 甚至比做投資交易的時間還要多。 爲什麼算個稅能把億萬富豪逼成這樣？ 一位家族辦公室律師透露， 客戶不能用股價下跌造成的虧損去 抵扣應繳的稅單。 與此同時， 要求在三個月內用現金繳稅是巨大 的挑戰。 要知道，富豪的財富大多在股票 和資產裏轉着， 爲了在短時間內湊齊大筆現金交稅， 這個家族辦公室正在出售大約一半 的股票投資組合。 不僅如此， 一家大型國際銀行負責高淨值客戶 和家族辦公室業務的私人銀行家透露， 銀行現在正開始向私人客戶發放貸 款來幫他們支付稅單， 而貸款的抵押品， 正是客戶持有的自家公司的股票。 放到老陳身上， 他一面得砍倉賣掉一半的股票組合， 一面還得考慮把自己持有的自家公 司股票押給國際大銀行， 去借貸款來補稅單。 老陳好歹手裏還有能變現的科技股、 還能拿自家股票去銀行抵押借錢， 而那些在過去幾年裏拿過大額分紅 的房地產開發商， 由於眼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財務狀況已經太虛弱， 根本拿不出錢來支付他們所欠的稅款。 你把前面的失業年輕人， 和現在忙着籌錢繳稅的富豪們放在 一起看，就會發現， 這一底一頂兩羣人的困境在2026年10月 同時呈現，絕不是偶然的。 在我看來， 它們共同指向了一個震動中國社會 根基的變化：過去幾十年裏， 中共體制跟中國社會之間形成的兩 份心照不宣的“隱形社會契約” ，在這個秋天同時動搖了。 第一份隱形契約， 面對的是億萬普通家庭和年輕人， 我們可以把它叫作 “拿順從和苦讀換取階層躍升”。 過去幾十年， 無數中國父母之所以甘願承受極度 內卷的教育壓力， 年輕人之所以肯嚥下二十年寒窗苦 讀的煎熬， 是因爲大家相信那個承諾： 只要乖乖讀書、考上好大學， 畢業就能找到體面的工作， 過上比父母那一輩更好的日子。 可今天， 創紀錄的1270萬高校畢業生走 出校門， 面對的卻是比疫情前趨勢少了約3700萬 個城鎮崗位的巨大缺口， 連北京頂尖大學的計算機碩士都覺 得未來沒什麼希望， 往上走的梯子明顯收窄了。 第二份隱形契約， 面對的則是那些先富起來的民營企業家 和超級富豪，我們可以把它叫作 “拿政治上的順從換取境外資產的 安全空間”。 在中國做大生意的人心裏都清楚國 內產權環境的風險， 但過去很多年， 不少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大股東之 所以覺得還有退路， 是因爲他們可以把高點套現的財富 放進離岸信託，存放在境外。 可現在，隨着國內財政壓力加大， 稅務部門照着富豪榜 和公開信息拉名單、 設專門工作組， 對離岸信託收益徵收20%的稅款， 富豪們突然發現， 哪怕早已把財富放進境外信託， 依然避不開北京的追繳。 當底層年輕人的向上通道收窄， 而頂層富豪的境外避風港也不再穩固， 這兩件看似一頭一尾的事情之間， 其實存在着深層的經濟關聯。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超級富豪被追稅那是富人自己的事， 跟普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有什 麼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順着這條線往下看， 爲什麼當頂層的財富持有者忙着算稅、 砍倉和收縮的時候， 普通年輕人的就業前景也會跟着雪 上加霜。 滙豐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範力民 在評價這一代中國年輕人的處境時 說了一句很重的話， 他說這一代人面臨的局面相當黯淡， 高薪工作將從何而來目前還不清楚。 爲了看清高薪工作爲什麼越來越難找， 我們先來看看27歲的江蘇姑娘張田 和她男朋友程明的遭遇。 張田的父母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 兩人都沒上過大學， 當年被分配到與政府相關的工作崗位， 至今仍在這些崗位上。 張田希望做些更具創意性的工作， 於是選擇學習景觀建築學。 考慮到當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蓬勃發展， 這似乎是個明智的選擇。 誰能想到， 2021年就在她畢業前後，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一家房地 產開發商， 入職約六個月後便被裁員； 後來她終於在上海找到一份行政助 理的工作， 但月薪大約8000元人民幣， 比之前還低； 到了去年晚些時候，她再次失業。 她的男朋友程明，走得同樣艱難。 程明先後被兩家房地產公司裁員後， 開始上網課學習軟件知識， 盼着能轉行去科技行業找個飯碗。 他好不容易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找 到了一個銷售崗位， 結果那家小科技公司後來宣告破產， 到了今年4月， 程明又一次被裁員。 他說自己內心會有一種被社會壓抑、 壓迫的情緒。 張田的母親一直希望女兒有一份穩 定的工作，然後結婚生子，可張田 和程明已經交往了整整五年， 兩人連事業起步都困難重重， 遠遠還沒到考慮安定下來的階段。 張田說得很直白，她說談朋友、 談戀愛是一個情感問題， 生孩子和結婚是一個經濟問題， 我自認爲我們現在還沒有解決經濟 的問題。 張田和程明兩年的接連失業， 直接原因是房地產泡沫破裂、 整體消費需求低迷以及小科技公司 的破產。 但如果我們往深處想一層： 在中國經濟裏， 除了像張田父母那樣有限的政府相 關崗位之外， 真正能夠創造大量白領崗位 和高薪機會的， 靠的主要是民營企業 和背後的民間資本， 以及海外投資。 當張田 和程明這樣的年輕人打算學習人工智能、 盼着科技 和民營行業能重新提供好工作的時候， 那些手裏掌握着資本的富裕階層， 在離岸信託追稅風暴下正在做什麼呢？ 香港的一位信託律師表示， 中國的離岸信託稅制已經迫使一些 富豪重組自己的業務 和家族財富持有架構， 有些人甚至在注入資金之前， 就把剛剛設立好的新信託直接關停了。 還有一名擁有香港公民身份、 目前在香港做保險代理的大陸女士表示， 儘管她的丈夫並不是中國大陸的稅 務居民， 但爲了讓丈夫的財富處於北京的管 轄範圍之外， 她正在放棄自己的中國大陸居民身份。 北京這次把網撒得非常大， 而很多關鍵細節卻是缺失的。 今年7月出臺的新規， 把一個人的納稅義務，綁定在他的 “主要經濟利益” 是不是在中國這個概念上。 這是一個解釋空間很大的概念， 未必能單靠實際居住地 或國籍就輕易解決； 同時， 稅款究竟是從信託設立那天起算、 還是隻適用有限的一段時期， 目前也不清楚。 此外，三名知情人士表示， 對於過去的分紅或股票出售， 納稅義務究竟往回追溯多久， 目前同樣沒有明確的上限； 而七名知情人士則透露， 各地的實際執行情況並不一致， 在某些情況下， 在稅款的償付安排上還留有談判空間。 只要熟悉中國商業環境的人都明白， 當一張徵稅的網撒得極大、 追溯上限不明， 而在地方執行時又尺度不一、 在償付安排上留有談判空間， 這會給財富持有者帶來多大的心理震動。 財富顧問機構JLT傳承集團的首 席執行官劉大奧就明確指出， 在覈算稅務負債之際， 很少有離岸信託持有人會急於去進 行新的投資。 雖然兩篇報道並沒有直接把富豪被追稅 和年輕人失業畫上等號， 但把這兩組事實拼在同一張圖裏， 我們就能看清中國經濟正在陷入的 一個深層惡性循環：在底端， 由於經濟增長疲弱、 企業利潤受抑， 市場上本來就沒有創造出足夠多穩 定且薪酬優厚的工作崗位， 年輕人像張田 和程明一樣在失業中掙扎； 而在頂端， 當面對日益加大的財政壓力時， 當局 通過細節缺失、 要求短期內籌措大額資金的方式向 海外離岸信託追稅， 迫使一些頂級富豪忙於拋售股票組合、 質押股權借貸、 重組甚至關停信託， 而不再急於進行新投資時， 未來的商業環境與民間投資自然會 承受更大的寒意。 財政越喫緊， 對存量財富的追繳就越急迫； 而富裕階層越忙於收縮， 經濟活力與未來的就業創造就越難 走出低谷。 這是一條頭尾相咬的惡性循環。 看到這兒，很多人心裏肯定會問： 面對就業市場的萎縮 和經濟的壓力， 北京的決策層難道看不見這些矛盾嗎？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官方在人工智能、 民營行業， 和青年就業上的一系列動作， 就會看清中共今天治理中國的真實底色。 今年7月， 一名26歲的女孩被科技巨頭百度 裁員了。 她此前在百度從事用戶界面設計工作， 最後一天去百度北京總部上班時， 她拍下了自己交還電腦和工牌、 然後揮手告別的視頻，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數以百萬 計的觀看。 她說自己收拾行李搬回了江西的父母家， 如今每天補覺、和親戚喫飯， 還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她在一段視頻中對着鏡頭說： 我滿腦子都是以後該怎麼辦？ 人工智能發展得越來越快， 離開大廠之後未來的我該何去何從？ 這個女孩的焦慮背後， 是一組冰冷的現實。 除了百度，包括科技巨頭阿里巴巴 和字節跳動在內， 許多頂級僱主已經在悄然裁員。 儘管這些公司並未公開將裁員歸因 於人工智能，但知情人士說， 這項技術是促成因素之一。 從電影製作到金融， 其他行業也在利用人工智能來減少招聘。 一些企業已經將人工智能智能體用作 “數字員工”， 讓它們去從事客服、銷售、會計、 數據分析，甚至人力資源等工作。 上海科技大學的一項研究， 分析了2022年至2026年間 中國五大招聘平臺上的7億條招聘 信息，結果發現， 對於擁有一至三年工作經驗的初、 中級員工， 人工智能造成的招聘需求降幅最大。 如今大語言模型已經接手了這些工作， 導致企業直接取消了低薪的 “起步” 崗位。 長江商學院在2025年對超過1萬1千 名科技工作者開展的一項調查也發 現， 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爲， 未來五年內自己會因爲人工智能而失業。 最耐人尋味的一幕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是誰在背後全力催着中國企業快馬 加鞭採用人工智能的？ 正是中共政府自己。 爲了增強中國經濟的競爭力， 北京全力押注這項技術， 敦促企業迅速採用。 但有跡象顯示， 官員們也越來越擔心人工智能對社 會穩定的影響。 知情人士稱， 官員們已經告誡僱主， 在採用人工智能的同時不要裁員。 這些知情人士表示， 在發出上述警告之前，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峯去年曾調 查一批中國最大的僱主， 一些企業估計， 人工智能可能讓其現有崗位減少30% 或更多。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 這些回答似乎讓何立峯頗感震動。 與此同時， 北京市政府人力資源部門在去年12月 發表的案例研究中寫道， 用人單位在享受技術紅利時， 應當同步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現實中已經出現了兩起具體的判例： 根據法院判決及當事人律師的說法， 在一起案件中， 一家公司用人工智能取代一名質量 控制主管後， 被責令向這位前員工支付26萬餘 元人民幣（約合3.8萬美元） 的賠償金； 另一名負責採集地圖數據的男子因 爲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而失業， 他對僱主提起仲裁， 同樣贏得了賠償。 你仔細看中共這幾年的動作， 到處都是這種左右拉扯的矛盾。 前幾年， 中共政府出於不同原因整頓了一些 民營行業， 其中包括校外培訓公司， 而這些行業原本吸納了大量高校畢業生； 等到穩定的工作越來越難找， 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選擇缺乏保障 的零工經濟， 比如開網約車、送外賣和做直播。 可就在數以億計的人依靠零工經濟 謀生的時候， 正在快速推廣的無人駕駛出租車 和機器人， 又將取代其中一些崗位； 而當一些Z世代年輕人乾脆退出競爭， 躺平的時候， 中國情報機構又出面告誡年輕人要抵制 “躺平”； 把上面這幾件事串在一起看， 中共今天的治理狀態就非常清楚了： 儘管中共過去常標榜長遠規劃， 但目前它真正治理中國時， 往往缺乏真正自洽的長期計劃， 更多時候退化成了一種依賴短期行 政施壓與指令的應急統治模式。 在這套模式裏， 政策往往只盯着眼下最緊迫的單一目標， 手裏主要靠行政施壓來推進。 眼下要拼技術競爭力， 就全力敦促企業迅速採用人工智能； 聽說可能減少三成以上崗位、 擔心危及社會穩定， 又轉頭告誡企業不要裁員； 需要整頓行業時， 就對教培等曾吸納大量畢業生的民 營行業重拳出擊； 看到年輕人因機會匱乏而選擇退縮， 又由情報機構出面訓誡抵制 “躺平”； 眼下面臨財政壓力與資本外流， 就設定緊迫期限追繳海外離岸信託稅款， 哪怕規則細節缺失會讓信託持有人 放緩新投資。 每一個動作都在撲眼前的火， 但不同政策之間的相互衝突， 卻在不斷透支整個社會的長期信心。 在這種短期行政壓力主導的局面下， 頂層的一些超級富豪正忙着清理離 岸信託、拋售股票籌集現金， 而底層的許多年輕人則推遲結婚生子， 在失業、零工與返鄉之間徘徊。 目前， 中國年輕人的情緒更多是無奈， 而非憤怒， 尤其是許多人的父母還會出錢幫助 他們支付生活開支。 但年輕人的這種幻滅感， 未來有可能演變爲對共產黨更危險 的局面，比如社會動盪。 畢竟，就像馬永健自己清楚知道， 父母不可能永遠養着他。 在這種上下都失去平衡的局面下， 表面的平靜還能維持多久呢？ 好，今天《傑森視角》 的節目就到這裏。 謝謝大家的收看！在我的 《傑森新聞快遞》頻道里， 最新的節目是馬斯克的飛行汽車的 現場展示會，炫酷的不得了， 而且馬斯克親自解說， 希望還沒看的趕快去看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