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晚年周恩來》(25)收拾文革爛攤子；在政治與良知之間的選擇(被毛拉下水 製造劉少奇冤案)作者：高文謙；播講：夏秋年

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播講、夏秋年,收拾文革爛攤子,提要。周恩來知道這個差事不好乾,卻不想推辭,而是竭盡所能地擔當起來,他在主持其事時始終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線,絕不觸動文革本身,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問題上糾偏補漏,避免惹怒毛澤東。 雖然整個過程一拖再拖,但沒有出現根本的逆轉,總算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 鄭文,就這樣,以文革派的兩員大將王立官風淪爲階下囚爲標誌,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在經歷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天下大亂之後,終於開始收場了。 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隨之改善,不僅擺脫了曾經一度岌岌可危的處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而且令對手損兵折將,元氣大傷,着實讓中央文革一干人領教了他的手段,在對待他的態度上大大收斂。 更讓周恩來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是,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也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再出面安撫籠絡。在得知周心臟病發作病倒以後,毛特意從上海傳話過來表示關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勞累過度。 隨後,毛又在接見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要批評極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陰謀集團,並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平桃柱》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厲的造反派組織516的名。 對於毛澤東這一連串安撫的舉動,周恩來不免感到受寵若驚,不過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無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在政治上營造一個毛所設想的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對黨內外有所交代。 對此,周本人雖知這個差事不好乾,卻並不想推辭,而是竭盡所能地擔當起來。實際上,從文革發動之初,他心裏就在默默地等待着這一天,結束亂局,重新恢復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國平天下的身手了。 當然,周恩來也深知收拾文革亂局絕非易事,而是困難重重,大亂之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百端待舉,不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脫繮野馬,難於控制,而且還將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內做些補救工作。 與此同時,強林、桓四、中蘇兩國之間處於戰爭的邊緣,儘管如此,周還是決意要把這件事情做下去,畢竟這樣總要比天下大亂好得多,況且經過文革風暴以後,黨內已經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合適的人選來做這件事情了,對此,周氏內心深處是有這種義不容辭的使命感的。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竭力,同時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亂局,爲召開中共九大創造條件,他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解決當地的老大難問題,並以中央的名義發佈多項佈告、命令,嚴令禁止武鬥和阻斷交通運輸,敦促兩派拆除公事、封存武器、恢復生產、共同維護交通運輸的通暢, 對於一些武鬥嚴重的地區調集力量實行軍管,與此同時,他要求各群衆組織開展整風學習,消除派性,實現大聯合,在此基礎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成立各級革委會,重新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引導全國各地相繼轉入了毛所設想的鬥批改階段。 正是放縱容易收束難,上述收拾文革亂局的過程步履艱難,其間幾經周折,歷時近兩年,其中包括髮生了1968年3月的楊愉復事件和其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大的反覆。 下注,楊愉復事件指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璧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撤職關押的事件。 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決心以下,周恩來在主持歧視時又始終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線,絕不去觸動文革本身,最多隻是在一些局部的問題上揪偏補漏,避免觸怒毛。 所以雖然整個過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沒有出現根本的逆轉,最後總算是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到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建立了革委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在政治與良知之間的選擇。 提要,在爲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的問題上,周恩來從一開始就看出這是欲加之罪,不大願意昧着良心去做虧心之事,無奈毛澤東執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經歷了一番內心的掙扎後,周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念頭佔了上風,明知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頭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幫兇的角色。 證文 在他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因爲只有設法證明劉少奇的問題極其嚴重,才能顯示出發動文革這場運動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 爲此,毛澤東在1967年9月下旬剛從外地返回北京後,就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爲召開黨的九大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並且一直抓得很緊。 隨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開始着手進行九大的籌備工作時,毛右就專門對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做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緊劉案的審查工作,無論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劉少奇的歷史問題落實下來。 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來的頭上,他明知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卻不好推辭,因爲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的職務,文革之初由鄧小平兼任,作者著。 因此給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定案正是他分內的職責,況且此事又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關結束文革的大局,在這種情況下,一向信守顧全大局的周只好勉爲其難,硬着頭皮應承下來,擔任中央審查劉少奇專案的牽頭人。 不過平心而論,周恩來對抓這件事並不是那麼賣勁,這和他收拾文革亂局時的態度很不一樣,他在主管這件事時,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聽喝的狀態,撥一撥動一動,他在接見專案組的談話中,總是不斷地說兩面的話,譬如既要大膽地去設想、去調查,又要極其謹慎,一方面強調說對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工作在政治上意義重大, 另一方面又強調要認真核實調查材料,沒有把握的不要作爲證據往上拿。周的這種態度自然影響了辦案的指導思想,使得對劉案的定案工作進展遲緩,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 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爲周恩來是老病復發,想腳踩兩隻船,在政治上爲自己留後路,有必要找機會敲打他一下,不過當務之急還是要把劉少奇歷史上的罪行定下來,眼看預定召開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劉的歷史問題卻無法坐實,這令毛心急如火,於是決定中途換馬,把周撤換下來,由江青接管對劉案的審查工作, 並指定主管黨內肅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助,儘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決定,當時具體掌管劉少奇專案的謝富質立即對下做了傳達佈置,提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江青見毛澤東如此重用自己,把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他去攻堅,自然十分賣力,他曾多次不無得意地表示,我現在忙得很,擔負着中國第一大專案。 不過,江青也確實不負重託,指揮劉少奇專案組日夜奮戰,查閱大量抵僞檔案,從中尋找可以做文章的蛛絲馬跡,突擊審訊,採取各種手段,誘騙逼供,樂取僞證,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危重病人也不放過。 最後總算是如願以償,靠屈打成招的僞證和斷章取義的編造,整理出所謂劉少奇三次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於1968年9月中旬正式報送中央。 不僅如此,急於向毛澤東報功的江青還把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傳閱劉少奇的有關罪證材料變成一次對毛個人的效忠表態,他帶頭在上面批道,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公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要是沒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革命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我作爲一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殊此以明我的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員的忠心和氣節,我將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革命的人民,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小學生。 顯然是對周恩來主管劉少奇專案時的消極態度不滿,江青在批准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審閱時,有意將了周義軍,並把文革派搖語謀善的軍師康生作爲陪榜,點名說,請你們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註一下,特別是恩來同志和康老,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爲你們工作經歷決定這點。 對此,康生心有靈犀,在第二天便表態,跟着批了一篇話,表態完全贊成江青充滿無產階級憤怒的批語。江青的將軍和康生的表態,讓周恩來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臨無法迴避的事態。 本來,以周氏爲人的精細和寶經黨內肅反斗爭的閱歷,不難看出這份拼湊而成的所謂劉少奇歷史問題最正材料中的疑點和破綻。然而,大陸官方的周恩來一傳卻極力爲周開脫,說他不清楚江青一夥有意製造僞證,不掌握真實情況而最終相信了專案組的報告。這種解釋未免太低估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判斷力了。 再說,周爲人的精細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被下面矇騙的。況且,周自己也剛剛因五毫啓示的風波而在政治上經受了一場不小的虛驚,從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過是毛澤東欲加之罪,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劉少奇的歷史問題開刀罷了。 實際上,周恩來本人早已意識到這一點,看出劉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點,許多材料靠不住。在這種情況下,週一開始不願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虧心之事,所以在審議劉案時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不想急於下結論。 爲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頂牛,雙方爭得很厲害,江康曾幾次對周拍桌子,批他是懷疑派,並告到毛澤東那裏,傳下話來敲打他,弄得周壓力很大,最後只好退讓,表示要改你們改。周大概認爲,這樣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審判了,求得心之所安。 後來當毛決定由江青替換周來主管劉案時,他樂得就此撒手,正好躲開這個難題。但是,這一次周恩來卻無處逃遁,不得不在政治與良知兩者之間做出選擇,現在無法確切知道當年周氏在做出決定時的心路歷程,不過必然經歷過一番內心的掙扎和靈魂的拷問則是無疑的。 鄧穎超生前曾對給他寫傳的作者談過,周在做出這一決定時心裏很痛苦,連續幾天一個人在屋裏來回踱步,徹夜未眠,辦公室的燈一直是亮着的。 當然,周恩來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明知給劉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實,存有不少疑點,最後還是保持晚節的念頭佔了上風,在政治上顧全大局,和劉少奇一刀兩斷。再加上週已經意識到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已經引起毛澤東的不快,這回江青將他的軍和康生聯手一唱一和,很明顯就是在奉旨敲打他。 如果再不趕緊表示一個斬釘截鐵的態度,毛氏絕不會輕易放過他的。至於這樣做帶來良知上的譴責和審判,周只好以相忍爲黨,顧全大局一類的說法來爲自己開脫,求得心知所安了。 對此,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在九年之後,爲她丈夫當年在劉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爲,對英籍作家韓素茵曾經做過這樣的開脫。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我們爲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爲了顧全大局。 十天之後,周恩來終於打破緘默,對劉少奇一案正式表態。1968年9月25日,周執筆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訴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公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 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武毒拒權、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不僅如此,周氏之道在劉的問題上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對他的一次考驗,江青不過是毛的傳聲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徑表態才能過關。 爲此,他在劉少奇被捕叛變罪證材料的傳閱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話,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回應江青,他寫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註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公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武毒拒權、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指語錄作者著,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由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江青月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儘管周恩來在批語中狠狠地踹了劉少奇一腳,所用的語言和江青如出一轍,並且用相當肉麻的言詞向毛澤東表態效忠,對文化大革命大唱讚歌,吹捧林彪和江青兩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卻沒有打消毛內心對他的疑慮,因而不想輕易放過他。 爲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來在隨即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代表中央做關於劉少奇歷史問題的審查報告。這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曖昧,想獨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徹底拉下水,讓他爲劉少奇一案承擔歷史責任,以後即使翻案變天,周也是有口難辯。 爲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節,周恩來明知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頭皮喝下去,爲毛澤東火中取栗,扮演了幫兇的角色。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了周恩來代表中央所做的關於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通過決議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這件事成爲周市在文革中一大歷史污點。 知乎莫若七,前面鄧穎超所提到的就是指的這件事,他曾對中共黨內一批總想揚州貶毛的老幹部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這麼搞,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瞭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能夠向歷史向後人交代嗎? 應該說鄧穎超在這一點上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歷史上是迴避不了的,也無法爲自己的丈夫辯白,只能聽任歷史來評判。 在本章結束之前,圍繞着涉及周恩來歷史責任的專案審查問題,再選幾個引起海內外關注的案子做點說明,目前坊間流傳一種說法,說周恩來在處理王光美的問題上主張處以極刑,而被毛澤東保了下來,這種說法在海外學術界很有市場,被廣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惡,主張殺掉劉少奇,言之鑿鑿。 已作者曾在大陸多年從事文革史研究的經歷,翻閱了大量當年的歷史文獻,其中包括許多被列爲絕密的檔案,並沒有看到過此人該殺一類的原始批鑑,這只是一種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同時也太不瞭解毛州各自的爲人。 應該說,在整劉少奇的問題上,毛澤東是主謀,周恩來是跟着乾的,更確切地說是被毛拖下水的,毛雖執意要在政治上置劉少奇於死地,卻不願意背上公然殺他的罪名,這是他對待政敵的一貫做法,無論是在建國前對張國燾、王明還是建國後對彭德懷都是如此,在毛澤東看來,根本用不着幹這種脫了褲子放屁的蠢事, 只要在政治上宣判這些人的死刑,然後給他們吃飯、拉屎、睡覺三大任務,一直關到死完事,這樣既在政治上達到了目的,又不必在歷史上承擔罵名,還可以顯示毛本人的寬宏大量。 當劉少奇在監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燒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劃清界限,生活標準不降低,應該說毛所慣用的這一手,比斯大林爲了除掉自己的政敵而在肅反擴大化中大開殺戒更爲陰毒老辣。 既然毛澤東不想殺劉少奇,一向善於官風而又很會做人的周恩來,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來充當惡人,這並不符合他一貫的爲人處事之道,這一點從他對處理劉少奇與鄧小平專案大相徑庭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來。 這並不是他有意後鄧駁劉,而是他在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在一面批鄧的同時,一面又在私下談話中多次表示對劉鄧要有所區別,要把兩人拆開來。周恩來是個聰明人,豈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 所以在處理鄧小平專案的問題上,周自然有了較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不大理會林彪、江青的態度。比如,鄧小平專案組當時曾要求周恩來對鄧本人歷史上的幾個疑點提供線索,進行幫助指導,他先是把這份報告壓了下來不予理睬,後又在鄧入團轉黨的問題上親自出來做證明。 在鄧下放江西的問題上,周氏也做了格外關照,堅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在廬山會議毛鄰交惡以後,周更是乾脆趁機把鄧小平專案組撤銷掉了。至於目前海內外流傳周恩來主張殺王光美的說法,則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事出有因。 劉少奇平反後,他的子女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當時林彪、江青一夥要給王光美判死刑,毛澤東批了刀下留人。不過,根據作者所接觸過的檔案材料和訪問有關知情人,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當時主張殺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是周恩來,不過江青並沒有在正式會議上提出,而是個別同胞講的。 後來在1970年6月間,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央正式報送了《關於王光美特務罪行的審查報告》,提出鑑於王光美是一個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罪行嚴重,建議永遠開除他的黨籍,並依法懲辦。在這裏,專案組並沒有言明其中所謂依法懲辦是處死還是判刑。 對此,當時在中央主管這一專案的江青首先做了批示,以同意,然後送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謝富質、汪東興審批,林彪批了同意,周恩來則表示應予判刑。最後,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話,暫時還不宜判刑,一切這類專案,對罪犯都宜調研從嚴,處理從寬,保護犯人,使他們感覺到出路,以便保留活證據,對將來有利。 此事請中央一議,其中保留活證據便是所謂刀下留人的由來。就這樣,王光美一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直到毛死後兩年多才被放了出來。歷史總是在不斷捉弄人的,毛澤東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剪除掉心腹大患劉少奇後,到頭來卻發現扶植起林彪這樣一個更加難於駕馭的對手,這完全打亂了毛原本想通過召開中共九大。 實際上,九大召開之日就是毛林兩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之時,在刻意營造的團結勝利的表面氣氛之下,新的一輪黨內權力鬥爭已經悄然展開。 在這種情況下,早已被文革亂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來還沒有來得及稍稍喘一口氣,就被捲入到另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