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下)

乾隆要求各地官員 迅速抓捕教魂案的嫌疑人並結案 面對乾隆施加的壓力 地方官員不得不採取各種手段應付 此時的江蘇巡撫張寶是這樣做的 根據乾隆皇帝所掌握的信息 江蘇省內藏匿著多名涉嫌教魂的妖人 然而到了1768年8月中旬 負責蘇南地區的江蘇巡撫張寶 仍未能捕獲任何教魂案的嫌疑人 無奈之下 他不得不向皇帝提供一些線索 張寶向皇帝報告說 早在春天四月份 省內就有一人因剪斷一個男人的辮子而被捕 該人在受審時聲稱 他這麼做只是為了製造混亂 以便在混亂中偷竊錢財 當地官員並沒有重視此事 只是將其關押並未上報 之後又發生了兩起類似案件 但那些被指控剪辮子的人 要麼被當場打死 要麼在被追捕時走投無路而自殺 乾隆皇帝在聽到張寶的彙報後 嚴厲批評了他 認為他的下屬官員怎能輕信這種狡辯 從而耽誤瞭如此重要的案件 乾隆指出 如果早些時候就能積極調查 就不會有後續兩起事件 嫌犯也不至於被人群逼至絕境 由於這一策略未能奏效 張寶只好將責任推給臨省 告訴皇帝 他已經指示地方官員 密切關注一名妖僧 據說這名妖僧是教魂案的主要策劃者 這樣 皇帝的注意力或許會轉移 張寶只需防止這名妖僧 從安徽逃入江蘇即可 但結果並不如張寶所願 乾隆皇帝斥責他瀆職 認為平時跨省追捕犯人是不恰當的 但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有所顧忌 乾隆皇帝要求張寶 挽回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 但張寶卻轉移話題 向乾隆報告了另一起延誤案件 聲稱該案已取得重大進展 然而 這一招並未打動乾隆 皇帝認為張寶作為巡撫 分不清主次 不知道哪些事情是當前最重要的 哪些可以暫時放一放 皇帝表現得非常急迫 對教魂案的處理 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擴大化 隨著1768年8月的到來 教魂的流言已經擴散至全國各地 多省紛紛上報了與此相關的案件 在直隸地區 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 官方收到了17起 關於辮子被剪的報案 為了防範這種所謂的邪術 許多人開始在家門口和牆壁上 貼上了辟邪的符紙 這些事件越來越接近京城 皇帝也變得更加憂心忡忡 到了1768年9月7日 乾隆皇帝在向七省官員發出的指令中 首次明確將教魂邪術與替罰令相提並論 皇帝的態度表明 他認為教魂不只是無稽之談 更是一場潛在的政治陰謀 他懷疑有人故意散佈這種謠言 意在激起民眾的恐慌 又使他們自行簡辯 從而成為對抗清廷的力量 皇帝既然已經對事件的性質 做出了這樣的定論 官員們迅速啟動司法程序 所有人都明白 真正的焦點不在於所謂的邪術 而在於謀反 在封建時代 這是最為嚴重的罪行 激起教魂案件的相關嫌疑人 被帶到了承德避暑山莊 由乾隆帝信任的軍機大臣傅恆負責審訊 不過讓乾隆帝感到失望的是 這些案件中沒有一件能夠明確證明 與謀反有關 比如有一個案件涉及一個姓孟的農民 他在睡覺時辮子被剪掉了幾寸 他的妻子擔心他會因此叫魂 又聽信了謠言 認為只要將剩餘的辮子剃光 就能避免災難 於是請剃頭匠為丈夫剃頭 傅恆經過詳細審問後 認為孟農民的陳述大致可靠 他剃頭是出於無知 並沒有反叛的意圖 因此傅恆建議將他送回原籍 在另一起案件中 為了應對乾隆施加的壓力 地方高官不得不加大力度 將壓力轉嫁給基層官員 期望他們能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展 這種自上而下的壓力傳遞 使得基層官員在處理案件時 常常採用一些畸形的手段 在山東的一起案件裡 一名流浪的和尚被當作嫌疑人逮捕 在嚴刑拷打下 和尚被迫編造了一份名單 聲稱名單上的人 都是他剪過辮子的受害者 知縣拿到這份名單後 如獲至寶 命令牙醫在短短五天內 找到所有所謂的受害者 實際上牙醫們並沒有找到這些人 為了避免受到懲罰 他們選擇了撒謊 從而證實了和尚的供詞 這使得案件愈演愈烈 通過刑訊逼供得到的供詞 往往站不住腳 一旦重新審查 就會暴露出破綻 軍機處對這些通過刑訊逼供得到的供詞 表示嚴重懷疑 不久 乾隆皇帝也意識到了問題 他曾認為已經掌握的謀反證據 實際上並沒有得到證實 他抱怨說 各地官員上報的嫌疑犯 口供荒謬至極 要麼是犯人撒謊 要麼是被逼供 都不足為幸 他質問地方官員 這樣下去 真正的罪犯還怎麼抓捕 教魂案的原告 從一開始 就只有皇帝一人 如果皇帝不鬆口 官員們自然不敢懈怠 因此 這個徒勞無功的過程 還得繼續 在這種情況下 只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 才能打破這個僵局 時間飛逝 到了1768年10月 出現了一個轉機 刑部尚書劉統勳 也就是當時的最高司法官員 從北京前往成德 向乾隆皇帝匯報工作 此前 他一直在北京 負責處理教魂案件 劉統勳是一位 備受尊敬的高官 他的兒子劉雍 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劉羅郭 同樣聲名顯赫 在呈遞給乾隆的報告中 劉統勳詳細列舉了 每一起教魂案件的疑點 在成德的五天時間裡 他每天都與乾隆 共同處理公務 據推測 劉統勳在這五天中 運用了他精湛的溝通技巧 說服了乾隆皇帝 在他陪同乾隆 返回北京後的兩天 皇帝便下令 停止了對教魂案的 進一步追查 雖然皇帝實際上 已經做出了讓步 但在公開場合 不能直接承認 最終 為了給整個事件畫上句號 乾隆提供了一個官方解釋 之所以教魂案 會蔓延至多個省份 是因為負責江南地區的 高級官員 未能及時上報情況 翫忽職守 皇帝隨後下令 將教魂案的嫌疑人 轉移到北京 但審查結果顯示 其中並沒有真正的罪犯 反倒有不少無辜者 受到了牽連 這都是因為地方官員 錯失了處理時機 為了避免進一步擾亂地方 追查行動必須立即停止 與此同時 乾隆皇帝依然強調 地方官員不能放鬆警惕 這樣 皇帝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也沒有直接承認 教魂案的指控 而是將所有的責任 都歸咎於官員的失職 接下來 是時候懲罰那些 失職的官員了 兩江總督 江蘇巡撫 安徽巡撫 浙江巡撫 前江蘇巡撫 以及山西巡撫 還有一批職位較低的官員 都遭到了降級或革職的處分 乾隆通過這些舉措 不僅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也對江南官場 進行了一次整頓 那些被派去 管理江南的總督和巡撫們 未能成功捕獲 那個所謂的 虛無縹緲的謀反首領 這在乾隆看來 就是他們被江南文化腐蝕的明證 處理完官員之後 對於那些曾被關押 並遭受嚴刑拷打的嫌疑人 又該如何處置呢 還記得故事開頭提到的 蕭山縣的那四名和尚嗎 在九月初 清剿行動擴大化時 他們再次被捕 並從浙江押送到了成德 接受最高司法機構的嚴格審訊 與他們一同受審的 還有那個誣陷他們的蔡補毅 經過近兩個月的審理 由軍籍大臣組成的法庭 最終維持了 浙江省級衙門的原判 確認和尚們 確實是被蔡補毅誣陷的 他們的供詞 也是在嚴刑逼供下產生的 最終和尚們被遣返回原籍 並被宣佈無罪釋放 蔡補毅的情況就嚴重多了 他自然難逃死刑的懲罰 現在 軍籍大臣們的調查 重點在於查明 蔡補毅承認自己栽贓的行為 有沒有受到 浙江地方官員的指使 他這麼做的目的 是否是為了掩蓋 真正的教魂案的存在 蔡補毅也算是一條硬漢 他知道自己死期將至 不願意牽連更多的人 他對審問者說 自己都要死了 怎麼可能還會替別人承擔罪責呢 軍籍大臣們聽了 覺得這話合情合理 於是判他斬首 秋後執行 其他的教魂案件 最終的處理方式也大致相同 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 最終竟然連一個確鑿的罪犯 都沒有找到 從荒謬的謠言開始 經過一番徒勞無功的折騰 最終以尷尬的方式收場 那麼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整件事呢 對普通民眾來說 教魂案成為了一場 在案件擴大化之後 任何一個普通人 都似乎擁有了傷害他人的權利 只要看誰不順眼 就可以去官府告發他 聲稱他與教魂案有關 隨即這個人就可能遭遇不幸 對於社會底層的人來說 這樣的機會並不常見 一旦有機會打擊自己的敵人 他們自然樂於利用 比如在紙裡 有一個叫關德林的人 張二無力償還債務 就誣告關德林是撿辮子的妖人 即便沒有特定的敵人 將罪名扣在和尚和乞丐頭上 也是常有的事 因為他們被視為危險的外來者 常常與超自然的事物聯繫在一起 極有可能擾亂當地的秩序 對皇帝而言 教魂案是他個人焦慮心理的集中體現 1768年 乾隆徵討緬甸的戰爭陷入僵局 此時將注意力轉移到國內事務上 可能是他發洩煩惱和沮喪的一種方式 更重要的是 政權被顛覆和滿族被漢化 是乾隆長期以來的兩大心病 教魂案涉及到辮子這一非常敏感的象徵 加劇了他的憂慮 再加上乾隆一直對江南地區心存戒備 擔心那裡的文化會腐蝕官員的人格 因此想要整治江南的風氣 教魂案便成為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 無論是民眾還是皇帝 都有將事件擴大化的動機 為何教魂案起初聲勢浩大 持續了數月 最終卻草草收場 這與當時的官員群體有著密切的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 那些被乾隆皇帝批評為無能的官員們 實際上成為了乾隆時代的一種幸運 他們既不像普通民眾那樣 輕易相信妖術的存在 也不像皇帝那樣過度疑神疑鬼 精神緊張 作為官員 他們對待教魂案的態度 可能和其他事物一樣 有些懶散 有些敷衍 有些固守成規 然而 對社會來說 這些習慣反而起到了溫和的緩衝作用 他們的行為 在客觀上限制了皇帝的專制權力 為社會上的狂熱情緒踩了一腳剎車 若非孔飛利對教魂案的深入挖掘 這一事件可能仍舊埋沒在眾多史料之中 不為人知 那麼 像孔飛利這樣的著名學者 為何要關注這樣一個 似乎並不顯眼的事件呢 難道他僅僅是出於好奇 想要重現一遍清代君臣的處世哲學嗎 並非如此 孔飛利撰寫這本書 實際上是在探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中國邁向近代化的過程 是自主發生的 還是被西方的炮艦 強行打開國門的結果 這個問題看似與教魂案無關 實則有著密切的聯繫 在孔飛利看來 教魂案是乾隆時期社會危機的一個縮影 它起初只是一個小小的謠言 但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 所帶來的生存挑戰 人口的激增 加上生產力並未同步提升 導致整個社會的生存壓力劇增 許多人因此破產 流離失所 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這種生存壓力 是傳統農耕社會難以消化的 中國實際上已經站在了現代化的門檻上 面對這一挑戰 中國要麼改變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 要麼堅持傳統 走向王朝更替的老路 那麼中國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並沒有像同時代的歐洲那樣 在危機面前進行社會的全面變革 當時的中國擁有一定的技術能力 龐大的商貿經濟 並不缺少複雜的法律官僚體系 以及儒家教化所提供的社會理性 然而 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 並沒有引發啟蒙運動 沒有帶來技術進步和社會危機的緩解 觀察教魂案前後的中國 社會依舊平靜 民眾並未意識到社會危機的根源 對政治的參與度並未提高 皇帝實現了一些政治目標 例如整肅官僚體系 鞏固社會秩序 官僚系統也恢復了平靜 暫時不再擔心自己的職位不穩 最終 大家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教魂案引發的大恐慌終於結束了 但是 社會的根本問題仍然存在 只是被暫時擱置 等待下一個觸發點的到來 這正是教魂故事背後 所蘊含的深層意義